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原则任贤远佞.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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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原则任贤远佞
用人原则，任贤远佞
——《群书治要》中的用人之道之三
文章来源：
理论网 作者：
刘余莉
用四个字来概括用什么样的人，就是“任贤远佞”。
《说苑》上记载，周成王将要行成人礼，即行冠礼。
周公让祝雍来做一些祝辞，并要求他要简明扼要。
祝雍就说：
“使王近于仁，远于佞，啬于时，惠于财，任贤使能。
”意思是希望大王能够亲近仁德的人，远离奸佞的人，珍惜时间、惠施财物，任用贤德的人和有能力的人。
所以任贤使能成为用人的标准。
用人特别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孔子家语》上说，“故弓调而后求劲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必悫而后求智能焉。
”弓必须调好之后，才能成为强劲的弓；马必须把牠驯服之后，才能够成为良马；士必须谨慎、诚实，才能够再让他求智能。
如果士没有诚敬之心，而多才多艺、能力很强，就像豺狼一样不可亲近。
因此，有人把人才分成几个层次：
第一，“有德有才是正品”。
这个人既有德行，又有才能，是我们社会、我们团体所急需的，比作正品。
第二，“有德无才是次品”。
这个人有德行没有才能，培养一下，他还是可以使用的，虽然不像正品那样用得好，但是也勉强可以用。
第三，“有才无德是毒品”。
这个人有才能，但是没有德行，他就是毒品。
言外之意是，这种人会对我们社会、我们团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比如说，一个人，他的电脑技术很好，却没有用来服务社会，而是去黑其他网站。
因此，这种人才能越高，对社会的危害就越大。
就像小偷，他的技术不高超，他偷不了很多钱；技术越高超，对社会的损伤就越大。
所以“有才无德是毒品”，不可以亲近，也不可以使用。
最后，“无才无德是废品”，当然这样的人比较少。
《韩诗外传》记载，孔老夫子说，士有五种。
有权势的士人；有家庭富裕、资财雄厚的士人；有天资勇猛、强悍的士人；有智慧聪敏的士人；有相貌美好的士人。
家里有权势的士人，却不用尊贵的权势爱护民众，实行道义，反而以它暴戾傲慢民众；家庭富裕的士人，不用财富赈济穷苦的人，反而凭它奢侈糜烂，过着无节制的生活；天资勇猛、强悍的士人，不用勇敢保卫国君，攻城野战，建功立业，反而用它欺凌百姓，而且挑起私人之间的争斗；智慧聪敏的士人，不用智慧为国家出谋划策，反而用智慧做邪恶的事，而且掩饰奸诈的行为；相貌美好的士人，不用美貌统御群臣，治理民众，反而用美貌蛊惑女子，以满足私欲。
这五者都是士人，但却失去各自美好的禀赋。
这就告诉我们，我们有很多优势，应按着这些优势可以更好地为国家、为人民作出贡献，而不应该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择手段地利用这些优势去做坏事。
那么，应用什么样的人？
一、孝廉之人
1.孝
自古以来，中国就把“孝廉”作为人才选拔的根本标准。
《孝经》上说，一个人不爱他的父母亲，而能够爱其他的人，这是和德行的本质相背离的；一个人不尊敬他的父母亲，而尊敬其他的人，这是和礼的本质相背离的。
试想一下，一个人出门在外很久了，都不愿意回家看望他的父母。
这样的人，连父母的养育之恩都不能记在心上，想着去报答，他能够对领导忠心吗？
如果他对领导很忠心、很听话，那也是因为有利可图。
《弟子规》开篇就讲“入则孝”，而“入则孝”前面有四句话：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如果父母叫我们时，我们都爱答不理；让我们去办什么事，也不认真负责。
这种态度会影响他以后对领导、对同事、对工作的态度。
一个人在领导面前，能不负责任，甚至大吼大叫，甚至一不高兴，就把他的老板给Fire掉，其原因是他在家对父母就经常发火，动不动就生气，不高兴就离家出走。
这种态度带到工作上，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中国古人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这句话非常有道理。
