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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文的写作特点是什么鲁迅的杂文是有极强烈的战斗性的，这种战斗性借助于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而表现出来，它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具体材料的和谐统一。
鲁迅说，杂文必须“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
”①又说：
杂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②。
鲁迅总是在首先强调杂文的思想性、战斗性的同时，也强调它的艺术感染力，强调它必须通过生活的形象和语言的魅力给读者以艺术的享受。
自然，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决不是抚慰和麻痹，而“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它是统一于战斗也是为了战斗的。
所以这跟艺术至上主义者强调的所谓艺术，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鲁迅对杂文提出了卓越的观点，这是他长期的创作实践的概括，他的全部杂文完美地体现了这些观点。
下面，我们将着重分析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方法。
杂文是政论的一种艺术的表现，它要求一种逻辑力量。
但鲁迅的杂文却具有高度的说服力，长篇的论证严密，短篇的一针见血，都能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说得清楚、充分、深刻。
这是因为它总是在最要害的地方揭示问题的本质，表现出鲜明、肯定、无可反驳的逻辑力量。
这是鲁迅杂文的一个首要的特征。
鲁迅杂文的论辩的过程，它的达到结论的过程，常常是集中力量揭露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使问题得到异常彻底的解决。
毛泽东同志说：
“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
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
”①鲁迅正是擅长这种分析的高手，因此他的论辩就能制强敌于死命。
如梁实秋曾经狡称自己不知道“主子是谁”，说他不是资本家的走狗。
鲁迅从阶级论的思想出发，深刻地认识走狗行为的实质，是为整个阶级效劳的，而不是为个别的资本家，所以梁实秋不知“主子是谁”的哀鸣，正是一个可以抓取的要害。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
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他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
……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他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实秋既然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了。
鲁迅思想的深刻性，还在于他发现梁实秋这条“文艺”走狗，在论战中已经理屈词穷，只能借国民党的反动暴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所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
‘乏’。
”②又如，有人曾比较“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和“此生或彼生”两个句子，证明文言简明“省力”，优于白话。
鲁迅即以同一例子反驳说：
此生或彼生“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
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
”因此白话虽然用字较多，但意思准确，一看就清楚，“其省力为何如？
”①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有时它就是一种生活现象，为人们所耳闻目见，但不为人们所重视。
鲁迅善于捕捉这种现象，加以点染、剖析，使它格外鲜明，引人注意。
比方，有这么一种人，天天口里说着白话，运用自如，并不觉得鄙俗可笑，现在却以“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晒”为理由，来反对白话文。
这本来就是一种矛盾的现象，鲁迅把它写出来，加以描绘，提高，立刻显出这种人的真面目：
“现在的屠杀者”。
因为他们不要现在，却抱住僵尸呻吟。
有些人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不置一词，却拼命在少年刊物上宣传岳飞、文天祥的故事。
鲁迅抓住这个矛盾，尖锐地指出，这两位对于少年未免迂远一点，因为大敌正当头。
“我疑心那些故事，原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不知怎么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面了”②。
并以“登错的文章”作为题目，有力地讽刺了这种现象。
矛盾的社会现象，有时并不集中在一个事物上，而是以分散的形式表现出来，很容易为人们所忽视，这就特别需要作家的集中和概括。
鲁迅善于发现这种现象，从它们的对照中来揭露社会生活的矛盾。
在《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里，他概括了两种对立的现象。
一方面是统治者在宣扬孔教，演奏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意在粉饰升平；另一方面则是干旱成灾，乡民争汲井水，有人竟遭殴毙。
鲁迅抓住了这两种现象，对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
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
自然，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无以养君子’，到底还不可任凭他们互相打死，渴死的。
”这就深刻地揭露了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有力地撕下了统治者粉饰升平的幕布。
在前节提到的《新秋杂识
（二）》里，鲁迅也抓住了当时社会不救活人救鬼魂，不救国土救月亮的怪现象，深刻地揭露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是国民党反动派不准人民抗日救国。
由于作者所抓取的是尖锐对立的现象，在表现方法上又特别强调它的对立面，这就赋予它以十分鲜明、强烈的逻辑力量，使读者感到由衷的信服。
揭露事物矛盾，是逻辑思维的重要任务，也是有关杂文说服力的关键问题。
鲁迅在这方面...
