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经典文献之一人类动机理论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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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事实上，一切生物体的状态都应理解为受动机支配的，或是起动机作用的。
7.人类的需要是按照优势需要的等级自动排列的。
也就是说，一个需要的出现往往是在另一更占优势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
人是一种需要无止境的动物。
同时，需要或动力也不能被视作孤立的或离散的——每一动力都与其它动力的满足或不满足情况相联系。
8.因为各种理论的和实践的原因，罗列各种动力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
而且，对动机作任何分类都必须解决动机的特殊性或一般性的等级问题。
9.动机的分类必须以目标为基础，而不是以触发的动力或有动机的行为为基础。
10.动机理论必须以人类为中心而不是以动物为中心。
11.必须考虑生物体作出反应时所处的情境或场景，但场景很少单独作为行为的唯一解释。
而且场景本身必须根据生物体的情况来解释，因此，场景理论不能替代动机理论。
12.不但要考虑生物体的综合性，而且要考虑出现孤立的、具体的、局部的或者部分反应的可能性。
因此，今后有必要将这些作为另一命题。
13.动机理论并不等同于行为理论。
动机只是行为的某一类决定因素。
尽管任何行为几乎都是有动机的，但行为同时也差不多总是由生物的、文化的和情境的因素所决定。
本文尝试阐明一个积极的动机理论，它将同时符合以上各项理论要求，以及在临床、观察和实验中的已知事实。
然而，该理论更多的是直接源于临床经验。
我认为，该理论遵从James和Deway的功能主义传统，融合Wertheimer[19]、Goldstein[6]和完形心理学的整体论，还有Freud[4]和Adler[1]的动力论。
这种融合或综合或许可称为“一般-动力”理论。
对动机理论的各方面进行认识和批评远比对其修补容易。
这主要是因为该领域极其缺乏可靠的数据。
我认为这种缺少主要是由于缺乏一种有效的动机理论。
本文提出的理论值得推荐作为未来研究的一种程序或框架，而且必须被证明是不是好的理论。
本理论与其说是基于既有事实或证据，不如说是基于将完成的研究，或者是文中提出的问题。
二、基本需要
生理需要。
通常被看作动机理论出发点的需要就是所谓的生理驱力。
最新的两项研究使得我们有必要修正惯用的需要概念。
首先是体内自动动态平衡概念的发展，其次，人们发现食欲（对食物的偏好）是体内实际需要或缺乏的一种相当有效的表现。
体内自动动态平衡是指身体能自发保持血流的恒定常态。
Cannon罗列了维持该恒定常态的物质清单：
（1）血液中的含水量；
（2）含盐量；
（3）含糖量；
（4）蛋白质含量；
（5）脂肪含量；
（6）钙含量；
（7）氧含量；
（8）恒定的氢离子水平（酸基平衡）和（9）血液的恒定温度。
很显然，这一清单还可以拓展，包括其他如矿物质、荷尔蒙、维生素等。
Young在最近的一篇文章[21]中总结了食欲与身体需要间联系的有关研究。
如果某人体内缺乏某种化学物质，那么他就会对含有该成分的食物产生特别的食欲或偏爱。
因此，列出基本的生理需要清单似乎不可能也没用，因为它们几乎会达到一个人所希望的任意数目，这取决于其种类的特殊程度。
我们不能确定是否所有的生理需要都处于自动动态平衡状态。
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动物的性需要、睡眠、躲避行为和母性行为都处于自我平衡状态。
而且，清单中也不会包含各种感官意愿（味觉、嗅觉、挠痒、抚摸），它们可能是生理的，并成为动机行为的目标。
我在前一篇文章[13]中曾指出，这些生理驱力或需要应被视作特殊现象而不是一般现象，因为它们是孤立的，而且是限定于肉体的。
也就是说，它们相互之间、与其它动机之间和整个生物体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其二，在大多数情形下，不可能证明驱力的一个局部的、潜在的肉体基础。
事实上这没有想象的那样普遍（疲劳、想睡、母性反应除外），但它在饥饿、性和口渴等经典实例中还是正确的。
