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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骢院士传》
(本文写于2006年8月)
(一)
宋文骢是哈军工3期毕业生、歼7III和歼10飞机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成都611所首席专家。
宋文骢原籍云南省大理市,1930年3月26日出生于昆明市一个普通百姓家庭。
他的父母育有五男二女,宋文骢排行老二。
1935-1942年,他在昆明上小学,1942-1945年在大理上初中,1945-1948年在昆明上高中。
1948年底,他在昆明高中毕业前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
1949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
1950起在空军某部任飞机机械师、中队机械长。
1954年8月被选送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空军工程系飞机、发动机专业深造。
1960年7月从哈军工55-111班毕业,分配到沈阳601所任设计员、专业组长。
1970年4月调成都611所,1974年2月任总体室主任。
1977年7月17日,任611所副总设计师。
1980年6月17日,任611所总设计师。
1981年9月,三机部始建跨厂所的总设计师系统;
10月20日,国务院国防工办任命宋文骢为歼七III总设计师。
1986年7月14日,国防科工委任命宋文骢为歼十总设计师。
2003年度宋文骢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任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611所)首席专家。
宋文骢从事航空事业半个多世纪,参加过东风113号、歼七、歼八、歼九、歼七Ⅲ、歼十飞机等等多个飞机型号研制。
近20多年,他一直担任611所总设计师;
全过程地(从方案论证到装备部队)担任国务院、中央军委任命的两代国家重点歼击机型号的总设计师。
宋文骢曾任全国武器装备系统工程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飞机总体技术专家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委员、中航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歼击机综合仿真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四川省委员会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兼职教授。
宋文骢曾荣获国家科技技术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一)、航空航天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重点型号设计定型一等功、重点型号首飞特等功。
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和五一劳动奖章、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航空报国金奖、国家人事部一等功、航空工业有突出贡献专家、国防科学技术特等奖、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称号、一航集团总公司航空报国杰出贡献奖。
2006年10月30日,在珠海举办的第二届“航空航天月桂奖”颁奖典礼上,荣获终身奉献奖。
(二)宋文骢是我国飞机设计战术技术论证和气动布局专业的创始人。
宋文骢从1958年参加东风113号飞机设计伊始,就认真收集国内外飞机动态。
他敏感地注意到,在苏联当时的研究体制中,无论是米高扬飞机设计局,抑或苏霍伊飞机设计局,还有雅克福列夫……,都没有战术气动布局专业,相关的工作要委托和依赖其它并非飞机设计专用的机构,那就是大名鼎鼎的ЦАГИ(茹科夫斯基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ЦентральныйАэрогидродинамическийИнститутим·
проф·
Н·
Е·
Жуковского)。
ЦАГИ对于飞机外形布局握有生杀大权,是新机鉴定的绝对权威。
青年时代的宋文骢,对于“俄罗斯航空之父”茹科夫斯基和他创建领导的ЦАГИ,卓有兴趣地研读了解。
但在后来的比较分析中,宋文骢认识到当年苏联体制的这一做法并不符合中国国情。
东风113号飞机研制的失败使宋文骢认识到:
飞机的使命任务、战术技术要求的论证、气动布局的选择、以及总体方案的设计,对于一架飞机的研制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而当时我们的研究所并没有这样的专业,也无国外经验可借鉴。
宋文骢结合中国国情,于60年代初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成功创建了战术技术、气动布局专业,并亲自任组长,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一专业技术的带头人。
宋文骢对该专业的建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领导这个专业对当时引进的ΜИГ-21Ф13又称“62式”机进行了战斗使用分析、基本性能分析、气动布局分析和参数选择分析,并在专业技术建设上开发了一整套战术技术论证、气动布局和性能分析方法,为自行设计培养了人才、奠定了基础。
早在50年代初在空军部队担任机械师时,他对苏联飞机的不适合中国国情就深有感受,总希望有中国自己的飞机。
60年代初对“62式”机分析研究的同时,他就和战术、布局组的同志们深刻分析了该机的缺点,并多次和有关专业到空军部队参加训练、作战使用和调查研究。
特别通过协助部队对U-2飞机的实战截击,总结了米格—21的诸多缺陷,作为开展自行设计的重要依据。
在后来几十年的航空科研生涯中,宋文骢对该领域相关技术的发展一直给以极大的关注。
今天来看,这些貌似常规的业务技术,在中国飞机设计史中,真是一个不经留意不知道的一大创造,其深远的意义已被后来四十多年的实践所证明。
(三)1960年起中苏关系破裂以后,我们再也不会从苏联得到飞机了。
当时,领导多次提出:
62式飞机以后,我们的空军用什麽飞机来装备?
