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眼中的中国形象研究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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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面临“有关家庭、健康、饮食、性倾向和身体等诸多政治学，我们缺乏的是这些权利关系是怎样相互联结、又是怎样相互抵制的，也许根本不是单一的‘权力游戏’，更像是一个充满各种策略、诸多权力和相互关联纠结的网络”[1]。

正因为如此，当今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成为日常生活政治。

当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提升平等、欣赏差异时，多元文化和多元世界依然处于差异的挑战中。

没有族群团体，就没有生活；

但是有族群团体，就会有差异。

这就需要宽容、开放、和谐的多元化社会氛围，使差异和谐共存。

“把政治术语上的不可通约性引向同一个领域，使自由、平等与差异、美好和正确共存”[2]，这是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之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

霍尔在其差异理论下对多元文化社会最美好的希冀，它让所有的种族、社团共享差异平等和差异自由，也是当今许多知识分子关注的批评话语。

文化研究的意义就在于让人们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尤其是为那些生活在民族团体、民族文化之边缘的群体，从经济、政治、文化范围内提供思考的方法、生存的策略和抵制的资源。

鉴于此，霍尔的文化研究理论干预对于全球化变动中的政治具有策略上的挑战意义，对于中国文化在“异文化”间的传播具有策略上的指导意义。

传播中国文化、重塑中国形象的想法，也就是怎么向世界其他人显示如何代表中国的问题，而不是以任何方式挑战其他民族文化的问题，文化多样化在国内应该受到鼓励，如何容纳除了中华民族以外的“他者”和多样的“他文化”，并与之和谐共处，这种与世界沟通和交流的多元语境，在中国文化传播史上史无前例。

而通过信息和观念完成的沟通和交流，不是把中国特色的文化、理念、态度和身份特征移植过去，而是积极地影响对方并重塑自己。

因此，我们不能称之为“迎接多元文化”，而只能叫做通过在“异文化”间“传播中国文化”而“重塑中国形象”。

二、霍尔眼中的中国形象

当代文化研究之父霍尔曾经这样评论中国：

“西方世界从来没有真正明白中国、中国的文明和中国的历史，英国人曾经熟悉香港和上海及沿海贸易中心，但却没有接触到稠密的人口和广袤的陆地，尤其没有接触浩如烟海的古代中国历史，没有真正了解经典的和接近现代的中国。

”[3]I当今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如果按照霍尔的文化理念，霍尔肯定认为重要的是把目光转向中国而不是评论它或人为地塑造中国，他鼓励“异文化”中的人们要把中国当做一个“文本”去看待，“不是重新为我们生产中国”，而是“对这个文本进行理解的实践和不理解的实践”[3]VII。

任何阅读者都可能是尽力理解和融入文本的“第二作者”，让阅读者参与到文本意义的重新构建中，从而生成或构建关于中国的意义，以此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在新的文化语境下的意义。

霍尔直接对中国的描述出现在一位英国新闻工作者所写的一本有关中国的书，即《看中国》的序言里。

按照霍尔的文化理论，霍尔绝对不认同用西方话语来想象或重新构建中国形象。

因此，霍尔比较赞赏这本书的作者没有主观地评说，而是客观地描述和用若干图片记录他所看到的中国，霍尔认为此书比马可·

波罗的中国游记要真实得多。

对于读者来讲，其积极意义正在于本书的作者能够留下足够的空间，和读者一起共同构建阅读文本的意义，所以霍尔写此序言所推荐的“不是作者的观点，而是他转向中国的目光”[3]VIII。

霍尔对于西方读者提出建议，应如何“满意地阅读”这本有关中国的书籍，“正如我们对待食物那样，咀嚼它，消化它”[3]I，要学会从异文化中区别出有营养的成分和无营养的成分。

霍尔引用了本雅明对工业化产品的理论思想来强化自己的文化观点，比如作家对作品展现的暗示性是必要的，但对于某个产品的功能来讲从来是不充分的，作家的指示性描述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于这个例子所具有的特征，首先能够引导出与此相关的其他各种产品，其次能够呈现出该产品所带来的优化和改进。

简言之，霍尔赞誉这本书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能够让读者从阅读中得到更加自主性的理解。

霍尔写序言的这本书出版于1975年，而霍尔的文化理论走进中国视野的时间却在2000年的《文化研究》读本中，陶东风教授节选性地译介了霍尔于1973年发表的、著名的媒体文化理论《编码/解码》。