必须重申的是，所有这些生理需要以及随之产生的最终行为也服务于其它需要。
也就是说，一个认为自己饥饿的人可能实际上更多的是在寻求慰藉或者依靠，而不是维生素或蛋白质。
反过来，通过其它活动如喝水或吸烟也可能部分地满足饥饿需要。
换句话说，尽管这些生理需要之间相互孤立，但并非毫不相关。
毫无疑问，在一切需要中，生理需要是最优先的。
确切地说，当人在某种极端的情形下丧失一切东西后，这时他的主要动机最有可能是满足生理需要而非其它。
当一个人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时，很可能他对食物的渴望比对其它任何事物都来得更为强烈。
如果所有的需要都得不到满足的话，那么生物体就会被生理需要所支配，而其它所有需要可能变得完全不存在，或者被置于次要的地位。
这时，就可以简单地用“饥饿”二字来刻画整个生物体的特征，因为人的意识几乎完全被“饥饿”控制。
（生物体）全部能力都服务于满足食物需要，一切都为消除饥饿这个唯一目标服务。
这时，感受器官和反应器官，智力、记忆、习惯，所有这些都可以被简单地定义为消除饥饿的工具。
那些无益于此目标的能力则潜伏着，或者处于次要地位。
在极端的情形下，写诗的欲望，获得一辆汽车的欲望，对美国历史的兴趣，以及获得一双新鞋的欲望，都被遗忘或者成为次要需要。
对一个因极度饥饿而濒临死亡的人来说，除了食物，他不会有别的兴趣。
他做梦也梦见食物，记得的是食物，想着的也是食物，感情倾注于食物，感知的只有食物，并且他只想要食物。
在这个时候（也只是在这个时候），只有纯粹的饥饿驱力和行为存在，其唯一的目标是要从饥饿中解脱出来，而其他与吃、喝或性行为等的生理驱力相关的那些决定因素则完全不起作用。
人类机体的另一个特征是，当机体被某种需要所支配时，他对未来的整个看法也会改变。
对长期处于极度饥饿状态的人来说，他的理想世界（乌托邦）可能只是一个食物充足的地方。
他会认为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在有生之年有充足的食物保障，其它则别无所求。
生活本身被看成是为了填饱肚子，其它任何事物都是次要的——自由、爱、集体感、尊重和哲学由于不能填饱肚子而被视为废物置之不理。
可以说，这种人只是为了面包而活着。
不可否认，以上情形确实存在，但不具有普遍性。
确切说来，在正常运转的和平社会中，突发情况是罕见的。
但这种真实性可能因为两个主要原因被遗忘：
第一，老鼠只有生理动机，由于如此众多对动机的研究都是用老鼠来做的，研究者易于将对鼠类的研究结果应用于人类；
第二，研究者很少意识到文化本身是一种适应性工具，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使得生理突发事件更少发生。
在大多已知的社会中，突发性长期极度饥饿是罕见的。
无论如何，至少在美国确实是这样。
当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说“我饿了”时，实际上他感受到的不是饥饿而是食欲。
他一生中难得有几次会体验到生死攸关的严重饥饿。
显然，使生物体处于长期极度的饥渴状态中，会将‘更高的’动机弄得含混不清，由此获得的对人类能力和本性的观点也是片面的。
无论是谁，如果试图将突发情况当成典型情况，并按某人处在生理条件被剥夺的极端情形下的行为来测度他的目标和愿望，就必然会对很多事情视而不见。
当没有面包时，人就只为面包而活，这是十分正确的。
但是，当面包充足而他的肚子也长期填饱时，他的愿望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其它（和‘更高级的’）需要立即显现，由这些需要而不是生理需要来支配生物体。
当这些需要依次得到满足后，新的（和‘更高级的’）需要又显现出来，如此种种。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基本的人类需要被组织成按相对优势排列而成的层级。
我的意思是，“满意”变成动机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缺乏”概念，因为它使得生物体从一个相对更为生理的需要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从而显现出其它更为社会化的目标。
当生理需要及其部分目标长期得到满足后，它们就不再是行为的积极决定因素或组织者了。
