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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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语音美通常是通过听者来证实的。
例如，阿拉伯语就被称为最难听的语言，因为它包含复杂的喉辅音。
但是，有一些阿拉伯诗人却能像其他语言一样，运用他们丰富的语音组合成优美的音节，写出优美的诗歌。
语言的确能反映社会文化的一些方面，但主要表现在她的可选特征上，也就是说影响词汇的分级和赋予各种形式演说的优先权。
可她并不会反映广泛使用而且带有随意性的语音或语法，而且必须这样才多少能发挥作用。
说话人通常会意识到选择词汇的过程，他们也常常意识到在组织一场演说时所要注意的言行举止，但他们都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所涉及的语音系统或者是语法类型。
词汇的级别，也就是术语表现的本质，行为及特点的方式都建立在分类法上（包括通俗方面和科学方面），也很大程度的反映了人们如何理解和区分这个世界。
“20问游戏”的一些玩法有所有的语言版本，因为人们往往要分经验或领域种类，表现为整套的对等名称。
词位的外形特征通常不如它所在的生物分类学系统重要。
例如：
习语“晨星”或“晚星”并不代表“星星”，而是代表一个星球（通常是金星），虽然大多数人都完全意识到这种习语是不合规则的，但在英语里面我们仍然在使用它。
同样，我们说到太阳是“升起”或“落下”，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移动的是地球。
但是，仍然有很多区分错误的例子，带着对现象的歪曲理解持续了数世纪之久。
例如，古希腊认为“火”是实物而非事物，显然这为炼金术提供了错误的思想，认为可以加把火就能把铅变成金子。
事实上，在特殊领域里，一种语言具有相应数量的术语，这对于文化来说是个重要的索引。
例如，西欧大多数语言技术术语所占比例异常高，苏丹Anuaks语中关于牛就有许多种不同的说法和写法，秘鲁高原的盖丘亚族语也有许多不同的关于马铃薯的表达方式。
知道某一个术语往往能带你朝某个特定领域努力，社会里一大片相关词汇的消失预示着我们所关心的文化起了重大变化。
例如，在美国，越来越难发现谁会熟悉“double-tree”,“handshigh”,“tosingle-foot”,“jack”,“jenny”,“togooseneck”,“withers”,“fetlock”,和“Fresno”.
文化的改变常常产生新的话语，比如技术文章，财政报告和新闻摘要。
全文形式的传真为电报形式的文章让路，给海外的代理商通过海底电缆传送商业代码现已被先进的计算机信息传送。
一定形式的谈话方式带来的欢迎程度也会反映在对文化的关注上。
例如，比起在美国，抒情诗在拉丁美洲要受欢迎得多。
总体来说，除了在特定孤立的地区外，比如在苏丹尼罗河流域和印度南部的德拉威人，史诗都不受欢迎。
语言和文化之间所有有趣的东西，主要是关于怎么使用语言的，而不是语言结构的问题。
因为所有的语言都是开放的系统，有发展的潜力，有改变的潜力，同时还有消逝的潜力。
在文学天才的笔里，它们便是精美语言的媒介，而在表达不清或不高雅的人笔里，可能会弄巧成拙。
双语与双文化
双语一直被认为是译者的必备能力，这并不意味着就必须拥有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所需能力。
一些超乎寻常的、成功的译者也只有一种关于源语言的被动能力（读者能力）。
在翻译希腊语、拉丁语和梵语名著时，都是很明显的，只是它要求许多译者懂得技术和文学方面的最新说法。
但是，当译者对源语言的能力差的时候，就处于劣势，而且还得经常向懂得源语言但不懂目标语言的人请教。
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双语比双文化更重要，因为词的意义仅仅体现在它所处的文化里。
词典和百科全书都是重要的战略上的文化信息源，但在外国社会，它们永远不能代替人为掺杂的因素。
这是为什么大多数训练笔译者和口译者的计划需要学生至少要在每个目标语言国家待六——十二个月。
只有待在以某种语言为母语的国家里，才有可能获得语感，懂得怎么运用词汇和习惯用语。
例如，在拉丁美洲的某些地方，西班牙语“huahua”是指“婴儿”，在其他语言里则是“公共汽车”。
在古巴语的一个分支里，“papaya”指的是一种热带水果，但在其他语言里则表示女性生殖器官。