鲁迅杂文经典段落鲁迅的杂文，无疑是他无与伦比的独创的思想天才和艺术天才的结晶。
关于鲁迅杂文的思维特点，是鲁迅研究专家早就注意了的问题。
徐懋庸和毛泽东曾分别指出唯物辩证法在鲁迅杂文中的出色运用；冯雪峰认为鲁迅杂文是“诗与政论的结合。
”唐弢认为鲁迅杂文是逻辑和形象思维与具体材料和统一。
我们认为更确切的说法是，鲁迅杂文是辩证的理论思维和情感形象的审美思维的完美统一。
那么鲁迅式的辩证的理论思维有些特点：
1、微观和宏观的统一。
鲁迅杂文内容是极其广泛深刻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大到整个“社会”，整个“文明”作批评对象，小到寻常的社会现象，但又“以小见大”，“借一斑而略窥全豹，以一目而尽传精神”。
这种分析和综合相结合，鲁迅曾在《准风月谈•后记》中，有很好的说明：
“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
”2、微观和宏观的统一。
在鲁迅杂文中，有单纯的历史考察和单纯的现实解剖的出色篇章，但大多数是历史的反思和现实剖析相统一的，这是鲁迅杂文辩证的理论思维的重要特征。
鲁迅这类杂文，善于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中勾画出事物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出事物发展的历史规律，鲁迅的杂文，包容我们民族的整部历史，充满丰厚有历史感和深刻的历史预见性。
3、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
鲁迅的博识是无与伦比的。
他精通自然科学中的生物学、医学、地质学，也有丰富的文学、绘、历史、哲学、宗教、道德、法律、民俗、考证等。
使他的杂文在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时，总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地调动有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知识。
4、“破坏”与“建设”的统一。
鲁迅的杂文，是不留情面，坚忍不拔地“暴露”和“攻打”旧社会和旧文明的匕首和投枪，充满着批判和战斗的激情。
别林斯基说过：
“任何否定，如果要成为生动的，诗意的，都应当是为了理想而否定的”。
杂文家的鲁迅，既是尖锐的社会批评家，又是伟大的社会改革家，既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又是热烈的理想主义者，他杂文中的“任何否定”都是“为了理想而否定的”。
因此，鲁迅的杂文是以议论为主的文学散文，是辩证的理论思维和情感形象的审美思维的互相统一和有机的融合，这一思维的根本特定，决定了鲁迅杂文带有鲜明的艺术特质：
即集中表现了议论的形象化、议论的理趣化和议论的抒情化。
1、议论的形象化。
鲁迅曾对自己杂文的艺术手法有一个基本的说明：
“我的坏处，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因此，他的杂文并不局限于描写这一个具体的人与事，而使它具有历史的概括性和普通性，成为这一类人和事的图象和标本，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常取类型”。
这也是要求作家杂文创作时，议论要形象化。
而议论形象化的途径和方法很多，首先是借助想象、联想创造出那些带有比喻和象征性的形象和意象，如“落水狗”、“叭儿狗”、“夏三虫”、“二丑”等形象，创造的意象如“黑色的染缸”，“小摆设”等。
单就“叭儿狗”类型形象的创造，就让人拍案叫绝，不仅在早期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得到充分的刻划。
而且鲁迅与形形色色的“叭儿狗”长期战斗中，不断地画出了其种种变幻，如“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比它的主人更严厉的‘叭儿狗’”；“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疲”，《而已集•小杂感》变成了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丧家犬”，曾经是激烈的狼，现已“被驯服”，失去了“野性的”狗，“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统治者之上的”。
“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犬”，“岌岌不可终日”，《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一有变化，它们就另换一付面目”的“不忠实”的狗等等。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将鲁迅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变，陆续勾勒下的“狗相”合起来看，现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走狗”的类型形象，都得到了充分的刻划与表现。
又如1932年，《二丑艺术》，“二丑”乃是戏剧里“二花脸”，鲁迅说这是由于“小百姓看透了这一种，提出精华来，制定了的脚色。
”鲁迅认为二丑的本领在于他们有帮闲之才，“懂得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
并以“小骂大帮忙”为目的。
比如对主子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脏，应该洗一洗。
”在帮凶或帮忙，也显得特别的阴险，尽量不露痕迹，“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然后转过脸来，对看客指出主子的缺点，一面摇着头装起鬼脸说：
“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
”这后一手的二丑的特色，也是他们的绝招，他们既要不失主子的宠幸，又为自己留下一条退路。
其次是起绰号或漫画，鲁迅曾《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中说：
“果弋里夸俄国人之善于给别人起名字——或者也是自夸——说是名号一出，就是你跑天涯海角，它也要跟着你走，怎么也摆不脱。
”鲁迅很赞赏“五四”时期钱玄同创造的“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认为只有他自己创造的“革命小贩”和“洋声恶少”，...