它们这时只会以潜伏状态存在，即，当它们受到阻碍时会重新显现并支配生物体。
但是，愿望得到满足后就不再是愿望，生物体只由未经满足的需要来支配其行为。
如果饥饿得到了满足，那它在个人当前的活动中就变得不再重要了。
以上说法会受到另一个假设的制约，也就是说，当个人的某项需要长期得到满足时，他以后就最能忍受该种需要被剥夺，而且，对于当前的满足，那些以前被剥夺过的人的反应会有别于那些从未受到过剥夺的人。
安全的需要。
如果生理需要得到较好的满足，一系列新的需要就会产生，我们可以将其概略地归类为对安全的需要。
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生理需要同样也存在，只是它们相对于这些需要处于更低的层次罢了。
整个生物体也可能同样完全被这些欲望所支配。
它们可能作为行为的唯一组织者，调集使用生物体的所有能力，因此，我们可以说整个生物体是一种谋求安全的工具。
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的感受器官、反应器官、智能和其它能力都主要是谋求安全的工具。
此外，在饥饿的人身上，我们发现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目标不仅强烈影响他当前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且决定他未来的人生观。
事实上，也有认为其它一切事物都没有安全重要的情况（甚至有时得到满足的生理需要现在也被低估），处于这种情况下的一个人，如果他对安全的需要持续强烈的话，就可以说他只为安全而活着。
尽管在本文中我们起初只关注成人的需要，但通过观察婴儿和儿童可能对了解成人的安全需要更有效，因为在婴儿和儿童身上，这些需要表现得更简单更明显。
威胁或危险之所以在婴儿身上表现得更清楚，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会抑制自己的反应，但社会上的成人被教会要尽可能地抑制自己的反应。
因此，即使成人感到安全受威胁时，我们也可能不会从其外表上看出来。
当婴儿被打扰或突然跌倒，因巨响或闪光而受惊，或者其它不寻常的感官刺激，被粗暴对待，从母亲怀中跌落，或感到失去依靠时，他们就如同遭遇了危险一样做出完全的反应。
在婴儿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对各种身体疾病更为直接的反应。
有时候这些疾病似乎很直接而且本身具有危险性，使小孩感到不安全。
例如，呕吐、疝气或其它剧烈疼痛似乎会使小孩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整个世界。
在疼痛时，可以想象小孩眼中的整个世界突然从阳光明媚变为漆黑一片，可以说，变成几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地方，在这里，以前稳定的事物突然变得不再稳定。
因此，一个因某种劣质食品而致病的小孩会在一两天产生恐惧、梦魇以及一种受保护的需要，而这些情形在他生病前从未出现过。
小孩的安全需要的另一种表现，是他偏好某种不受干扰的常规的生活节奏，他似乎偏爱一个可预测的有序的世界。
例如，父母表现出的不公正、不公平或者前后矛盾似乎会使小孩感到忧虑和不安全。
不是因为不公正本身或伤痛使小孩产生这种看法，而是因为父母的表现让世界变得不可靠、不安全或不可预知。
年幼的小孩似乎更适于在一个至少具有刚性骨骼轮廓的系统中茁壮成长，这里有某种时间进度表，某种常规惯例，值得仰仗的事物，不仅是现在，还要持续到遥远的未来。
也许可以更精确地表述：
小孩需要一个有组织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无组织或者无结构的世界。
发挥父母的中心作用和建立正常的家庭，这是无可争辩的。
家庭内部出现争吵、打架、父母分居、离婚或死亡可能会使小孩特别恐惧。
同样，父母因暴怒而威胁要惩罚孩子，嘲弄或侮辱、严厉斥责，推搡孩子，虐待或施以体罚，往往会给孩子造成极度的恐惧和痛苦，我们认为孩子遭受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疼痛，还会产生其它更多的后果。
虽然有的小孩表现出恐惧可能是因为他害怕失去父母的爱，但在被彻底遗弃的孩子身上，他们依附于不喜欢自己的父母，可能更多的只是为安全而寻求保护，而不是希望得到爱。
