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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的战略基点是扩大国内需求，提高消费需求的比重，保持投资需求的合理增长，减轻对出口需求的过度依赖，不断扩大国内市场规模，使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
同时，产业、区域、城乡方面的结构性问题也急需解决。
加快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才能提高经济效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科技创新是用好战略机遇期的成败关键。
世界经济格局的大调整要求中国经济提升自己的站位，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潮头更将强力倒逼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中国制造必须实现向中国创造的跨越。
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企业的主体作用、体制的激励作用和知识产权的保障作用，促进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将决定中国经济赢得未来世界市场的竞争。
改革开放是用好战略机遇期的根本动力。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我们不失时机地深化重点领域的改革，统筹协调，综合发展。
深化对制度体系的改革涉及多方利益的深度调整，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智慧，进一步解放思想，脚踏实地，精心设计，坚定实施。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2013第2期
我们都是改革者
社会再一次燃烧起改革的热情，期待再一次升腾在人们的心底。
比期待更迫切、更可贵的是实践，是行动。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是改革的参与者、推进者。
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打响攻坚战。
在继续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加强顸层设计被寄予热望。
只是，改革的顶层设计并非闭门造车，一厢情愿。
如何重塑改革动力机制，在与基层实践和群众诉求的密切联系中汲取改革的力量，在超越部门利益的制约、协调多元群体的纷争中坚守改革的公平？
如何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主体地位，充分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投入、参与、推进改革的进程？
我们见证了底层创造的力量。
安徽小岗18户农民按下手印的“大包干”，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小企业改制中的股份合作制，还有闯过户籍藩篱挤进城市大门的自发民工潮……这一幕幕雄壮的景观，构成了中国改革编年史上最光彩的篇章。
30多年过去，今天我们在基层改革实践中所领略到的，更多的是政府的创造，资本的创造。
如在城市化潮动中政府让农民以承包地换保障、以宅基地换住房的“两个置换”，推进农村人口向社区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农村新社区”，促进产业转型提升城市品质的“腾笼换鸟”，还有为加快农业现代化在政府政策鼓励行政强势推动下的资本上山、资本下乡和资本进村……可是，这些创造是否保障了农民的主体地位、权益公平？
真正的农民自主参与、自主发展的创造在哪里？
我们高谈要凝聚改革共识，要促进利益共享，但是，没有表达，何来共识？
没有参与，怎保共享？
政府干预市场的边际要清晰，政府主导改革的取向要理性。
尊重民众的实践探索，呵护民众的首创精神，这是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之道和深刻启示，我们应当记取，倍加珍惜。
如此，才能始终保持锐意改革的生气，持续迸发推动改革的激情。
我们也见证着事件倒逼的力量。
想当年，中国改革就是被饥饿逼出来的。
在挑战中赢得机遇，在危机中逼进改革，这也是一条颇有成效的改革路径。
个体生命的非正常伤害，召唤起全社会的深切检讨和体制反思。
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因没带暂住证被收容殴打致死，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早已饱受诟病的《收容遣送办法》被正式废除。
相隔近10年，湖南妇女唐慧因女儿遭强奸上访而被劳教的事件令人痛心，折射了劳教制度的严重缺陷，也进一步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呼吁，促使存在近60年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有望在2013年发生重大改革。
利益诉求的非常规冲突，也直接倒逼着深层次矛盾的求解和深水区改革的突破。
中国正进入转型时代。
这是公民权利意识加快生长的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凸显利益冲突频发的时期。
一些地方因公共安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污染等问题多次引发群体性事件。
这些事件，以问题导向的方式，倒逼土地征用、户籍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等方面制度的深层次变革。
