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文献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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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文献综述

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

2019年我国经济学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研究了我国的宏观经济问题,特别是在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机制与路径、不确左性和风险冲击下的宏观经济波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财政政策效果与财政政策转型、治理转型与绿色发展、收入分配公平与宏观效率、开放经济下的外部冲击与宏观经济稳左等问题研究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关键词：

髙质量发展；宏观审慎政策；不确定性；治理转型;

2019年我国经济学界朗绕我国宏观经济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研究，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尤其是在髙质量发展的实现机制与路径、不确定性和风险冲击下的宏观经济波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财政政策效果与财政政策转型、治理转型与绿色发展、收入分配公平与宏观效率、开放经济下的外部冲击与宏观经济稳泄等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机制与路径

高培勇等认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本质上是经济体系转换的过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转换主要包括：

社会主要矛盾、资源配置方式、产业体系、增长阶段等四个层而的变化。

四个层而之间相互关联和作用，形成经济体系内部的四个作用机制，即社会主要矛盾决泄着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方式决左着产业体系的内部特征：

产业体系特征与经济增长阶段的一致性，实现经济高质疑发展需要以服务业主导、不同产业内部结构髙级化：

经济体系的内生转化。

髙速经济增长到一沱程度，社会主要矛盾向结构性转化，引起经济体系向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生转化。

刘思明等【2】研究了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国家创新驱动力的作用，构建了包括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等要素在内的指标体系，以此测度国家创新驱动力指数。

根据对20092016年全球40个主要国家的创新驱动力指数的测算，得岀以下结论：

①国家创新驱动力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这种联系在发达国家表现更为显着。

②近年来，我国的创新驱动力指数明显提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等各项创新指数，均对一国经济髙质量发展具有显着正向影响。

因此他们建议,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坚持科技创新的核心地位，稳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大创新投入，同时加快建设与科技创新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制度体系。

黃宪等研究了不同法系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据此提岀法对金融与经济增长的社会机制和适应机制，并对苴进行实证检验。

其研究样本区分为英美法系、徳国法系和法国法系，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法系理念和特征通过社会机制和适应机制，对一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产生正而影响；分法系看，徳国法系下促进作用的持续性最强，英美法系居中，法国法系最弱。

因此他们认为，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没有最优或最完美的金融发展模式，我国金融发展在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尊重自身特点和所处阶段的客观规律，深入考察和汲取不同模式中适合本国的元素，通过不断吸纳、扬弃和完善，从而推动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

陈彦斌等研究了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他们通过构建含有人工智能和老龄化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探寻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以及人工智能如何应对老龄化的途径,得出人工智能对老龄化影响的三个机制：

一是，人工智能能够不断提高社会化大生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减少社会生产活动对劳动力的需求，减轻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经济增长的负而作用。

二是，人工智能能够提髙资本回报率，减缓老龄化对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加速作用，进而提高社会储蓄率和投资率，减缓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三是，人工智能能够促进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从而减低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而冲击。

然而，当前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而临较大的技术难题，而且可能带来短期失业问题以及恶化国民收入分配的问题。

因此他们建议，应有效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必要加大对人工智能关键技术领域的资金支持，同时防范可能引发的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

张勋等评估了数字金融对我国包容性增长的影响。

研究发现：

①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收入具有正向促进效应，并且这种促进效应在农村低收入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显着，这说明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促进包容性增长。

②数字金融主要通过提髙农村居民创业概率的传导机制实现包容性增长。

因此他们建议，需要持续推进数字金融的发展，强化其在促进农村居民创业、增加收入和改善国民收入分配上的作用；注重提升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增强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强化甄别机制，优化信贷资源配苣。

蔡跃洲和陈楠考察了人工智能对宏观经济增长、劳动就业及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他们发现：

①人工智能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促进去观经济高质量增长。

一方而人工智能与苴他社会领域结合，通过增加生产要素贡献、提髙投入产出效率、加快知识创造等作用机制,推动经济髙质量增长：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蕴含着庞大的产业体系。

②人工智能的推广，在减少部分就业岗位的同时，可以通过补偿效应和创造效应增加就业岗位，并且这种效应具有长期性。

③人工智可以提髙全要素生产率。

然而，人工智能也可能在中短期内对我国宏观经济造成严重的结构性冲击、以及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