因为一个孝子有恩义、有情义、有道义，他不会做出见利忘义、忘恩负义的事。
如果在家你能做到“父母呼，应勿缓”，你到了企业、单位、团体，就能够做到领导呼，应勿缓；老板呼，应勿缓；老师呼，应勿缓。
所以这个态度，我们反省来、反省去，其实都来自于对家庭、对父母的态度。
我们学习《弟子规》，重在力行。
不是谈玄说妙，背了很多名言。
把《弟子规》当成知识，倒背如流，默写得一字不差，那没用，和我们的修身没有任何关系，这不是真正做学问的态度。
孔老夫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今天，我们为什么来学《群书治要》呢？
我们是为了提高自己做学问、做事的能力，还是为了学习一些名言警句，在我们同事、朋友面前炫耀？
如果我们读经典的目的是为了在他人面前展现我们的学识，张扬自己的好口才，那么这种学问是为人之学。
而真正有学问的人，他是要把所学的东西都力行到生活中去、通过修养自身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2.廉
（1）不贪
廉，首先意味着不贪。
一个人如果欲望过重，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就会去做一些违法乱纪、以权谋私的事。
《大学》讲：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修身从格物开始。
格物并不是像朱熹所讲的穷究万物之理，即探寻万事万物的规律。
格物，是格除物欲的意思。
在财色名利等各种诱惑面前，都能够把持住自己，如如不动，这样的人才能够格除物欲，所以修身就要从格物做起。
但人的欲望一旦打开，自己都难以控制。
虽然学了圣贤教诲，习气还是很重。
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可能因为习惯的原因，仍会犯过失。
颜回问孔老夫子什么是仁？
孔老夫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我们说最基本的礼，就是《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中的内容。
如果你能够克除自己的欲望，按着这些规范、教诲来检点自己的行为，来要求自己，这样就能够达到仁了。
所以，修身是真实的功夫，修身好不好，就在于我们面临各种各样的境界时，例如面对财色名利时有没有动心，还有没有贪心。
如果你有贪心，甚至还去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这说明我们的修身做得不好。
说明我们学习传统文化还处在幼儿园水平，还没有入门。
所以，一定要知道自己修行程度的浅深。
一个人学得越多越谦虚，因为越和圣贤人比起来，越觉得自己做得不好；如果一个人学得越多，就越傲慢，觉得别人都不如我，那么学的方向就错了。
所以圣贤书不可一日不读，圣贤教诲不可一日不听。
古人说，“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
”
古时候，崇尚学习圣贤经典，每个人从小在私塾里学的都是“四书五经”，社会风气都是崇善抑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在这样的环境下，三日不读书，还面目可憎。
而现在我们周围的人，很少有人读圣贤书，很少有人按照圣贤书的教诲来要求自己。
但我们这些人确实非常幸运，因为在这样一个花花世界、五欲六尘的诱惑之中，我们还有机会学习圣贤经典，还经常有老师在身边提醒、指正我们。
因此，我们不应辜负这个难得的人身，应重视修身。
修身应从格物做起，每天对照《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反省自身，看看自己哪些地方还没有做到，这才叫修身的功夫。
古代人看官员能不能够被任用，就看他是不是有贪心，也就是说看他够不够理智，在财色名利的诱惑面前，是否能保持清醒的头脑。
《汉书》上记载着杨震不受“四知财”的故事。
杨震在赴任东莱太守的途中，路过昌邑县，昌邑县的县令王密，是他举荐做的县令。
当王密知道自己的恩人路过此地时，就趁着夜色，带了十斤黄金，要去呈给杨震。
杨震拒不接受，并且叹一口气说：
“唉！
我了解你。
