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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
“冉求！
这难道不应该责备你吗？
颛臾的祖先，先王曾经任命他（主管祭祀蒙山）为东蒙的国主，而且它处在我们鲁国的疆域之中。
这正是国家的臣属，为什么要攻打它呢？
”冉有说：
“夫子（指季氏，下同）打算这么做，我们两个家臣都不想这样。
贤人周任（古之良吏）有句话说：
‘能施展其才能则就其职位，做不到这样就应该去职。
’危险了不去扶持，跌倒了不去搀扶，那何必要需要别人辅助呢？
况且你的话错了，凶恶的猛兽从笼子里出来为患，贵重的东西毁坏在匣子里，这是什么人的过错呢？
冉有说：
“颛臾，城郭坚固，而且离季孙的封地费县很近，现在不把它占领，日后一定会给季氏子孙留下祸害。
君子厌恶那种不说自己愿意去做，而为之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的行径。
我孔丘听说过：
有封国的诸侯或者有封地的大夫，不用担心势单力薄而担心分配不均，不担心国家贫困而担心人心不安。
若是分配公平则能解决国家贫困；
和好共处则能解决势单力薄；
人心思定则防止倾覆之患。
正如同这样，所以，远方的人不来归服，便发扬文德来招顺他们；
既然他们已经来了，就得他们得到安抚。
如今仲由和冉求两人辅佐季孙，远方的人不归服，却不能安抚，国家支离破碎，却不能保全，反而想在国境以内使用武力。
我恐怕季孙的忧愁不在颛臾，却在宫墙里面。
“季氏将伐颛臾”并未见于史，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季氏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一章里，耳熟能详的名词是比较多的，如：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既来之，则安之”。
由此而来的成语也有“分崩离析”、“祸起萧墙”
所谓“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其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只是孔子引述的语言。
而“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则孔子自身的解读。
孔子认为“均无贫”是“无寡”的前提，但是只有“和”才能真正做到“无寡”，而“和无寡”是“无倾”的前提，但是只有“安”才能真正做“无倾”。
但是往往有一些观点从“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出发，认为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说法不对，于是据此认为古本有误的，断定原文应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
其实并不然。
孔子对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有自己独到见解。
所谓“有国有家者”均是指居上位者，这里的“寡”、“贫”均是指其自身而言，而“不均”、“不安”均是指社会而言。
孔子对老百姓主张“庶之”、“富之”、“教之”。
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首先针对统治者自身而言，是说统治者不用担心人口太少，财用不足，以至于自己势单力薄，而是要担心社会财富没有公平的分配。
因为公平的社会分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百姓、国家，以及自身的贫困问题。
诚如：
孔子的弟子有若所言：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这里的公平分配不光是指一般意义上公平分配，更不是平均主义思想，而是指国用与民用之间等等，还包括让利于民、抑富助贫等等一系列经济调节措施，并非绝对平均主义思想。
如果有人认为孔子维护周礼的等级制度，同时又认为孔子有强烈的平均主义思想，这个是说不通的。
同时孔子在另一方面认为“均无贫”本不认为必然“均无寡”，而是强调“和无寡”，在孔子看来，在“均”的基础上，做到“和”才能真正解决国家弱小、力量单薄的问题，如兵力不足，财力不足，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这并不是国家人口不足，社会财富不足造成，而是人人之间，上下之间离心离德，各自为政所造成的。
只有做到“和”，那怕是国家穷困一点，人口稀少一点，但是因为能上下同心，众志成城、同舟共济。
那么必然就会“人心思定”。
如果人心安定，正所谓“安无倾”，所以居上位者不用担心自己的地位被倾覆，而是要担心不能让整个国家上下人心安定，百姓安居乐业。
这样也不用担心像“颛臾”这样的小国日后作乱为祸子孙的问题。
既然“颛臾”这样的小国已经是鲁国的附庸，且没有作乱和反叛，那么就必须“既来之，则安之”，更没有攻打它的理由。
正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其它没有归附的远人，更没有归附鲁国的理由，而其它已经归附的小国只怕更加离心离德，渐行渐远。
如果要按照孔子理解，实际上原文可扩展为“有国有家者，不患己寡而患人不均，不患己贫而患人不和，不患已倾而患人不安。
”孔子的逻辑是人均则己不贫，人和则己不寡，人安则己不倾。
”孔子对于古文有自己的理解，同时也有自己的发挥。
怪不得孔子说：