我们难以回避倒逼式改革带来的冲击，只有紧紧抓住并充分用好其中蕴涵的改革的机遇。
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多个“拐点”“陷阱”需要跨越，有多重“风险…危机”需要转化，有多种“两难”“悖论”需要求解。
我们必须直面现实，从消极被动的压力型维稳转向积极主动的改革型维稳，在社会矛盾的集中释放期因势利导加快深层改革的攻坚。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当为民众更有效率地参与改革进一步提高组织化水平，为民众更少震荡地参与改革进一步拓展制度性平台，从而让顶层设计和民众实践的紧密互动成为改革坚实的基础，让民众的发展意愿和权益诉求成为改革源源不竭的力量。
我国现行政治体系已有广大民众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改革参与渠道，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信访制度和行政听证等。
但还有渠道狭窄、言路不畅等问题，还有待制度设计的完善、制度运行的到位和制度实施的公正，以实现更为充分的民意表达。
组织化参与是现代公共治理型民主背景下公民参与的主要方式。
应当在政府和市场之外，扶持社会组织，培育公共理性，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形成公民参与的组织网络。
现代网络传媒和民意调查的出现，使民众的利益表达更加多样、直接和便捷。
网络舆论日益成为政府倾听民声、科学决策的一条重要渠道，成为普通民众参政议政的新型民主表现形式。
政府当在网络问政的实践中加快职能转换，实现管理创新，在民主法治的进步中，为广大民众充分实现改革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开辟更宽广的路径。
2013第3期
戒奢何难
戒奢是一个老大难。
尤其在这些年来的官场，严控楼堂馆所，整肃“三公消费”，治理公务接待，一波接着一波，但是，成效如何？
马路边的，车轮下的，舌尖上的，奢靡浪费现象仍在蔓延，享乐腐败花样不断翻新，中央有令难行，民众怨声连连。
官场戒奢难，难在哪里？
何处求解？
首先，这是在拷问每一个施政者的底线伦理。
权力是什么？
对共产党人、各级干部来说，它传递着责任和使命，意味着奋斗和奉献。
“为人民服务”，这简洁鲜明的五个大字，就是他们应当始终不渝的施政伦理和道德底线。
可是，如今在不少官员眼里，权力是有其附加值和含金量的。
它已经成了一种特殊的待遇和地位，一种身份的证明和炫耀。
于是，他们恬然地享受着，贪婪地争取着，努力地攀比着。
于是，我们看到不少地方的行政大楼，竟相向星级宾馆看齐，一些宽敞的办公室还要带上休息室、卫生间；
不少官员的工作用车一味追求规格，向下属企业私营老板借用豪车竟成一种时尚；
不少官场的迎来送往热闹非凡，层层相陪前呼后拥，铺张浪费一掷千金。
试问，这些干部的施政伦理究竟落到了何处？
道德底线究竟划到了哪里？
我们经常讲“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是老百姓最爱听的。
可是，他们看重的，不仅是你怎么宣示，而且是你怎么践行。
当媒体报道我国每年餐桌浪费多达2000多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我们能不为之霍然警醒？
当舆论给出一边是公款吃喝之风日甚一日一边是贫困人群一年到头难识几回肉味的巨大反差，我们能不为之怦然心惊？
当百姓满腔气愤发出诘问：
“一些干部上班时候醉醺醺的，怎么让我们信任？
”我们能不为之幡然自省？
其次，还得延伸官场奢靡浪费之风的源头治理。
置身繁忙沉重的官场应酬，不少官员也是叫苦不迭，只是无奈，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因为公务接待被注入了更多的内涵，附加了更多的功能。
一些贫困地区的干部私下就曾向记者诉苦：
“仅靠节俭难以解决发展问题，做好接待虽然要多花一些财政经费，但可能争取到上级更多的资金，或者引来更大的投资项目，总体还是非常合算。
”
这就触及了官场奢靡浪费之风的一个源头。
政府主导，是当下中国经济的一大特征。
一些政府部门掌握了过大的资源分配权力。
而且，这种权力的行使带有先天的模糊性、随意性。
项目审批，资金扶持，政策倾斜，财政转移，与这些公共权力相连接的稀缺资源的分配，都是攸关地方发展的关键因素。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所以要去争，去挤，去求。
这就给“跑部钱进”的队伍拓开了陆续跟进的路道．给“吃喝文化”的传承留下了创意无限的空间。
戒除官场奢靡风气，既要治流，更要清源。
显然，政府改革应当提速，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这就要进一步加快资源分配制度改革，切实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际，削减或转移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职能，充分释放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功能：
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赋予基层更大的自主管理权限；
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之逐步走向法制化轨道，从根本上杜绝“跑部钱进”顽疾：
进一步加大行政审批改革力度，辅以严格的官员问责制度。
更重要的，是把民主监督制度落到实处。
权力不受监督，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
民主监督制度的落实，取决于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取决于最大限度地加大法治政府建设的力度，使公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
