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与特点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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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境内所发现的古人遗迹很多，主要有大荔人、马坝人、丁村人、许家窑人等等。
约五万年前，古人发展为新人（又称晚期智人）。
在考古学上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阶段。
这时，人类体质形态上的原始性质完全消失，并因受居地环境的影响，逐渐分化为各色人种，现代人开始形成了。
在我国境内发现的新人遗迹更为普遍，主要的有河套人、柳江人、麒麟山人、峙峪人、山顶洞人等。
此外，在台湾台南左镇、辽宁建平、山东新泰、四川资阳、吉林榆树、江苏泗洪下草湾等地也发现属于这一时期的新人遗迹。
根据体质人类学的分类，世界上的人类分为四大人种，中国人属于蒙古人种。
从元谋人、蓝田人到马坝人、丁村人再到山顶洞人，在体质上存在明显的共同特征与延续发展序列，即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
大量考古发现一再有力地驳斥了西方学者所谓的“中国人种外来说”。
专家们断言：
独立起源的中国人种对日后中国文化持久稳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i]
有了人就有了自然的人化，就有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形形色色的悲欢离合。
中国人类的始祖之粉墨登场宣告了中国文化的滥觞。
从钻木取火到铜石并用
当古人类开始有意识地制造并使用工具时，他们真正开始了他们“自然的人化”的第一步。
依据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古人类工具遗留——石器制作的精细程度，通常将原始社会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萌芽时期。
在这个以使用简陋的石木工具为主的漫长时代，火的使用是此期人类一项里程碑式的伟大成就，人类第一次取得了支配一种自然的能力，使古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
同时火成为重要生产手段，对农业、手工业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元谋人遗址已经发现用火的痕迹，北京人遗址内也发现灰烬层。
旧石器中晚期，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逐渐分离，形成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从此，开始有了交换，又不断出现一些新的发明创造。
在这一时期，萌芽了姓、氏。
据《说文解字》，人们的姓是标志所由出生的血缘关系，这种血缘关系最初是从女性来确定的。
所以，一些出现较早的姓，如姬、姜、嬴等等，大都从女。
这正是母系氏族的遗制。
这一时期，以磨光石器为主的生产工具制作技术的进步，是原始手工业发展的首要表现。
各类石器如石斧、石锛、石铲、石刀等等，大都类型分明，刃口锋利，眼孔钻磨匀称，有的还安装木柄，方便适用。
随着手工业生产技术日渐发展，人们的艺术创造能力日渐提高。
除了一些比较精美的装饰品、彩绘艺术和经过艺术加工的陶器、骨器、木器之外，在各地还发现了一些工艺相当精湛的艺术品。
河姆渡出土的象牙雕刻，雕成各式图案，线条流畅，形态逼真，可谓原始艺术的珍品。
席垫的编织技术也较发达。
河姆渡发现有二经二纬编织法的苇编。
在马家浜、草鞋山等处的建筑遗址，都发现有木柱和木板，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的木结构建筑已经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
原始农业与畜牧业的分离，原始工艺品制造领域里划时代的突破，宣告精磨石器技艺时代的到来，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
母权制自然过渡为父权制。
父系氏族公社逐渐形成了。
从此，以父权为中心的个体家庭成为与氏族对抗的力量，原始社会逐渐趋于解体。
约在距今五千年左右，中原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的众多氏族部落，先后转化为父系氏族公社，在考古学上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后期阶段。
大体说来，在中原地区，由仰韶文化发展而为龙山文化。