由此推断，霍尔对于中国的这段描述要早于赛义德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

那时的霍尔已经重视文本的客观性问题和读者对阅读文本的多重意义解读问题，抵制文化霸权性地嵌入作者本人的主观判断和西方殖民话语。

霍尔在他的文章《西方世界和他者世界：

话语与权力》中分析道：

关于东方的叫法，是按照距离欧洲的远近而分割为近东、中东和远东，命名正当化并使之国际化；

语言被分为鉴别种族优劣的主要标准，你说什么话，就意味着你是什么种族，在一定程度上还认为，你长什么样的脸，就是什么人一样。

因此，西方的语言和形象成为了评判标准[4]318。

正如赛义德所说“东方主义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的现实”[5]17，“它通过学术发现、语言重构、心理分析、自然描述和社会描述将这些利益体系创造出来，并使其得以维持下去；

它本身就是，而不是表达了对一个自己显然不同的世界进行理解，在某些情况下是控制、操纵、甚至吞并的愿望或企图；

最重要的它是一种话语，这一话语与粗俗的政治权力决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是在不同形式的权力进行不均衡交换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并且存在于这一交换过程之中，其发展和演变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制于其与政治权力、学术权力、文化权力、道德权力之间的交换。

”[5]16显然，西方话语和东方主义不仅反映在学术、文化和研究机构中，也表达了地域政治意识，并且反映在对于东西方两大不平等阵营的精心谋划中。

三、霍尔眼中的西方和东方

霍尔认为，“西方”这一概念具有意识形态功能。

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形成，不仅反映了业已建立的西方社会的形成过程，而且在新的语境中又不断地产生新的意义和知识。

西方世界与其他世界的思想是被建构出来的，东方和西方的关系是被表征出来的。

霍尔提出了发人深思的问题：

“哪个地方是西方？

西方指的什么？

为什么‘西方’不仅仅指的是欧洲？

同时，并不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被列在‘西方’之列？

欧洲人长期以来都搞不清楚欧洲在东方的那个地方结束。

从地理位置上看，美国不在欧洲，但绝对是‘西方’；

从技术分析上看，日本在‘西方’，但在人们的脑海中它却处于遥远的远东，以此类推，拉美国家处于西半球，但经济上属于第三世界，一直举步维艰地追逐‘西方’。

”[4]276因此，“西方”意味着某种概念和思想：

第一，它把社会类型化，要么西方，要么非西方，并用这种模式界定或框架人们的思想和知识。

第二，它是一个或一组形象，即具有语言功能，又是一套表征体系，通过“他者”达到表征体系的自足。

比如，“西方”等于都市、文明、工业化社会、发达社会、发达国家，而非西方则等于穷乡僻壤、落后、非工业化、农业社会、不发达国家。

第三，它是一个类比标准或模型，以此作为参照，比较各类社会的相似度和相异度，衡量“非西方”国家是接近、背离，或者正在追赶“西方”，其差异性由此得到解释。

第四，它是个评判标准。

这个标准让其他社会规范或情感标准失效。

显然，“西方”是一种历史性建构，而不是地理方位，是通过与之相对应的“他者”建构了“西方”的高度“文明”。

同时也是语言建构的术语，其意义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西方”这个术语，似乎显示出西方是个统一的和谐整体。

其实不然，西方内部有许多差异，存在于东西欧之间、性别间和各民族间，存在于日耳曼北部和拉丁南部文化间，存在于北欧人、伊比利安人和地中海人之间。

西方之内还曾有个“他者”，即犹太人，西欧人曾认为东欧人野蛮，西方女性曾长期被表征为次于西方男性。

同理，那些“非西方”、非欧洲国家的“他者”世界所覆盖的是更为巨大的历史、文化、经济差异。

无论从地理方位上讲还是从社会机制、历史文化、习俗礼仪等方面来讲，其巨大差异绝不能一言以蔽之。

但是，所有的差异与不同都被统一为一件实事，即他们与西方不同。

是语言和话语把各不相同的欧洲文化表述为一个和谐统一体，斧切了非欧洲、“非西方”的其他世界的差异景观。

于是，纷繁复杂的世界被简单的二分法界定下来。

霍尔强调，所有的话语隐含着权力的影子，福柯的话语理论分析是最好的答案，话语的功能类似于意识形态的功能，但还不是意识形态。

因为意识形态建立在对错基础之上，有助于人们认知世界、明辨是非，但是关于社会、政治和道德世界的言论总是不能明辨是非，几乎都不是简单的是与非，难决胜负的正是我们用来描述所谓事实的语言，即权力话语，而不是现实中的事实，使事情变为“真实”。

