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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这一复杂形势导致了中苏关系在南京政府辖区断绝不存，在北京政府统治区域却继续存在的奇特局面，且这一奇特局面在1928年南京政府统一中国后依然存在。
中苏关系形成的特殊进程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本文拟就《大公报》、《申报》、《东方杂志》等媒体对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中国至“七•七”事变期间对中苏关系的认识演变作一考察，从一个侧面展示国人对外关系观念在这一阶段的现代转型样态。
一
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后遭遇的第一起重大外交事件即是发生在中苏之间的中东路事件。
对该事件的本身，学界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
其中，杨奎松先生的近作对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其中的因果联系作了更为周详的阐论。
杨先生的深刻分析揭示了事件背后政治领袖们参与事变的真实思想及其处理事变的成败得失。
③这无疑是历史研究追求的重要目标。
但是，历史事件给历史留下的印记尚不止此，至少，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还必然要留下时人对事件的认知。
研究时人对事件的理解与认识，对重建历史的因果联系显然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参与乃至制造历史事件的政治领袖尽管都有背后的政治目的，但又都必须向世界公开一种能得到社会大众认同的理由为自己参与或制造该事件建构必不可少的合法性。
而大众的认同即是当时社会观念的共同倾向。
正是这一共同倾向构成了历史所以如此演进的客观基础。
在大众传媒发达的现代社会，社会大众的共同倾向必然由能体现相对多数人观念的舆论加以表征。
中东路事件是以1929年5月27日东北当局搜查俄国驻哈尔滨领事馆开始至强行接管中东铁路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总称。
事件发生后，当局公布的理由，一是俄人把持路政，二是俄人利用铁路机关宣传赤化。
此点在收回中东路权后的宣言中说得最为明确。
1929年7月10日，东三省交通委员会接管东铁路局，驱逐苏方人员，以华人和白俄人员替换，事后发表宣言称：
“苏联方面，完全蔑视1924年之奉俄协定，专断的行使路务，且藉此机关，宣传赤化。
故中国根据奉俄协定之精神，撤换管理局之俄员。
如有反对者，当采断然之措置。
”④同时，东三省铁路督办吕荣寰的声明亦称：
“查苏联之行动，益复变本加厉，日前搜查领馆一案，证明苏联重要路员，皆系宣传赤化分子，一面假路员之地位，作宣传之工具，一方假工会之势力把持路权，反互为用，别具深谋。
凡此种种，是不仅牺牲路务，损害华方权益，其宣传赤化，显有图谋危害驻在国家之行动，是对协定不仅消极抵制，不事施行，抑且力行宣传，积极破坏，流毒所及，何堪设想。
本督办职责所在，忍无可忍，为保护华方应有之权利，奉有政府命令，遵照协定，从事执行。
”⑤
上述理由含有国家权益问题，但更主要的成分则是政治意识的对立。
从公布的事由看，当局视为最不可恕者乃东铁俄员皆为宣传亦化分子，他们利用东铁及相关机构从事赤化宣传，危害民国。
作出这一判定的依据则是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馆所得。
从外交角度看，当局直接采取断然措施关闭外事机构，驱逐所有俄员的理由显然并不充分。
首先，在无确实证据的前提下先搜查而取证就显然不当。
而且，苏方称此次搜出的文件“均是俄文及英文无汉文”，“俄方认为不是对华宣传”⑥，亦并非毫无道理。
