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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周朴园1

王琴(报名号0787)

复杂的人性

—周朴园形象之认识

摘要:

《雷雨》中的周朴园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

周朴园复杂的人性糅杂了资本主义式的极端自私、凶残冷酷及狡诈贪婪和封建主义的吃人道德礼教。

但却也不乏一些尚存的人性和真实情感,这样的矛盾心理和性格,在当时是具有典型性的,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与妥协性造成的。

作者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是作品能够揭示人物复杂性格,并揭露社会的根本原因和手法。

本文从三个方面着力分析了周朴园这个形象,即形象的复杂性、形象的发展性、形象的社会价值及悲剧性。

力图去展现曹禺先生笔下那一个丰满而复杂的周朴园。

关键词:

人性性格发展社会价值悲剧命运

《雷雨》是曹禺先生的代表作,在中国戏剧史上也有其重要的影响。

戏剧中的几个人物,刻画得丰满而有血肉,各种版本的话剧在表现的时候也各有侧重。

笔者认为如果要分析《雷雨》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周朴园应该是毫无疑问的第一号人物。

对于周朴园这一人物,长期以来评价都比较单一,从《雷雨》诞生的那一天始,周朴园作为专制蛮横的封建家长,虚伪矫情的资本家的角色形象就已经定位。

因为他的剥削近无人性——故意淹死两千多小工;他的压制毫无理由地限定任何家庭成员的自由;他不择手段地取得权威——企图掩盖罪恶。

所以他所赢得的社会与家庭统治权都是岌岌可危的。

封建文化所异化的对绝对权威的追求,使周朴园在自我攀升过程中肆意践踏人性乃至生命,这一切造就了那个十恶不赦的周朴园。

 剧中安排了三次关于周朴园的议论,大致勾勒出他的家庭地位:

鲁贵最怕的主子,周冲畏惧的父亲,繁漪觉得压抑自己的丈夫。

他们三人的叙述分别在主与奴、父与子、夫与妻三个关系层面上对周朴园的绝对权威作出确认,及至剧情的发展再一步确认他至高无上的唯一家长身份。

周朴园家庭统治者的权力延续着其社会地位的权威。

然而,笔者却认为这样的评价太过简单。

综合各种材料,大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简要分析一下周朴园这一个复杂的形象。

一.形象的复杂性

周朴园的复杂的矛盾心理具有典型性,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诞生第一天起就注定了其特殊的悲剧性命运。

这是因为一方面它“先天不足”。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经历过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与封建旧阶级及其落后的思想文化的长期斗争,而是直接由封建地主阶级在短时间内过渡而形成的。

虽然他们或多或少受到过进步思潮的影响,但他们的大多数只是在被动地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罢了。

就像中国在侵略者的坚船利炮的攻击之下被迫打开国门一样,他们只是为了求得自身剥削地位的安稳。

可以说,大部分人对他们自己的阶级属性与生活状态的定位都是模糊的。

这些人意识不到自己的思想仍旧深深扎根于封建伦理道德的土壤中。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有着天然的、必然的联系,注定了其后天不能摆脱被束缚的命运。

另一方面,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发展过程中又是“后天畸形”的。

它受到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

民族资产阶级的天然的、本能的使命就是反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

但在当时中国的特定社会环境下,它又不得不依靠强大的封建势力和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观念,来维护其自身相对安定的生存发展的环境,不得不依靠帝国主义雄厚的财力、物力和先进的技术、理念以及其能限制、打击封建主义的势力来维持自身的发展。

集如此矛盾统一于一体,这个阶级必然是一个畸形的阶级。

周朴园就是这个畸形阶级中的典型人物。

首先,周朴园性格的复杂性表现在其作恶的无意识状态,这使整个人物更富悲剧色彩。

周朴园原是封建家庭中的公子哥儿。

并且在德国留过学,曾接触过西方进步思潮,受到过自由、开放思想观念的熏陶。

应当看到,作为第一代民族资本家的他的坚韧、果敢和铁腕对当时的政治、经济转型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开拓和推动作用。