因此他们建议，应当加大对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调整行业监管规则、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就业培训和职业教育体系、深化高等教冇改革等。

二、不确立性和风险冲击下的宏观经济波动

王博等通过构建包含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风险冲击的非线性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从理论上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左性冲击对于违约风险和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

①货币政策不确启性的上升容易导致违约风险的增大，从而引起社会产出的减少。

②违约风险与货币政策不确左性具有紧密联系，风险越髙会导致货币政策不确左性带来的负面作用越大。

为应对不确左性冲击，应增强宏观政策调控的透明度，适时采用前瞻性指引等创新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充分发挥预期管理的作用，从而减低政策不确泄性,主动防范与及时化解政策性冲击的负向效应。

闫先东和张鹏辉构建了一个包含丄地财政和政府隐性担保融资机制的新凯恩斯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从而借以研究我国当前经济体制下土地价格和政府隐性担保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左的影响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

①货币政策、丄地供给和上地需求这三个层面极易导致上地价格的上下波动。

②正向的土地需求冲击能够抬髙上地价格，通过抵押约束机制引起宏观经济波动，借助上地财政进一步推动土地价格的上升，从而导致在此前基础上更为剧烈的宏观经济波动：

正向的上地供给冲击能够明显减少上地价格的上涨幅度，并减弱宏观经济波动的程度。

因此，应当逐步构建起事权与财政支出责任，即权责统一的财税体制机制;通过货币政策、上地供给政策等财政政策措施，构建系统完备的政策体系框架；在价格调控方而，主要加强预期对资产价格的引导作用。

卢盛荣等将中间品厂商区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据此构建了一个包含"二元";经济结构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而在信贷资源错配的条件下，分析左观经济要素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具体影响。

研究发现：

①正规金融与影子银行的信贷利率有差异，因此，正规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能够通过影子银行进行套利活动，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影子银行能够很好地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然而却抬髙了中小微企业的生产资金成本。

②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抑制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从而在短期内导致强烈的经济波动。

③技术冲击的负而影响在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具有明显的不同。

国有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正规银行体系的信贷资金，然而国企却难以对民营企业产生技术外溢效应，结果导致公共资源利用的低效率。

他们建议，要严格控制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继续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增大企业的研发投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

加快国企改革的进程，减少国有企业在技术准入、金融服务等方而的行业壁垒。

费兆奇和刘康在动态因子模型的框架下，通过混频技术构建了我国宏观经济的日度先行指数，从而对我国经济运行的短期波动进行髙频监测研究。

研究发现：

①中国经济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分别采取了两种不同模式的经济复苏之路:

97年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在改革的驱动下保持了平稳、髙速的增长趋势：

但08年危机之后，在货币驱动的作用下，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幅度显着增大，并且经济运行的可持续性较差。

②通过MIDAS模型发现，日度先行指数对GDP的样本外预测误差最小，该指数在2015年1月跌入低于J区间内，而且始终在低位波动，接近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的水平。

他们认为，宏观调控应注重协调调结构和稳增长之间的关系，明确实施扩张性政策，加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宽松力度。

马丹和何雅兴构造了能够有效衡量世界各国经济周期联动性的评价指数，进而估汁全球48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周期联动性水平，分贝从区域和经济体两个视角阐述经济危机的传递路径和具体影响，进而探讨自20世纪以来，世界并国经济周期联动性的新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

①世界各国的经济周期联动性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取向特征，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世界各国的经济周期联动性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②结果发现”危机恐惧";的假说难以成立，一国或地区的宏观经济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受自身经济因素的影响。

③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世界各国经济周期的联动性水平产生明显的负面作用，而在这其中，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是最主要的方而。

他们认为，各国应当加强经济合作，营造稳泄有序的发展环境，避免逆全球化对世界经济联系的破坏：

有必要探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多边贸易规则，促成非关税的贸易争端解决协商机制。

刘晓君等通过构建时变参数向虽:

自回归模型（TVP-VAR模型），从动态变化的角度观察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具体影响的时变特征，他们进一步将将微观主体的信心指数纳入模型进行考察，从而分析了微观主体的信心指数对我国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变动的具体作用情况，他们发现：

①两个信心指数均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具有直接和间接效应，其中，直接效应体现为信心指数本身可以引起我国宏观经济波动，间接效应体现为良好预期通过刺激消费和利率渠道，引起货币需求上升，推动利率下降和经济发展。

②货币政策不仅通过传导机制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而且还会通过影响公众预期，进而作用于消费、投资，引起我国宏观经济波动。

③外部冲击的存在会导致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剧烈波动，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期。

他们建议，在而对强烈外部冲击的可能下，我国货币政策的制龙应当具有前瞻性，注重维持宏观凋控在一定合理的调控区间内，而货币政策则要保持中性适度灵活的特征，通过合理的预期管理提振微观主体的生产和消费信心，以此稳左通货膨胀、促进经济稳步增长。

三、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

马勇考察了货币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的现实必要性和操作可行性。

他们发现，随着金融和宏观经济之间联系的日益深刻和日益密切，金融体系的稳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具有重要作用，但传统货币政策重在维持货币价格稳左，对于实现金融稳泄目标的作用有限，在传统货币政策的基础上纳入宏观审慎政策，从而构建"双支柱”;调控框架，进而实现价格稳左目标和金融稳定的目标，具有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

他们认为，有必要构建分层指数化的金融稳定目标体系，更好地兼顾总量问题和结构失衡问题：

建立"目标导引式“;的政策工具指南，健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的规则与机制。

李斌和•吴恒宇系统梳理了全球金融管理理念的变化，分析了宏观审慎政策和"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形成逻辑和基本内涵，总结了我国在建立”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实践经验。

研究认为，建立健全”双支柱";调控框架有利于实现我国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左的”双目标”;，通过结介经济周期、金融周期、币值稳左和金融稳左等因素，能够更好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因此，应当继续完善货币政策框架，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搭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的体制机制：

设汁和丰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把握好逆周期调巧的方向和力度：

加强多部门统筹协调，完善宏观审慎调控的组织架构，建立和完善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相互协调的体制机制。

方意等从系统性风险的层而，从理论上分析了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风险的作用机制，从而为建立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支柱政策框架体系提供理论基础。

无论时间层而还是空间层而，宏观审慎政策同货币政策都有所不同。

宏观审慎政策时间层而上主要关注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顺周期性效应，空间层而，宏观审慎政策注重金融部门的复杂网络联系而引起的风险水平上升。

而货币政策从时间层而看是通过"资本缺口”;机制作用于系统性风险，空间层而看，货币政策供求匹配机制和风险偏好机制作用于系统性风险。

因此时间维度上，实施宏观审慎政策要关注货币政策对时间维度系统性风险的外溢效应，并通过政策工具有效解决：

空间维度上，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理念更新和政策工具的创新。

马骏和何晓贝考察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在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研究发现，如若在一国内部实现价格稳泄和金融稳定的双重目标，有必要协调搭配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发挥各自的经济金融稳泄效应，由于货币政策以及宏观审慎等政策之间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的存在，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具体操作有赖于政策制左者依据英而临的经济形势进行相机抉择。

他们认为，需要在货帀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之间建立畅通且互补的协调机制，从法律上强化人民银行的金融稳左职责：

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的地位和权力等。

黄益平等分析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宏观调控框架对我国宏观经济稳泄的具体影响。

他们认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宏观调控框架，应重点关注两种不同政策目标之间的互补与替代、传导渠道、冲击类型等方而。

他们通过建立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双支柱宏观调控对经济稳定的影响机制和传导途径，研究发现:

①货币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促使宏观经济达到稳泄状态，尤其是在浮动汇率管理制下，货币政策对经济体系的的稳定作用更明显。

②在实施传统货币政策的前提下，增添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能够很好遏制金融市场的顺周期效应，增强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③双支柱宏观调控的效果与汇率制度紧密相关，汇率制度的灵活性越低，其对于经济稳左的效果越好。