溯渭水而上，由马家窑文化发展而为齐家文化。
长江下游，在青莲岗文化的影响下，太湖流域和钱塘江口两岸，则由河姆渡、马家浜等文化发展而为良渚文化。
其他各地，都相应地各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婚姻形态发生变化，男子依靠经济上的优势，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于是，他们必然要求按照男系计算世系、继承财产，母权制的婚姻秩序遂被打破。
原来对偶婚制下的从妻而居的传统，为一夫一妻制所取代。
最初，这种小家庭依附于父系大家庭。
生产进一步发展后，小家庭便有了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丈夫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使得男尊女卑观念滋生。
这一观念贯穿了后来的社会，为日后的礼制定下基调。
这时期比较普遍地出现了成年男女合葬墓，就是一夫一妻制家庭确立的反映。
这种现象，在较晚的齐家文化墓地较为突出。
到了父系社会，随着生产的发展，剩余产品增多，私有制就日益发展起来，出现贫富分化现象。
这种分化现象，在产品交换、部落战争中不断扩大，从而加速了原始公有制的崩溃。
制陶业从制陶技术、陶窑结构到经营管理都有了显著的变化。
高温操作技术，还为金属的冶炼打下了基础。
矿石的冶炼和金属的加工，是这一阶段另一种重要的手工业成就。
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如山东胶县三里河发现有人工铸造的小型铜器，其中有刀、凿等。
金属冶炼技术的出现，反映了人类技术水平的重大革命。
在磨制石器和骨器的技术基础上，又发展了琢磨玉器和象牙雕刻的工艺。
南京北阴阳营的墓葬群出土了精美的玉石玛瑙制品近300件，有铲、璧、环、镯、璜、坠、管、珠等。
邳县大墩子出土了一件很精美的有孔玉斧。
浙江余杭反山墓更出土了3000多件玉器，其中最大的玉琮重达6.5公斤。
在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里，发现有不少苎麻织物和丝织物。
用苎麻纤维织成的平纹细麻布，比过去的粗麻布有了显著的进步。
在江苏吴江梅堰出土的黑陶上有蚕纹。
在五千年前我国就已经发明了丝织物，这是对世界物质文明的重大贡献。
在北方的村落中，开始出现了水井。
掘井技术的发明，不仅改善了用水条件，而且可以就近供应生活用水和手工业用水。
从此，人们选择居住的地方和建立村落，就可不必临近河边湖畔。
在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陶器上，都发现有笔划整齐规则的图形刻划，比关中仰韶文化的刻划符号有了显著的进步。
这些刻划，已经发展成为早期的图像文字，当是我国古代文字形成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在江苏连云港市郊将军岩发现有一处岩画，主要内容为人面像、农作物、兽面纹以及各种符号。
此外，还有类似太阳、星象的图案。
兽面纹的构图和山东、苏北地区龙山文化中玉锛上的兽面纹饰相比较，显得十分简略、粗糙、古拙。
这一重要的艺术创造，直接反映了四千多年前东方沿海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面貌。
原始宗教：
自然崇拜与灵物崇拜
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说：
“宗教根源于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意识。
”[ii]它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一种文化现象，与生产力水平的高下密切相关。
与原始思维相关的，是先民对自然、灵物、图腾、生殖、祖先等的崇拜，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的早期文化都是如此。
人类幼年时期天真的幻想最早开始于自然崇拜和灵物崇拜。
在我国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曾发现太阳纹、日月山等形象，可能是先民对太阳等自然物的崇拜的遗迹。
图腾崇拜是自然崇拜、灵物崇拜的一种有意识的抽象与升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象牙雕刻常有鸟形图案，半坡彩陶上的人面鱼纹，都可能是某些氏族崇奉的图腾。
根据各自的自然条件与生产生活方式，各地形成了不同的图腾崇拜，分别见于仰韶、良渚等文化中，其中综合了马、牛、鳄、蛇、鹿等不同动物局部特征的龙图腾，几乎是中国先民共有的，这是中国文明的前夜，智慧的先民们文化融合的体现。
两性关系的原始本能和对生殖繁衍的渴求，造成原始时期生殖崇拜盛行。
这一时期，崇拜女性的现象转为崇拜男性。
