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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雅。
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
3.
“泰特勒三原则”：
（1）ThattheTranslationshouldgiveacompletetranscriptoftheideasoftheoriginalwork；
（2）Thatthestyleandmannerofwritingshouldbeofthesamecharacterwiththatoftheoriginal；
（3）ThattheTranslationshouldhavealltheeaseoforiginalcomposition.”
（1）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
（2）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
（3）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
”（谭载喜，2006）泰特勒指出，这三项原则是好的翻译所必备的条件，它们次序的排列是恰当的、自然的，是按重要顺序排列的，如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要牺牲某一个原则就要注意到它们的次第和比较上的重要性，决不能颠倒主次，以牺牲思想内容的忠实来求得译文的优美和流畅。
4.
前苏联语言学派代表人物费道罗夫他在《翻译理论概要》中提出了“翻译等值translationequivalence”理论:
“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外一种语言在内容和形式不可分隔的统一中所业已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
5.
奈达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dynamicequivalence”。
他对翻译所下的定义:
所谓翻译,
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
首先是意义,
其次是文体。
这一定义明确指出翻译的本质和任务是用译语再现源语信息,
翻译的方法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
6.
纽马克“文本中心”论text-centeredtheory：
纽马克把要翻译的对象看成文本，并根据语言的功能把文本分为表达型、信息型和召唤型三大类。
表达型包括严肃的文学作品、声明和信件等；
信息型包括书籍、报告、论文、备忘录等；
召唤型包括各种宣传品、说明书和通俗小说等。
他认为不同的文本应该用不同的翻译方法（纽马克把翻译方法分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两种。
前者强调忠实于原作“原作者”；
后者强调忠实于译作“读者”）,不同的评价标准，不同的“等效”要求。
7.Vermeer维梅尔的“目的论”：
通常情况下，“目的”是指译文的交际目的。
目的论认为，翻译过程的发起者（initiator）决定译文的交际目的，但当发起者因专业知识不足或其他原因对译文目的不甚明了的时候，译者可以与发起者协商，从特殊的翻译情况中得出译文目的。
目的性原则要求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不应是对等翻译理论所强调的原文和功能，而应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要达到的一种或几种交
四、中国翻译简史
陈福康在其编著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一书中，按照中国历史的分期把中国翻译史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个部分：
古代翻译史起于先秦时有关翻译的零星论述，至清干隆初年《番清说》为止（东汉至宋代的佛经翻译，古代佛经翻译的三个阶段，明清的宗教、科技翻译）、近代翻译史起于鸦片战争止于“五四”运动、现代翻译史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代翻译史则从建国后至今。
古代佛经翻译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东汉末年到西晋，主要是外籍僧人和华籍胡裔僧人，翻译主要靠直译，甚至是“死译”、“硬译”，采取口授形式，因此可信度不高。
第二阶段从苻秦译场和姚秦译场开始，翻译由私译转为官译；
隋朝，上林园里设置了翻经馆。
支谦突破了以往的直译法，开始追求文字的典雅；
道安总结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规律；
彦琮在其论着《辩正论》中提出了翻译要例“十条”和对译者的要求“八备”；
鸠摩罗什开始提倡意译；
慧远等人则对译文的风格和文体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第三阶段在唐朝，主要译者多为本国人，他们除了精通佛理以外还精通梵汉两种语言，其译作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两个阶段。
加上唐朝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这一阶段的译经活动达到顶峰，出现了玄奘、不空、义净等著名的僧人译经家。
玄奘提出了佛经翻译中著名的“五不翻”的原则，并为译经者进行了十一种详细的分工。
还提出了“既需求真，又需喻实”的翻译标准，力求忠实与通顺并举。
中国近现代翻译
民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明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马杜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
