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第一次合作材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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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第一次合作材料
因为当时国民党需要培养武装力量，因此必须借助于苏俄的援助，中共与俄共属于同样性质的革命政党；另外，国共两党当时都以打倒军阀为共同目标，联合起来属于互惠；孙中山也想借共产党之力从组织上改造国民党。
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之所以能够实现，具体原因和条件包括如下几点：
一.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主要任务看，第一次国共合作具有必要性
一战后，帝国主义加紧掠夺中国，他们各自支持依附自己的军阀，争权夺利，并联合起来干涉和镇压中国革命；在其策动下的军阀混战规模越来越大，战火弥漫全国大多数省份，国内经济萧条，人民生活痛苦不堪。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突出地表现为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矛盾。
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联合，力量强大而且残暴。
“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二.从共产党的角度看，国共合作有利于实现国民革命的目标
二七惨案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单单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
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首先谋求和国民党合作，其原因在于：
（1）“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经过二十余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推翻了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又连续倡导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维护中国的民主共和。
尽管都没有成功，但对中国封建势力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
（2）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成为革命的象征，其愈挫愈奋的顽强精神，为人民所敬仰，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威望。
（3）当时国民党在南方建立了一块根据地，控制了富饶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还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
在军阀割据的中国，这是绝无仅有的。
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目的是为了将它改造成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斗争任务。
党内合作使统一战线有统一的组织形式，便于领导革命，也容易被国民党所接受，有利于改造国民党，使其获得新生。
同时，共产党员有双重身份，便于开展革命活动，有利于中共从工农运动的低潮中走出来，更能在孙中山这面革命旗帜下广泛发动群众，组织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
三.从国民党的角度看，国共合作有利于实现国民党的改造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屡遭失败，迫切需要新的力量补充。
孙中山也欢迎中共和他合作。
护法运动的失败，使他痛切认识到依靠军阀打军阀是没有出路的。
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继续为中国的民主共和而斗争，并且开始注意培养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军事人才。
二次护法运动、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痛感国民党内部成分极为复杂，必须加以改组。
四.两党各自召开代表会议，为实现第一次合作作了政策准备
中共“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正式确立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方针。
1923年6月，中共“三大”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
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
1924年1月，改组后的国民党“一大”通过了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事实上确立了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实现了以党内合作为主要形式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总之，探究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外敌的入侵，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国共两党只有携手才能更有效地打击中国革命最主要的敌人。
我曾经说过，纪实文学在今年开始走下坡路，其标志就是叶永烈公开受到报刊的批评，以及他显得不太理直气壮的反应。
尽管如此，我仍愿意向读者推荐袁小伦的新著《周恩来与蒋介石》。
这本著作经过了出版社“纪实文学式”的包装，但丝毫没有纪实文学式的危言耸听的语言、让人有些怀疑的揭秘、东拼西凑其实是东抄西窃的材料等等老套，倒更像一本研究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政治领袖关系的学术著作，当然是用通俗语言写成的。
所以，我以为，与其称之为纪实文学，不如称之为“历史纪实”也许恰当些。