仰韶文化、马家浜文化中出现陶祖崇拜和石祖崇拜，供奉陶制或石制的男性生殖器。
源于对血亲先辈的敬仰，鬼神崇拜与祖先崇拜兴起。
红山文化遗址发现高腹丰臀、硕乳的陶塑女神像，这是母系氏族盛行母性祖先崇拜的例子。
传说中开天辟地的盘古，创造了华夏文明的炎黄二帝，便是父系时代崇拜的对象。
“祖先崇拜长期延伸，构成中国人传统观念的重要部分，其远祖崇拜是后世圣贤崇拜的源头；
近祖崇拜则是后世宗法文化的先导。
”[iii]
原始宗教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一些以谋求自然力为目标的仪式——巫术，并分离出专门从事巫术的人和职业祭司，“在男曰觋，在女曰巫”，[iv]他们从临时担任祭祀和巫术的氏族首领手中接过这一沟通人和神的任务，执掌祝史、预卜、医药、占梦、舞雩等业，是为知识分子的前驱，对先民文化，如音乐、舞蹈、天文历法、医药学等的保存与流传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在河南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晚期遗址里，发现有卜骨。
龙山文化的许多遗址，卜骨的出现就比较普遍了。
这些卜骨，大都是用猪、牛、羊的肩胛骨刻成。
占卜的风气在当时已经盛行，掌管占卜从事宗教迷信活动的巫师之类的人物当已出现。
原始宗教是在自然力极其低下的原始初期，先民的行为和观念的主要表现，虽然是荒诞的，却奠定了文化向前发展的观念保障。
英雄时代与原始民主制
尽管人类早期的历史总是晨昏难辨，史学研究中有不少人都以建筑在传说和神话基础上的中国史前史为“传疑时代”，但愈来愈多的现代考古材料证明，远古传说并非皆是虚妄，它在某种程度上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种种生活形状和观念。
考古学、民俗学和民族学等研究表明，在华夏汉民族形成前夕，中华大地上主要分布着：
黄河中游的华夏集团、黄河下游和江淮流域的东夷集团、江汉流域及长江流域的苗蛮集团，其中黄帝与炎帝为华夏集团的两支部落。
三大集团连续征战，各地文化也相互交流融合影响，最终华夏集团胜出，确立了华夏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是汉民族的主体。
黄帝为后世尊为华夏族的“人文初祖”。
其后，经颛顼、帝喾、尧、舜、禹而夏、商、周，中国文化的主体在此基础上传承至今。
这个记忆模糊的遥远时代是后人心目中的英雄时代，后人假托“三皇五帝”承载着早期文明兴建的功勋，尤其以历代经学家与宿儒为最热衷。
《礼记·
礼运》提出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与“天下为家，……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的“小康”两种先后相承却对立的社会模式。
大同模式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无为而治的三皇时代与“公举”、“让贤”的尧舜禹时期都属于这种模式。
“公举”、“让贤”是其时权力交接的理想方式，即“军事民主制”：
第一，年老首领让贤于年轻者，史称“禅让”。
选举产生的对象必须经一段时间的考察，继位者要有“避让”之举；
第二，大事众议。
宣战、媾和、联盟、继位等均由氏族首领举行议事会商定。
“禅让”制中，贤德是首领公举时首要考虑的。
三皇五帝中，先民又往往将五帝置于三皇之上，也是基于道德评价优先的考虑，传说中的三皇：
燧人氏、伏羲氏、和神农氏（又一说：
天皇、地皇、人皇）虽然品德高尚，给人类带来了福祉：
燧人氏“钻木取火，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具去毒”；
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
神农氏“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
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但他们的主要事功在知性，使人类脱离了动物性而已。
五帝却不然，他们个个居功至伟，乃贤主明君、道德至圣，他们事功主要在德性方面，以贤德惠民，使人类走向文明之治。
禅让体现了先民“德治”的价值所向，“禅让而不是世袭，众议而不是独裁，这构成中国原始民主的基本内容，被以后的中国人尤其是孔孟一派的儒家一再渲染，奉为‘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标志，尧舜时期也成为儒家‘祖述’追怀的黄金时代。
”[v]而五帝之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与鬼神合吉凶，也成为后来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人格渊源。
[vi]