何况，在双方事实上有国家关系协定存在的条件下，发生权益争议时应先通过交涉途径加以解决，发现驻地外员从事与身份不符的活动时则可驱逐该员出境，而不能一有争议就强行关闭双边关系通道，更不能凭怀疑采取断然措施搜查外国领馆，以获取外员从事非身份活动的证据。
正由于此节不当，当时驻华外交使团对中国的举措不表同情。
报载消息说：
“使团向来同情于我国反俄。
此次接收东路，则论调不同，盖白色帝国主义与赤色帝国主义其旨趣相同。
”⑦但是，当局所持显然欠妥的发动事变理由却得到了《大公报》、《申报》、《东方杂志》等媒体的坚决支持。
其时，《东方杂志》的评论对政府强行夺回路权的理由表示完全认同：
“这次收回中东路局的行动非常迅速。
在初意我国只在收回中东路的电信权，却不料后来发见苏俄共产党人竟有利用中东路图谋不轨，才决意收回中东路局及其附属各机关。
”⑧评论把收回中东路权的理由完全归结为苏联共产党人利用路局从事赤化活动，政治意识倾向较政府更为显明。
此前，即当局搜查俄国驻哈领馆后，《大公报》发表的社评对同一理由作了尤为激进的表述：
俄国利用中国国内弱点，运用手腕，益较灵活自在。
如政界近来宣传西北军阀，勾结苏俄，订定密约，条件具备。
国中已决大兴讨赤之师，而对外则始终不闻有一字抗议，亦不为正式之宣布，举出确实证据，诉诸世界。
反令莫斯科政府发表宣言，正式否认，指为虚构。
此等办法，直令苏俄讪笑，愈使其赤化运动，如入无人之境。
幸得东省当局，有此搜查领馆之举，足为华人解嘲，足使俄人知儆……吾人甚愿东省当局，商承国府，趁此时机，将东路主权，完全收回，舒国家东北之隐忧，除国际阴谋之本据。
⑨
社评不仅完全认同当局断然处置对俄关系的理由，而且大加阐扬，把国民党在国内镇压共产党的政治举措与东北当局驱俄外交行动视为同质之事，并力主政府进一步采取断然措施，强行收回中东路，以根绝苏联利用中东路大本营赤化中国的隐忧。
这些带有鲜明政治倾向的评说透露出由国共分裂形成的反共政治意识已成为舆论界认识中苏关系的主导观念。
舆论的观念倾向不仅影响民众的认知，而且决定自身对报道内容的选择。
二者相互作用，进一步形成社会的主流认识。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媒体由于带有明显的反赤化倾向，导致其时刊出的众多有关事件的报道也浸透着这一观念形态。
7月17日，苏联宣布对华断交之际，《申报》报道了各界的反响，其中，反赤化内容始终占据显要的位置。
该报摘录的上海各工会宣言说：
“眈眈虎视我国之苏俄，在我国之边境宣传赤化，破坏我党秘密工作，由来已久。
此次中东路路员，及哈埠之俄民，在俄领馆，屡次开秘密会议，以期煽动风潮，从事侵略……愿我全国同胞，用全民的力量，来与苏俄周旋……使赤色帝国主义者，不敢藐视我堂堂之华胄。
”⑩同日所录市学整会宣言持论更激烈：
“赤色帝国主义之苏俄，竟违背1924年中俄协定，利用中东路为其宣传赤化机关之中心，其敢在驻哈埠领馆内秘密集议，经我国警察捕获证据……解散其铁路工会，查封其赤化机关，驱逐其赤化分子。
”并申言“共产为祸，烈于洪水猛兽，彼苏俄竟以中东路专作宣传赤化之中心，邪说惑人，伊于胡底”，因此，“为防共计，对中东路不得不力争”。
（11）此类报道屡见报端，其中虽亦有提及侵犯权益之处，但反赤化色彩的鲜明性却更为突出。
媒体反赤化的强烈观念倾向，不仅导致了舆论对中苏政治对立的放大性持论，而且造成了其时社会认知对外关系的价值标准。
这一点，从舆论对济南事件与对中东路事件的不同态度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与中东路事件仅隔一年之济南事件，系由日军横阻南方政府军北伐而制造的重大事件。
尽人皆知，在此事变中，日军对华人之横暴与残忍令人发指。
时当局者出于实力与大局考虑，采息事宁人之策以处之。
舆论亦就表示理解，并力劝民众切勿感情用事，别生枝节。
事变发生第3日，《大公报》的社评指出，济南事件“华方死伤无算”，更有“外交主任蔡公时受日军割鼻之伤”，形势至为严重。
“吾人处此时机迫切之时，极愿保持冷静之头脑，为和平之呼吁”。
“中国国民，当冷静自制……期将大事化为小事。
慎勿遽动感情，别生枝节。
须知隐忍自重，今乃不得不尔者也。
”（12）同期《申报》的态度亦复如此。