但是在精神层面他完全是一个弱者。

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净化他的灵魂,反而使他继承了资本家的凶残本性;另一方面,他的精神依旧被打上了封建纲常伦理的深深烙印,成为一个十足的守旧者。

所以说,周朴园身上同时具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两种阶级特征。

政治和经济上的成功使周朴园相信自己也是一个道德上的强者,他非常自信,觉得自己十分‘正直”,对自己的作为从未进行过反思。

他用令人窒息的专制来确立“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

在他眼里,蘩漪阴鸷、尖锐、乖戾的个性和反抗精神是不正常的是一种病。

他逼她喝药,还请“有名的脑病专家”给她看病。

这一切在他的眼里都是理所应当的,是出于对妻子的关心,是“仁厚”的,一切都无可厚非。

他的“自信”使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么做的潜意识的真正目的其实是维护自己在家中的绝对统治地位,他所追求的是一个纯粹的封建式独裁者的地位。

所以在劝蘩漪喝药之初,他的态度应当是诚恳的,但在蘩漪的多次公然“抗命”之后,他伪善、残酷的一面便显露出来,“冷峻”地劝诫蘩漪应当自重“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当替子女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

”在周朴园看来,女人的自重就是要顺从,完全束缚在男权威严之下,由不得半点个性和反抗。

对所有家庭成员来说,“服从”是为了维护家庭秩序而应尽的义务。

接着冲突进一步升级,周朴园让周萍跪下劝自己的后母喝药。

这一场景活脱脱地把周朴园封建道德的执行者和捍卫者的可憎面目彻底揭露出来了。

当蘩漪含着“愤恨”的热泪“一气”喝下那碗象征着封建伦理道德枷锁的药时,周朴园仍坚定地认为自己完全是为了妻子“好”,这个“好”始终贯穿于其行为的动机中,他把自己当成道义的维护者,一个负责任的“好”丈夫和“好”父亲。

其次,若单单展现周朴园的冷酷无情、自私自利是无法深刻阐释人物的复杂性格的,反而降低了人物的真实性而显得过于僵硬。

“太像戏”削弱了人性与旧道德激烈碰撞而引发的深刻思考。

在周朴园复杂性格的矛盾统一体中,在被封建伦理道德吞噬的灵魂的对立面是他尚未完全泯灭的人性。

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对侍萍的怀念可能是真的”上。

周朴园记得侍萍的生日,衬衣上绣着梅花,保持着三十年前家具的摆设,保持着关窗的习惯,甚至教育下一代与他一起怀念侍萍。

他给大儿子取名为“萍”,还命令周萍为了他的生母把在歌舞厅厮混的不良行为“完全改过来”。

三十年前的爱情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具有真情实感的,这是周朴园怀念过去的原因之一。

而到了晚年,蘩漪的执拗使他更加怀念当年侍萍的温柔可人和乖巧顺从。

他的怀念是真实的,然而又是自欺的。

因为他是一个“坏到连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坏人”的人。

他并不能正视自身的虚伪与极端的自私自利,他的怀念中也有一部分是出于内心的愧疚。

若是没有后来鲁妈的出现,周朴园会一直这样怀念下去。

周朴园的罪恶并不是三十年前他对侍萍的爱情,而是他面临利益与爱情的冲突时作了社会准则的坚决信奉者。

当三十年后的侍萍忽然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立马卸下了温情的面具,换上严厉冷酷的武装。

他希望用钱来打发侍萍,以消除自己的恐惧和不安。

当自身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周朴园本能性地选择了维护利益。

由此看来周朴园的复杂心理性格糅杂了资本主义式的自私、冷酷、狡诈及贪婪和封建道德礼教观念,但却也不乏一些尚存的人性和真实情感。

周朴园的“人性”是被旧道德所吞噬的复杂的人物性格,它不仅揭露了封建道德的罪恶,而且显出其恐怖而强大的统摄力。

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复杂个性的把握是面砥俱到的,“严格按照人物性格自身发展的逻辑来逐步揭示人物的灵魂”。