从“茹毛饮血”的古人类发展到“天下为公”的部落联盟时代的漫长文明前夜里，中华先祖一点一滴的脱离了动物性，转变成具有非凡智慧和朴素的审美意识以及崇高道德的人类，文明于此滥觞。
私有制的深入发展瓦解了原始共产制，五帝中之末帝大禹一改禅让之风，传位于子启，“于是启遂即天子位，是为夏后帝启”。
[vii]从此，中国进入了“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
启世袭禹的帝位，是一个划时代的举动，结束了史学上的“传疑时代”，以国家为文明标志的时代拉开序幕。
2、华夏文明的奠基
夏鼎商尊周彝
约四千年前，中国进入夏朝，与其后的商和西周，共同创造了中国早期古典文明的繁荣。
同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晨曦时光一样，文字得以使用，城市初现，宗教性礼仪中心形成，阶级与国家建立，青铜器出现并渐普及，文明时代正式来临。
人类文明史上，形而下的器物演进往往成为划分历史的重要依据，技术层面能最直观地体现生产力发展与文化发展的水平与轨迹。
告别石器时代的先民，先后经历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漫漫征程。
“青铜是铜锡合金，呈青灰色，其熔点低于纯铜（红铜），硬度却高于纯铜，铸造性能好，可作兵器、礼器、炊具、生产工具等。
先秦称铜为金。
”[viii]
早在夏代，人们就能用青铜铸造器物。
在距今四千年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中，不但发现有铸铜坩锅，还有盉、爵、凿、锥、刀、戈、戚、箭镞、铃等青铜器物，以及铜渣盉铸铜用的陶范等，既有礼器、兵器，也有工具。
而且这些器物上有花纹图案，简单的器物组合，显示出铸造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商代青铜器的种类繁多。
常见的礼器、酒器和用具如鼎、鬲、簋、彝、卣、尊、瓿、觥、觚、爵、角、盘、盂等等。
还有铜铃、铜铙等乐器。
每种器物的大小不同，式样各异，造型都很精美。
器物上的纹饰瑰丽而浑厚，有饕餮纹、夔纹、蝉纹、云雷纹、蟠龙纹等等，还有各种表示器物用途的特殊纹饰。
有些器物的造型，完全仿动物的形态，如豕卣、象尊、犀尊、龙虎尊、四羊尊等，生动逼真。
其中大型器物，如司母戊大方鼎，造型雄伟，为世界所仅见。
器物组合也颇具规律性，出土的文物大多成组成列。
青铜工具有斧、锛、刀、锯、凿、钻、铲等，与其他器物比较，数量不多。
兵器如戈、矛、戚、钺、刀、箭镞等，均有大量出土。
本世纪上半叶在殷墟，1972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1977年在北京平谷刘家河，都发现有商代的铁刃铜钺。
这说明中国在商代不仅初步认识并使用了铁，而且掌握了锻打和铸接铜与铁的较高的技术。
西周青铜器的数量远远超过商代。
历代出土的西周青铜礼器、用具、兵器、工具、饰物，数以千计，近年更有成批的出土。
西周青铜器的类型比商代有了显著变化。
有些商代常见的器物，如酒器中的方彝、卣、觚、爵等，逐渐减少或绝灭，新器物又不断出现，如乐器中的钟，兵器中的戟、剑等。
器物纹饰从繁缛趋于简易，逐渐减少了过去所带有的神秘色彩，器壁也从厚重而趋于轻巧。
家天下的政治格局形成以后，青铜器这种当时最先进的器用，不仅仅具有技术层面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价值层面的内核。
《史记·
孝武本纪》：
“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
《汉书·
郊祀志》：
“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夏德衰，鼎迁于殷；
殷德衰，鼎迁于周，周德衰，鼎迁于秦。
”本为炊具的鼎，其时已化为国之重器，王权之象征。
“礼器则是沟通神人的工具，又是政治权力的象征”，青铜礼器的代表除了司母戊大方鼎与四羊方尊外，乐器在当时也是祭祀的重要工具，属于礼器。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编钟更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世界乐器史上的奇葩。
这套编钟埋藏于地下2400余年，现在仍能以准确的音调、优美的音色演奏古今乐曲。
此外青铜兵器、随葬物等，种种迹象表明，与世界其他民族青铜时代不同，中国的青铜器的工具意义之外，最主要的是政治权力等级制的象征，青铜器是商周礼乐文化的最有力注脚。
文字及第一批知识分子
《说文解字·
叙》云：
“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弄也，初造书契。
”《淮南子·
本经训》亦云：
“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上述文献记述了中国文字的起源，却更多的具有传说意味。