5月5日，《申报》时评指出：
“闻此次济南日兵之挑衅与侮辱，为中国人者，未有不愤激也。
然既知其为挑衅，则挑衅之后必有预定之计划。
我苟以愤激以应其衅，则适中其计……故对于挑衅之应付，惟有镇定而预备，不为愤激之举。
”（13）另一时评说：
“此次对济南事件，国人虽极忿懑，然皆能悉听政府之主张，而力加忍耐，一致而不散，一反旧时之错乱，此一种齐一之表示，足以增加国民之力不少。
”（14）时评言国人皆能与政府采取一致态度，以忍耐镇静方式对待事变，其自身态度自然亦不悖于此。
由此而认定在日本制造济南事件之际，全国上下并未出现情绪高度激越化是可以成立的。
相对而言，中东路事件由中国当局主动挑起，其严重程度显然远不及济南事件。
而且，在事件发生之初，苏联还曾表示希望事件和平解决，国内报纸也报道了苏联派交通部副部长塞列普利亚哥夫赴哈尔滨交涉，力图和平解决事变的消息。
（15）但是，当时舆论反映出的国民反苏情绪却激越得多。
事件发生后，尤其是苏联发出最后通牒后，《申报》的报道集中了民众反苏的大量消息，标题即多带强烈感情色彩。
如《吉黑大军开赴中俄边境增防》（16）、《各界对俄之奋起》（17）、《万众一心同赴国难》（18）、《市宣传部举行反俄宣传大运动》（19）、《粤各地对俄之敌忾》、《粤军准备对俄作战》（20）、《昨日反俄市民大会——参加团体1300余个，到会人数50万以上》（21），等等。
其内容则多为要求对俄强硬到底，绝不退让之类。
7月22日，报载全国商会通电说，“苏俄不守俄奉协定，竟在驻哈尔滨领馆开共产宣传大会”，“处心积虑，阴谋破坏，无非欲颠覆我政府，扰乱我社会”，“贯彻其亦色恐怖之计划”。
“吾人为贯彻国民革命主张，实现世界和平起见，应请政府通令与苏俄接壤各军事机关，严行戒备，以防万一”，并“转告各商民，一致努力，为政府后盾，牺牲一切，在所不惜”。
（22）上海商界联合会做出决议，“电致国民政府”，要求“对俄取严厉政策”，表示“民意愿为后盾”。
（23）7月21日，上海市民大会致电国民党中央，申言：
“赤色帝国主义之苏俄，数年来……借种种机会，用尽方法，宣传赤化”。
“今日上海全市民众八十万集合于西门，对苏俄之暴行表示严重之愤激。
一致决议，呈请中央，无条件收回中东路”，“苟苏俄敢冒大不韪，而欲侵我主权及破坏和平时，请以最大之力量与其决斗”。
（24）同日，报纸还刊出何健请缨出兵3师讨俄的豪言，略谓苏联“藉中东路宣传共产，并组织暗杀团，危害中国”，“吾辈军人以服从中央为天职，设或俄人强欲开衅，湘省亦可抽调3师兵力，为国效命”。
（25）
以上报道频见报端，占位显著，且带有强烈的反赤化感情色彩。
情绪上则一反济南事变后隐忍镇静处事的态度，几乎是一致强烈要求政府强硬对俄，不稍让步。
这一反差表明，此时，赤化与反赤化的政治对立已成为舆论判定国际关系是非的首要指标。
人们最不可容忍的并非国家实际权益受到侵害，而是意识中赤化宣传的严重威胁。
这一点在报纸刊出的民意测验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7月28日，《申报》刊出反俄第二次民意测验结果：
1030个受测者中，回答对共产党应消灭感化者1030人，占100%，对俄应作战者1030人，占100%，本人愿从军参战者830人，古80%。
（26）8月8日，该报刊出反俄民意测验总统计：
受测者11000人，回答对共产党应彻底消灭感化者11000人，占100%；
应对俄作战者11000人，占100%；
本人愿从军参战者6640人，占60%。
（27）这两份民意测验统计中，反共与反苏人数均为100%。
且有60%-80%的受测者自愿从军对俄作战。
报载这一测验结果，反映出时人及舆论在对俄问题上都存有相当激烈的观念与情绪。
上述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时人确乎不仅把政治对立等同于国际间的权益之争，而且把政治对立置于国家权益纷争之上。
舆论上展示出的由中东路事件导致的对俄敌视超过由济南事件导致的对日敌视的激烈程度，表明当时的国内政治意识尚是主宰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因素。