明清散文特点明初散文以朱元璋开国功臣宋濂，刘基为代表.宋濂论文力主宗经其散文以传记文成就较高.刘基则是诗文兼善的作家，他的散文以寓言杂文最有特点.明中叶散文和诗歌的发展一样，出现了前后七子与反前后七子的激烈论争，此期散文流派众多.“前后七子”主张复古，独倡秦汉古文，由于模拟过甚，被后人斥为“伪体”，仅“后七子”之宗臣以散文名，他的《报刘一丈书》是明代散文中少有的一篇好文章.明嘉靖年间，“唐宋派”兴起，他们继承南宋以来尊崇“八大家”，（韩柳欧曾王三苏）古文的既成传统，自觉提倡唐宋散文，与“前后七子”相抗衡，故有“唐宋派”名之.其散文使明代散文出现了转机，最有成就的作家是归有光.万历年间的“公安”，“竟陵”两派散文，抒写“性灵”.各有特点，二者文学革新运动的直接产物是散文创作中，出现了的小品散文，这是对传统散文的一个发展，代表了两派散文的创作成就.明末散文上承明中叶余绪，出现了大量的小品散文.张岱散文汲诸家之长，兼”公安派”之清新和“竟陵派”之冷隽又独具风貌，成为晚明散文大家.同时主张复古的“复社”，“几社”，由于使古学务为现实所用，故其散文于拟古之中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现实性很强，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等均是明道散文中很有思想容易的佳作.清代散文，初承明代“唐宋派”一脉，代表作家有候方域，魏禧等人.候方域散文被时人推为第一.清中叶以后“桐城派”古文一统天下，势力极大，蔚然成为清代古文正宗.“桐城派”古文一布局严谨语言雅洁著称.这是唐宋八大家古文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影响达远至于民国初年.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管同，梅曾亮等人，骈文在清代也十分流行.清初的陈维崧便是骈文名家.清中叶以后骈文屡与古文争胜，出现了著名的骈文作家汪中，他的《哀盐船文》，“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是一篇十分动人的佳作.明清两代，不以文名的思想家的散文值得注意.明代有嘉靖万历年间的李挚，其散文思想性强，极富鼓动性，揭露假道学最见功力.清代则有清初的黄宗羲，唐甄（？
）等人，其散文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对封建帝王，封建君主专制进行猛烈的抨击，对于开通民智，进行思想启蒙起到很大的作用.
