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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塑造是冯梦龙“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思想的艺术实践。

“情教观”对文本的影响,具体讲,在两性角色塑造特别是女性形象塑造的

过程中,其影响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其一,冯梦龙肯定“情”是万物的本源,人类世代繁衍,繁荣的保证。

因此

“情”也就理所当然的胜于“理”之上。

“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

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

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

故”[8],好比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把“情”当作是一

种根源性的实际存在的事物,有情一切便可萌芽发展,无情便只好终止回落。

“草

木之生意,动而为芽,情亦人之生意也,谁能不芽者?

……然必曰草木可以不必芽,是

欲以隆冬结天地之局。

吾未见其可也”(《情史·

孙化》)。

表明冯梦龙对天地间情

爱的本源、力量、表现及其永恒精神和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

且他认为“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熟知情为理之维乎?

”提出“情”“理”互为表

里,在此“存天理灭人欲”极端化的思想被弱化,这无疑大大提高了情欲的地位。

“三言”中的女性,不羞自媒,冲破封建礼教的樊篱,也无需门第高低,

只要情之萌生,有了这个源头,便果敢向前,甚至虽死不悔。

《醒世恒言卷八·

太守乱点鸳鸯谱》中,刚开始似乎乱伦般无理取闹的男女,特别是慧娘,初见假

扮嫂嫂的孙郎就情为所动,“若我丈夫像得她这样美貌,便称我的生平了。

只怕

不能勾哩!

”“慧娘正爱着嫂嫂,只说教她相伴,恰中其意。

”感情一旦萌生便难

以遏抑,更不用说在相处中慧娘发现梦想中像“嫂嫂”的意中人竟然是男儿身,

就更是“以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

”然而,作为封建家长制代表的乔太守,先

问明了慧娘的心意,然后把她判与孙郎,让二人终成美眷。

在这里,家长的曲允

成全,正是肯定情胜于理的决策。

“即使家长不应允的婚姻(如周胜仙)竟得神

灵庇佑而成事,这是作者对女性勇敢,坚决追求婚姻自主的肯定,也是对至情的

肯定”。

[9]