世界各地的人类学研究都证明，文字起源于痕刻和图画，是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集体创造出来的，中国文字由来已久，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玉器上的符号，可能是汉字的雏形。
由于材料缺失，商以前的文字已难考。
《尚书·
多士》云：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可见夏商时已经有记事的典册了，现在可以见到的文字，最早是商朝的，刻于甲骨、陶器、青铜器等之上，是为甲骨文、陶文、金文。
甲骨文于1899年被发现，据1965年出版的《甲骨文编》统计，出土的单字有四千五百个，能辨识的约占五分之一。
目前，有新的字被辨识，析出的字数又有所增加。
甲骨文的内容是殷商王室从事祭祀、征伐、农事、田猎等活动时进行的卜问记录。
卜辞格式也颇具规律；
甲骨文的字型结构以象形字为主，也包括指事、形声、会意、假借和转注等，可见文字已经比较成熟，与后来的文字一脉相承，演进之迹甚明，是汉字发展的关键环节。
金文是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多刻于礼器鼎和乐器钟上，又称“钟鼎文”，至西周发达，内容有祭典、征伐、册命、训诰等，是王室大事和贵族生活的反映，字型结构上形声字比例较甲骨文有所增加，初露汉字形声化端倪。
单字数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剧增，这也是社会生活丰富的表现。
成熟的文字出现的同时，一批较正式的知识阶层也形成了，二者一齐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
章学成《校仇通义·
原道》[ix]指出：
“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
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
《易》掌太卜，《书》掌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
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
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
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
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
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
”这段话信息颇丰，提到了商、西周时期“官守其书”的文化垄断政策，而守书，即把持学术的，主要是史官。
《国语·
楚语下》中观射父曰：
“家有巫史”，刘师培曾说过：
“六艺掌于史官，九流出于史官，术数、方伎诸学亦出于史官。
”[x]可见史官知识面极广，“史”当是文职官员的泛称。
巫的产生很早，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有了职业化的巫师，巫主要与神沟通，在祭祀、占卜中发挥作用，对天文、历法、医学也有一定掌握，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巫、史之外，还有宗、卜、祝。
近人陈梦家认为：
“祝即巫，故‘祝史’‘巫史’，皆是巫也，而史亦巫也。
”“卜辞卜、史、祝三者权分尚混合，而卜史预测风雨休咎，又为王占梦，其事皆巫事而皆掌之于史。
”
巫、史、宗、卜、祝等是早期的知识分子形态，他们对古代天文、历法、医药学、史学、文学、卜筮等都有不可忽视的贡献，对文化传承功不可没。
从神灵崇拜到伦理宗教
大量的考古发掘材料及人类学研究表明，早期人类普遍具有宗教信仰，中国先民亦然。
从最初的动物崇拜到农业发达后的植物神崇拜（包括作物神崇拜、天体神崇拜、土地神崇拜等）、生殖崇拜到祖先崇拜以及上帝神崇拜，信仰的变化与生产力发展、人类智力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关系的变化都密切相关。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宗教信仰也不可避免地沦为政治化的巫术。
表记》曰：
“夏道尊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
其民之敝，蠢而愚，乔（骄）而野，朴而不文。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
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
”“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