也难怪，与大多数纪实文学作家不同，袁小伦真正属于科班出身，中山大学历史系７８级毕业，一直在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从事历史研究的家底，几十万字的学术论著，以这个基础来从事通俗的“历史纪实”，当然会给人一些不同的感觉。
《周恩来与蒋介石》首先是以材料取胜的。
书后所附的“主要参考书目”达１００余种（这也是其他纪实文学所不具备的），这些书目主要是传主周恩来与蒋介石的文章集子和现代、当代学人的有关研究著作以及回忆录。
参考书的出版地包括大陆、港台和海外。
还有一个证明，就是书中大量征引原始文献，很可惜，大概是为了照顾读者，全部没有注明出处。
这些材料都是经过反复查证的，袁小伦在向我介绍他的这本著作时就再三强调，这本书稿按照新闻出版署的要求，专门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编写组送审过，是经过有关的权威审定的。
其次，这本书的线索非常明晰。
即主要写两位传主在中国现代历史舞台上长达半个世纪的合作与较量，斗智与斗力，而着重写国共两次合作中两位传主的交往与斗争，并对第三次国共合作进行展望。
作者写作的着眼点是：
过去和现在，周恩来和蒋介石均有不少的文字记载，可惜大部分是孤立的、年谱式的政治评传或纯粹猎奇式的野史传奇，更未有人发现他们的漫长岁月的交往和较量及其意义。
有鉴于此，作者在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又有感于学术著作读者面的狭窄，才殚心竭力，用通俗语言写成此书。
全书线索的确立基于如下考虑：
“一部现代中国政治史，基本上是以国共两党的合作和抗争为轴心而转动的历史。
政治运作的焦点历来在少数政治领袖身上。
周与蒋的较量和交往就生动体现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分裂、和好与交恶以及力量互为消长的过程。
”而结论则是：
“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统一、国共两党的三度合作乃是历史之必然。
”
全书以周恩来夫人邓颖超１９８４年为纪念国民党“一大”所作《重温国共合作，共同完成统一大业》的演说和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致邓颖超的公开信》作为引子，从周恩来与蒋介石初会黄埔，在国共第一次合作中各自的表现，写到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通缉周恩来，周恩来毅然发动南昌起义打响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写到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的五次围剿和周恩来在反围剿战及长征中卓越的指挥艺术；写到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狼狈和周恩来的大智大勇大义；写到抗战时期周恩来与蒋介石的公开合作与富于实效的巧妙斗争；写到抗战胜利初期周恩来与蒋介石的多次充满智慧的谈判；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海峡两岸的关系和周恩来对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理论建树……“尾声”是８０年代中期经过海峡两岸共同努力所出现的“统一暖流”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曙光。
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周恩来与蒋介石既在同一条壕沟里并肩战斗，又在对立营垒间血肉相搏；既在夹着硝烟的谈判桌上针锋相对，又在外寇入侵、国难当头时携手合作，共赴国难；既表现周恩来对蒋介石的大将风度，也反映蒋介石对周恩来几次恼羞成怒的暗杀行动。
从另一个角度展开了一部生动的中国现代史，一部国共两党从合作到相争再到合作再度相争的曲折历史。
第三，与市面上众多的纪实文学不同，《周恩来与蒋介石》从章节到内容都用了一种近乎白描的文笔。
不紧不慢的节奏、淡淡的叙述和清雅的文字，构成这一文本的主体。
这种文笔贯彻始终，即使一些鲜为人知而且被许多纪实文学作家看来颇多“头”的材料，如３８岁的蒋介石与２６岁的周恩来在黄埔首次见面、蒋介石阅兵堕马受伤、蒋介石对周恩来的几次暗杀、周恩来在同蒋介石经历了１０年内战后在西安的富于戏剧色彩的会面等等，作者也没有大炒特炒，而是一如其故，气定神闲，冷峻得让人击节。
（《周恩来与蒋介石》，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从1993年起，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开始同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出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系列档案文件集，计划出五卷，迄今已出版三卷，发表1920年6月至1931年9月期间文件886份，第四卷即将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购买了出版发行该卷中译本的版权，已收到发排稿的副本），收录1931年1月至1937年7月期间文件411份。
此外，这个时期俄罗斯学者个人也在发表的论著中披露许多与中国有关的档案文件。
这些档案资料的发表引起了国际史学界的很大兴趣，促进了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1997年在北京、1998年在柏林、1999年在台湾、2003年在海南先后举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学术研讨会就说明了这一点。
俄罗斯学者曾指出，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对于他们以前的学术成果是个挑战，有的资料推翻了他们的结论，有的资料改变了他们的一些传统观念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这说明他们在选编文件过程中，对一些历史问题已有所研究和思考。
他们在为几卷文件集编写的绪言和前言中以及在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下面作个介绍。
一、关于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的关系
众所周知，共产国际是个世界性的共产党组织，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
共产国际的主要任务是开展世界革命。
过去苏联史学界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界，都把共产国际看做是领导劳动人民争取美好未来，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国际性组织。
