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拟态环境”到“信息环境的环境化”.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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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拟态环境”到“信息环境的环境化”
内容提要：
人类已经步入信息时代，成千上万的信息以每秒上亿条的速度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接触“信息”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自觉与不自觉的行动，而这些“信息”构成的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本身，而是与现实环境并存的拷贝世界或象征世界即“拟态环境”。
人们把“拟态环境”作为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和自身行为的重要参照体系，从而进一步加快了“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的趋势。
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入手对这一趋势以及媒介在这一趋势中充当的角色作一番简单的探悉。
关键词：
拟态环境 信息环境的环境化 泛影响力 隐性权利
人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生活在自然存在和经过先辈改造了的环境中，这是一种能够清晰感觉到的现实环境。
现在，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以及信息社会的到来，人们得以在感受外部世界方面自我扩张。
在不知不觉中，人们总是习惯于接受和理解来自全球四海的各种媒介信息，生存于大大超出自身可以亲身感受的现实环境的另一种环境即“拟态环境”中。
这种环境不是人们实实在在能够感觉到的事件或直接听到的观点本身，而是关于它们的复制符号或摹写。
它是与现实环境并存的拷贝世界或象征世界。
由于现代传媒及时迅速、无所不传、图文并茂的信息展现方式，使得人们通过传媒就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
人们便心甘情愿地将传媒所营造的信息环境作为自己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和自身行为的重要参照体系。
面对着“客观的信息”，人们早已失去了选择的能力：
闭塞视听意味着灭亡，而接受的结果便进入了一个媒体加工过的“拟态环境”之中。
在现实的世界里，我们用虚拟的观点改造着生活，而我们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又形成了虚拟的观点。
这就是信息时代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信息环境的环境化”。
在虚拟和现实的互动里，我们用现实映射的虚拟思想创造着整个世界，这也是在“信息环境的环境化”过程中人们唯一所能做的。
一、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1、李普曼的“拟态环境”说
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和专栏作家李普曼较早意识到大众传播媒介营造的这一特殊信息环境。
他在《舆论学》中对“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又译“假环境”）作了经典的论述：
“回过头来看，我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认识是何等的间接。
我们看到，报道现实环境的新闻传递给我们时快时慢，但我们把自己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当作现实环境本身来对待。
”①
“……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一个共同的要素，即人们和环境之间的插入物——拟态环境。
人们的行为是在对拟态环境作出反应。
但因为是行为，如果见诸行动，行为后果就不是出现在刺激行为的拟态环境中，而是在行动发生的真实环境中。
……因为，在社会生活层面上，所谓人作出适应环境的调整是以虚构为媒介来进行的。
”①此处的“虚构”指的是在不同程度上人们自己对环境的描绘。
“由于真正的环境总体上太大，太复杂，变化太快而无法直接去了解。
我们没有条件去对付那么多难以捉摸、那么多种类、那么多的变换的综合体。
然而我们必须在那种环境中行动，就必须先以一个简单得多的模式来重构真正的环境，然后才能掌握它。
要洞察世界，人们必须装有一幅世界面貌之地图。
”①
从李普曼对“拟态环境”所作的论述以及这个图示中可以看出，拟态环境是与现实社会环境相对的一个概念，两者既相联系，又相区别。
联系点：
拟态环境是从现实环境中抽取出来的一部分，现实环境是全貌，拟态环境是局部。
现实环境是拟态环境的母本。
区别点：
现实环境是实实在在的物质环境，拟态环境是通过大众媒介有选择性地“提示”现实环境中的客观变动而结构出一个符号化的信息环境。