周朴园多面的性格特征并不仅仅是一种典型性与另外的典型性相加而成的。

多个方面是浑然一体的,组成一个鲜活的个体。

每一部分的心理特征都与其他部分紧密相连,任何一方面的性格缺失都会削弱人物的真实性和鲜活度,容易落入僵化的俗套。

剖析人物的时候必然要从人物的整体着眼,即使在分析人物性格一部分时也要顾及其他部分对其的影响。

很多时候不同方面是有交集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二.形象的性格发展

周朴园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男人形象,他的一生可以用三个阶段来慨括。

从年轻时的“反叛社会”到中年时的“归顺社会”直至老年时的“回归社会”。

曹禺先生在剧本中是很清楚的理出了这一条线索的。

(剧本的末尾,老先生想用宗教的力量来化解周朴园心中的戾气,应该说在中国这么一个缺乏宗教土壤的国家是缺少说服力的,但应该说也是无奈之举。

那么,我们从三个阶段来还原一个曹禺先生心中的周朴园。

“反叛社会”。

在剧中的背景中,关于周朴园的身份的点滴介绍,我们可以归纳一下,有两点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在年轻的时候,也就是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欧洲留学。

十九世纪的欧洲,社会主义思潮上升,尤其德国是马克思的故乡,各种思想汇聚。

青年的周朴园,怎么可能不受到这些思潮的影响。

可以说,大学地域和历史背景对其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恰恰这样一条路,不是家庭的意愿,更多的是他自己的选择。

二是在个人的恋爱中,周朴园所爱的不是门当户对的大户小姐,而是世袭为奴,仅仅只是认不多字的鲁侍萍。

当然有人会说,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感情是虚伪的。

但是一个少爷爱上一个丫鬟,长达数年,而且此后二三十年都不曾改动房间的陈设,可以说,周朴园曾对鲁侍萍的感情是真挚的。

我想,为世俗所不容的感情就是反叛吧。

“归顺社会”。

周朴园在屈从家庭的安排,放弃鲁侍萍的那一刻就踏上了人生的归顺之路。

他娶了有钱门第的小姐,他的事业也步步上升,从无锡到哈尔滨再到天津,事业越做越大。

 男性在事业,家庭和爱情发生冲突时永远会选择事业。

这一阶段的他更多的是用各种堂而皇之的借口,将自己包裹起来,从此成为“社会上的好人物”,儿子心目中的“无暇的男子”。

这时的他道貌岸然、伪善。

对待妻子繁漪,没有感情,只是把他当做一份私有财产,永远把她锁在楼上。

鲁侍萍的到来,他更多想到的是,是不是对他的身份、地位有影响,想用钱来封口。

为维护自己的形象,他冷漠的让人觉得可怕。

“回归社会”。

在序幕和尾声中的老人展现了周朴园天性的回归。

在老人身上看不出个性的强硬,眼睛平静而忧虑,绝望地认为自己唯一的儿子已经死了,呆呆地望着火。

从中寄托了作者对人物命运的悲哀。

作者对周朴园有一缕淡淡的温情,并为他戴上了上一代父辈的影子。

周朴园作为脱胎于封建阶级的中国第一代资产阶级,天生带有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周朴园是一个由封建地主转化而成的资本家,他残忍、冷酷、自私、贪婪而又虚伪。

他的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周围的社会环境和人事的改变而逐步发展的。

三.形象的社会价值及悲剧性

《雷雨》表现的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其间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一方面先进的知识分子对现实极为不满,希望引进外国科技以改变中国落后现状;另一方面,顽固封建势力又疯狂压制资本主义发展,抵制新思想,其间充满血与火的较量。

周朴园就生活在这样动荡的时代,他曾经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追求个性解放,追求个人理想。

他到德国留学时,较早接触到资本主义的文明,这从他嘲笑周冲的话中可以看出:

“你(周冲)知道社会是什么?

你读过几本关于社会经济的书?