...隋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民国散文,现代杂志杂文,隋...是不可名状吧不可名状：
【解释】：
没法用语言形容。
【出处】：
晋·葛洪《神仙记·王远》：
“衣有文采，又非锦绮，光彩耀目，不可名状。
”【拼音】：
bùkěmíngzhuàng【拼音码】：
bkmz【近义词】：
不可言宣、不可思议、不可胜言【反义词】：
一语破的【用法】：
偏正式；作谓语、定语；指声音、色彩、感觉等不能用语言描述【英语】：
beyondexpression【常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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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介亭杂文〉这本书名字的意思1935年，鲁迅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帝国主义越界筑路区域，即“半租界”收集1934年所作杂文，命名为《且介亭杂文》，“且介”即取“租界”二字各一半而成，意喻中国的主权只剩下一半。
后又有《且介亭二编》、《且介亭末编》。
《且介亭杂文》共三集，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同时出版。
前两集由鲁迅亲自编定，后一集里部分稿件也经集中，其余则由夫人许广平代为辑成。
这些杂感不仅技巧圆熟，论证丰富，而且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也大都经过融会贯通，遵循杂感的特点结合在具体的内容里，符合于中国成语的所谓“深入化境”，在艺术上表现了突出的简约严明而又深厚朴茂的风格。
周作人的简介查得很辛苦的！
周作人（1885~1967）简介[编辑本段]光绪十年（甲申）腊月初一（1885年1月16日）生于浙江绍兴。
鲁迅二弟。
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原名櫆寿，又名奎缓，字星杓，自号启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
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
1903年进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改名为周作人，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
1906年7月到日本攻读海军技术，后改学外国语。
此间与羽太信子（1888-1962）结婚。
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
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视学、绍兴县教育会会长、省立五中教员。
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
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
在他的影响下，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
1927年4月李大钊被杀害，曾保护李大钊之子李葆华避居自家一个月之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
49年以后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
主要著作：
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乡》、《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译有《日本狂言逊》、《伊索寓言》、《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等。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冲击，曾被红卫兵无耻粗暴对待，于1967年5月6日去世。
其主要著作书目[编辑本段][创作书目][编辑本段]孤儿记（文言小说）1906年6月，小说林社自己的天地（散文集）1923年9月，北京晨报社泽泻集（散文集）1925年月12月，北京，北新书局谈龙集（文艺杂论集）1927年12月，上海，开明书店谈虎集（上下集）（杂文集）1928年月1月，上海，北新书局永日集（散文集）1929年5月，上海，北新书局过去的生命（诗集）1929年11月，上海，北新书局看云集（散文集）1932年10月，上海，开明书店知堂文集（散文集）1933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周作人书信（书信集）1933年7月，上海，青光书店苦雨斋序跋文（序跋集）1934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夜读抄（散文集）1934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苦茶随笔（散文集）1935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苦竹杂记（散文集）1936年2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风雨谈（散文集）1936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瓜豆集（散文集）1937年3月，上海，宇宙风社秉烛谈（散文集）1940年2月，上海，北新书局药堂语录（散文集）1941年5月，天津庸报社药味集（散文集）1942年3月，北京，新民印书馆药堂杂文（散文集）1944年1月，北京，新民印书馆书房一角（散文集）1944年5月，北京，新民印书馆秉烛后谈（散文集）1944年9月，北京，新民印书馆苦口甘口（散文集）1944年11月，上海，太平书局立春以前（散文集）1945年8月，上海，太平书局鲁迅的故事1953年，上海出版公司鲁迅小说里的人物1954年，上海出版公司鲁迅的青年时代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过去的工作（散文集）1959年，香港，新地出版社知堂乙酉文编（散文集）1961年，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儿童杂事诗（诗集）1973年，香港，崇文书店知堂回想录（散文集）1972年，香港，三育图书公司[翻译书目][编辑本段]玉虫缘（小说）美国爱伦坡著，1905年，翔鸾出版社红星佚史（小说）英国哈葛德.