《醒世恒言卷二十八·

吴衙内邻舟赴约》中贺秀娥以及她的恋爱婚姻过程和

结局也是“情”胜于“理”的典型,虽然这篇小说的着眼点在于偶然,但正是冯

梦龙思想的必然体现。

大家闺秀贺秀娥,未曾出嫁且知书达理,按“理”说应该

恪守妇道,坚守“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

课文中贺秀娥偏偏一见到吴衙内后,

就产生了爱慕之心,这就有了“情”的萌生,欲与之结好,并且一直以积极主动

的心态,以实际的行动向吴衙内发动进攻,更甚者是在与他云雨后,贺秀娥想方

设法将吴衙内藏到了自己的船上,直到被发现后,还一直为吴衙内开脱,并表明

“非君不嫁”的决心。

经过她不断地努力,终于与吴衙内成亲了,获得了幸福美

满的婚姻。

人们在感叹这段令人羡慕的婚姻来之不易的同时,更为贺秀娥感到庆

幸。

也由此印证了冯梦龙“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的说法。

其二,“情”在婚姻自主问题上拥有“万物如散线,一情为线索。

散线就索穿,

天涯成眷属”[8]的巨大作用,是“情”把男女双方牵到一起并牢牢的拴到一起的。

古代妇女的婚姻仅仅是一种“临之以父母,诳之以媒妁,敌之以门户,拘之

以礼法”(《情史·

梁夫人按记》)的违反人性的结合。

所以才会有妇女“嫁鸡随

鸡,嫁狗随狗”的悲惨命运。

然而冯梦龙笔下“三言”中的很多女性却一改被动

挨打的地位,自主地争取在爱情婚姻中的主角,不但能坚持“有情人终成眷属”,

更是为“情”表现出极强的斗争精神。

这除了和冯梦龙的“情教观”有关,也和

晚明社会现实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市民思想意识的进步,使封建婚姻观逐

渐改变时分不开的,这些会在以后的篇章中详述。

《警世通言卷二十九·

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的李莺莺,就表露出这种新的

思想性格特点。

她在爱情的追求中热情主动、执著大胆而且勇于斗争。

作品写出

身宦门之家的李莺莺对盛负才名的张浩久已倾慕,于是主动向张浩表达“愿成两

性之好”的“素心”。

后来,又多次传书与张浩私会,特别是当她得知张浩为季

父所逼已另订亲孙氏,自己面临被遗弃的命时,她先是把自己“女行已失”的事

实真相告知父母,以“此愿若违,含笑自绝”的坚强意志,逼迫过去曾不同意她

与张浩结婚的父母改变了态度,然后又“取纸作状,径至河南府讼府之下”,把

自己和张浩间不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私约当面陈诉于官,并在状文中,

以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为例,揭示“女非媒不嫁”的封建“至论”,亦有未

然,是虚伪的谎言和欺骗,并且提出在爱情婚姻上,应当是“所得归人”,“礼顺

人情”。

逼得龙图阁待制只好“曲与成之”。

在这里,李莺莺没有借助“才子及第,

奉旨成婚”为情寻找归宿,而是用自己的真挚感情与礼进行抗争,从而最终实现

了建立在真情基础之上的幸福婚姻,这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爱”的自由平等的婚

姻。

《警世通言卷三十四·

王娇鸾百年长恨》中的王娇鸾也与李莺莺一样,具有

超出她们出身、经历以及所受的闺教思想的特质。

这种对真情的颂赞,在出身市

民阶层的妇女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

《警世通言卷二十三·

乐小舍拼生觅偶》中,

生动而细致地刻画了商人子弟乐和与顺娘之间如痴如狂的爱情。

“钟情若到真深

处,生死风波总不妨”,强调的是“情”的巨大力量,宣扬的是当事人爱情应高于

一切的恋爱观。

“仅仅为了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出生命作孤

注”。

乐和的真情能使潮王感动,而在《警世通言卷三十·

金明池吴清逢爱爱》

中爱爱的真情却能使全能道士在其面前无能为力。

爱爱与吴清一见钟情,因不得

结合抑郁而死,死后变为鬼,继续追随吴清。

当吴清的父母发现后,便请道士皇

甫真人前来斩鬼驱邪。

尽管道士足智多谋,但最终仍被变了鬼的爱爱识破并击败,

那“皇甫真人已知斩妖剑不灵,自去入山修道去了”。

描写道士与鬼相斗的作品

古已有之,然而像这类鬼魅战胜道士的作品实不多见。

“隔断生死终不泯,人间最

切是深情。

”这个鬼魅击败道士的故事,暗示了真情对名教的胜利。

其三,冯梦龙认为,天地间“四大皆幻设,唯情不虚假。

有情疏者亲,无

情亲者疏。

无情与有情,相去不可量”。

不仅如此,它还有陶冶人性,转移世风

的巨大功用:

“若有贼害等,则自伤其情。

盗贼必不作,奸宄必不起”,作用于个

人身上,则体现为“有情则勇,无情则怯”[8]的巨大力量。

真情给予了女性勇气,才智赋予了她们技巧,深受时代思潮影响的冯梦龙也

大胆为妇女正名,一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对轻视妇女的封建礼教

及其自相矛盾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和嘲弄:

“语有之‘男之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

便是德’。

其然,岂其然乎?

……夫才者智而已矣,不智则,无才可以为德,则

天下之妇人毋乃皆德类也乎?