多数学者都不否认共产国际的活动受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先是列宁后是斯大林的指导，但通常都认为，共产国际是一个独立的集体的共产党最高组织，是世界革命的“司令部”。
共产国际档案开放以后，有的俄罗斯学者从档案材料中看出：
实际上共产国际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组织，而是为维护苏联利益执行苏联对外政策的一个工具。
在20年代初，它的中心任务之一，是巩固和加强俄国苏维埃政权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
到30年代，斯大林已不把实现世界革命思想看做是共产国际的主要的“终极目标”，共产国际的重要任务是宣传“苏维埃发展模式”（注：
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编《共产国际史（1919-1943）》，莫斯科，2002年，第4～7页。
）。
1994年《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文件集出版后，俄罗斯远东研究所学者根据新解密的档案文件，更加明确地说明了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的关系，他们认为，表面上看，共产国际是一个独立的集体的国际共产党组织，而实际上共产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财政上都处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严密控制之下，共产国际的所有重大政治举措和干部任命，事先都得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
共产国际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是实施苏联总的外交战略和策略的两个渠道。
（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绪论部分。
）
1925年3月1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还专门成立一个中国委员会，一开始是作为“对国民党和同情它的团体的日常援助措施的总监督机构”，而后不久就成了继中央政治局之后就俄共（布）、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的制定和作出决议的第二中心。
而且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5年10月15日决定，中国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决议是最后决议，也就是说，不需要政治局的再批准（注：
А．М．格里戈里耶夫、К．В．舍维廖夫：
《关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新材料》，载《党史研究资料》杂志1995年第3期。
）。
由此可见，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的关系，特别是30年代以后，不是党与支部的关系，而是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
所以我们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必须考虑到共产国际与联共（布）这种特殊的关系，必须考虑到联共（布）思想理论、内外政策及其党内斗争对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影响。
只有这样才能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作出符合实际的阐述和评价。
二、关于“孙越宣言”的思想背景和评价问题
1923年1月发表的孙越宣言”，是国民党同苏俄缔结军事政治联盟的直接序幕。
近年来，有些俄罗斯学者对“孙越宣言”的思想背景和评价进行了探讨。
他们指出：
前苏联学者认为，孙逸仙是苏联人民的伟大朋友，他深切地同情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因此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同列宁进行了热情的通信。
苏俄同孙逸仙的结盟是“天然盟友”相互吸引的结果。
苏俄把实现中国民族和社会的解放作为自己的主要的和惟一的目标；而孙逸仙把新俄国视为惟一的盟友。
（注：
А．М．格里戈里耶夫：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1920-1937）》，载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编《共产国际史（1919～1943）》，第298页。
）但台湾史学工作者却持与此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孙逸仙始终对苏俄持怀疑态度，认为它是中国人民潜在的敌人，酝酿着对中国的长远侵略计划。
因此孙逸仙同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的接触，绝不是他的原则性战略方针的体现，而只不过是一种策略手段。
中国大陆学者则认为，共产国际在初期对孙逸仙在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作用估计不足，情愿同善于伪装的陈炯明或吴佩孚之类的反革命封建军阀打交道。
1921年马林会见孙逸仙并同他进行长时间的交谈之后，莫斯科才对孙逸仙思想的真正意义作出正确的评价，不久孙逸仙作出面向苏联的决定。
中国学者认为，苏维埃国家对华政策从总体上看是沙皇政府对华政策的继续，沙皇政府早在1911年就认真地分析了支持华南在野力量的前景，目的是向中国中央政府施加压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按着同样的模式行事，希望同孙逸仙的接触可以促使北京政府变得更愿意作出让步。
俄罗斯学者认为，上述观点都没有得到历史事实的证实。
莫斯科与广州是在走过很长一段坎坷之路之后才缔结同盟的。
双方希望建立相互关系的动因根本不同：
布尔什维克寻求同孙逸仙接触，是把他看做在燃起世界革命烈火的伟大事业中的潜在战友；而孙逸仙为实现推翻北京政府的任务，需要外国军事援助，但双方的考虑并非一成不变，苏联领导人曾对自己选择的正确性有过怀疑，一度倾斜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另一些人物。
在确定自己对华政策的优先次序方面也有过摇摆，有时同北京接触处于第一位，有时同广州接触处于第一位。
孙逸仙也在两种前途之间作过权衡：
在南方站住脚后，曾寄希望于大国正式承认他的政府；遭到失败和被迫逃离广州后，才开始急切地寻求取得外国支持的可能性以达到用武力统一国家之目的。