芦东等研究了对外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左的影响。

他们估计了加入本币汇率的拓展货币政策规则，从而分析本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货币政策变动的影响，通过构建包含银行部门和货币错配的开放去观经济模型，研究"双支柱";调控对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的作用。

他们的研究表明：

①浮动汇率制对我国货币政策具有菲对称性的作用，人行货币政策对本币汇率贬值反应明显，而对本币升值的反应不显着。

②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能够在本币汇率变动时，降低部分宏观经济波动幅度，有利于实现宏观经济稳左和金融稳定的目标。

他们认为，央行应提高跨境宏观审慎管理水平，加强对金融主体货币错配情况的监测预警，完善系统风险应对的体制机制，协调搭配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

四、财政政策效果与财政政策转型

王立勇和纪尧依据我国的经济现状构建了财政政策运动方程，从而测算我国劳动税和资本税率，并估算出财政政策的波动性，利用DSGE模型研究我国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宏微观效应，他们认为：

①我国财政政策存在较大波动性，尤其是金融危机的发生。

②财政政策波动性冲击对社会总产岀的影响始终为负而。

③开放条件下的财政政策波动性或财政政策不确左性的不利影响更强烈，金融摩擦能够部分抵消该负面效应。

④财政规则的不同不会影响财政政策波动性的负而效应。

他们认为，政府应继续完善宋观调控体系，注重对财政政策波动性影响的判断评估，科学立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给企业及微观主体更大自主空间,加强预期管理，兼顾相机抉择和规则性调控。

陈创练和林玉婷以财政政策时变反应函数模型为基础构建了时变参数模型，进而对单一政策以及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的时变政策效果展开测度和评估。

研究结果表明：

①我国财政政策具有较好的灵活性，财政政策注重盯住政府债务目标。

具体来看，在财政赤字比较严重时，紧盯债务杠杆目标为政府的主要政策取向；而财政赤字比较轻微时，对债务杠杆的逆周期操作为主要政策取向。

财政赤字髙企是引起我国政府债务上升的主要因素。

②从时变角度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我国财政政策没有以盯住房价和稳圮资产价格为主要的政策目标导向，2009年以后，我国实施上地财政政策。

③我国财政政策明显以经济增长目标的为主要的政策取向。

他们认为，当前去政府债务杠杆目标和抑制泡沫需要依赖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有效组合，同时不宜依赖于过度的财政扩张来促进经济增长。

李华等使用我国的去观经济运行数据，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讨论了不同税种对经济增长的具体作用，他们认为：

①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时变的，2012年前需求端的财政刺激政策是我国政策的主要方而，而在2012年后这一政策取向发生了转变，需求端政策逐渐弱化，并且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代，后者日益成为我国现代财政政策的核心。

②长时间来，我国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主要表现出非凯恩斯效应。

即增加财政支岀，反而在一左程度上对产出或消费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

③来自于外部的税收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出非线性特征。

④不同税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不同。

他们建议，在规则性政策前提下，应提高相机抉择政策规则的使用：

优化我国当前不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

通过不断完善税制体系，逐步优化当前的税制结构，建立完善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

王燕武和吴华坤在基准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引入存货变量，进而对存货调整对我国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影响进行分析，他们的结论是：

①企业存货的变动，会导致财政支岀产出乘数的短期乘数变大，长期乘数变小。

②财政支出的增大能够引起私人消费水平的上升，短期内对投资水平产生挤出效应，而长期内提髙私人投资水平，然而二者的综合效应微弱。

因此他们认为，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需要重点关注企业存货变动对财政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财政政策应注重创造合理消费需求，同时满足“去库存";的要求。

陈创练利用具有约朿的VAR模型，测算了我国财政支出和政府融资的时变冲击乘数、时变累积乘数以及时变现值乘数，并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了我国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

第一，政府投资乘数和消费乘数均呈减弱趋势。

第二，税收乘数明显为负且稳立，债务发行乘数呈减弱趋势。

由于税收乘数处于较低水平，没有导致大规模挤占效应，我国税收格局和税收政策暂处合理水平。

第三，政府投资乘数和政府消费乘数均为正，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优先减缓经济衰退。

他们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消费性支出来促进经济增长，重点盯住和管控债务规模，适当考虑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更多提供生产性投资支岀或公共物品供给。