文化的差异也可以体现在一篇译文的脚注里。
事实上，在非洲的许多地方，英语里表示“母亲”最相近的解释表示许多人的术语，实际上，是代表一起步入同一个年龄阶段的所有女性。
英语“母亲”的用法是指所有的总是需要做脚注的人。
同样，在新约四福音书的泰语版本里，没有介绍的话，就很容易理解成四个化身的投胎的故事，而不是耶酥一生四个不同的理由。
人们已经习惯自己做事的方式，因此他们不能接受别人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完成同样的事情。
许多人敲门，让主人知道自己的来临，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人们会叫主人的名字、咳嗽或拍手来通知主人。
这样的差异很少系统地出现在书里，比如人类学或描述文化的卷册，因为它们要么就是太微不足道，要么就是太显眼，不看也知道。
语言和亚文化
社会正迅速地从同类社会转向异类社会。
事实上，即使在非洲的部落里也难找到或多或少同类化的社会，所有人都有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活动形式。
几乎所有的村庄人们都要去城里或矿场工作，带着与社会其他人明显不同的思想回到家。
价值观和习惯的异化趋势在迅速工业化的社会里是越来越快，跨越了不同的教育水平、工作和社交形式，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看，产生了方言。
这些纵向方言（和早期横向或地域方言形成对比）对译者带来了真正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一篇文章在源语言里可以是不标准的方言，译者就面临着要在目标语言里找出相应的表达方式。
其中一个最有才华的译者是B.B.Rogers，罗布从书的Aristophanes游戏的译员，他把翻译当作是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地理和社会地位。
在TheAcharnians一书里，他对Megarian农夫演讲词的处理方式就是方言对等的典型例子。
Rogers用苏格兰的田园方言去写Megara岛的人们的举止，他们说的希腊语与雅典人的差异非常大。
但在TheThesmophoriazusae里，塞西亚人说的英语就像刚从西欧移民过来的人一样难听。
社会方言隐藏的信息比我们想象中的还多。
一个美国青年在英国待了几年，就会说英国英语了，但她会对英国的女性朋友们英国英语，因为这会让她们走得更近。
可当她和她的英国男朋友谈话时，她就会说美国英语了，因为可以让她男朋友感觉到，有个美国女友身价会顿时上升几倍。
在美国，黑人英语的社会地位是个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话题。
大多数受过教育的黑人都说两种方言，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说两种英语：
黑人英语和标准英语，因为标准英语有着经济和社会优势，因此他们带着极大的文化压力使用标准英语。
尽管如此，对于黑人社会的稳定，黑人英语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有些黑人阅读标准英语的文件很吃力，自那以后，一些人就有了大胆的想法，为那些喜欢黑人英语的人印刷黑人英语出版物。
但是，这种想法被黑人社会强烈谴责，因为它代表着家长作风，暗示着黑人是没有资格使用标准英语。
有些源语言文章包含着复杂的社会方言。
例如，斯坦贝克的小说OfMiceandMen的基础是标准英语，但书中的对话却大量的使用不标准的英语，这是一个特别的社会阶层才使用的。
要反映这种贯穿于整本小说的变化是非常难的，但是要是没有这种差异，诸多的现实主义和感伤就会荡然无存。
尽管如此，社会方言的问题却不是局限于语言的非标准形式。
精巧发展的文学方言带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谄上傲下的双重含义，仅仅限制于它们潜在的观众当中。
很多语言有时会有这么一种趋势，为了文学准则的正确性而变得越来越精巧，从而与口语相背离，越来越远。
最后，文学方言没能有效的达到交流的目的，突然，就在文学标准更接近与口语标准的时候，文学革命兴起了。
一些翻译的难题起源于文化的特殊意义。