这一因素的存在无疑为其时中国政府处理国际关系事务的政策构筑了相应的社会基础。
二
舆论出于意识形态对立所持的激烈反苏态度未能持续多久就发生了变化。
从舆论风向看，这一变化最初是中东路事件的发展逐步暴露出当局的处理实际上得不偿失引起国人反省的结果。
中国当局强行收回中东路引发的中苏武装冲突很快给实力不济的中国带来了重大损失。
这一事与愿违的结果很快引起了舆论界对当局在中苏关系问题上盲目采取强硬政策的怀疑。
1930年1月27日，《大公报》在评论签订《伯力协定》的外交官蔡运升批评当局驱俄方略的失误时评说道：
“当时坚主硬干，遂致不可收拾者，何以反无人追究？
公私损失亿兆，兵士牺牲万千，国辱民危，至于此境，而真正之责任官吏，仍丝毫无事。
国家今后，随时皆有可亡之地矣。
中国有一最宜纠正之偏见，凡对外主强硬者，虽错不问。
实则软弱丧权，与鲁莽祸国，自真正爱国之道言，皆不可恕。
”（28）对当局否定《伯力协定》一事，《大公报》亦表示不同看法：
“伯力记录，能否推翻乎？
吾敢断然言之曰不能。
夫伯力记录，诚失败矣，然就全体言，是失败之果，而非失败之因……中国如自度力能推翻中东路恢复原状之事实，一令废之可矣。
如其不能，则伯力记录签字之纸，虽可以否认，而东路之现状，如何否认乎？
吾敢曰，否认伯力记录之说必不可行也。
”（29）这些评说虽未从根本上直接反思对苏关系问题，但已开始意识到国际之争必须以实际上能否获取利益为行动原则。
如实力强大，能保证取得某种实利，可以采取相应行动以夺取此实利；
如无实力而采取强硬举措，即是鲁莽行事，误国害民，罪不可恕。
从整体上看，此时的舆论尽管提出了更应看重国家实际利益的主张，但仍未把国内政治斗争与外交上争国权区别开来。
《大公报》1930年7月8日社评在言及中俄复交问题时仍然认为，如当时中俄复交，必将致“共产党活动力，势更增加，中俄间之新纷纠，又将大起”（30）。
同年12月初，该报社评依然强调中俄复交的最大障碍是赤化问题。
社评说：
“吾人屡次主张中俄有复交之必要，然赤化蔓延，事实扞格……长江匪共之暴动，间接的使中俄两国之隔阂，更见扩大，长此放置，不加纠正，非但不能复交，深恐继续恶化。
”（31）评论表明，其时，以国内反赤政治意识为中苏关系评判标准的观念尽管仍然存在，但毕竟同时出现了国际交往应看重国家实际利益的主张。
这一主张的进一步发展必然形成对前者的巨大冲击，导致认识的改变。
这一改变不久就呈现了较明显的征候。
次年2月，《大公报》的社评对中苏关系作了如下评说：
缘苏俄为中国最大之邻邦，纠纷甚多，应随时解决，断交状态，势不宜久。
而通商则与我有利故也。
国人怀疑复交者，多置重于赤化宣传一点……然苏俄既在华无领事裁判权，是中国取缔俄人，并不困难，故此点似可虑，实不可虑。
自另一方言，如外蒙问题，目下库伦汉民数万，陷于灭亡殆尽之状。
内地商家百余年之根基，数千万之资本，近年悉被倾覆……此断然要求苏俄实行中俄协定，俾国民政府有以施行对象之主权，以救济受虐之汉民。
倘长此断交，是徒弃漠北土地人民于共党，而政府不能用外交手段以为随时随事之救济。
是断交反与中国不利之一证矣。
（32）
此评论对反赤与外交的关系仍持对立之见，但为了求取国家实利，评论提出了一条消弭反赤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对立关系的途径：
即以外交手段制约苏联的赤化活动，维护中国与俄国交往中应有的权益。
其中对国家实利的重视显已超越了国内反赤的意识。
国内舆论在外争国权与反赤反苏之间的认识矛盾最终随“九•一八”以后中日矛盾的日益加深而逐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九•一八”事变之初，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于国联的干涉，国人亦一定程度地存此希望，并未完全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因此舆论尚未把中苏复交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紧密联系起来，仍主张以消除赤祸为中苏复交的前提。