一般的小孩在面对全新的、陌生的、奇怪的、不可控的环境时，也常常会产生受到威胁或者恐惧的反应。
例如，迷路或与父母短暂分离，见到陌生的面孔、情境或任务，面对奇怪的、陌生的或不可控的事物，疾病或死亡。
尤其是在这些时候，小孩会狂热地依恋自己的父母，这是父母的保护者角色的一个有力证明（不用说他们作为食物和爱的给予者）。
我们可以从以上及类似的观察中总结，在我们社会中，一般小孩通常更喜欢一个安全、有序、可预测和有组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他有依靠，不会发生意外的、难对付的或者其它危险的事情，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有万能的父母会保护他远离伤害。
上述反应很容易就能从孩子身上观察到，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我们社会上的孩子普遍缺乏安全感（或者说，他们是在恶劣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在一个没有威胁，充满爱意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小孩一般不会有上述反应[17]，而这种小孩所感受的危险在大多情况下也是成人感到的危险。
在我们的文化中，对健康、正常而幸运的成年人来说，他的安全需要在很大程度上都得到了满足。
安定、平稳运行的良好社会通常会使它的成员感到很安全，不会有野兽、极度冷／热的温度、犯罪、攻击和谋杀的威胁，以及专制的迫害。
因此，他们实际上不再有安全的需要，正如一个酒足饭饱的人不再感到饥饿，一个安全的人不再感到危险。
如果我们要直接清楚地看到安全需要，就只有去找那些患神经病或者近似于神经病的人，找那些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失败者。
在这两种极端情形之间，我们只有在以下现象中才能看到对安全需要的表达，例如，偏爱长期有保障的工作，渴望银行有存款，以及有各种保险（医疗、牙科、失业、残疾和老年保险）。
从其他更为广泛的方面来看，这种谋求安全和稳定的企图还表现在人们普遍喜欢熟悉的和已知的事，而不是陌生的和未知的事。
人们有一种趋向，用某种宗教信仰或世界观将宇宙和人类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和谐一致而富有意义的整体，这种趋向也部分地受到安全需要的驱动。
我们也可以大体上认为科学和哲学也是部分地受安全需要的驱动（当然也存在为科学、哲学或宗教而奋斗的其它动机）。
另外，安全的需要会被看作只是在紧急事件发生时，一种对生物体资源的积极主导的动员力量，紧急事件包括如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犯罪潮、社会解体、神经衰弱、脑损伤及长期处于逆境等。
我们社会中的一些神经病患者在很多方面就像没有安全感的小孩，尽管前者表现得有些不同。
他们的反应往往是针对自己感知到的敌对的、无法抗拒的和胁迫的世界中那些未知的心理危险。
这种人的行为就像有一场巨大的灾难总是在逼近，例如，他似乎总是在对紧急事件作出反应。
在寻找保护者或可依靠的强者，如Fuehrer（领袖）的行为中，具体地表现了他对安全的需要。
我们可以说，神经病患者与那些对世界保持着童真的成年人只有微小差异。
也就是说，一个神经病成人患者的行为显示他好像真的害怕被打屁股，怕他妈妈不同意，怕被父母遗弃，或者食物被夺走。
这些表现就像他那对充满危险的世界作出害怕和恐惧反应的童真潜伏下来，没有被成长和学习过程所触及，现在随时会被那些使小孩感到危险和威胁的刺激所唤起。
寻求安全的神经衰弱症中最常见的是强迫－强制型神经衰弱症。
强迫－强制症患者疯狂似地设法使世界有序和稳定，这样就不会产生难对付的、意外的或者不熟悉的危险[14]。
他们用各种仪式、章程和规则把自己包围起来，穷尽所有可能的意外事件，这样就不会有新的意外发生。
就像Goldstein描述的头部受损的病例[6]——他们设法保持平衡，避免一切陌生和奇怪的事物，通过将他们有限的世界调整得如此整洁、规律和有序，使世上的一切都值得信赖。
他们设法安排这个世界，试图使任何未预料到的事情（如危险）都不可能发生。
如果未预料到的事件确实发生了，但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过失导致的，他们就会陷入恐慌，就好像这个事件造成了极大的危险。