“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的确如此，对于像“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样的话，后人往往是耳熟却不能详。
在这一章里，我们看到孔子并没有对季氏直接加以批评，更没有对鲁君加以批评，反而是直接责备自己的两个弟子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
正所谓“君子不党”，孔子对于自己的弟子过失也是从不袒护。
他最后说“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分明也有指责冉有和子路相人不力，季孙之忧就在于这两位“萧墙之内”的家臣身上的意思。
孔子说：
“忠焉能无诲乎？
”在这里，孔子引古之良吏周任之言“陈力就列，不能者止。
”实际上是要求两位弟子必须以去职相谏，而不能有丝毫态度暧昧。
孔子是知道这一件事情的利害关系的，鲁国日益衰落，而小国依然朝鲁，恰恰是因为鲁国相对来说，更多的保持了周公的文德，周礼的精神，使得小国依然对鲁国有仰慕归附之心。
如果季氏出于私利，无罪讨伐附庸之国，诚如其所言“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却不能反躬自身，反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则只会加速鲁国的分崩离析，使得近者攻，远者叛。
那么这个政治恶果是不可估量的。
所以孔子对弟子的责备相当强烈，甚至把罪过首先归咎到两位弟子身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之晓以利害关系。
当然，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鲁国也免于一劫，应该说孔子及弟子对于季氏的制约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鲁国三桓势力最终能够瓦解，孔门与其的长期斗争还是发挥了积极的抑制作用。
16.2【孔子曰：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孔子说：
“天下治理有道，那么礼乐和征伐应该由天子颁令，天下治理无道，那么礼乐和征伐才会由诸侯颁令。
（礼乐、征伐）如果由诸侯颁令，一般经过十代少有不失政的。
如果由大夫颁令，一般经过五代少有不失政的。
家臣执掌国家的命令，一般经过三代少不失政的。
天下治理有道，那么政令不出自大夫。
天下治理有道，那么老百姓不会议论。
孔子之所以说：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跟他“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的观点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论语.八佾》应该已经很比较直接的反映出了季氏作为鲁国的大夫却“舞八佾、彻雍乐、祭秦山”，表面“隆礼重乐”，实则“礼崩乐坏”的丑恶现象。
以季氏为代表的三桓势力架空国君，把持朝政。
公元前562年，鲁国执政季武子借周礼军制中“天子六军，诸侯大国三军”之名，将当时鲁国二军扩充为三军。
史称“作三军”，但是实际的情况是，鲁国的军事实力分转于当时的三家大夫之手，再结合与之相应的赋税改革，最终实现了“三家分公室”的局面，鲁国国君的财力、兵力大大的削弱，但是鲁国的整体国力有所增强。
此时孔子还没有出生，到了公元前516年，时年三十七岁的孔子更是亲眼目睹了鲁国三家大夫驱逐攻伐国君，鲁昭公最终客死异邦，鲁国也更加衰败。
所以孔子对三家大夫特别是季氏的野心相当的愤怒。
“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
”昭公死后，鲁国大夫的家臣阳虎等亦上行下效、如出一辙，也开始与大夫分庭抗礼，甚至犯上作乱。
鲁国当时作为周礼保存最完备的诸侯国，实际上也可以作为一个天下由冶到乱的缩影。
他纵观当时整个天下的形势，前后的历史，于是得出一个结论：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应该说，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都在进行变革，虽然鲁国起步较晚。
然而同样是变革，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子产“居己也恭，执事也敬，养民也惠，使民也义”，但是鲁国的政治却越来越泥淖化，越折腾却陷得越深，似乎没有任何值得夫子称道的地方。
诸侯对天子的不敬教会了大夫对诸侯的非礼，大夫对诸侯的非礼教会了家臣对大夫的反叛，家臣对大夫的反叛也教会了刁民对社会的暴乱。
整个社会上上下下都野心勃勃，好勇疾贫，人而不仁，疾之已甚，那里谈得君子无争，礼让为国。
所以，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包括对统治者的告诫。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就是说“不在其位，不应谋其政”，否则上行下效，如法炮制，甚至有过之而不及。
比方对于昭公，季氏还只是驱逐，但是对季氏，阳虎直接就是要命了。
最终必然是玩火者必自焚，多行不义必自毙。
正如“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这当然是可以说是因果报应，咎由自取，死不足惜。
但是天下无道，真正无端受过、水深火热、流离失所、白骨遍野往往是社会最下层的黎民百姓，芸芸众生。
正所谓由乱而治虽兴，百姓苦，由治而乱故亡，百姓苦。
我们要能理解孔子以仁为已任，悲天悯人的情怀。