所以，当欧洲的文化、语言、形象和观念被引入新大陆时，欧洲有极其鲜明的目标、动机、兴趣和策略。

比如，为了疆土的扩大、文化的传播、基督教义的播散，为了象牙和黄金，但都没有被语言描述为赤裸裸的利益驱使，而是欧洲人就这样航行到新大陆，智慧的西方人并不需要去“发现”，更没有欲望去“剥削”，欧洲人和“他者”面对面站在了那里，共同处于主导地位。

话语把目的糅合进了语言中，在权力的诱惑下，马可·

波罗“富庶东方”的描述，在欧洲演变为与日俱增的神话。

按照霍尔的文化理论分析，话语不可能是纯粹的或平等的。

生产话语的力量总有能力使它变为事实，使事实合法有效、有科学地位。

霍尔总结到：

“话语是人们言说、思考和表征某个主体时的方法……话语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实践中是否有效，只有当它生效时，权力的组织和控制就被称之为‘真理政体’（regimeoftruth），这个政体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中得到最为完满的体现。

”[4]295霍尔认为赛义德的东方主要述说了居住伊斯兰民族的中东，没有把中国包含在内是一个缺憾。

霍尔的文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深受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但又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超越，尤其是霍尔后期的多元文化理论和差异理论，吸收德里达的解构和“延异”理论、霍米·

巴巴的文化混杂理论，霍尔从正面的角度翻转后殖民话语，是对后殖民话语理论的超越，其积极的影响必定惠及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中国形象的塑造。

四、用霍尔的差异理论指导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让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可以被看做一种“文化管理”（culturalgovernance）[7]207模式，霍尔指出：

“在现代社会后期，诸如文化规约问题、道德问题、社会品行的调控问题等都围绕着文化问题而展开。

为什么我们应该关心规范‘文化空间’？

为什么文化问题日益成为国家政策辩论中的中心议题？

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别的，正是文化与权力的关系。

文化的中心位置越重要，形塑、调控、管理它的各种力量就越具有重大意义。

”[6]228霍尔反问道：

“我们到底应当认为是什么控制着文化和文化的变化？

是经济、市场、政府、政治和重要的社会力量？

还是文化管理和相互决定的文化变化力量？

这种互相影响的文化变化是否来自于文化与经济、政府和市场的关联，其中每一种影响的意义微弱，并有其局限性，而它所施加的压力存在，但是任何一方都没有压倒一切的决定力量？

”[6]228很显然霍尔肯定的是后者。

而影响中国民族文化发展和中国文化在世界传播进程的因素也正是变动不居的文化力在起着不可低估的力量。

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整体，有其自身的渊源、过去和历史，它是自足的、完整的。

但是全球化使多元文化不断地渗透到本土文化中，使文化本土化和文化全球化并行，因此我们今天所传播的中国文化才具有“特色”和普世双重价值。

进行人文实践的人们往往被认为是在表达这些固定的传统和文化，文化的传承隐含在其工作中和知识的表述中。

但是，当代许多中国人因为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无法传承它们，无以尊重它们，也无从认真地参与过中国文化的建构和传播。

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既丰富了全球化文化，同时也干扰了原初的中国文化认知，使我们得以把自己的文化实践活动和其他整体上的异文化相互协商，一方面在自身中国传统文化中言说和“扬弃”，另一方面在回应其他文化实践中吸取和“拿来”。

“中国威胁论”显然不能为中国文化传播提供保障，自1999年以来，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伴随着孔子学院在全球迅速发展，我们期待的结果不是中国软实力对异国的文化渗透，更不是文化侵略，而是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中国文化中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以此推进人类的文明进程；

同时，在“他者”脑海中绘制更加清晰地、变化发展的、真实的现代中国地图，以积极的态度让“他者”了解中国，来自“异文化“的反馈还可以有效地修正自我，以此积极地构建中国形象在世界的影响力。

当推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之时，也是需要面对构建中国形象的策略之时，霍尔的文化理论在此问题上可以起到启发和引领作用。

当今的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是在新的全球化语境下重新阐释的传统，它掺杂着自身文化和全球化文化穿越疆界，跨越各种文化和民族，传递着中国形象，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意义和核心思想，这不是一场直线式的、单项的、简单的中国文化全球旅行，而是多方位交互、碰撞、协商和对话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