我们所见的只是健康人身上从无到强的偏好，例如，在异常情况下，对熟悉的偏好会变成危及生死的大事。
爱的需要。
如果生理和安全的需要都很好地得到满足，那么对爱、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就会出现，这样，以前描述过的整个循环过程就会围绕这个新的中心重复出现。
这时，人会敏锐感受到从来没有这样迫切地需要朋友、爱人、妻子或者儿女。
他渴望人与人之间的挚爱关系，也就是，在自己所处的群体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他会努力奋争以实现这一目标。
他想获得这样的一席之地远甚于世上的其它一切事物，他甚至忘记自己过去在饥饿时，曾经对爱嗤之以鼻。
在我们的社会中，从顺应不良和更严重的精神病理学案例来看，爱的需要受阻遏是最为常见的核心问题。
人们往往带着矛盾心理看待爱情和感情问题，以及它们在性生活中的可能表现，而且习惯于对它们加以许多的约束和限制。
事实上，所有精神病理学的理论家都强调顺应不良的根本原因是爱的需要被阻遏。
关于这种需要的许多临床研究使我们对其有了更多的了解，胜过对其它需要的了解（除生理需要外）[14]。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爱情并不等同于性欲。
性欲可以作为纯粹的生理需要来研究。
在一般情况下，性行为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也就是说，除了性需要外还有其它需要，其中主要有爱情和感情的需要。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
爱情的需要包括给予爱和接受爱两方面。
尊重的需要。
在我们的社会中，所有人（除少数病态者外）都需要或渴望对自己有一种坚定的、基础稳固的和（通常是）高度的评价，需要自尊、自重，以及赢得别人的尊重。
所谓基础稳固的自尊，意思是指这种自尊是以真实的才能和成就以及别人的尊敬为基础的。
这些需要可以再分为两类：
首先是对实力、成就、胜任、面对世界的信心，以及要求独立和自由的愿望。
其次，还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对名誉和声望（定义为来自他人的尊敬和尊重），认可，注意，重视和赞赏的欲望。
这些需要得到AlfredAdler及其追随者的重视，而Freud及其他精神分析学家们则相对忽视了这种需要。
但是今天看来，越来越多的人普遍认识到这种需要的极端重要性。
尊重的需要得到满足会使人产生自信、自我价值、实力、能力和富足，感觉自己对世界有用而且必不可少。
这些需要得不到满足则会产生自卑、软弱和无助的感觉，这些感觉又会引起挫折感或者补偿性或神经病倾向。
从对严重创伤神经衰弱症的研究[8]中，可以明显看出基本自信对人的必要性，并理解缺乏这种自信会使人们变得如何的无能为力。
自我实现的需要。
即使以上各种需要都得到了满足，我们仍可能经常（即使不是总是）感到自己必须做真正适合自己的事，否则很快就会产生一种新的不满足和不安定的情绪。
要体验到终极的幸福，音乐家必须作曲，艺术家必须绘画，而诗人必须写诗。
一个人能够做什么，他就必须要做什么。
我们可以称这种需要为自我实现的需要。
自我实现这一术语最早由KurtGoldstein提出。
本文使用它的内容中更具体而范围更窄的含义。
它是指对自我实现的渴望，也就是，人们趋向于展现自己的内在潜力。
这种倾向可以表达为渴望越来越真实地体现自己的愿望，尽可能完成与自己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
这些需要采取的具体形式当然会因人而异。
在这个人身上表现为渴望成为一名贤妻良母，另一人则渴望成为体育明星，而在第三个人身上则体现为绘画或创造发明。
它不一定是一种创造性的冲动，但一个有创造能力的人是会采用这种形式的。
这种自我实现需要的清晰显现，依赖于生理的、安全的、爱的和自尊需要的满足。
我们将这些需要得到满足的人称作基本满意的人，正是对于这些人，我们才能期望他们发挥最全面（也是最健全）的创造性。
在我们社会中，达到基本满意的人只是极少数，因此，无论在实验或临床诊疗中，我们都不太了解自我实现。
这仍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
满足基本需要的先决条件。
满足基本需要有一些直接的先决条件。