1931年10月28日，即“九•一八”事变一个月后，在中日对立已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最大问题之际，《大公报》社评仍然希望在消弭赤化的条件下恢复中俄国交。
“中国国民年来饱受共党之祸，且深切明了共产制度决不能行于中国，同时对于俄国恢复友好关系，则并不反对……望俄人了解中国国民之心理，根本停止在华之共产宣传与活动……从速讨论通商复交之根本大计。
”（33）从这一评论中可以看出，在日本发动东北事件后，舆论尽管仍希望中俄之间消除赤化问题，但在对俄复交问题上已明显表露出急迫情绪。
随着中日矛盾的加深，此类情绪的不断激越化导致了对苏关系认识的进一步转变。
这一变化与国联在东北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和苏联对东北事件的严重关注显有因果关系。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初，舆论对国联的干涉即怀将信将疑的心态。
1931年11月，《大公报》的社评就表示，一方面希望“国联与美国”“不容坐视强权横行”；
一方面又“认为中国不宜依赖国联与美国”，并对当时在巴黎召开的国联行政院会议作了如下估量：
“如果巴黎会议之努力，竟为侵略黑龙江的大炮飞机所压倒，是中国失疆土，国联失存在。
”（34）舆论对国联的失望随日本侵略不断加深而日趋严重，到1933年2月，国联调查团调查结束后，这种失望已进而转变为鄙弃，《大公报》的社评指出，“国联者，本粉饰和平之机关已耳”，其所谓调查，实是“故作圈套，徒延宕时日以助日本侵略完成”。
（35）舆论对国联在中日冲突问题上无所作为不断发出抱怨的同时，对苏联指责日本的消息和日苏冲突事件则表现出高度重视，屡屡评说，频频见报。
1932年4月19日和22日，《大公报》接连发表《最近之日俄关系》和《再论日俄关系》两篇社评，均断言日俄一战“殆不可免”（36），谓“日本一方抹杀大陆主人之中国，占三省，攻淞沪，武力摧残，不知胡底，查其意，势将步步蚕食，务消灭其独立而后快；
一方更威胁另一大陆有力国家之苏联”（37），已成为苏联的“最紧急最危险之敌”（38）。
评论强调日本为中国和苏联的共同敌国，把中苏摆在同受日本威胁的境地，实已明示了中苏之间有更重大的共同利害的意识。
这一认识，在《大公报》另一些社评中说得更明白：
“须知苏联对远东问题，实抱有极大之关心。
其关心之范围，绝不止中国东三省，其关心之事项，亦绝非仅区区一中东路。
自苏联观之，远东问题，与中欧问题，同等重要……其在远东之对象，第一即日本。
自“九•一八”以来，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以北满为对苏联备战之根据地……是以日苏冲突，为必然之事，所问者，时间问题。
”（39）《申报》的评论也认为，日本不但欲独霸东亚，而且欲征服世界，“惟欲支配世界，不得不先支配亚细亚，而欲支配亚细亚，必先封锁苏联，故此满洲统治之完成最为可注意，而日苏关系之推移，尤不可忽视”（40）。
这一评论不仅把日本置于中苏两国共同敌对国家的地位，且揭示了苏联将是日本称霸世界的首要障碍，与中国有根本的共同利害关系。
因此，从该报的倾向看，此时的舆论已在很大程度上把国家利益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在中苏关系问题上关注的重心不再是国内政治对立，而是共同的国家利益。
正是出于中苏对日共同利害的认知，舆论对中苏复交日渐露出急不可耐的情绪，对政府迟迟不能实现中苏国交则明示不满。
其言谓：
“中国两大邻国，曰日本，曰苏联。
以理想言，此三国者，互保和平，岂不甚善。
然日本横相侵略，危害中国生存。
而当此之时，中国与另一邻国苏联，依然无外交关系。
就中国言，诚愚拙无伦。
”（41）“吾人所愿警告政府者，速定对俄大计，作万一之防维，保兹最后壁垒也。
”（42）《申报》在此问题上对政府的批评更为有力。
其评论说，在日本的侵略面前，中国“自应以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保全领土主权之完整为基础。