我记得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对于这方面,我自命比你这种半瓶醋的社会思潮要彻底的多。

”可见,周朴园曾经也有过对先进思想的执著的追求,我们似乎也可以从周冲的天真、纯朴中看到周朴园当年的踪影,父子之间在这一点上似乎也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雷雨》中主要描写了三次矛盾冲突,一般认为写周朴园与侍萍的冲突是从私生活的角度揭露周朴园的丑恶灵魂,而周朴园与鲁大海之间的冲突,则是从社会角度揭露周朴园的反动阶级的本性。

这仍然是从政治批判的角度剖析周朴园。

人的意识是一个绵延不断流动的整体,是一条无底的、无岸的河流。

如果不从流动着的整体看人物性格,而选择某一点,则无法窥其全貌。

在前面已经讲过,周朴园在年轻时对西方民主、自由有过大胆执著的追求,他能冲破家庭阻力和侍萍同居,无疑是向封建大家庭宣战,但“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这黑暗的坑。

”(《〈雷雨〉序》)他自认为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可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他动摇了,失败了。

赶走侍萍,难道没有一点伤痛、没有一丝彷徨吗?

  周朴园的可悲之处是他不敢向压抑、摧残他的社会挑战,而是妥协退让,与他们同流合污。

鲁迅说过:

“中国文明不过是大小的无数的人肉的筵宴。

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

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

”(鲁迅《灯下漫笔》)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在扼杀新生力量的同时,又在不断物色新的奴才,一代一代承续下去。

周朴园就是这黑暗制度下炮制出来的产物,他把他个人的不满、所受的压抑,三十年后又倾泄到无辜者身上。

面对矿上的罢工工人,他勾结军警开枪镇压;在家庭中,他专横跋扈,对侍萍恐吓哄骗,对鲁大海冷嘲热讽……他性格已经扭曲变异了。

当然,曹禺并没有将周朴园的性格推向某个极端,而是将他归于伪善,且仍然还要为他分辨出刹那间幻出的一点真诚颜色。

这也是这个人物形象丰满的原因罢。

  另外,在《雷雨》中,我们不要忘掉夏天这一特定的场景对人物形象的作用。

夏天,色彩斑斓,富于梦幻与奇想;夏天又是个烦躁多事的季节,酷热逼走人的理智,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一切都走向极端,一切都要如电般燃烧,如雷般轰响,中间没有一条折衷的路。

剧中的人物,内心始终如夏雨前的天空,郁闷、烦躁。

周朴园的性格更如夏雨般变幻莫测、反复无常。

年轻时的追求与向往,年老时的孤苦与寂寞,对他来说,如烟如梦。

如果说周朴园内心深处渗透着一种隐忍以行的人生哲学,一切变幻都是隐藏在内心深处,那么,蘩漪则是外向型的暴露。

蘩漪的生命烧到电火一样的白热、短促,追求、向往,情感、境遇,激成一朵艳丽的火花,当这火花也消灭时,她的生机也顿时化为乌有。

  从周朴园的悲剧人生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可怕的、强大的封建势力在怎样地压抑着正常的人性发展。

《雷雨》中所有人物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控制着,“这主宰,希伯来的先知们赞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则称它为‘命运’,近代人撇弃了这些迷离恍惚的观念,直截了当地叫它为‘自然的法则’。

而我始终不能给它以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实相。

”(《〈雷雨〉序》)当我们在指责周朴园的家长专制时,那么周朴园的理想的破灭又是谁造成的呢?

  一切的焦点是统治中国人的封建意识,应该向它开火,直到焚烧干净,因为它已渗入到中国人的骨髓之中了。

周朴园的悲剧人生让我们明白了反封建任务的艰巨性。

“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鲁迅《灯下漫笔》)。

参考文献

王富仁:

《雷雨》的典型意义和人物塑造。

文学评论丛刊,1983年版

马俊山、曹禺:

《历史的突进与回旋》。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

辛宪锡:

《曹禺的戏剧艺术》。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5月出版

曹禺:

《雷雨序》。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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