如果这些先决条件得不到满足，那么基本需要本身也不可能得到满足。
例如言论自由，在不损害别人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的自由，自我表达的自由，调查和搜索信息的自由，在群体中保护自己，保持正义、公平、诚实以及秩序的自由，等等，这些都是基本需要得以满足的先决条件的例子。
而阻遏这些自由则会被当作威胁或应急反应来对待。
这些条件自身不是目的，但它们与基本需要如此密切相关，所以差不多就等同于目的，而基本需要显然是人们的唯一目的。
人们要保护这些先决条件，因为没了这些条件，基本满足就完全不可能实现，或者说，基本需要至少会受到严重威胁。
如果我们记得认知能力（知觉的、智力的、学习的）是一组调节工具，除了其它功能外还具有满足我们基本需要的功能，那么显而易见，对它们的任何危害，剥夺或阻碍了其自由利用，必定会间接地威胁到基本需要本身。
这样的论述，部分地解决了有关好奇心的一般问题，同时也是对寻求知识、真理和智慧，以及不懈地探索宇宙秘密的说明。
因此，我们必须引入另一假设并谈及对基本需要的接近程度，因为我们已经指出，任何有意识的渴望（局部目标）因其或多或少地类似于基本需要而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
类似的陈述也可用于各种不同的行为——如果某一行为直接有助于满足基本需要，那它在心理上就是重要的；
如果这种贡献越是间接的或者微不足道的，那么从动态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这种行为就越不重要。
对各种防御及应付机制也可采用类似的表述——有的行为直接关系到保护或满足这些需要，而别的行为与这些需要的关系较弱。
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存在更为基础或更不基础的防御机制，而危及前者的危险比后者更具威胁性（需要经常谨记这点，只是因为它们与基本需要相关）。
对熟悉和了解的渴望。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顺带提到了认知需要。
获取知识并将宇宙系统化，被部分地认为是在世界上实现基本安全的技术，或者，对聪明人来说，是自我实现的表达。
同样，询问和表达的自由，被认为是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先决条件。
这种说法或许是对的，但是它们并不能成为诸如好奇、学习、哲学探讨、实验等动机角色问题的明确答案，它们最多也只是部分解答了这些问题。
由于我们对事实知之甚少，所以这个问题显得尤其困难。
我们很容易就能观察到好奇、探索、渴望事实、渴望了解等行为。
为了探索个人的安全需要，这些工作甚至是在耗费极大成本的情况下做的，这在我们前面讨论的部分特征中是很重要的。
另外，笔者必须承认，尽管有足够的临床证据假定求知欲是聪明人身上极为强烈的动力，但还没有关于愚钝的人的资料。
因此，求知欲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较高智商的一个函数。
颇具试验性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推动讨论和研究，我们应该假定有一个求知、了解现实、获得事实和满足好奇心的根本愿望，或者如Wertheimer所说：
了解胜于一无所知。
但这种假定是不充分的。
即使我们有了知识，一方面，我们被迫要更为详细和细致地了解更多，另一方面，我们被迫更广泛地了解某一世界哲学、宗教等。
如果获得的事实是孤立的或原子论的，我们必定会通过分析或组织将它们理论化。
有人称这是寻求‘意义’的过程。
因此，我们应假定人们有一种希望了解、系统化、组织、分析和寻找联系和意义的欲望。
一旦这些欲望被接受作为讨论的议题，我们看到它们自己形成了一个小的层级，其中求知的欲望要胜于了解的欲望。
我们前面提到的优越性层级的所有特征似乎对此也成立。
我们必须提防轻易地将这些欲望与前面所说的基本欲望区分开来，比如，将‘认知的’和‘意欲的’需要两者截然分开。
求知和了解的欲望本身都是欲求性质的，例如，两者都有一种努力的特征，但它们同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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