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个符号化的信息环境的反应，而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
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传播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人们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同时，李普曼还指出“拟态环境”是插入人与真实环境之间的环境，人对环境的调适是通过“虚拟”这一媒介进行的。
李普曼不但指出了现代社会信息环境替代客观环境的现实，而且指出这种替代的结果除了影响人的认知行为外，也会影响现实环境，使现实环境在无形中涂抹上信息化的色彩。
可以看出，“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理论在李普曼的观点中也得到了印证。
2、藤竹晓关于“信息环境的环境化”论述
较早提出“信息环境的环境化”趋势的传播学者是日本的藤竹晓。
1968年，他在李普曼的观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拟态环境的环境化”问题。
②他指出，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生活方式或价值观念，最初并不见得能被重视或普及，可一旦进入了大众传播渠道，很快就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甚至会发展成为一种随处可见的流行现象。
藤竹晓曾经写道：
“……人，是环境的主体，应当靠自己的力量确认自己的环境。
但现状却是，人只能依赖于信息环境及其赋予的定义而生存。
在这样的现代环境的结构下，有时人就会被信息环境虚拟环境所欺骗。
”
藤竹晓认为，大众传播虽然提示的是“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但由于人们是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环境和采取环境适应行动的，这些行动作用于现实环境，便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带有了“拟态环境”的特点，以至于人们已经很难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
这就是他所认为的“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象②。
同时，他也明确指出：
人们依赖信息环境但却无从辨认其真伪，因此信息环境在指导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可能误导甚至欺骗人类。
在这种意义上说，人们的行为是控制在大众传播的信息环境中的。
媒体通过“议程设置的功能”、树立“意见领袖”、营造“意见环境”等等的手段来影响和制约舆论，从而影响和制约人们的思维和行动。
从李普曼的“拟态环境”到藤竹晓的“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理论的提出，大众媒介也经历了传播事实真相或假象，通过“议程设置的功能”、树立“意见领袖”等等的手段来营造“拟态环境”的过程，实现了“信息环境化境化”的目的。
信息高速运转的信息时代更加快了大众媒介的这一过程。
二、“信息环境的环境化”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大众媒介的传播模式是“沙漏式”的，即记者和编辑站在“把关人”的岗位上，控制着新闻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决定着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新闻的命运：
让哪些新闻通过这个狭窄的“漏口”传播出去；哪些新闻不能传播，就地“封藏”。
不仅如此，他们还担负着“议程设置”的职责，即将某信息放在何版面（节目）位置刊播、设计多大版面（节目时间）刊播、以什么方式组织报道等等。
在这样的情况下，受众就只能跟着大众媒介走。
1、通过媒体关于“9·11事件”的报道看“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象
2003年3月10日至5月10日，《华盛顿邮报》共发表有关伊拉克战事报道253篇。
在这些新闻报道中，积极的、消极的和中立的报道比例为107：
63：
83；非消极性报道占据了75%，共190篇，而批评性报道仅有1/4。
从报道内容看，有关美方包括美军的生活和战斗细节、军事行动、政府策略等报道占据了总数的46％，共约116篇；而关于伊拉克方面的报道只有39篇，其中消极的就占据了17篇，其余12篇则属中立报道，而无一篇积极报道。
从新闻来源看，来自于美英方面的消息为164篇，占65％；而来源于伊拉克方面的仅12篇，占5％。
从图片尤其是新闻照片看，该报电子版从3月20日开战到4月9日攻占巴格达共发布照片414幅，其中表现伊拉克平民和士兵生活的110幅，约占1/4。
就是在这些照片中，表现战争给他们造成影响和伤痛的画面很少，血腥场面更是稀有，相当一部分是表现伊拉克人离开家园时的平和的场景；而表现不同声音的——反战主题的照片只有区区10幅。