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前
著名的禁烟英雄林则徐决心“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被誉为“组织翻译活动的先驱”。
语言学家马建忠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留下了一些有关翻译的论述。
他提出有三类书籍急需翻译，并指出“需要择其善者译之“。
此外，他在总结了当时译文中常见的不足之后提出了所谓“善译”的翻译标准，要求译文与原文之间“无毫发出入于其间”。
甲午战争后
最著名的翻译家当首推严复。
严复所译作品多系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赫胥黎的《天演论》（EvolutionandEthicsandOtherEssays），亚当•斯密的《原富》（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斯宾塞尔的《群己权界论》（OnLiberty）、甄克斯的《社会通诠》（TheStudyofPolitics）等、并提出简洁凝练的翻译标准“信、达、雅”（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andelegance）
。
清林纾和他的合作者以口述笔记的方式译了一百六十多部文学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黑奴吁天记》（UncleTom’sCabin），《块肉余生记》（David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现用新译名）。
晚清时期
中国译者对国外文学名著的翻译也情有独钟，所出版的译作主要有《伊索寓言》、《天方夜谭》、《鲁宾逊漂流记》、《茶花女遗事》、《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妮娜》等等。
这一时期介绍外国文学作品探索文学翻译理论的翻译家主要有林纾、周桂笙、徐念慈、伍光建、苏曼殊和王国维等。
“五四”运动以后
中国译坛又陆续涌现出一大批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大家，其中有很多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如鲁迅、胡适、林语堂、茅盾、郭沫若、瞿秋白、朱生豪、朱光潜等。
这个时期翻译理论开始受到重视并有了长足的发展。
鲁迅先生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则当然其义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
”并提出了通行的翻译标准：
忠实于通顺（faithfulnessandsmoothness）。
瞿秋白论证翻译是可以做到又信又顺的。
林语堂提出了“忠实的标准，通顺的标准，美的标准”。
傅雷的“重形似而不重神似”的标准。
钱钟书提出的“精神姿致依然故我”和“化境”之说。
哲学家艾思奇则总结说，“翻译的原则总不外是以‘信’为最根本的东西，‘达’和‘雅’的对于‘信’，就像属性对于本质一样，是分不开的然而是第二义的存在。
中国当代翻译
董秋斯发表了《论翻译理论建设》一文后，中国译论开始了有目的的建立体系，开始了“转型”。
文革期间，翻译工作基本停止。
改革开放后，译界长期徘徊于原有的认识水平上。
80年代后半期，谭载喜等人主张“必须建立翻译学”的呼声目益高涨。
到了1990年，刘宓庆的《现代翻译理论》出版，译界公认此书为现代翻译理论体系建立的标志，传统译论也就圆满地划上了句号，取而代之的是科学的、成体系的现代翻译理论。
五、西方翻译简史
古代翻译活动：
西方翻译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
当时有文字记载的翻译作品已经问世：
七十二位犹太学者在自己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翻译了《圣经•旧约》，即后人所称的《七十子希腊文本》；
罗马文学家安德罗尼科用拉丁文翻译了《奥德赛》。
公元四零五年，哲罗姆对照希伯来原文翻译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theVulgate），不仅使拉丁语读者有了标准的《圣经》译本，而且该译本成为罗马天主教承认的唯一文本。
西塞罗（Cicero，
公元前106---43）的至理名言“我不是作为解释员而是作为演说家进行翻译的……
不是句当字对，而是保留语言总的风格和力量。
”他提出翻译家必须照顾译语读者的语言习惯，用符合译文读者的语言来打动读者或听众；
翻译要传达是原文的意义和精神，并非原文的语言形式；
因为文学作品的翻译就是再创作，翻译文学作品的译者必须具备文学天赋或素质；
由于各种语言的修辞手段“彼此有相通之处”，翻译做到风格对等是完全可能的。
（谭再喜，1991：
24）
贺拉斯（Horatius，公元前65---8）认为翻译应该“意义对意义”（senseforsense）。
与此同时，他主张再创作和翻译中不要墨守成规，必要时可以创造新词或引进外来词，以便丰富民族语言和增强作品的表现力。
哲罗姆（Jerome,347---420）被誉为西方四大权威神学家之一，不仅完成了第一部“标准”拉丁语《圣经》的翻译工作，并提出了极有见地的翻译理论和切实可行的翻译原则：
1、强调各种语言的形式差异，主张在翻译中应避免逐字对译。
2、翻译方法应随原作的文本而异。
3、否认《圣经》翻译中存在着“上帝的感召力”。
4、翻译既然是一种创造，以这就完全可以具有自己的风格特征，而且优秀的译文完全可以与原作媲美。
西方近代翻译活动
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是西方翻译理论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