法既与日有谅解之说，英与意亦无力东顾。
美日冲突虽日益激化，美可引为我之与国，但亦有鞭长莫及之忧。
独有苏联为太平洋问题中最应注目之一要角……为我之与国，无可置疑……我对苏复交，在外交上之局势上，收互相依庇之效。
”何况“美国亦有与苏联复交之声浪，世界各国对苏联者既如此，我国究有何种特殊理由，而仍闭门不与通往来。
抑且处于今日国际关系互相综错不可分离之情势下，不从外交政策上谋正当之应付，徒闭门拒人，斯真为一种极愚笨之外交政策。
”（43）
对国家实际权益认识的不断加深，终致舆论明确否定了以政治意识为中苏关系的前提。
《大公报》的评论对此言之至明：
大抵对俄复交障碍，首为关于赤化宣传之顾虑……中俄绝交，已四年矣，而赤化不见少，且见更多。
江西之事，绝俄以后发生也。
中国能解决自己政治问题，则虽复交，不忧赤化，否则虽绝交，赤化依然。
此非目前至明之事实乎？
中俄复交者，外交上寻常应办之事也，国府当局，苟对国际上有远大目光，则早已复交，十八年中东路之战，亦本不应有。
一错再错，一误再误，至去年……我政府依然无所决心……是以此时而论复交，系就中国本身问其利不利。
苟以为不利也，尽可不复，因无人来逼故；
苟以利也，则应自动促成，因无人来逼故。
（44）
此一评论道明当时舆论对中苏关系持有如下明确认识：
第一，前此，中俄关系所以长久处于断绝状态，根本障碍在赤化与反赤化的政治对立。
此时，舆论对此已持否定认识。
第二，对苏外交与国内赤化和反赤化无因果联系，完全应分别对待。
对苏外交只计有利无利，有利则复交，无利则不复交，不能与反赤政治混为一谈。
第三，中国政府对苏外交自中东路事件以来一直蹈于错误之途。
根本失误就在于把国内政治斗争推及外交事务，从反赤的政治需要出发采取对苏举措。
这一评说全面反思了中国当局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后的对外关系原则，所指确乎切中了国民革命以来盛行的革命外交理念的根本弊病：
以政治革命的价值体系为评判国际敌友的指标，导致了本不存在的国际纠纷（如中东路事件）与国家利益的无端受损，明确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对外关系基本标尺的外交理念。
《申报》持论与《大公报》如出一辙，且对反赤与对苏外交不能相提并论作了更无顾忌的阐论。
其时评说：
夫我国之所以与苏联绝交……其唯一之理由，不为苏联援助中国共产党并煽起中国共产革命乎？
吾人……稍加思索，则不能不认为一种过虑……共产主义之发生，绝非由于苏联之存在……我国今日之真患，不在共产主义之煽动，而在共产主义发生之原因……吾人今日不问我国政治如何，人民之生计如何，是否有足以养成共产主义之泥土，是否有受共产主义煽动之机会，而徒以对苏绝交，甚且摒弃苏联之一切而不谈，即以为足以防遏共产，是真舍本逐末……倘使我国内政治清明，民生安定……吾人何忧乎共产主义之煽惑，以故吾人认彼持顾虑苏联煽起中国革命之理由反对中苏复交者，即为短识。
（45）
时评把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兴起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中国政治不清明，与中苏外交关系毫无关系。
共产主义不因中苏断交而消，亦不因中苏复交而起，以反对赤化宣传而反对中苏复交毫无道理。
如此持论，实是对当局数年来为政治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盲目处理中苏国交大事的公开指责，从更深的认识层面道明了必须把反赤化与对苏外交关系严加区别的理念。
同一时期，《东方杂志》对中苏外交的意义评价更高。
其一篇评论对“九•一八”以后国际联盟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表现表示极大的失望，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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