大革命失败原因研究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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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　第2期

大革命失败原因研究综述

房晓军

　　大革命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人民大革命,“它胜利了,但又失败了”。

我们应该“从过去大革命的血泊中找出真正的革命道路”,并从中得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有积极意义的启示。

十几年来,史学界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研究,突破了传统观点的局限,从许多新的角度和侧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新的见解。

一、党内右倾错误说

关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传统的观点认为主要是中共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所致。

毛泽东曾多次提到这一点,早在1928年他就指出:

“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

”华岗同志于1931年出版的《中国大革命史》中也指出:

“客观上的困难,并没有完全决定中国大革命必然要失败的力量。

我们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应当坦白地承认:

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无产阶级的先锋——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政策。

”这是史学界的传统观点。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坚持了类似的看法。

直到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卷）,仍把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敌强我弱,作为革命中坚的党的领导机关又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并继续引用了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的论述加以说明。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

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

”



上述传统观点,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在斗争实践中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而得出的结论,这种观点着眼于检讨党内在大革命指导思想上的失误。

尽管有一定的局限,但体现了中共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从实践出发探索正确路线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正视错误,勇于担当历史责任的优良的思想作风。

二、党内“左”倾错误说

《南开学报》1997年第4期发表的蔡文杰的《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左”倾思想论析》一文认为,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不仅犯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且也存在着“左”倾错误,而这一时期“左”倾错误的发生也是有其理论根源的。

大革命时期“左”

倾思想的正式出现是以中共“四大”为肇端的。

伴随着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提出,同时出现了一些“左”倾思想,例如认为民族革命不再是完全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并因此出现了混淆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迹象。

“五卅”运动后,“四大”的“左”倾思想,特别是有关阶级斗争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后来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在大革命后期,“左”倾思想及行动全面回潮,尤其是在“四一二”政变后,中共的“左”倾思想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在实践上,它导致了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严重的“左”倾错误,激化了联合战线中本已日趋复杂的矛盾。

“左”倾和右倾错误的共同存在,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迅速失败。

右倾机会主义是大革命失败在主观方面的主要原因,但当时的“左”倾思想和行为对这次失败也负有相当的责任。

以往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研究中,仅仅强调党内右倾思想的危害,而忽视了“左”倾思想的影响,该文从 

:

新的角度弥补了这一缺陷。

这不仅有益于我们对问题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更加清楚地认识后来长期影响我们的“左”倾思想的历史渊源。

三、共产国际右倾错误说

曲厚芳在1987年第3期《文史哲》上发表的《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与共产国际》一文中指出,过去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共的观点,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因为在大革命时期中共贯彻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路线,大革命的蓬勃发展与最终失败,都是与共产国际分不开的。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右倾错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领导权的问题,共产国际低估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对国民党的性质缺乏正确的认识,并始终对国民党抱有过高的期望,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变毫无思想准备。

第二,关于革命武装的问题,共产国际从军事上全力支持国民党,壮大了国民党的力量,与之同时,却把共产党的任务主要限制在工农运动方面,没有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从而使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中共失却了制止国民党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力量。

第三,关于农民同盟军问题,共产国际较早地认识到农民土地问题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但没有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途径,也没有制定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土地革命路线。

该文对共产国际指导大革命的右倾错误的分析,突破了局限于中共党内找原因的框框,把大革命放到了世界革命的大环境下来考察,使我们在失败的教训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国际上的经验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重要性。

四、共产国际“左”倾错误说

1997年第5期《中共党史研究》发表的杨熙曼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理论与政策关系新探》一文认为,传统说法认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无论理论还是政策,都表现为右倾退让。

而事实上,共产国际指导大革命所犯的错误从政策上看是右倾退让,而与之相联系的理论体系则是“左”