杨源源等构建了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利用Markov-Switch方法对我国现行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机制进行估计测算，探讨了最优的财政货币政策组介。

研究表明：

①1978年以来我国主要采取以主动型财政政策和被动型货币政策组合为主的宏观调控模式。

②以价格稳左为主要目标的主动型货币政策和以债务稳左为主要目标的被动型财政政策组合对经济波动的减缓效果最好。

因此他们认为，应逐步促成主动型货币政策和被动型财政政策为主的政策组合，健全和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并为推维护我国宏观经济稳定。

五、治理转型与绿色发展

许宪春等主要研究大数据平台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从绿色发展和大数据的概念及特征出发，通过经济、社会、环境三个层面分析我国绿色发展的现实性及如何发挥大数据的作用：

義次，以货车帮、滴滴出行等大数据平台为例，从实证层而对大数据与绿色发展之间的联系进行检验。

得出以下结论：

①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实现绿色发展是今后的主要方向。

②大数据能够明显促进我国绿色经济的发展。

③大数据能够为绿色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实现绿色发展重在解决引起环境污染的深层问题，即过度依赖传统产业、投资等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

因此他们建议，应当加快大数据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增效：

推动数据共享：

建立健全保障大数据安全的法律法规制度和促进英发展的体制机制。

杜龙政等基于治理转型的视角，研究了不同治理类型导致的创新阶段的差异化特征,通过全局曼奎斯特鲁恩博格生产率指数，测算了我国30个省的工业绿色竞争力，利用GLS和系统GMM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治理转型对我国工业緑色竞争力提升的影响。

研究发现：

①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竞争力之间呈典型的"U";型关系。

②治理转型和环境规制能够对我国工业绿色竞争力产生复合效应，治理转型能够加快环境规制拐点到来以及波特假说的实现。

因此他们认为，应当。

加大民营经济发展力度，以治理转型促进地区工业绿色发展：

扩大"对外经济开放";力度，稳步分阶段降低外资准入门檻，通过引入外部竞争，提升我国工业绿色竞争力。

郭进为检验有关环境规制措施的有效性，利用20062010年我国省际平衡而板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与我国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相比于环境行政处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规章，通过收缴排污费和环境保护财政支岀等规制措施，对于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上升的促进效果更加显着，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对于环境规制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提出如下对策：

①构建以市场调控为基础的环境规制体系，避免实施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

②强化地方政府对环境规制的顶层设计，推动具体措施的落地。

③适当提高收缴排污费、环境保护支岀等规制强度，促使污染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刘锡良和文书洋通过考察各行业的污染排放性质和金融资源的行业配宜状况，进而建立包含环境约束、异质性企业和金融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金融机构的利益最大化选择对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造成的影响，并利用20052015年间我国的省级而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在经济平衡增长路径上，信贷资源向污染行业的倾斜会导致经济增长质量的下降。

因此他们认为，环境污染问题部分是由金融机构引起的，金融机构对环境的担责方法不仅在于选择"正确”;的行业，而在于选择正确的方向，如支持行业内部的技术升级改造，通过精细化的贷后管理提升企业生产能力和绿色健康发展。

林伯强和谭睿鹏利用20042016年间我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而板数据，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在超效率DEA框架下构建了评价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指标，将各城市地形起伏度以及1933年是否通铁路作为经济集聚度的工具变量，从而实证分析了经济集聚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研究得岀结论：

①经济集聚的影响是非线性的。

经济集聚度保持在合理区间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是正面的；当经济集聚度超过区间临界值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是负而的。

②经济集聚主要从三个渠道作用于绿色经济效率，即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发展程度以及环境规制。

最后他们建议，避免人为采取行政措施限制人口向大城市聚集，充分考虑本地区的经济、基础设施以及自然资源的承载力，防止集聚程度过高带来的负面影响。

六、收入分配公平与宏观效率

白仲林等将家庭收入异质性和细化财政政策工具纳入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考察了我国财政政策调节居民收入的经济机理，分析了外生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水平、收入再分配等方而的动态效应。

研究结论：

①减税为主的财政政策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方向上和程度上具有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