”[10]这一观点,在妇女解放问题上有着重要的社

会意义。

《喻世明言卷四十·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中的闻淑女,其性格特色远远

超出一般封建社会中的妇女的贤惠,俨然是智斗邪恶的女勇士。

这个故事反映的

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忠奸斗争。

沈链以攻严而获罪,故难免被斩,这是当时一个重

大惨案。

明人江盈科的《十六家小说》中《沈小霞妾》记述了这个题材,但描写

简单。

冯梦龙在改写这个故事时,让地位卑微的闻氏在严肃的政治斗争中充当了

重要角色,她因对沈小霞的挚情而甘冒生命危险陪同上路。

小说着力渲染了在途

中闻氏智斗解差的细节,充分赞颂了妇女的才智,肯定了妇女的胆识。

真可谓“情

不至,义不激,事不奇。

”(《情史·

昆仑奴》)。

冯梦龙最终还是把女子的才德落

脚于“情”字上,归结出“真情”这一渊源,纽带和力量。

“真情”的问题,并非冯梦龙的首创,早于冯梦龙的李梦阳曾提出,“下无

不根之萌,君子无不根之情”是说人的感情之根,存在于外物,“情者,动乎遇

者也。

遇者物也,动者情也”(《梅园先生诗序》),而“真”乃“情”的第一要

素。

冯梦龙继承并超越了李梦阳学说,把真情自觉地纳入他的“情教观”的理论

中,作为一个重要部分来对待,并对情与真的辩证关系进行阐述。

“子犹诸曲,

绝无文采,然有一字过人,曰真”(冯梦龙《太霞新奏序》),这可说是对他自己

所有作品的总评价,也是对文学作品提出的审美要求。

在冯梦龙的“情教观”思

想中也融会贯通了当时许多进步的社会思潮,比如王学的兴起认为“人欲”就是

“天理”,李贽主张的男女平等意识,以及徐渭、袁宏道等一批勇士向“存天理”

教条发起的猛烈冲击,都对他思想形成有重要启发。

文学作品中只有表现了真情,

才真正能达到长久的教诲众生的目的。

从“情教观”出发,冯梦龙力主文学必须

是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人物要成为有血有肉,具有真情的“情种”。

冯梦龙认

为,最能表现这种真性情的是通俗文学,所以,“谐于里耳”的“三言”,其字里

行间的真情“感人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古今小说序》)。

冯梦龙在“情教观”思

想的指引下,通过女性主题的开拓,揭露纲常名教及封建制度抹煞人性,践踏妇

女尊严的本质和罪行,为“三言”中的女性们伸张着时代的正义和自由,在时代

给与女性角色以巨大冲击和改变的过程中,塑造、歌颂着一系列优秀的女性形象,

使她们在对以往生活的思考和反抗中有了挣脱地勇气和目标,成为潮流的向导。

第二章社会法制、经济、思潮等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政治的相对稳定,经济繁荣发展,随着商业经济的活跃,人们

的往来交流增加,视野开阔思想不断开放;

印刷业呈现繁荣景象,白话短篇小说

的编辑、创作和印刷都越来越便捷,在这种社会大环境里加速了口头文学到书面

文学的转化过程,以“三言”“二拍”为代表,出现了一大批色彩各异的短篇小

说集。

在“三言”的编辑过程中,一股新的社会思潮兴起,特别是李贽男女平等

的意识,有着强烈的思想解放的妇女观,直接影响到“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

(许自昌《樗斋漫录》)的冯梦龙,而自幼接受儒学熏陶的冯梦龙也同时把新旧

两种思想交织着反映在了著作中。

一、礼法对贞洁的强化与民众的淡化

明代继承了宋元理学对贞节的鼓吹,贞节观念进一步强化,士大夫阶层不仅

在言谈笔述中提倡女性守贞,而且作为国家法律的制定者从法制上表彰女子的贞

节行为。

《明史·

列女传序》记载:

“明兴著为规条,巡方督学,岁上其事。

大者

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绰楔,照耀井旅。

乃至于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

自砥。

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虽间有以文艺显,要之节烈为多。

呜呼,何其盛也!