自行设计中国自己歼击机的形势日愈紧迫。
这一任务,很自然地首先要落到战术、布局组身上。
宋文骢带领该专业人员于1962年到1964年间,在大量综合参数研究基础上,进行了20多种不同平面形状和参数组合的新机方案设计研究,最后集中到两种正常式布局方案(单发动机和双发动机)。
结合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他强烈主张采用双发方案。
在那一时期,601所的老所长刘鸿志、副所长叶正大,一旦外出参加重要的技术工作会议,总是要带上宋文骢这个不可缺少的“特殊人物”。
1964年底的决策会议前,上级通知只讨论单发,技术文件也按单发准备。
宋文骢清楚地意识到,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只有双发方案才有必定成功的把握,不至于重踏113号机的老路。
于是在十分紧张地对单发技术资料进行准备的同时,他对双发方案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会议最后果然确定采用双发方案。
1964年底国防部第6研究院首长徐立行(原哈军工教育长)视察601所。
在会上围绕单发歼击机方案展开讨论,由于技术储备和发动机研制进度问题使新机设计遇到了困难,会议一度陷入僵局。
其间,徐立行偶然到布局组视察,发现并听取了宋文骢对双发方案的汇报,指示拿到会上讨论。
宋文骢拿来有关资料并提着一个赶制出来、尚未上漆的的木质双发模型到会上,被有人笑称为“烤鸭”。
经过认真讨论,这次会议一锤定音,决定采用宋文骢力主的双发方案(即后来的歼八)。
2003年,离休后的刘鸿志在他撰写的《回忆与思考》一书中谈到此事,把这叫做“戏剧性的一幕”。
实际上这是歼八能否研制成功的关键一着。
由此可见,宋文骢对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超音速歼击机—歼八飞机的研制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即使他后来调离沈阳到了成都,也没人敢否认这点。
(四)进入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西方和苏联对我国的长期封锁,我国空军大量装备的还是歼六飞机,少部分歼七飞机------——该机仿自苏联ΜИГ-21,虽有若干小改,但总体水平相当。
当此之际,空军领导多次强调指出,急需有一架类似苏式ΜИГ-21МФ的飞机来更新我们的装备。
ΜИГ-21МФ是苏联集团(含东欧、越南)在20多年中使用ΜИГ-21的经验尤其是越南战争的经验的基础上,经多次改进和几次大的改型而来的。
它是当时ΜИГ-21系列中最先进的歼击机之一,其设计思想、总体、气动、结构强度、机械系统、动力装置、材料工艺等均和原来的ΜИГ-21相去甚远。
简而言之,从外表到内容,МФ就是一个新型号。
拿我国的歼六歼七比较,是20多年的技术差距,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另一方面,我国60年代初引进的ΜИГ-21原型(按此生产歼七)虽然是引进全套生产线(包括俄文版蓝图资料以及相应进口的设备材料、几十套完整的飞机零部散件),但从设计角度看有许多深层次问题并不清楚,МФ飞机更是从未见过。
在经过国内十年动乱和几十年国际封锁造成的巨大落差面前,在不可能从苏联引进ΜИГ-21МФ飞机(更谈不上图纸资料、设备材料等等)的情况下,要按照空军要求研制一架性能上与МФ相当、武器火控和电子设备优于МФ的飞机,要一步跨越20年的鸿沟、把我国从第一代歼击机(全部引进生产)提升到第二代歼击机(完全自行设计)的水平,的确万分困难。
加之,对于这样一架飞机的研制目标、组织形式等等方面,上上下下存在分歧,前前后后几经曲折,最后才将飞机定名为歼七Ⅲ并将设计任务落实到611所。
1980年,宋文骢临危受命,担任我国“六五”第一个重点项目歼七Ⅲ飞机的总设计师。
此时此地,不禁使人想起诸葛亮的《出师表》:
“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于是,坐落在成都武侯祠一墙之隔的611所开足了马力,全体设计员按照宋文骢的要求:
“参照МФ,但不准照抄МФ,全过程按自行设计进行”,走过了第二代歼击机歼七Ⅲ自行设计到定型装备部队的全过程。
宋文骢带领大家共同战斗,攻克了飞机总体方案、结构与强度相容性、进气道与发动机匹配、发动机高空台试车出现喘振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炼成了队伍,获取了经验,包括设计技术、工艺方法、机载成品设备的经验,这些经验为后继飞机研制打下了基础。
1984年4月26日12:
45-13:
07由余明文驾驶的歼七Ⅲ飞机首飞成功。
歼七Ⅲ飞机由成都611所设计,132厂、贵州011基地、上海5703厂联合制造,同时涉及100多个厂所院校提供的434项成品。
歼七Ⅲ的研制成功打破了西方国家和苏联对我们多年的封锁,我们从此告别了仿制使用别人老旧飞机的漫长岁月。
歼七Ⅲ的研制成功使我国第一次拥有了全天候中高空高速歼击机。
该机第一次装备了全雷达、全向告警器、自动驾驶仪,实现了零高度小速度的救生系统。
该机第一次在国内歼击机上实现了最大使用过载8.5的大机动能力,同时使低空最大表速达到1300公里/小时,该机具有短距起落能力,用吹气襟翼着陆滑跑距离仅550米,必要时加装助推火箭,可以实现短距起飞。
歼七Ⅲ飞机新研的WP-13(温俊峰任总设计师)发动机以及由此打下的基础,支撑了我国80年代以后的第二代歼击机的研制和改进。
研制工作采用系统工程管理,首开设计定型后成套装备部队,迅速形成战斗力的先例。
歼七Ⅲ飞机的总体性能比МФ更好。
在中国飞机设计史上,歼七Ⅲ飞机是非常成功的范例。
笔者作为进气道设计主管,多次到过装备该机的空军部队。
在所到部队人员中,歼七Ⅲ受到普遍欢迎,认为比当时装备的所有机种性能更好、故障率低、操作性好。
(五)历史在新的一轮运转中似乎又在重演。
正当歼七Ⅲ飞机设计定型之后,国家提出研制我国新型战斗机。
宋文骢提出的鸭式布局方案又被选中。
经过几年的先期工作,被列位国家重大专项。
1986年,国防科工委再次任命宋文骢担任该项目——歼十飞机的总设计师。
他潜心钻研航空前沿技术,坚持自主创新,引入先进的飞机设计理念,创建新型专业技术领域。
他带领广大科技人员发展完善了放宽静安定度的短间距鸭式布局设计技术;
从此摒弃手工画图采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设计方法的先进飞机结构设计;
突破了数字式四余度电传飞控系统;
集通讯、导航、攻击、火力控制、电子战为一体的高度综合化数字化的航空电子系统;
实现重量轻、体积小、功能强、使用可靠的各类机电系统;
等等一大批关键技术。
创建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开发试验设施,推进了项目系统工程管理。
歼十飞机由16个大系统,91个子系统组成,涉及航空、航天、电子、兵器、化工等行业和军队的120多家单位。
对于各系统的重大技术方案,设计方法途径、试验方案和关键试验设施建设,宋文骢事必亲躬,当机立断。
面临一个无比庞杂的需要实现综合集成的大系统,宋文骢精心协调、指挥若定,使一大批多学科交叉的技术问题迎刃而解。
他领导并建立健全了跨行业、跨部门的设计师系统,完善了设计师系统的各级技术责任制,保证了研制工作的顺利开展。
1998年3月23日14:
41~14:
59,由雷强驾驶的歼十飞机首飞成功。
作为他的研究成果,宋文骢反复阐述过飞机布局设计的纵横历史比较,以及由此推演得出当代飞机布局的最佳取舍,为我们正在研制和预备立项的众多机型指明了方向。
他的理论研究总是保持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
从莱特兄弟最早的鸭式布局,到相当长期的有尾正常布局,再到小展弦比大后掠翼的无尾飞机,再到当代蓬勃发展的近藕式鸭式布局飞机,宋文骢从长期的研究中得出了极有价值的结论。
这些结论用于611所担负的重点型号飞机的设计,成为制胜的法宝,取得了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立竿见影的成功。