知道你有德学，把你举荐出来做秀才。
可惜你却不了解我。
”王密还以为杨震是怕这件事被人知道才不愿意接受的。
所以他就说：
“这件事没有人知道，你就放心地接受吧。
”结果，杨震回答：
“这件事，有天知、有神知、有你知、有我知。
这是‘四知财’。
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
”最后，他拒不接受这“四知财”。
他这种廉洁的作风影响了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乃至于曾孙，他的后代都做到了三公的位置，非常显达。
而为了纪念他祖先这种廉洁的作风，他的后代子孙，把他的一个房屋取名为“四知堂”。
以此提醒后代子孙，他们的祖先不收“四知财”，所以凡是杨家的子孙走过这个匾额的时候，都能够受到提醒，时刻警醒自己，不要因为自己的言行给祖先抹黑。
（2）廉正
廉除了不贪，还有廉正的意思。
《潜夫论》有这样一句话，“夫贤者之为人臣，不损君以奉佞，不阿众以取容，不堕公以听私，不挠法以吐刚，其明能照奸，而义不比党。
”贤德的人作为臣子，他不会一味地谄媚、巴结来损害君主的威德；他也不会阿谀奉承众人而苟且容身；也不会败坏公益，即公家的利益，来任意处事；他不会曲解法律，畏惧权贵。
他的贤明能够明察奸邪；他的道义使他不结党营私。
《后汉书》记载着一个祭遵的故事。
祭遵是颍川人，曾经跟着光武帝出征黄河以北，并且被任命为军市令。
在光武帝的族中，有个小儿犯了法，祭遵就按照法律，严格地把他给处死了。
世祖光武帝听了这件事，非常生气，想命令人把祭遵收监。
当时任主簿的陈副就进谏说：
“您常常想让军纪严明，现在祭遵奉法不避权贵，这就是为了让军令严明，使法令得到实施。
”世祖听他说的话有道理，于是就赦免了祭遵，并且任命他为刺奸将军。
并且经常告诫将领说，“应该小心祭遵，我们家族中的一个小儿犯了法尚且被他杀掉，那他也一定不会对你们这些将领有所偏向。
”光武帝平定了黄河以北之后，又把祭遵拜为征虏将军。
由此可见，贤明的君主用人，都是用那些严格执法，不徇私枉法的人。
他任用祭遵，给他很高的待遇，祭遵也严格要求自己，所受到的赏赐都分给手下的人，确实是做得非常好。
他过世的时候，光武帝亲自去送他，看到他曾经坐过的车马都痛哭流涕。
他过世很久之后，光武帝还经常地对群臣说，“怎么能够找到像祭遵这样忠实、忠于职守、奉公守法的臣子呢？
”
《孙卿子》说，“从命而利君谓之顺”。
你顺从国君的命令，对国君有利的，这才叫顺。
但如果不是真正对他人有利的事，你也去顺，那就不叫顺了。
“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
遵从君主的命令，实际上对君主并没有利益，这叫谄媚。
“逆命而利君谓之忠”。
违抗了君主的命令，但这件事是对君主有利的，这叫忠。
“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
如果做的事也不利于君主，这叫篡。
“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谓之国贼。
”什么叫国贼呢？
就是不考虑、不担心君主的荣辱，也不考虑对国家的善恶，一味投合大众，或者投合君主，苟且容身，为了保持自己的俸禄，和很多人都结交，这样的人叫国贼。
我们反思自己日常的所作所为，是顺、是谄、是忠，是篡呢？
千万要避免做国贼。
二、贤德之人
要重用圣贤人。
《吕氏春秋》上说，忠臣孝子是当君主、做父母亲的人都特别想得到的；荣华富贵也是做人臣、做人子的人所希望的。
但是君主得不到忠臣，父母得不到孝子，臣子、儿女也不能够得到自己的富贵显荣，都是因为不懂得礼义所导致的，而不知道礼义是因为不学圣贤教诲所导致的。
所以古代的圣王，没有人不尊师重道。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人不尊师，无从了解大道，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凭着自己的喜好以及世俗的观念，那很可能会走冤枉路。
《荀子》讲道：
“非我而当者，吾师也。
”能够批评我，且批评得很恰当，这样的人就是我的老师。
“是我而当者，吾友也。
”他表扬我，但表扬恰当，这是我的友。
“谄谀我者，吾贼也。
”我本没有真才实德，没有能力，而他为了让我高兴，谄媚我、奉承我，这样的人是吾贼也。
所以我们要区分清楚，我们身边的人是师？
是友？
还是邪恶之人？
中国历史上，任用大臣都是任德不任力，首先看他的德行。