”其中“不下万余人”是指的烈女的人数众多,而“要之节烈

为多”又体现了这些人数的主要构成成分。

明代女子节烈人数的增多是与政府的

提倡密不可分,明代与此前各朝不同之处在于,他把对贞烈妇女的旌表与物质奖

励挂钩,并明确写入国家法律中,洪武元年,“令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卓

异者,有司正官举名,监察御史,按察司体核,转达上司,旌表门闾。

”(《礼部

志稿卷二四·

旌表》)守节不仅可以为家族门楣争光,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而

且可以为家庭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

世宗嘉靖三年(1524)下诏:

“孝子顺孙,

义夫节妇已旌表,年及六十者,孝子冠带荣身,节妇照八十以上例给赐绢帛米肉。

(《礼部志稿卷二四·

旌表》)终明一代,对节妇烈妇的表彰就不遗余力,并且明

文规定对保举节妇不利的地方官应给于惩处。

可想而知,政府的明令鼓励和表彰

政策,对女性的节烈行为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她们在耳濡目染中不知不觉地就应

该提高自身的节烈意识和政府的提倡保持一致。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明代女性虽然一样受教育的权利很少,但女教书种类增

多,书籍的内容虽有宣扬母仪,孝行,节俭等传统美德,但更多是男尊女卑的实

例,在这种教育环境中极力倡导女子从一而终,刘氏的《女范捷录·

贞烈篇》宣

称,“忠臣不事两国,烈女不更二夫。

故一与之醮,终身不移。

男可重婚,女无

再适。

是故艰难苦节谓之贞,慷慨捐生谓之烈。

令女截耳劓鼻以持身,凝妻牵臂

劈掌以明志。

”以王凝妻这样的人作为女性的榜样,在说教中潜移默化的同化女

性的贞节意志,这样的教育观念对女性的贞节观无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现实中,明代社会还存在着大量的失贞现象,包括未嫁女性在自主择偶过

程中的失身和既嫁妇女的改嫁等等。

陈东原总结出,“贞节被重视的时代一定是

社会不讲贞节的时代。

”[11]他的话表明,一定的社会观念的产生总是和社会环境

息息相关,某种道德观念的拼命强调本身就意味着一定时期内这种道德观在实际

生活中的下滑。

在本文第一部分的第二章中可以看出,“三言”中很多的女性的

行为都是处在这种贞节观念淡化的思想指引之下的,包括她们的邻人,亲人,甚

至代表政府的官吏,都对女性的出轨,改嫁等行为采取了适度的包容和接受,有

时候还劝说一时失节想不开的女子。

文学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也就是说,在明代

的一般民众的生活中,人们看重守贞和容忍失贞的态度是同时存在,而女子的守

贞到底是她们屈从于整个社会贞节观念的形成和宣扬,还是真正的出于夫妇之情

的自愿表达,无法确切的调查出这个比例,但现实需求往往能战胜礼教的束缚,

特别是在“三言”中,青年男女的恋情往往人欲胜于天理,情大于礼,这种表现

起码代表了当时的人们的美好理想,是人们冲决礼教束缚追求美满婚姻的目标所

向。

二、商业的繁荣对婚恋关系的改变

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都市越来越繁荣,城市市民人数急剧增长,重农

抑商开始淡化,重商的思想抬头,有更多的商人、小贩、作坊主、工匠等成为小

说的主角。

“特别是商人,作为当时商品经济中最活跃的分子和市民的主要代表,

在“三言”中作为正面的主人公而频频亮相,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是一个值得

注意的现象。

”[12]

“三言”一脱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大大提高了商人的地位,这和明代中后

期经济的繁荣发展是分不开的。

客商凭借自己雄厚的资本不仅在老百姓心目中树

立了不可低估的经济地位,而且攀升至仅次于官员的政治地位,《蒋兴哥重会珍

珠衫》中就有“一品官,二品客”的社会传言。

在男性角色中,商人和小贩被作为正面的劳动者在“三言”中频繁出现并深

受歌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蒋兴哥的善良、正直、宽容、勤劳都是小说赞

扬的客商优秀品质;