他的学术研究造诣总是来源于并指导飞机设计的工程实践。
他追求的不是皓首穷经、著作等身。
他追求的是实实在在地设计制造出最新最好的飞机,志在超越、石破天惊。
1998年6月,当歼十飞机首飞成功后不久,宋文骢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高可靠性、维修性、可测试性的走向成熟,以及飞速发展起来的计算机和计算技术在飞机设计、开发、制造和试验中的广泛运用,由此形成和开发了一代高机动、高可靠性和高综合作战效能的飞机,这就是所谓第三代先进战斗机。
这也是对歼十飞机提出的及其应当完成的历史使命。
”诚哉斯言,在宋文骢和他率领的千军万马奋斗努力下,历经二十二年的刻苦攻关,完成了歼十飞机的研制,建成了一流航空科研生产基地,造就了一支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队伍,形成了一整套我国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设计技术。
其成果已在我国后续先进航空武器装备研制中广泛应用,带动了相关领域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
歼十飞机的研制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自主研发第三代先进歼击机的国家,为我国航空工业发展、国防武器装备建设及国家安全做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
(六)1954年8月20日,宋文骢第一次跨进哈军工的大门,从此与飞机设计结下不解之缘。
哈军工的生活给他留下难忘的记忆:
领导是身经百战的将校,老师是调自各大名校的最好的老师——所谓“八国联军”(从美英法德意俄等国留学过的新中国最早的海归派)再加上苏联专家。
得天独厚的时代背景、无与伦比的客观条件,造就了一代又红又专的哈军工人。
而个人天赋、勤奋努力加上机遇,使宋文骢经过漫长之路最后达到事业的顶峰。
当被笔者提问并回忆哈军工的学员生活时,他不由自主地提到一些老师的名字,如中国风洞群的最早设计者大名鼎鼎的马明德教授、在十年浩劫中遭受冲击家破人亡的罗时钧教授、等等。
他还记得首席顾问奥列霍夫空军中将由于积劳成疾死在大和旅馆,还有给他上过专业课的苏联老师生动幽默的小插曲。
他也还记得刘居英院长不打草稿、逻辑严密的讲话风格,甚至至今还记得刘院长对他个人的一次训话批评的具体内容。
1958-1960年,哈军工空军工程系各专业协作,开展东风-113号歼击机的研制,并以此代替一些学员的毕业设计。
在大跃进年代,这架飞机的指标速度M数等于2.5,飞行高度2.2万米,在今天看来恐怕是比较夸张的小菜一碟吧?
但想当初,这一件事成为宋文骢飞机设计史的最早工程实践。
在哈军工,宋文骢养成了不怕艰苦、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
他喜欢长跑、游泳、洗冷水澡。
有时,他还爱在空军工程系的西南侧门外的运动场地上玩一种叫做“伏俯”的旋转器械,在梭形钢架上凌空旋转、俯仰自如。
至今,年届古稀的他仍然是成都611所老年晨泳队的队员,年年8月参加所工会举行的游泳比赛。
我多次注意到,比赛时他出发跳水的姿势相当漂亮标准,想必得益于学员时代的训练。
是啊,可容纳5个足球场的大操场、元帅将军门检阅新兵的体育馆平台、还有那游泳馆的五米高跳水台、……至今多麽令人神往。
军工的往事如烟,他的军工情结永远挥之不去。
1988年5月28日,刘居英院长应哈军工四川校友会邀请来成都参观。
宋文骢和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的65位哈军工毕业生热情地接待了刘院长。
宋文骢代表大家向刘院长问候并汇报了工作情况,向刘院长赠送了国画、书法、麻将等礼品。
下图为在611所刘院长夫妇会见宋文骢时的合影。
刘院长在会见时重温了军工往事并盛赞宋文骢在工作中取得的成就。