倾教条主义。

“左”倾理论转化为右倾政策,是在国共合作的特殊条件下发生的。

第一,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及其领袖人物的阶级属性作了错误的估计。

对国民党实行退让,从客观上看是对资产阶级的退让,这当然是右倾的。

但是主观上这种退让,乃是与把国民党看成工农党、小资产阶级政党这一“左”的理论相联系的,与夸大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右的理论并没有什么联系。

这样,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一系列理论上的“左”的错误,便转化成了右倾错误。

第二,共产国际按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为革命和妥协两个阶段,从这一“左”倾观点出发,以为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正式叛变之前处于革命阶段,由此,对其反动活动缺乏必要的警惕和斗争。

第三,共产国际把中国的工人阶级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力量对比,对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这个结论是右倾的,但提出它的思路却是“左”倾的和教条主义的。

总之,由于上述三种因素,共产国际“左”倾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转化成为实际工作中的右倾政策,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该文成功地运用辩证思维,论证了共产国际的“左”倾思想与右倾政策之间的转化关系,使我们对共产国际右倾错误的形成缘由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

五、党内合作形式说

孔凡岭在1995年第3期《齐鲁学刊》上发表的《试论党内合作的局限性》一文指出,第一次国共合作所采取的党内合作形式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内在地决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短暂性和破裂的必然性。

（一）党内合作使国民党革命性有所增强,但影响了共产党对其资产阶级本质的认识,产生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党内合作开始时有利于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但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共产党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最后丧失领导权。

（三）党内合作对群众运动虽曾起过推动作用,但又严重限制了它的深入发展,群众运动最终被镇压下去。

（四）党内合作虽促进了军事工作,但妨碍了共产党独立地掌握革命武装,使统一战线缺乏中心支柱而破裂。

（五）

党内合作固然使共产党力量有了较快发展,但更增强了国民党的势力,使其具备了反共的资本。

辩证唯物主义讲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不适合内容时,也会阻碍内容的发展。

对于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来说,国共合作是必要的,但国共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政党,采取何种形式合作更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却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

这一历史经验对于今天的统一大业仍有启发意义。

六、三大政策局限说

《长白学刊》年第5期上发表的谢晓鹏的3

2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原因新探》一文,从一个新的角度分析了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局限性,及其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关系。

文章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是新三民主义,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新三民主义的灵魂。

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性,将中国革命推向了前进。

但由于三大政策的制定是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目的是为了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以又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第一,孙中山主张联合苏俄,“以俄为师”,效仿苏联革命方法,但又反对苏化,拒绝实行苏俄社会制度。

第二,他主张联合中共,以共产党人作为新鲜血液去复活国民党,但联共的本意是“容共”。

第三,他主张扶助农工,“唤起民众”参加革命,但又主张阶级调和,并要求工农服从国民党。

以上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局限性,必然造成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即新三民主义的不稳定性,它使国共合作潜伏着破裂的危险。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利用并夸大了孙中山三大政策中的消极因素,背叛和篡改了其中的积极因素,最终导致国共合作破裂。

该文提出了一个牢固的共同的政治基础对两党合作的重要性,这对于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有借鉴意义。

七、两种革命运动说

王承璞在《北京师大学报》1991年第5期发表的《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一文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如果不仅仅从主观原因上去分析,而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去考察,归根结底在于新旧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运动不可能长期共同地在政治轨道上运行。

国共两党所领导的革命,是新旧不同的两种革命运动,它们彼此都有各自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并代表着各自不同的阶级利益。

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运动以党内合作的形式交错在一起,必然会形成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局面。

同时,由于陈独秀等领导人在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这些至关重要的斗争策略和政策上没有很好地把握住,没有提防蒋介石的叛变,遂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该文从两种革命的不同性质入手,指出了国共两党矛盾的症结所在,而我们党的失误恰恰在于对这一矛盾性质的认识模糊不清。

大革命的失败有着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的原因,这一研究尚待进一步拓宽领域和加深认识。

例如对经济背景的分析和社会心理因素的探讨等等。

〔注〕: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48页、1257页。

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372页。

（责任编辑　时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