《刘小官雌雄兄弟》中小店主刘德“平昔好善”,赢得了“合

镇的人”的“欣羡”。

《卖油郎独占花魁》的秦重,做买卖忠厚诚信,因而顾客

“单单做成他”的买卖,对人老实持重,心细体贴。

这些从道义的角度去赞美商

贩的篇章在“三言”中还有很多,他们作为群体的涌现反映了晚明商人势力迅速

崛起的时代特征,而由此在婚恋题材的小说中,这一新生势力是否被认可,则取

决于女性对商人的肯定程度。

在同商人交往的这些女性角色的行为中可以看出,商人凭借其富足的经济实

力能更轻易的获得女性的芳心,其“财力”之下的物质诱惑不亚于才子“才气”

的精神征服。

他们在拥有大宗财富的同时,也能得到非凡的艳遇,即使没有大笔

的财富,只要懂得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一样可以获得美人的芳心。

《蒋兴哥重

会珍珠衫》中的陈大郎不惜重金贿赂牙婆,巧施奸计诱骗了王三巧;

《卖油郎独

占花魁》的秦重仅仅是个卖油郎,手里只有个三两本钱的油担子,他为了有机会

接近美娘,每天一分,二分的攒钱,整整一年有余才攒够得见心上人的十两纹银。

他用一腔痴情和温柔体贴,细致周到最终打动了美娘,使她宁愿舍弃荣华富贵的

屈辱生活和借据的自己走到一起,可谓有德无财赤诚心,一样抱得美人归。

三、新思潮对旧观念的冲击

明代中叶以后,伴随着天下治平气象的出现,思想控制开始松动,社会风气

逐渐变化,一股反抗传统的进步思潮开始形成。

应该注意到的是,新思潮的兴起

并不代表着旧有的传统观念已然是强弩之末:

(一)封建的传统观念具有极大的惯性

李贽,冯梦龙等人毕竟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无论他们的思想怎样激进仍然

处于封建社会末期这样的大环境中,他们自幼接受的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诲深入血

脉很难清除。

在父权社会中他们把握着男性话语权,他们所有的言论和文学作品

都首先站在男人的立场上代表着整个男性群体去看待问题,即使像李贽一样期望

男女平等,提高女性的地位,也会首先惯性的袒护男性。

比如,他们认为美女就

应该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所以“三言”中的美丽女性就都被赋予了

这样的容貌,以至于千人一面,最终仅仅成为男性心中可以欣赏玩味的一种美的

符号形式,而缺乏美的实际内容。

《赵太祖千里送京娘》中的赵太祖面对如花似

玉的京娘表现出坐怀不乱的正派和无情,在小说中得到讴歌,不单单是冯梦龙在

赞扬他这种英雄气概,而是整个封建社会就需要这样“儿女情断,英雄气长”的

英雄,《三国演义》中的关羽、赵云、诸葛亮都与女性少有瓜葛;

即便是刘备一

时被弄得乐不思蜀,但经军师的及时点拨,他还是会即刻醒悟,从“温柔乡”爬

进“英雄国”,最终不失大英雄的本色;

还有人们愿意相信诸葛亮娶了个极丑的

妻子,恐怕也是出于这种心理;

而吕布作为三国中最出众的英雄,几乎无人能敌

的他在貂婵秋波一转中便魂不守舍,先前的主子“义父”转眼就成为他的刀下鬼,

成为被天下人耻笑的“三姓家奴”。

《水浒传》更是一个鲜有女色的男性帝国,对

女性的藐视显而易见,书中所有的女性只不过是男性行为和心理的一种陪衬。

封建传统的观念中,英雄的本质特征是对内的控制力和对外的征服力。

在男性对

女性用情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出现柔情,极大地威胁着男性英雄冷峻无情的精

神世界的稳定,女人的微笑和眼泪会以猛于虎的力量掏空英雄的斗志。

所以这还

是难以实现男女平等的,男性对女性的压服和统治是整个封建社会约定俗成的思

维定势。

(二)新思潮的萌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以李贽为代表的一批进步的思想家不遗余力的抨击伪道学,大胆肯定人欲的

合理性。

他认为:

“人即道也,道即人也。

人外无道,而道外亦无人。

”要求人们

做到“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抑志,直心而动,是为真佛。

”[13]从李贽人格

的狂放激进,可看出他以从明代前中期士人的以社会价值为核心转向以个人自我

为核心。

在对王阳明心学理论的改造与超越中,他提倡自适与真诚,强调真实自

然的童心。

李贽的童心说要求从人为的限制彻底转向童心的真实自然,一任宣泄

而无所遮掩;

自然的动机,自然的感情,自然的表现……从童心提倡的自然向下

推衍,因重自然而重自然的感情,重情的出现便和理对情的压抑产生矛盾。

在李

贽的影响下,晚明出现了以汤显祖和冯梦龙为代表的主情派,他们的创作也显露

出这种新思潮的面貌来。

汤显祖向往有情的天下,他的名言即是,“第云理之所

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

”(《牡丹亭题词》)以“情痴”“情种”自许的冯梦龙

更是自号“多情欢喜如来”,他和汤显祖桴鼓相应,在文学界掀起了一股创作高

潮,戏曲界和小说界都在展示着才子对佳人的热烈追求和佳人努力挣脱封建礼教

的束缚,走向婚姻自主,反映了新的思潮对人欲和人情的肯定。

李贽的妇女观也是非常进步的,他在湖北麻城讲学便不避男女,收有女弟子。

还作《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系统阐述他对妇女问题的看法。

他说:

“谓人有

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

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

短,又岂可乎?

”并对历史上有作为的女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李贽对妇女的

婚姻问题也有自己的见解,他对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一事,这样评价:

“使当其

时,卓氏如孟光,必请于王孙,吾知王孙必不听也。

嗟夫,斗筲小人,何足计事,

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决择,忍小耻而就大计。

”(《藏书》卷三十七。

实际上就是提倡妇女改嫁、婚姻自主。

这种主张男女平等、尊重女性的观点,在

男尊女卑,歧视妇女的观点流行几千年后,尤其是理学对妇女禁锢更严的明代,

具有很强的历史进步性和现实针对性。

冯梦龙的妇女观,深受李贽影响,一是肯

定妇女的才智,揭露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荒谬。

“语有之:

‘男子有

德便是才,妇人无才便是德。

’其然,岂其然乎?

……无才而可以为德,则天下

之懵妇女毋乃皆德类也乎?

”(《智囊》卷二十五)在《智囊》中,专辑《闺智部》

一卷,表彰古今才女。

《闺智部.贤哲》总评曰:

“谚云:

‘妇智胜男。

’即不胜,

亦无不及。

”这和李贽的男女见识无长短之别的主张何其相似。

二是赞美文君私

奔相如的婚姻自主行为。

“相如不遇文君,则绿绮之弦可废;

文君不遇相

如,两颊芙蓉,后世亦谁复有传者。

是妇是夫,千秋为偶,风流放诞,岂足病乎!

(《情史》卷四)。

在这种进步思潮影响下编纂的“三言”到处呈现提倡男女平等,

鼓励女性婚姻自主,赞美德才兼备的女性,肯定人欲的优秀篇章。

“三言”应该是冯梦龙融合了当时新旧思想呈现给读者的精神大餐,只不过

旧的道德伦理观已经难以压抑新思想强大生命力的雀跃,在两性角色的处理上流

露出尊重女性的意识和男女平等的思想,这也是“三言”在社会性别角色塑造的

最闪光之处。

第三章文学传统的影响

冯梦龙是一个主情派的作家,《情史》是继承了前代一直到冯梦龙时期的集

大成之作,它按类别编排,几乎将历代才子佳人作品囊括殆尽,清初的才子佳人

小说盛极一时不能不与冯梦龙对“情教”的提倡无关。

在“三言”中婚姻爱情题

材的男女主角也往往是以“才子佳人”的身份出场,林辰《明末清初小说述录·

子佳人小说初探》中说:

“一般来说,所谓才子佳人小说是指才子佳人的偶遇与

婚姻故事,它以情节结构上的:

(1)男女一见钟情;

(2)小人拨乱离散;

(3)

才子及第团圆这样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为特征的。

也有人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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