刘院长说:
“看一个工厂、研究所好不好,就看它的产品好不好。
看哈军工办的好不好,就看哈军工毕业的学生好不好。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作,……到你们正在研制的飞机,在许许多多国防科技领域,我都看到了哈军工的学员取得的优异成绩,我感到高兴和满意。
”(七)学员时代的宋文骢曾经了解学习过著名飞机设计师、苏联科学院院士、工程上将阿尔乔姆·
伊万诺维奇·
米高扬。
米高扬35岁时和格列维奇合作,设计了他的第一架ΜИГ-1飞机。
米高扬曾经因政治冲击坐过牢,在牢中还坚持他的飞机设计。
米高扬毕生设计了30种飞机,只有10种投入生产,其余都是纸上谈兵。
比较一下。
宋文骢在35岁时正设计歼八飞机。
在文革动乱中他受到造反派打击,在武斗最严重的1967年他还继续坚持歼八跟产。
宋文骢毕生设计过多种飞机,只有部分投入批生产。
这体现了国家经济实力、用户随机选择、以及多研究少制造的渐进式发展策略。
宋文骢作为哈军工3期优秀学员,陈赓大将、刘居英院长的得意门生,被校友们叫作“中国的米高扬”。
他本人则谦虚地认为这是过誉之词。
但是,他作为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总设计师,作为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的两代国家重点歼击机型号的总设计师,的确是非常优秀的。
他无疑是当今国内航空界泰斗。
上图原稿是宋总提供照片,由我扫描复制,并标注了后来在611工作的4人姓名。
刘悟泉是和宋文骢是哈军工55-111班同班学员,是611所飞机结构设计研究室主任。
陈士豪是和宋文骢也是哈军工55-111班同班学员,是611所主管强度设计的副总设计师。
王聚成则是哈军工54-138班学员,是611所主管电气系统设计的副总设计师。
〔补充:
2016年3月23日〕
离退休办公室对面贴出讣告。
家属区主干道旁贴出讣告。
歼七III总师故居,1985年建成,14-4二楼,85平方。
当年入住时,宋总55岁。
宋总灵堂(悼念厅)入口。
2016年3月24日〕
2016年3月24日07:
30,从阳台上拍了一张照片(下图)可望到右上19楼院士办公室,左下是宋总灵堂入口。
2016年3月24日13:
17收到flytiger微信说:
我老妈工作与宋总有交道,路上遇到宋总,数次停下交谈,说到疾病问题。
老妈2013年10月16日去世,我通过网络对话平台告诉宋总并提醒他注意保重。
2013年11月15日,收到宋总回复如下:
“晓航:
謝谢你给我的提醒,因最近你一直不在线无法回复你。
我是肺气肿,时间长了心脏也受损,成了肺心病,气质性病变,目前还没有好的治疗方法。
这种病,起因也很复杂,老年人要防感冒,尤其不能得肺炎。
你爸年纪也不小了季节变化要特别注意别感冒了。
宋文骢。
”flytiger的老妈温厚瑞是611所档案部馆员,1932年5月生;
老爸王绩功和宋总是哈军工校友、六期毕业生,1932年3月生于成都,曾任611所电气研究室主任。
哈军工四川校友会秘书长李晓滨(左一)代表外单位校友参加悼念。
戴亚隆:
《悼宋总》
少年苦难仰天空,立志平生济世雄。
浴火援朝催胆魄,卫疆守土学军工。
忠魂笃抱中华梦,利剑深磨大国风。
星宇人间相约定,铸成重器告先翁。
都城明月:
《悼宋总》噩耗传来惊长空,春雨潇潇祭英雄。
弥勇率克可封将,尽瘁探研务求工。
骏马直奔航空梦,猛龙席卷中国风。
翼龙威龙俱相约,横扫宇内伴乃翁。
(注:
宋总属马,歼十别号猛龙。
)
2016年3月26日〕
北京,八宝山悼念厅。
最后的直面凝视和惨痛惜别:
夫人张懿、女儿宋玲及女婿。
〔附录:
老照片〕
1987年11月1日,哈军工四川校友会在成都东胜街召开成立大会。
众多校友推荐宋文骢担任会长,但他低调坚决请辞,合影时站最后一排右五。
1998年12月5日,在611所召开哈军工校友庆祝母校建校45周年会议,宋文骢和哈军工校友合影。
2006年8月,采访宋总,讨论传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