16.3【孔子曰：
“禄之去公室，五世矣。
政逮于大夫，四世矣。
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
“俸禄不由君王赐与，已经有五代了。
国政被大夫把持，已经有四代了。
所以三桓的子孙，也将要衰微了。
所谓“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是指公元前562年，鲁国三分公室的社会制度变革。
鲁襄公十一年，鲁桓公后代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桓）发展势力、扩充疆土，使鲁国出现“公室卑，三桓强”的局面。
以季武子为首的三桓势力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使得鲁国国君掌握的岁赋只保留了原来的六分之一，到公元前537年，即鲁昭公五年，三桓改三军为二军，分成四份，季孙氏独得两份，掌一军；
叔孙氏、孟孙氏各得一份，合掌一军。
这一次，三桓一不做，二不做，把原来给公室保留六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也给取消了。
所有鲁人一律直接向三桓缴纳赋税，鲁国国君依赖于三桓的进贡。
所以“禄之去公室”是鲁国政治体制特别是经济体制和军事体制的重大变革，其直接的结果就是三桓在鲁国国内相当于建立了“三个大夫级”的诸侯国，而鲁国国君处于有名无实的地位，财权、军权都不在自己手里，只有看三桓势力的脸色行事，成为地道的“名誉元首”。
这里的“五世”指三桓世代为鲁国国卿的鲁僖公算起，到鲁昭公成为有名无实的国君，刚好经历了之前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五朝。
所以孔子说“自大夫出，五世希有不失矣。
”其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政逮于大夫”，鲁君名存实亡。
一般往往把“五世”解释为鲁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五世，是因为没有正确理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他说的“自大夫出”是指国君的权力出现向大夫转移的苗头，所谓“五世希有不失矣。
”是指国君完全彻底地被架空，形成“政逮于大夫”的局面。
所以孔子称之为“失”，也就是国君失去政权之意。
所谓“政逮于大夫”，一般把“逮”解释为“及”，并不贴切。
“逮”是“赶上猎物并捕获”的意思，在这里译为“把持”更加妥当。
同样把“四世”解释为“季孙氏文子、武子、平子、桓子”也是不当的。
鲁国的国政被三桓势力所把持的标志就是鲁国三分公室。
这种局面，从季武子算起，历经季悼子、季平子、季桓子四代，此时已是第五代季康子。
三桓也同样一度被家臣势力所困扰，也大不如前了，否则冉求也不可能说服季康子请孔子回国。
季氏之所以还不至于落到“陪臣执国命，三世希有不失者”的局面，客观的说得益于孔门，如果不是因为为了鲁国的整体利益，孔子不反对弟子在季氏做家臣，并在季氏其它家臣作乱时加以平息，可能季氏也早就衰落了。
但是季氏衰落并不意味鲁国国君力量增强，国家能够拨乱反正，否则当时政治局面是很难收拾的，搞不好就是真的“分崩离析”。
孔子何曾不想三桓早日败亡，甚至曾经希望利用其家臣的力量加以牵制，但是毕竟是投鼠忌器，所以当其家臣叛乱时，孔子也不能作辟上观，反而必须助其平叛。
所以，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为国家计，为社会计，为百姓计，为子孙计，往往是不能“快意恩仇”的。
但是孔子认为季氏为代表三桓势力自身迟早也必然会走向未落，并退出鲁国的政治舞台。
后来诚如孔子所言，只不过经过季昭子一代而已，鲁穆公时期鲁国实行改革，任命博士公仪休为鲁相，逐渐从三桓手中收回了政权，国政开始奉法循理，摆脱了三桓专政的问题，重新确立了鲁公室的权威。
而三桓之一的季孙氏则据其封邑费、卞，独立成为了费国，而其它两家则更是破落。
16.4【孔子曰：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
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有三种。
结交正直不阿的朋友，诚实守信的朋友，知识广博的朋友，是有益的。
结交不务正业的人，结交曲意逢迎的人，结交巧言善辩的人，是有害的。
所谓“友直”跟“友便辟”是互为对照的。
“辟”在这里是“乖张邪僻，不走正道”的意思。
所谓“友谅”跟“友善柔”是互为对照的。
“柔”在这里是“虚情假意，曲意逢迎”的意思。
所谓“友多闻”跟“友便佞”是互为对照的。
“佞”在这里是指“巧言善辩，徒具口舌”的意思。
16.5【孔子曰：
“益者三乐，损者三乐。
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
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有益的乐趣有三种，有害的乐趣有三种。
乐于以礼乐修养身心，乐于学习别人的长处，乐于多结交贤能的朋友，是有益的。
乐于骄奢淫逸的玩乐，乐于放浪安逸的游乐，乐于宴饮征逐的作乐。
所谓“乐节礼乐”与“乐骄乐”是互为对照的，“乐节礼乐”，就是以礼乐节制和调剂心身。
而“乐骄乐”则是随心向欲，放纵志情，骄奢淫逸，终日沉湎不已。
所谓“乐道人之善”和“乐佚游”是互为对照的，“乐道人之善”的“道”并不是宣扬，称颂之意，而是“取法”、“效法”、“蹈行”之意。
实质上孔子在这里指的是“游学”，是指通过自身的游历遍访名师和贤者，多闻多识，开阔眼界。
“乐佚游”则是指不务正业，无所事事，终日游手好闲，四处游荡。