还是在2006年，深圳3位公民就开始了“公共预算之旅”。
他们向十几个中央部委、十几个地方政府提出了查看预算案的申请，直接引发了社会对公共财政改革的强烈期待。
因为你用的是老百姓的钱，你就必须向老百姓公开，必须告诉老百姓钱是怎么花的。
老百姓如果不满意还可以修改你的预算。
后来的四川省白庙乡政府网上“晒账单”，已是改革实践的一步勇敢的迈进。
一笔笔公布财政公务开支的详细账目，每一项费用支出均标明时间、金额、事由、经办人、证明人、审批人、安排人。
改革的指向，就是要建立起一个公开透明、科学进步的公共预算制度，从而为公民对政府的监督搭建更有效的制度平台，为理性化责任政府的构建提供更坚实的民主支撑。
公务接待改革也已不容迟滞。
关键是确保公务消费支出的真实性、程序性和民主性，确保社会监督的法治化、制度化、日常化，让人民群众真正看到实实在在的廉政成效。
戒奢已是一个老大难。
但知难不难。
路径已经清晰，我们要鼓足“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和劲头。
戒奢也是一个突破口。
从作风建设到制度创新，由此拓开更深层的改革，社会呼唤的是“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勇气和智慧。
2013第4期
“美丽中国”
哪一个新词汇最能激起社会各界的共鸣、最受普通群众欢迎，“美丽中国”无疑会首当其冲。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美丽”和“中国”都是最普通不过的字眼，即使在平时偶尔谈起“美丽中国”，人们也不会有过多的关注。
但是，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在字字珠玑的十八大报告中，通过总书记之口说出这一词汇，“美丽中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蕴藏着多层寓意，发人深思、令人惊喜。
“美丽中国”首重生态文明的自然之美。
从“人定胜天”的万丈豪情到“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再到可感、可知、可评价的“美丽中国”，说明我们党的执政理念越来越尊重自然，越来越尊重人民感受。
改革发展让我们摆脱贫困，我们不要山清水秀却贫穷落后，但是强大富裕环境质量很差同样不是美丽的中国。
中华文化最强调天地人的和谐相处，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这是百姓对“美丽中国”的最直观解读，十八大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全国党代会报告第一次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等等，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认识深化了，也彰显了中华民族对子孙、对世界负责的精神。
“美丽中国”体现科学发展的和谐之美。
科学发展观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理论指导和保障，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归根结底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发展。
提倡“美丽中国”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种方式，可以说，“美丽中国”的提法既给我们指出了科学发展的具体方式，又给我们指明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美好愿景。
十六大以来，“绿色发展”的理念逐渐进入党的执政视野，已经在中国生根发芽--过去10年间，从巴厘岛到哥本哈根、德班，历届气候大会上，中国带头许下并切实履行绿色发展的庄严承诺;
从“十一五”首次设立约束性指标，到清理整顿钢铁等高耗能行业，从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等系列生态工程到出台节能减排计划，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2.9%到生态补偿机制稳步推进，中国正逐渐告别“黑色发展”，走上“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绿色发展之路。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美丽中国”理念的指导下，我们一定能实现“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的美好愿景。
“美丽中国”展现温暖感人的人文之美。
“美丽中国”让党代会报告一改以往工作报告用词严谨、中性，缺乏感情色彩的传统风格，运用如此柔软、悦耳、富有诗意的词汇，使总书记的工作报告充满亲切感，更加贴近基层、贴近普通群众，迅速拉近了党代会与民众关切之间的距离，透露出民生温度和民意期许。
实际上，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本届党中央执政理国最有富创新和特色的地方。
近几年，“民生”成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高频词”。
从总书记关心灾民的吃饭、穿衣、喝水、住宿、医疗问题，总理“帮农民工讨薪”、“逛市场看肉价”，我们切身感受到了党中央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关心和对改善民生问题的密切关注。
“美丽中国”，美在山川，美在文化，美在历史，更美在人文——最美的是人。
“美丽中国”，没有了最美中国人，如无根之萍、无源之水，徒具美丽外表，不具美丽生命。
2013第5期
【半月评论】：
治理污染绝不能手软