晋文公在逃亡的时候，陶叔狐跟从着他。
晋文公返回国的时候，他三次行封赏，都没封陶叔公。
陶叔公去见咎犯说，“我跟从着君主逃亡已经十三年了，面色都变黑了，手足都长了老茧，可是现在君主返回国，三次行赏都没有轮到我。
是君主把我忘了呢，还是我有什么大的过失呢？
”结果咎犯就把这句话告诉了文公。
晋文公说，“哎！
我怎么会忘了这个人呢？
能够用道使我精神专注，用义来说服我，使我的名声得以显扬，使我成为德才兼备的君主的人，我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受到最高的奖赏；以礼来规范我，以义来劝谏我，使我不能够为非作歹的人，我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受次一级的封赏；那些勇猛强壮的勇士，有难在前，他就冲锋在前，有难在后，他就断后，让我免于祸难之中，应该受到第三等的赏赐。
他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道理吗？
能够为人效死的人，不如保存这个人的生命；和人逃亡的人，不如保存这个人的国家。
三次行赏之后，就应该轮到有劳苦功绩的人了，而有劳苦功绩的人，陶叔狐应该是第一位，我怎么敢把他给忘了呢？
”后来周朝的内史听了这段话说：
“晋文公要称霸了吧。
”因为古代的圣王都是先德后力，优先重视的是德行，而不是劳力。
这就告诉我们，能够以德行教化百姓，言传身教的人，应该受到国家最高的重视。
因为他可以使你的国家兴盛，而不至于有危亡的这种危险。
《尸子》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
他说，如果你们家的房屋着火了，有人赶来把火给救了，你会对他感恩戴德；而年纪老的人、有经验的人很早就告诉你，把这个墙的缝隙涂好，要谨慎地做好这个烟囱，让你终身没有失火的忧患，但你却不知道对他感恩戴德。
如果你现在被抓进了牢狱，有人使你免于牢狱之灾，你们家三族的人都会对他感恩戴德。
现在的问题是，圣贤人教导人仁义慈悌的道理，让人终身都没有牢狱之灾，但是人们却不知道对他感恩戴德。
就像我们讲传统文化，上德育课，很多人硬着头皮勉强来听，就是因为不清楚到底该尊敬什么样的人。
古人看来，人有四种。
第一种人是“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
”这种人口里所讲的是圣贤的教诲，又能够身体力行，就像孔子一样，他自己所说的自己全都做到了，这种人被誉为国宝。
“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
”这种人口里讲不出圣贤的道理，但是他能够身体力行仁义礼智信这些规范，这种人被称为国家的重器。
“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
”这种人口里能够讲得很好，但是不能够身体力行。
这种人不能身体力行，并不是说他作恶，是不能够行得很好，还有一些不圆满之处，这种人是国家的用具。
“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
”这种人口里讲的全都是好话，所作所为却是恶的，这是国家最邪恶的人。
“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治理国家的人，要尊敬国宝，爱戴国器，任用国用，然后除去国妖。
国妖并不仅指国家的臣子。
其实我们团队里、集体里、社会上也都有这样的人，就是身行的是恶，但口里讲的是好，阳奉阴违。
让人看了之后，不仅不会对传统文化生起信心，还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不恰当，让人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信心。
这对社会、团体的危害是最大的。
所以弘扬传统文化的人，特别要小心谨慎。
因为我们的言行举止，都是在给人做表率，可能我们一个微小的恶或者是一个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都会让人对传统文化产生一些不好的印象。
所以我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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