德莱顿对翻译系统的研究，泰特勒的《论翻译的原则》的发表，阿诺德与纽曼围绕荷马史诗进行的论争，歌德、施莱尔马赫和洪堡从语言学及文学角度对翻译进行的深入探讨，以及俄国在翻译活动与译论研究上的文艺学观点等，都极大的促进了对翻译进行多层次、多视角的研究，为翻译研究开辟了崭新的、逐渐科学化的途径。
《圣经钦定本》与古希腊《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古罗马的安德尼科所译的《奥德赛》和哲罗姆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被誉为西方翻译史上的四大译作，对译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德莱顿（Drydan）将翻译粗略地分为三类：
逐字翻译（metaphrase）、意译（paraphrase）和拟作（imitation），认为逐字翻译是“带着镣铐跳舞”，而拟作又近似于创作，脱离了原作的面貌，因此主张重意义、轻语言形式的意译，这样既可以避免随心所欲，又不至于过分呆板，以词害义。
他对翻译的三分法突破了传统的二分法（即直译、意译）的局限，可以说是西方翻译史上的一大发展，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
泰特勒（Tytler,1748-1814）的翻译理论和思想主要见于《论翻译的原则》一书。
该书是西方翻译理论的第一部专著，在书中，泰特勒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原则：
1、译文应完整地再现原文的思想内容（Thatthetranslationshouldgiveacompletetranscriptoftheideasoftheoriginalwork.）；
2、译文的风格、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Thatthestyleandmannerofwritingshouldbeofthesamecharacterwiththatoftheoriginal.）；
3、译文影响原文一样流畅（Thatthetranslationshouldhavealltheeaseoftheoriginalcomposition.）。
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是西方近代译论史上最著名的理论家。
他将翻译分为顺从原作和顺从译作两种翻译途径，对二十世纪波斯盖特的前瞻设式（prospective）和后顾式（retrospective）翻译分类很有启发。
当代翻译活动
总结：
从西方翻译理论的沿革和发展可以看出，西方翻译理论大致可概括为三条基本主线：
1）与文学和文艺学译论，其代表是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德莱顿、泰特勒等；
2）诠释学和语言学译论，其代表是奥古斯丁、施莱尔马赫、洪堡、卡特福德等；
3）跨文化交际学译论，其代表是奈达、霍姆斯、巴斯奈特、斯内尔霍恩比、内尔曼等。
这三种译论的彼消磁长、相互影响、互为补充构成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纷呈的繁荣局面，推动了世界翻译活动的蓬勃发展。
六、常用翻译方法、策略与技巧
直译与意译（LiteraltranslationandFreetranslation）
英语与汉语的语言结构与文体结构有相同的一面，汉译时可照译，即所谓“直译”——既忠实原文内容，又符合原文的语言与文体结构。
由于人们在感情，在对客观事物的感受及社会经历等方面会有相似之处，英汉语言表达中有少量相同或近似的表达方式，这些表达方式的字面意义，形象意义相同或近似，隐含意义相同，也就是说，这些表达方式的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所传达出的文化信息是相同的，可以互译。
“意译”则从意义出发，只要求将原文大意表达出来，不需过分注重细节，但要求译文自然流畅。
由于文化因素的影响，在翻译时无法保留原语的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可将原文的形象更换成另一个译文读者所熟悉的形象，从而转达出原文的语用目的，译出隐含意义。
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发展历史，民族文化，风俗习惯造成了两个民族独特的语言与独特的表达方式。
因此，翻译时必须对两种语言文化基础有基本的认识，不能逐字翻译。
凡语言都有习惯表达，言外之意。
在深入领会原作的精神实质的前提之下，不拘泥于原作的字面形式，创造性的表达原作思想，但不可添枝加叶，改变原作的风格。
注：
在翻译界通用的方法是将“直译”与“意译”相互结合。
任何一篇好的翻译作品，并不是单纯的某一种翻译方法贯穿始终，而是在保持原文内容的准确性，不引起歧义的情况下，将这两种翻译方法在同一翻译作品中并用，相得益彰。
笔者对翻译界的这种做法完全认同。
笔者认为，两种翻译方法在任何一篇翻译作品中都能并用的话，一定可以译出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
归化和异化（domesticationandforeignization）
异化和归化是在1995年由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Venuti）在《译者的隐形》（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一书中提出来的。
从历史上看，异化和归化可以视为直译和意译的概念延伸，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直译和意译。
直译和意译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语言层面处理形式和意义，而异化和归化则突破了语言因素的局限，将视野扩展到语言、文化和美学等因素。
按韦努蒂（Venuti）的说法，归化法是“把原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而异化法则是“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
（Venuti，1995:
20）由此可见，直译和意译主要是局限于语言层面的价值取向，异化和归化则是立足于文化大语境下的价值取向，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不能混为一谈。
归化（domestication）是指在翻译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的陌生感的翻译策略（Shuttleworth&
Cowie，1997:
43-44）。
它应尽可能的使源语文本所反映的世界接近目的语文化读者的世界，从而达到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文化对等”。
异化（foreignization）是指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Venuti，2001:
240）；
或指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Shuttleworth&
59）。
它主张在译文中保留源语文化，丰富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的语言表达方式。
用通俗的语言概括，即归化法要求译者向译语读者靠拢，采取译语读者习惯的译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
异化法则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使用的原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
异化时不妨碍译文的通顺易懂，归化时不失去原文的味道，同时，我们应坚持对语言形式采取归化的策略，而对其文化因素进行异化处理。
这样，译文作品可兼两策略之长而避其短，使两者有共同发展的空间。
由此，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归化与异化应该是相辅相成，并有互补的辩证统一关系。
七．西方翻译理论
翻译理论在现代尤其是20世纪50世纪以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熟知翻译理论对我们的翻译实践和翻译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会有重要的帮助和价值。
鉴此，这里将简单介绍西方的翻译理论。
西方翻译研究可以粗略地分成五个部分：
1．
20世纪前的翻译理论
2．
语言学中心阶段
3．
系统翻译理论
4．
文化研究的面面观
5．
翻译的哲学理论
6．
综合性学科翻译研究
（一）．20世纪前的翻译理论
背景知识
20世纪以前的漫长时间里，翻译理论建立在语文学基础之上，许多哲学家，语文学家，作家和诗人研究的重心是如何翻译经典文学作品。
1．核心
A、直译与意译的交锋
B、忠实，精神和真理的定义
代表人物
他坚持他是以演说家而不是以解释者来翻译的。
他倡导意译
B．哲罗姆
他采取意译而不是直译的翻译方法
C．多雷
他提出了翻译五原则
D．
约翰德莱顿
提出了翻译三分法：
逐字对译，活译，拟作
E．亚历山大泰特勒
在他的文《翻译的三原则》中提出了翻译的三个原则
F.
马丁路德
通过翻译将精英通俗化
G．施莱尔马赫
提倡保留原作的原味
H．弗朗西斯纽曼
强调原作的异味
I.
马修阿诺德
提倡透明的翻译方法
（二）．语言学中心阶段
在20世纪初，索绪尔提出了普遍语言学理论，既为语言学提供了基础，也促使了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的建立。
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布卢姆菲尔德的结构语言学及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都为翻译理论家进行语言学方向的翻译研究提供了基础。
主要理论1：
对等和等效（1950s－1960s）
（1）
罗曼雅各布逊
A．
描写了翻译的三类型：
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
B．提出语际翻译指用一种语言替换另一种语言种的整个信息
C．
强调对等的差异性
（2）
尤金奈达
A.
提出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
B.
提出著名的读者反应理论
C.
他的理论以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grammar，简称TG为基础
（3）
皮特纽马克
A．提出语义对等和交际对等
（4）
韦内科勒
区分了对应和对等
B．
描写了五种对等：
外延意义，隐含意义，文本规则，语用及形式对等
主要理论2：
翻译级转换理论（1950s－1970s）
翻译级转换：
将原语翻译到目的语过程中发生的语言方面的小改变。
韦内和达贝尔
在韦内和达贝尔的模型（1958）中，他们定义了直接翻译和间接翻译俩种翻译策略
凯特福特
区分了形式对应和文本对等
考虑了俩种级转换：
层次转换和范畴转换
主要理论3：
功能理论（1970s－1980s，起源德国）
1、
凯瑟琳莱斯
强调文本层次上的对等，将语言功能与文本类型和翻译策略联系起来。
总结了四种文本：
信息，表达，使动，和视听媒体文本
玛特里
她的翻译行为理论是涉及到一系列的参与者的一种交流过程。
参与者包括：
发动者，原语作者，目的语译者，目的语使用者和目的语接受者。
翻译行为理论视翻译为一种以目标为驱动，以结果为导向的人类互动活动，她的重心是将翻译过程看作是涉及文化转换的信息传递体。
韦米尔
与莱斯合著了《翻译理论基础》
他将目的这技术术语引进翻译的目的和翻译过程种，并提出了目的论种的三个重要原则。
克里斯丁恩诺德
他提出了以翻译为导向的文本和文本分析是一种更关注原语的功能分析法
主要理论4：
话语和语域分析
话语分析成为以语言学为中心的翻译理论家热衷的话题，并成为一种分析语言结构和文本意义的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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