所谓“乐多贤友”和“乐宴乐”是互为对照的，“乐多贤友”是指以德相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乐宴乐”则是指三日一请，五日一聚，吃喝玩乐，沉迷酒色。
16.6【孔子曰：
“侍于君子有三愆：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侍奉君子（这里指居上位者），有三种过失；
谈论事情还没听清楚，还没听完整，张嘴就来，称之为浮躁；
事情讲清楚，讲明白了，但是心知肚明却一声不吭，称之为隐瞒；
不察言观色而自顾自话,这是盲目。
当然，有些观点从说话的礼仪出发，把这一章理解为：
“还没有问到你的时候就说话，这是急躁；
已经问到你的时候你却不说，这叫隐瞒；
不看君子的脸色而贸然说话,这是瞎子。
”问题是就算是“已经问到你的时候”，在答话时出言不谨，张嘴就来，信口开河，甚至对方还没有把话说完，就按捺不往，急于做声，同样也是急躁的表现。
又如“不看君子的脸色而贸然说话”这样的理解也容易引发歧义。
总的来说，后儒对于论语的解读，往往讲规矩，重于讲道理，讲尊卑，重于讲诚敬。
所谓“言未及之而言”是指君子在谈论事情的时候，还没有把事情说完整，说明白，或者自己没有听完整或听明白，就按捺不往，急于发表观点或表白等等，往往这样的人失之于轻浮、浅薄、耐不往性子，沉不往气。
所以称之为浮躁
所谓“言及之而不言”是指君子在谈论事情的时候，自己明白了对方的意图，但是因为心有城府，往往不愿意表明自己的立场，不愿意坦诚相告，直言不讳。
所以顾左右而言它，或者虚与委蛇。
又如事不关己、明哲保身等等。
所以称之为隐瞒。
所谓“未见颜色而言”是指说话时没有察言观色，说话的场合不得机宜，说话的方式不得要领，说话的内容不得时宜。
只顾自己想说便说，而没有考虑对方的立场、态度和心情。
而不是说仰人鼻息，见风使舵，投其所好。
所以《道德经》亦云：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
16.7【孔子曰：
“君子有三戒：
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
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
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君子有三戒，年少之时候，精力未济，要戒除任性使气；
到了壮年的时候，精力正是旺盛，要戒除好勇斗狠；
到了老年的时候，精力已经衰退，要戒除负气逞强。
所谓“血气”，古人以血液和气息指代人的精力或元气。
后来成为养身学和中医学中的重要概念。
所谓“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是指年少之时，人的身体和情志还没有发育成熟，精力不济且情志未定，自控能力较差，所以往往任性、使气，以至于喜怒形于言表，而且毫无节制，豪不收敛，甚至喜怒无常，恣意放纵。
所以，孔子说“戒之在色”，倒不是着力强调于好色。
如果是这样，安有大小老少之说。
所谓“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是指人到盛年，身体机能完成发育成熟，精力充沛旺盛，甚至亢奋。
这个时候人往往也踌躇满志，极富进取之心，但往往也表现为好胜心强，锋芒毕露，性情急躁，甚至暴躁，故而动辄与人相争，与人较劲，甚至好勇斗狠。
所以孔子说：
“戒之在斗”
所谓“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是指人到老年，身体机能开始下降，精力也开始衰退，但人往往不服老，面对年轻人甚至有失落感。
孔子认为人要服从自然规律，到了老年不能负气逞强，而应该乐天知命，颐养天年。
所以，孔子说“戒之在得”。
“得”在这里有“不甘放手”、“勉力强求”之意。
怪不得，孔子能如此之长寿，这一番道理不管是对于修身，还是养生都是相当有益的。
16.8【孔子曰：
“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敬畏天命，敬畏大人，敬畏圣人的言论。
小人不知有天命所以不敬畏，轻慢年长辈高或者德高望重的人，污侮圣人的言论。
16.9【孔子曰：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
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天生就能通晓知识的人是最上等的人，通过主动学习来通晓知识的人为次一等的人，遇到教训和挫折才去学习，又次一等，即使遇到了教训和挫折也不去学习，这样人为下等的人。
16.10【孔子曰：
“君子有九思：
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君子有九种思虑，看事物要思考是不是明察，听言语要思考是不是聪慧，露表情要思考是不是温和，展容貌要思考是不是恭敬，说事情要思考是不是忠实，做事情要思考是不是诚敬，遇疑惑要思考有没有求教，求奋进要充分地估计困难，遇见得益要思考是不是道义。
16.11【孔子曰：
“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
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吾未见其人也。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到于今称之。
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无得而称焉。
其斯之谓与？
！
“看见善行，就有如同追求不上什么一样；
看见恶行，就如同用手试开水一样。