其他约占3/4的304幅照片，则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美英联军（绝大部分时美军）生活、战斗的场面。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这414幅照片中，仅有3幅是由伊拉克电视台提供的，只占总数的0.7%③。
2003年4月7日的美国《时代》周刊用约20页的篇幅刊载了关于伊拉克战争的照片。
据透露，在编选这些照片时，主编们刻意挑选那些能够表现美军"英雄主义"的照片，而绝对不用那些伊拉克平民被无辜打死、暴尸街头的照片。
大众传媒在某种意义上说成为了制造这场历史悲剧的首魁。
似乎阿拉伯人就该仇恨美国，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对阿拉伯的战争，他傲慢且邪恶，所以中东的媒体强烈谴责美国对阿富汗的轰炸，而对纽约发生的悲剧只字不提；同样，我们在美国CNN的电视镜头前看到了大批支持本·拉登的阿拉伯人表现的对美国的仇恨，却忽略了或许数量更多的带在家里，更为安静的阿拉伯人对纽约死难者的同情；我们看到了塔利班支持者们要参与圣战的决心，却无意间忘记了那些对于塔利班分子仇恨有加的伊斯兰妇女的愤怒……媒介与历史往往戏剧性的将真实的世界抽象化，站在不同的立场将客观主观化，而它创造的这个并不真实的“拟态环境”的巨大影响力往往给生活在现实社会的人们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
2、“信息环境的环境化”已经真正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主要包含以下三层意思：
1、信息环境能够多角度广范围地囊括或反映庞杂的现实环境的能力在不断增强；
2、由于人们往往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环境和采取行动，人们将信息环境很多时候当成现实环境本身来看待，使得信息环境越来越环境化；
3、由于人们是根据信息环境来认识环境和采取适应环境的行动，这些行动作用于现实环境，便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带有“拟态环境”的特点，即现实环境的信息化趋向。
三、“信息环境的环境化”是媒体发展的结果
1、媒介化生存的现实
目前，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人们最普通的一种生活工具。
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拥有电视和电话，约3/4的家庭拥有录像设备，一半以上的家庭与电缆相连，约1/3的家庭拥有个人电脑⑤。
除美国外，其他国家媒介的拥有数量也已基本普及并呈明显的增长势头。
大量拥有大众传媒的同时积极接触大众传媒，成为现代人的重要生活内容。
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曾经这样介绍美国人的生活与大众媒介的关系：
美国人平均几乎把日常生活中四分之一的时间用在这些媒介上，而且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长，98%的美国家庭有电视机，这些电视机平均每天有7个小时处于开机状态；美国成年人中有75%的人要看报，大约每天花费30分钟的时间；美国99%的家庭和90%的汽车上有收音机，每天用于收听广播的时间约有1亿5000万小时；加上用在杂志、书籍和电影上的时间，美国人每天花在大众媒介上的时间数量之大，是很明显的。
广泛接触媒介并非美国的特殊现象，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接触大众传媒都是现代人生活的重要部分。
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日平均媒介接触时间的调查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日本人每天的媒介接触时间为4.4小时，中国人为3.7小时，这只是直接接触五大传统传媒的时间，还不包括人们观看电影和录像、听唱片等消费大众文化产品的时间，也不包括通过互联网接触大众媒介的时间。
不难发现，频繁接触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除了正常的工作生活外，人们用了几乎一半的余暇时间来接触大众媒介，大众媒介已经充斥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
可见，现实中人们已将大众传媒所建构的信息环境当作自己了解现实、寻求帮助、丰富知识和休闲娱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渠道。
信息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现实环境的角色与功能，信息环境越来越环境化。
2、媒介塑造更现实的“地球村”
现代传媒除了拓展传播内容、提供更多资讯外，也积极跻身于全球化的公共信息空间中，从而大大提高了媒介包容外界环境的潜力。
现实中，网络媒体快速发展，传统媒体也积极搭借网络优势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
据统计，截至1999年3月，我国内地共有20省市的200家报刊创办了网络版。
与此同时，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广播电视公司开始把自己的节目送上互联网。