而且孙逸仙争取外国军事援助也不是始终面向一国，他轮流向俄国、德国以及美国作出试探。
苏俄和孙逸仙作出接近的努力并非同时：
当苏俄领导人想接近的时候，孙逸仙却表现得很谨慎，或者相反。
总之，俄罗斯学者不能同意广泛流行的一种看法，似乎莫斯科和广州的结盟是他们思想志向具有共性的、合乎规律的发展结果。
他们认为，这种联盟只不过是由于偶然情况的巧合才得以实现的。
（注：
М．克留科夫：
《苏俄与孙逸仙走向结盟的坎坷之路（1918-1923）》，载《远东问题》杂志1999年第2、3期；А．М．格里戈里耶夫：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1920-1937）》，载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编《共产国际史（1919～1943）》。
）
至于“孙越宣言”的内容，俄罗斯学者重点对其中这样一段话作出评析：
“孙逸仙博士认为，现在共产主义制度以至苏维埃制度不能引入中国，因为那里不存在顺利确立共产主义或苏维埃主义所需要的条件。
俄罗斯联邦全权代表完全赞同这样的看法……”俄罗斯学者认为，孙逸仙坚持要把关于共产主义和苏维埃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的这一条件放在文件第一点开头，这绝非偶然。
它首先对于国民党来说具有原则性意义。
孙逸仙用这个附加条件维护了国民党的纲领性原则，安抚了自己党内的人士，并使自己免遭党内外对手谴责他倾向于布尔什维主义，同时他划出了国民党同共产党人合作不能越过的思想政治界限。
至于越飞，摆在他面前的任务，除具体的外交问题（中东铁路问题、苏军驻扎蒙古问题等）外，是排除孙逸仙及其同僚对苏俄对华政策的怀疑和莫斯科对孙逸仙的怀疑。
总之，俄罗斯学者认为，孙越宣言是带有妥协性质的外交文件，无论在实践方面还是在宣传方面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注：
В．И．格卢宁：
《论1923年1月23日签署的孙越宣言》，载第八次“中国、中国文明与世界：
历史、现实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报告提纲汇编《中国、俄国和东北亚其他国家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合作前景》，莫斯科，1997年，第171～174页。
）
从新发表的档案文件中可以看出，俄罗斯学者的上述看法是符合实际的，因为双方都有一个对对方的了解认识过程，也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处境作出的抉择。
三、关于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的原因
以前，苏联学者普遍认为，中共领导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利的阶级力量对比和帝国主义的干涉是造成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否认联共（布）和共产国际负有什么责任。
近年来俄罗斯学者从联共（布）、共产国际在1925至1927年间的对华政策演变的角度对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他们认为，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失败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曾于1925年秋把赌注下在“北方方案”上，即依靠冯玉祥国民军推翻北京政府，但到1925年底1926年初，国民军遭到一系列失败，莫斯科改变了主意，决定依靠“南方根据地”。
而在广东，由于共产党人的积极工作和苏联顾问对国民党领导影响的增大，又由于中共代表1926年1月在国民党中执委及其机关中占据一些重要职位，莫斯科产生了把国民党变成“人民革命党、工人党”的思想。
鲍罗廷遂在国民党中实行逐步清除不同意这种思想的人士，引起蒋介石等人的不满，发生了中山舰事件。
1926年11到12月，鉴于国民革命军北伐顺利推进到长江中下游，占领区人民群众运动蓬勃高涨，又由于对国民党内部向右转的倾向估计不足，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急剧“左”倾化，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全会采取了由国民革命向工农革命过渡的方针，目标是使中国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按当时的理解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导致国共之间冲突的日趋尖锐化。
1927年3月，当国民革命军逼近上海，武汉国民党政府及其主要顾问鲍罗廷同蒋介石的冲突几乎达到破裂的地步时，莫斯科采取了更加“左”倾的政策，要求采取“坚决方针”，在国民党内“实行排挤右派方针”，“逐步自下而上撤消他们的领导职务”，以至有鲍罗廷参加的武汉政府会议下达逮捕蒋介石的密令，最后导致发生了四一二事件。
蒋介石发动政变后，莫斯科并没有对以前的对华政策进行反思和检讨，却在1927年4月底5月初采取了更加激进的加快改组武汉国民党为工农党，而武汉国民党政府为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机关的方针。
同时建议中共开始激进地解决土地问题，不仅通过国民党政权机关自上而下地实行土地革命，而且自下而上地擅自实行土地革命。
更为严重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给中共中央的五月指示，要求靠土地革命中涌现的领导人更新和充实国民党上层，建议组建由革命农民组成的由共产党人指挥的8、9个师，而为镇压反革命军官要成立“以非共产党的著名国民党人士为首”的法庭。
指示最后针对武汉国民党中央领导人说：
“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成为革命的雅各宾派，那末他们就要为人民、为革命去献身”。
武汉国民党政府首脑汪精卫看到了传达五月指示的电报，认为“更新”、“充实”党的领导和建议成立法庭，是对他们的直接威胁，因而加快了武汉国民党同中共的决裂。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7月8日作出的决议，含有对中国局势的新的更加“左”倾的评价。
共产国际执委会7月13日作出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目前革命形势的决议》，阐述了给中共中央的新的指示。
两个决议取消了与改组和利用武汉国民党及其政府有关的所有策略方案，认为武汉在成为反革命力量，国民党上层在“掩盖反革命”。
总的来看，这些决议意味着自1923年以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共同国民党合作形式实行的统一战线政策彻底瓦解，转入同原来的盟友的公开对抗。