我亲眼见过这样的人，也亲耳听到他们的言论。
以隐居不仕的方式来求取自己的志向，以践行道义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原则。
我听到过这样的话，却没有亲眼见过这样的人。
”齐景公有马四千匹，死的时候，（居然谥之为“景”，）人们到现在还这样称谓他；
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人们没有得到什么实惠，却仍然称颂他们，这算是什么谥法呢？
所谓“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意思就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又云：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孔子认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所以应该“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当然，见贤思齐未必就能真正的做到“择善固执”，见不贤内省未必就能真正的“过而改之”。
应该说当时像这样“欲寡其过而未能也”的人还是存在的。
所以，孔子说，他亲眼见到过这样的人，亲耳听到过他说话。
所谓“吾见其人，吾闻其语矣。
”“吾见其人”是指自己在当时见过这样的人，“吾闻其语”并一定是指“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这样的言论。
这里的“见”、“闻”为“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之意。
他为何要这样说，通过下文分析自然能明白。
所谓“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
”是指隐居不仕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志向，践行仁义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原则。
“我听说过他们的言论，但是我没有真正遇到过这样的人。
”实质上孔子是在感叹，当时的社会里再也没有这样的人，唯有古人的言论和事迹，犹在耳边，常常听人说起。
这一章理解的难点在于“无得而称”如何解释。
现在的《论语》中认为齐景公死后是“无得而称焉。
”而伯夷、叔齐死后是“民到于今称之。
”在这里个人不能苟同。
因为，首先在《泰伯》篇里，孔子说：
“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很明显，把“得”理解为“德”，所谓“无德而称”理解为“称之为无德”，应该是不恰当的。
另外的一些说法，把“无得而称”，对于秦伯，则解释为“不知道如何来称赞（他）”；
对于齐景公，则解释为“没得什么德行可以称赞他的”也是不妥当的。
分析一下齐景公这个历史人物。
按照《逸周书》的谥法：
“由义而济曰景，布义行刚曰景，耆意大虑曰景”，但是按照史记的说法，齐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
”很明显，齐景公虽然相对来说，是一位比较能够知人善任，比较能够从谏如流的君王，然而他并没有做到“由义而济”、“布义行刚”、“耆意大虑”程度，应该说差得还相当的远，却谥之为“景”。
这样的做法的确是有较强的溢美成分。
同时齐景公也不至于无道到了“没得什么德行可以称赞他”的地步。
所以，《论语》在这里，出现了文字的错误。
个人应该是“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到于今称之。
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无得而称焉，其斯之谓与？
”实际上孔子对于“齐景公”的这个谥号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孔子说：
“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
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应该说古人对于谥号是相对严谨的，而且是比较能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但是到了春秋时期，这种直道而行的良好风气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有时也会有失于客观，往往出现褒贬不当，言过其实。
齐景公对孔子还是比较赏识的，但是齐景公对其思想学说和政治主张却有着叶公好龙的一面，所以孔子最终也没有齐国出仕，并得到真正的重用。
对于其人的评价，孔子则说“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他认为齐景公在诸侯之中还算是比较能做到这一点。
同时齐景公对孔子还是礼遇有加的。
《论语》中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同时《微子》篇也提到“齐景公待孔子，曰：
‘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
’曰：
‘吾老矣，不能用也。
’孔子行。
”在孔子与齐景公的接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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