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的结合，极大地拓展了节目传输范围，使受众日益呈现出全球一体化的趋势。
另据国际权威机构提供的数据表明：
到1996年底，互联网就已经连接了世界186个国家和地区④。
当代信息技术已经全方位地影响甚至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传播手段、方式与结构，多种媒体广播、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印刷媒体、电脑网络的相互融合与渗透越来越明显，信息的穿透力也越来越强。
这预示着国际传播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个潮流已不可逆转。
可见，新媒体和旧媒体纷纷进入公共的全球化资讯平台中，这便从事实上有效打破了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各种有形和无形壁垒，其所创造的信息流通方式正在将我们融入一个环球性的大舞台。
在这一信息网络中，人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分享他人的知识和资源，而且还可以在这一环境中顺利的进行各种形式的人际交流。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信息环境还可以帮助人们进行实际的工作生活。
如在家庭中，电视机将变成网络终端电脑，再加上电话机，通过联网就可以享受电子邮件、电子付款、特别新闻节目、统计资料检索、居家购物、视频点播、可视会议等服务。
网上大学、网上图书馆、网上会诊等都已成为现实。
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
现代媒介正在营造更真实的信息“地球村”。
一方面，媒介已冲破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界限进入全球性的信息大舞台，另一方面，这个大舞台不仅可以为人们提供各种丰富的无限多信息，还能切实帮助人们的实际生活与工作。
因此，现代媒介所建构的信息环境模拟现实的能力不断增强，“信息环境的环境化”趋向也日益明显。
3、媒介话语的泛影响力
现代媒介创造出“地球村”式的信息环境就实质而言只是一种使用信息的方式，本身并不能影响人的认知结构。
但是，当媒介以一种自己所认为的姿态站出来说话、表态时，媒介已不单纯是一种负载信息的形式或工具。
当“9.11”恐怖事件发生后，全世界的各大媒体铺天盖地地进行报道，一时成为全球人们共同关注的话题；世界杯的现场报道总是牵引着全球的目光为此激动和狂热；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超级绯闻也甚至一时掩盖了遥远的中国人日常最关心的琐事而被议论纷纷。
现代传媒的高度延展性与及时性使得媒介话语的影响力与辐射面也在不断扩展，媒介的内容不但帮助人们了解世界，甚至可以左右我们生活中每天的中心议题与思考内容。
可见，媒介话语之所以能够形成类似权力的东西影响甚至操纵人们，关键在于媒介话语建构现实的逼真性与优先权。
4、媒介技术的隐性权力
人们之所以心甘情愿、很大程度地依赖信息环境，使得“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象日益明显，其中相当部分成就要得益于技术。
技术的进步使得信息的复制和广泛传播如今已不费吹灰之力，从而使得信息环境对现实环境的复制功能更强。
正如克楼克与库克这两位加拿大社会学家在研究电视时所言：
“……非常之真实。
电视就是真实的世界，不是现代而是‘后现代’文化、社会和经济……这样的后现代社会，特色是科技以洋洋自得之精神呈现动态发展之势。
”现代传媒技术无形中已经将人与“传媒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
大众传媒在本质上只是附属于人的物，作为一种技术工具，按常理它只是一种实施权力的资源，不能实施权力更不可能成为一个权力的主体。
但问题恰恰就在于，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大众传媒在开拓人类生存空间时，因为超越了人类的身体技能而保持了它对另一种权力资源——信息的垄断式占有。
传媒的运作也便逐渐具有某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征：
印刷媒介对信息的传播必须以文字和图片对现实的抽象、剥离为前提；依靠声音的传播则把世界限制在有声语言和音响效果的框架内；电视把世界压缩在平面上，而且还是经过镜头挑选的局部世界。
这就是说，即使不考虑传播者的主观选择和对信息的过滤过程，“传媒为人们所提供的，也只是被技术简化、变形和扭曲的世界，一个与真实世界相差甚远的影像世界。
地球仪并不等于地球，真实的影像也不等于真实本身。
”但现代传媒却以它独特的技术优势为人类提供更多、更广、更快的信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传媒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和现实环境的同一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模糊隐藏了影像与真实之间的差别。
使得“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象具有更大的可能与现实性。