近来．雾霾天气、地下水污染、土壤重金属污染等环境问题，牵动着公众的神经．也引发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热议c，
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有目共睹，然而大量环境隐患也因此产生，如今隐患已进入爆发期。
数据显示：
我国四分之一国土持续雾霾，六成地下水污染严重，1.5亿亩耕地受重金属污染……空气、水、土壤，我们赖以生存的三大要素，正在遭遇空前危机。
“环境污染让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当生活的基本条件受到威胁时，环境问题已经变成危机了。
”“这样发展下去，挣来的钱最终全要为医药‘埋单，！
”代表委员们的发言忧心忡忡，确实，如果连呼吸上新鲜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都成为一种奢望，如果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难以保障，那么高歌猛进的GDP又有何意义呢？
虽然我们早已提出不能走一些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然而现实中一些地方依然没有根除这种陈旧意识，不惜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甚至为污染企业保驾护航：
虽然科学发展观已是各级政府执政理念，“GDP至上”在理论上已站不住脚，然而“宁要毒死，不要穷死”的观点仍有市场，“带血的GDP”“有毒的增长”仍大行其道。
以地下排污为例，这一现象并非今日才有。
2010年4月《半月谈》就曾以《揭开污染地下转移黑幕》为题，在全国舆论界首次深度披露了地下水污染问题。
记者深入河北、河南、江苏等地，调查历时半年之久，向公众独家揭示出一幅触目惊心的地下排污路线图：
一些不法企业为了降低治污成本、逃避监督检查，通过渗井、渗坑、渗透池将大量工业废水、污水偷排地下，造成地下水严重污染，百姓苦不堪言。
报道刊发后，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然而，近三年过去了，据记者了解，一些污染企业依然我行我素，大肆偷排，当地政府则装聋作哑，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
本刊编辑部曾将有关情况反馈到相关主管部门，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地下污水还在横流，当地百姓依然生活在毒水困扰中，这种漠视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态度，实在让人气愤。
对污染问题听之任之，暴露出一些地方、部门错误的发展观和扭曲的政绩观。
正如环保部部长周生贤所说：
有的地方领导当面说环保重要，背后还是GDP挂帅。
而公众所不能接受的，恰恰是这种不作为、乱作为。
纵观近几年发生的重大污染事故，许多涉事企业规模大，效益好，是当地的经济支柱、利税大户。
出于GDP增长、增加税收考虑，一些地方政府对污染企业的偷排乱排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一些地方的环保部门监管、执法不力，甚至与污染企业串通一气，导致污染愈演愈烈。
因此，要想根治污染问题，除了用重典、出重拳查处问题企业，使之无处遁形外，还须严厉追究相关监管者的责任。
更为重要的是，各级政府当真正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
须知，发展不只是单纯的GDP，不只是单纯的经济挂帅，生态文明建设更应该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五位一体”建设美丽中国，良好的环境是最基本的托底保障。
为经济社会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为公共利益保驾护航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弃守的底线。
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热切期望中，我们看到了中央治理环境污染的决心。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着重强调：
“下决心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气、水、土壤等突出环境污染问题．改善环境质量，维护人民健康，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
”3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要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更好地结合起来，运用好价格等多种手段推动环境治理，使发展更可持续、更加健康，”
资源环境的“瓶颈”正越收越窄，传统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环境保护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状况必须改变，绿色转型步伐亟待加快。
针对雾霾天气，有关部门已采取措施,PM2.5监测治理正逐步铺开：
对高环境风险行业推进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也将开展；
多省份跨区域联合治理雾霾、跨流域联合治理水污染行动也在酝酿中……人们期待，这些政策、举措能够真正落实到位，为解决污染问题发挥作用。
对公众日益觉醒的环保意识和不断增强的维权意识，更需加倍鼓励和呵护，充分保障公民对环境问题拥有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
春节期间，公益人士邓飞发起“家乡污染全民拍”活动，得到广大网民的热烈响应。