安特路朗著，与鲁迅合译，1907年，商务印书馆域外小说集（一、二集）与鲁迅合纂译，1909年，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炭画（小说）波兰显克微支著，1914年，北京，文明书局黄蔷薇（诗歌小品集）希腊等到国作品，1925年，北京，新潮社希腊拟曲希腊海罗达斯.谛阿克多斯著，1934年，商务印书馆俄罗斯民间故事片英国培恩编译，1952年，香港，大公书局阿里斯托芬喜剧集与罗念生合译，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希腊的神与英雄英国H.D.劳斯著，1950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希腊女诗人萨波斯湾摘译英ArtherWeigail著《萨福传》，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乌克兰民间故事片1953年，香港，大公书局浮世澡堂皇日本式亭三马著，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
《秋天》段意何其芳（1912.2.5-1977.7.24）原名何永芳，四川万县人。
1929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预料，曾发表新诗。
1931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在京、沪的《现代》、《文学季刊》等刊物上发表作品。
其诗收入与卞之琳、李广田合集的《汉园集》。
散文集《画梦录》以绚丽的文采表现象征的诗意，创造出独立的抒情散文体，因而获1936年《大公报》的文艺奖金。
1935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执教。
在现实影响下创作的《还乡杂记》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家乡和成都任教员，创办《工作》半月刊，发表了《成都，让我把你摇醒》等诗文。
1938年与沙丁、卞之琳一起奔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工作，这期间有诗集《夜歌》，散文集《星火集》。
1944年后两次被派往重庆，进行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任《新华日报》社副社长等职，写下不少散文、杂文和评论文章。
1948年调中央马列学院。
从1953年起，长期领导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主要致力于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的组织工作，论著有《关于现实主义》、《西苑集》、《关于写诗和读诗》等。
著作书目：
《汉园集》（诗集）与卞之琳、李广田合著，1936，商务《画梦录》（散文集）1936，文生《刻意集》（小说、戏剧等合集）1938，文生；增删本.1940，文生《还乡日记》（散文集）1939，良友；又名《还乡杂记》，1943，桂林工作社《预言》（诗集）1945，文生；增删本，1957，新文艺《夜歌》（诗集）1945，诗文学社；增订本，1950，文生；增删本又名《夜歌和白天的歌》，1952，人文《星火集》（散文集）1945，群益《星火集续编》（散文集）1949，群益《关于现实主义》（论文集）1950，海燕《西苑集》（论文集）1952，人文《关于写诗和读诗》（论文集）1956，作家《散文选集》1957，人文《诗歌欣赏》（论文集）1962，作家《何其芳诗稿》1979，上海文艺《何其芳选集》（1—3卷）1979，四川人民《一个平常的故事》（散文集）1982，百花《何其芳文集》（1—6）1982—1984，人文《何其芳诗文选读》1986，四川教育出版社《何其芳散文选集》1986，百花翻译书目：
《何其芳译诗稿》1984，外国文学出版社《秋天》选自何其芳早年创作的诗集《预言》（1931-1933）。
它不像那个时期的诗人们那样爱用象征手法，写得神秘莫测，或爱寻味哲理，显示思想的深高厚重；也不像他向前拘守个人狭小天地，缠绵悱恻于男女私情，除了幽怨、苦思就是期待，而是难得地将视野投向乡野，投向普通人的活动场景，以观者的身份言身外他人之事，表现一派明朗纯净的诗意诗风。
诗作采用直陈其事的写法，表面看来似乎简单、直白，缺少象征的奥义，实则意味情味既深且长。
诗中透出那么一种氛围，那么一种神韵，这是最能勾住读者心魄的东西。
所谓氛围，在文学作品尤其是抒情作品中，通常是指作品中的整体性的境象、风神、气韵。
它与严羽的“气象混沌，难以句摘”的气象有所类似，又有所不同，气象所指更为廓大，包括内容、形式各个方面；氛围似乎主要关乎内容，涉及意象、意境、情感等。
氛围可感而不可言，正如司空图所言：
“神而不知，知而难状。
”亦如唐人所言：
“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
”但读之有感，了然于心，也应能言追心意，形之于文。
在《秋天》里诗人用最精粹的语言描写农家生活，每一句诗都是一幅画面，三节诗又组成三幅复合画面。
画面的组合造成了既流动又整合的特殊氛围。
第一幅画面是“农家丰收图”。
这里不是写某个农夫，而是写普遍的农家活动。
写了两个场景，一是山谷伐木，一是篱间背瓜果。
山谷伐木置于篇首，丁丁声悠远地飘来，诉诸听觉；震落了清凉的露珠，诉诸视觉和触觉，真是一片世外风光，启迪人追思那邈远的印象，《诗经》中不是有“伐木丁丁，鸟鸣嘤嘤。
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之句吗？
“飘”和“幽谷”在何其芳早年诗中常出现，不过那都是写虚的，用的是比喻义、引申义，用在这里才是写实的，别有一番情韵。
背瓜果所伴随的心情和表情在诗中未点明，但读者可以想到，那是欣喜、笑盈盈的。
“栖息”本用来描写有生命的物类，现用在这节诗的末尾，来概括秋天在农人家里的状况，将虚无的东（秋天）西视象化了，创造出松弛、闲静的氛围。
第二幅画面是“霜晨归渔图”。
其中“雾”“霜”这些表现环境氛围的词（还有上一节的“露”），也是何其芳早年诗中常出现的，传达出清凉、冷寂、朦胧的气氛。
画面还包括一系列活动：
撒网，收渔，摇桨。
这些平常活动画面在这里都蕴含着淡而远、清而静的神韵。
“轻轻”一词常在何诗中出现，在此仿佛“信手拈来”，显示出渔人悠闲与自得的心情。
也许在早年何其芳的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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