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这里比较了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思想，谈到了三代的宗教观念主要是夏代人重视四时之命，周人尊礼，而商代是鬼神观念盛行的时期。
文化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使得宗教思想在殷人的头脑中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他们信仰上帝神、祖先神、自然神，且以信仰上帝神为主。
在殷人看来，上帝既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xi]给了生命的祖先，又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至高无上。
故商人事事求神问卜，以听命于上帝、鬼神，得以庇佑；
他们将祖先视作上帝的使者，因此祭祖也十分频繁，把一年分为36旬，周而复始地祭祀先祖、先妣，形成“周祭制度”。
周代初年形成宗法制，也使祖先崇拜制度化；
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使商人依旧保留着原始的自然崇拜，遍祭山川四方，风雨雷电；
“殷人尚鬼”则表明商人迷信人死灵魂不灭，称之为鬼，加以祭之。
商人尊神重巫之举，体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特征，“这是人类思维水平处于蒙昧阶段的必然产物”。
[xii]
殷商的灭亡使周的统治者意识到“敬德保民”的重要性，因此，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按照西方现代哲学家卡西尔的说法，“伦理的意义取代和接替了巫术的意义。
人的全部生活成了为正义而进行的不间断的斗争。
……从现在起，人的日常实践生活中没有一个个别步骤在宗教和道德的意义上被成是无关紧要或中立的。
”[xiii]殷商之际正蕴育着一场重要的重人事轻神事的思想变革。
但是中国的伦理宗教变革却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周代继承并发展了商代至上神观念和祖先崇奉，他们称至上神为“天”或“昊天上帝”，认为君权天授，为王祖所遗，创制了“以祖配天”的新礼制，故周人敬天法祖。
于是，宗教与政权、族权三位一体，形成以天帝为皈依，以宗法家族为基础，以君权为核心的国家伦理宗教。
[xiv]
可见，中国的“伦理宗教”一脱离自然宗教，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一种政治化神学，从此，敬天法祖观念深入中国人骨髓。
又因为出发点在“保民”，也可以说这种神学化的德治思想奠定了之后数千年的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础，儒家之民本主义、天人感应说等皆肇于此。
神的淡化与人的凸现
夏代结束了“天下为公”的原始民主制，确立了“天下为家”的大一统政治格局，家天下取代禅让制，形成家国同构，家国合一的政治模式，这一模式突出了君权与父权的崇高、神圣，铸就了中国往后数千年君统与宗统合一的政治模式。
殷承夏制，西周在前两代的基础上，继承并着重发展了宗法制度，使之进一步严格化，完整化，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宗庙祭祀制、核心内容是在尊重维护父权的基础上，解决王位及诸侯国君之位的继承问题，避免争夺杀戮，建立在血缘纽带上是宗法制得以维系的基础所在，权益分配的合理性是其得以维系之关键。
事实上，西周的宗法制是一套严密的等级制，“它将行政组织与家族组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家国同构模式。
在这里，君统与宗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血缘纽带与行政管理得以有机的结合。
”[xv]
与宗法制互为表里的还有封建制、井田制、国野制、畿服制等，都是宗法原则下的利益分配制度。
通过宗统与君统合一的方式，使社会的控制力较夏商两代明显增强。
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xvi]的观念深深烙在当时人们的脑海中。
西周在确立宗法制的同时，又系统地制礼作乐。
《左传》、《礼记》、《史记》等都提到制礼作乐出于周公之手，不尽可靠。
事实上，周公之前，已经存在“礼乐文化”，周朝的礼乐制度是在前面的基础上，又经过近百年而终于规范化、严密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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