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作出同中共断绝关系的决定，统一战线不复存在。
俄罗斯学者在研究了大量档案材料之后认为，共产国际建议实行的国共合作从一开始就是两党之间和国民党内部不断发生紧张关系和冲突的根源，其原因不仅在于最终证明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政治机体根本就是不相容的，而主要在于共产国际一直想借助共产党人使民族改良主义政党国民党变成近似共产党的激进革命的、“人民的”、“工农的”、“雅各宾式的”党。
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制止中国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一切企图。
蒋介石发动政变之后，斯大林对中国局势作出了不符合实际的评价，认为蒋介石的政变，第一，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第二，意味着中国由全民族统一战线革命开始转入土地革命。
对武汉政府寄予了不现实的期望，认为武汉革命的国民党将真正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构。
基于这种评价和期望，莫斯科确定了1927年4至6月间对华的基本方针：
开展土地革命和城市群众运动，在此基础上建立“由革命的工人和农民组成的可靠的武装力量”，促使武汉国民党变成劳动者的组织，变成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联盟。
俄罗斯学者认为，这是机械地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和国内战争时期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在中国的条件下根本无法实现。
（注：
А．М．格里戈里耶夫：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1920～1937）》，载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编《共产国际史（1919～1943）》。
）
诚然，随着革命的深入国共合作迟早要破裂，但之所以发生在1927年中期，这完全是莫斯科推行“左”倾对华政策所致。
造成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以及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显然应由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来承担。
四、关于中共产生“左”倾盲动错误的根源
谈到1927年秋至1928年春中国发生的“左”倾盲动主义行动，前苏联学者一般都归因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米纳兹的所谓“不间断革命”的错误观点以及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对形势的错误估计。
如今俄罗斯学者根据新发表的档案文件认为，发生“左”倾盲动错误的主要原因还有以下两方面：
一是1927年中期，莫斯科试图把武汉国民党变成“雅克宾式党”的政策受挫之后，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积极利用这一点开展新一轮反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中多数派首领的斗争，虽然双方都认为谈的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路线”，但实际上两个方针都是“左”倾的，有许多共性的东西，表现在对民族资产阶级作用的否定评价上和认为中国民族解放革命（按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只有在反对“反革命资产阶级”情况下才能得到解决。
这个提法在共产国际六大上成了纲领性的东西，并决定了直至共产国际七大的东方共产党的“左”倾宗派主义路线。
南昌起义失败后，莫斯科指示中共向建立苏维埃过渡，为避免被指责过渡到托洛茨基立场上，共产国际领导解释说，中国的苏维埃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托洛茨基是这个观点），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机关。
对苏维埃性质的这种新的解释，与他们以前的定义背道而驰，因而是造成中共内部思想混乱和1927年秋至1928年春中国共产党人“左”倾盲动主义行动浪潮的根源，这些行动都是在工农社会主义革命口号下进行的，其典型例子是12月11至13日发动的广州起义。
以前苏联学者对这次起义大加称赞，称之为广州公社，因为它体现了俄国城市革命的传统模式。
但现在俄罗斯学者认为这次起义也是盲动。
二是中共六大文件中提出的苏维埃运动的行动纲领，其基本原则是出于对中国资产阶级所有基本阶层和执政阵营军政集团反帝潜力的否定，对它们解决统一国家和发展经济的任务的能力的否定，把中国革命性质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变革，同时认为，其动力“只是无产阶级和农民”。
根据斯大林的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阶段”，其目标是在国内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性质的苏维埃。
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情况下，这种政策显然是脱离实际的，最后导致中共的“左”倾盲动和“左”倾冒险行动。
（注：
见А．М．格里戈里耶夫：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1920～1937）》，载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编《共产国际史（1919～1943）》，第308～311页。
）
可见，造成中共“左”倾盲动主义行动，既有罗米纳兹和中共领导的直接责任，更有莫斯科革命理论方面的原因，理论上的错误导致了行动上的盲动。
五、关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史学界对联共（布）、共产国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在中国1935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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