四、网络的兴起并没有改变“信息环境的环境化”
网络传播中的受众不仅可以自由选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而且可以在网上自由地发布信息；信息的重要与否，不再完全由传播者决定，而是可以由受众自己决定。
尽管在许多场合下，例如知名的新闻类网站，对网络新闻仍然有编辑权，仍然有网络记者和网络编辑在充当“把关人”角色，但是，由于受众享有极大的选择权和主动权，新闻传播者的地位受到削弱，权力在向受众倾斜。
这样看来媒介对于受众的控制似乎是减小了，受众在这种新的传媒方式下可以更自由的选择信息而不受记者和编辑主观的影响，而受众在作用于现实社会时拟态环境对他的影响也就变小了，“信息环境的环境化”趋势似乎也不那么明显了。
可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网络的信息虽然受媒介的主观性减小了，可是却是处在一种信息超载的状况下。
面对这种新的传播媒体，信息便有了的新特点：
绝对数量多的惊人、零散、表面化、无组织、筛选困难。
而面对这种新的信息形式，有些人能够很好的接受，在短时间内找到自己所需的信息并加以整理归纳形成自己的观点，而大多数人却并没有做好接受这种新信息形式的准备。
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一书中指出：
“失去控制和无组织的信息在信息社会里并不构成资源，相反，它成为信息工作者的敌人”⑥。
从理论上来说，网络允许人们“拉出”信息，看上去，人们对自己在网络中的信息接收是有主动权的。
但是，人们怎样才能利用有限的时间，从多如牛毛的信息中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些呢？
可以想象，结果是两种，一种是人们长期依赖于少数几个固定的网站来获得信息，其实还是把选择权交给网站；另一种结果是，人们在网上漫无目的地点击，看到什么算什么。
实际上，信息数量的增多只是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可能性，但这并不会必然增强人们对信息的选择力，反而是对选择力的削弱。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最初，接受媒介制造的“拟态环境”而使“信息环境日益环境化”。
不但如此，网络全球化，使天涯变咫尺的特点还更加深了“拟态环境”的作用。
与传统媒体传播不同，网络传播还可以成为发生冲突的国家间或敌对民族间互相攻击的工具。
这就是网络战——一种特殊形态的当代战争，尽管这是一种不流血的战争，但依然会给双方带来损失，也会成为加剧冲突的重要因素。
网络的特点在于它除了传播信息，制造拟态环境外，还为人们进行对现实环境的作用提供了条件和更先进的方式，使人们足不出户便可通过互联网这个虚拟的世界直接作用于现实世界。
这是以往的任何媒体都没有过的。
人们可以在这一秒钟内感受网络这个拟态环境中提供的消息，而在下一秒钟内就参与黑客活动打响网络大战，给对方造成直接的损失。
拟态环境对现实环境的影响至此进入了一个极至阶段，现实环境中带有拟态环境的特点，现实环境即成为这个拟态环境的时间变的越来越短。
由此信息环境在我们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中环境化的速度比以往更快了。
可见，网络的兴起并没有改变“信息环境的环境化”，反而进一步加快了这个过程。
一方面，人们广泛接触大众媒介，其所建构的信息环境已经成为人们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渠道。
而现代媒介除了为人们提供信息外，还可以代替现实环境帮助人们处理日常事务，使得媒介“地球村”的现实功能更强。
信息环境越来越具有环境化的趋势。
另一方面，由于媒介话语和媒介技术很强的拟真性与包容性以及对信息的垄断式占有，使得媒介信息又能很大程度地影响人们的生活内容和认知行为，进而影响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现实环境也越来越具有信息化的色彩。
作者简介：
戴海波,男1982年3月生，云南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传播理论及媒介研究。
参考资料：
①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P4 P13，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6
②郭庆光，《传播学教程》P127，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1
③罗以澄，叶晓华，《〈华盛顿邮报〉对伊拉克战争报道的分析与思考》，载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11
④温宪，《"新帝国"的卫道士——分析美国媒体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报道导向》载于《新闻战线》2003年第7期
⑤黄顺铭，《拟态环境：
主体建构与主体解读的多重意涵》，新传播资讯网 2004-6-3
⑥沙漠青鸟，《大众传媒的力量》，
2004-11-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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