“共同治理水污染，还我青山绿水”既是政府的应有职责，也是每个公民的神圣使命、
“建设美丽中国”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是亿万国民的新期待，而兑现承诺、顺应期待，治理环境污染绝不能手软！
2013第6期
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是一场艰苦的革命
作为今年全国两会备受瞩目的重要成果之一，《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获得批准，政府自身新一轮改革在换届之际正式启动，迈出稳健扎实而影响深远的重要一步。
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中央领导的铿锵宣示，在时隔3个多月之后，落实到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实际行动中，有力回应了公众对于深化改革的强烈期待。
这次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在简政放权、减少微观事务管理、更好发挥市场和社会作用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进一步厘清了政府和市场、社会的边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取得新进展。
作为上一轮大部门制改革的延续和完善，本轮机构改革有望成为释放制度红利、激发社会活力的新支点。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进一步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就是一场革命。
政府机构改革向来被视为改革中最大的“硬骨头”。
机构撤并，无疑会减少官位;
而职能转变，意味着权力格局和利益蛋糕的调整和重新分配。
这无疑都是在“革自己的命”、“割自身的肉”。
如何达成改革共识，凝聚起强大的体制改革动力，在改革中体现机构精简、职能转变、运行顺畅、效率提高的要求，考验政府的勇气，更检验改革者的智慧。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先后进行的六次政府机构改革，政府的机构设立和职能调整始终伴随和适应着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凸显政府自身改革的演进轨迹和转变职能、提高效能的不变追求。
经过这些年的不懈努力，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成就，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加大，促进了社会生产率和资源使用效率的大幅提高，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政府自身围绕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需要而进行的一系列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
计划经济的职能不断减少削弱，服务和保障市场健康运行方面的职能不断强化，制度“转轨”稳步推进。
尽管成效显着，但如果用严格的标准审视，植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部门职责分工仍未彻底整改，国务院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推诿扯皮、公共资源碎片化频现;
有些领域“政出多门”却“问责无门”，安全事故在部门林立的背景中接二连三发生。
一些部门抓大事管宏观不够，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有抬头增多趋势，这些已影响行政效率和政府权威，客观上容易导致不作为、乱作为，甚至给权力寻租、贪污腐败留下空间和机会。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经济实现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压力较大。
必须通过政府转变职能,进一步改善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和体制支撑，让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的归政府，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机构是躯体，职能是灵魂。
如果政府职能得不到转变，机构改革就只是表面上的拆拆建建，看起来热闹而已。
政府职能要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方向转变。
经济社会要发展，一个好的发展环境至关重要。
从市场准入到市场监管，政府职能的核心要求是营造一个既井然有序、又充满活力的制度环境。
办个企业，行政审批手续多，市场准入门槛高;
办了企业之后，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反而没人监管，伪劣商品横行，这是本末倒置。
适当放权，不是要放弃监管，而是要少干预经济的具体运行，要对违法的市场行为时刻警醒，及时采取措施。
同时，政府要信任社会自治的力量，给社会组织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
在很多事情上，让社会组织做比政府亲自去做效果更好，“性价比”更高。
政府职能要向提供优质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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