一篇只反映了一种独立文化里许多观念和文学准则的文章，常常传递了某些信息，非常难于理解，也非常难以翻译成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语言文化。
愿意吃毒药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这对于美国人来说很荒谬；
当鸡被砍下头时，为什么还会四处拍打，面对这个奇妙的问题而决定是否继续长途旅行，这也是不可思议的。
许多美国人认为，明明有吃的，人们还要斋戒，这是荒谬的。
因为食物是上帝赐予的，拒绝食用就是侮辱上帝。
需要安眠药才能入睡的人被大多数非洲人认为是头脑绝对有问题。
由于社会方言引发的严重问题，很有必要在语言内部的翻译和语际语言学的翻译上，做一个所谓的“空间转换”。
即便是在一种单一的语言内部，也可能需要和人们交流信息，即使他们使用的是大不相同的社会语言学领域的方言。
公司出售高科技产品，常常有翻译专家，把文件“翻译”成较简单的语言形式，即使不懂行的人也能懂。
反过来说，一些国际中介里，有人从事整理文档，把不标准的语言翻译成标准语言，对于那些由没有多大能力的人写的文件，把它们翻译成所谓的“国际语言”。
社会方言中适合这些转变的规则也都与语际语言学翻译相关。
例如，新约的一些部分是用希腊风格的希腊语，是那时标准修辞希腊语所不能接受的。
总的来说，神学家一致改良他们翻译的语言水平，经常运用委婉的说法避开可能不相称的表达，例如内脏,肾形矿脉,性器官。
同样，希腊古典译者经常使用委婉的表达方式翻译下流粗鄙的表达，如果文章有过于清楚的性描写，他们还会偶尔地把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
Sapir甚至照搬这种方法，翻译一些Paiute文章。
第8章
功能对等
传统认为，翻译的准确性是建立在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词典和语法相互呼应的基础上。
这种相互的呼应称之为“对等”，虽然不大用这个字眼。
但根据词汇和语法特征或甚至根据话语结构，在讨论译文准确性的问题上，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
翻译意味着交流，这个过程主要取决于人听到了什么或看到了什么。
根据翻译的有效性，不能阻止词意、语法和修辞策略的比较。
重要的是要为接受者所能正确理解的和鉴赏的文档。
因此，功能对等性主要是根据普通接受者理解和鉴赏这个文档的方式相对比来看的，也根据译文接受者理解和鉴赏译文的方式来看。
在“读者的反应”方面，研究翻译的准确性涉及到了一系列的基本问题。
第一，要决定原始读者怎么理解文章通常是非常困难的，第二，通常，有效的衡量一个人阅读译文的反应是不可能的。
其中一个能解释后者的原因是许多人都能肯定的假设一个译文应该是怎么样的。
他们不仅是在期待一个字面上别扭的译文，而且常相信如果一篇译文没有特殊的语言学风格，就不是一篇忠实原文的翻译。
有些人假设，根据一些特征，例如“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好的风格和差的风格”，“惯用的和单调的”，“容易的和困难的”，让人们在七分数量表上评价翻译能获得有效的判断。
但判断的出发点可能会因人而异，以至于没有什么真正值得在这样的过程里从头做起。
翻译的准确性建立在很多不同的因素上：
原文本身的可信度，谈话方式（从抒情诗到杂货清单），有目的的听众，译文所用的风格（比如在某人学习的时候宁静的阅读的或在舞台上演出的），译文的目的，例如通知，改变行为，娱乐，出售产品。
不仅译文是这样，原文也这样，使对译文的任何评价复杂化。
总体看来，根据准确性的范围来谈“功能对等”比较好，因为没有任何译文是绝对相对应的。
许多不同的译文可体现不同角度的对应性。
这意味着“对等”没法从数学论证的角度来理解，只能是约等于，也就是，在功能靠近的角度上理解。
这种功能对等的看法在认知和经验的角度出发，由小到大提供了不同角度的准确度。
功能对等现实的、最低限度的定义是“译文的读者应该能扼要的理解这篇译文，能接受原文读者是怎样理解和鉴赏它的”。
任何低于这种角度的都不能接受。
理想的，最大限度的定义为“译文的读者应该能够和原文读者一样理解和鉴赏它”。
这个最大限度的定义意味着源语言、目标语言与很有效的译文之间，语言文化相互呼应的高层次角度，使接受者有能力贴近原文读者的经历。
这个大的限度很少成功，除非文章有很少或没有真实性，只有常规信息。
因为2个对话者没有绝对相同的口音、词汇、语法和谈话方式，因此，谈话中总会有损失或者误解。
他们理解和评价的格子总有些不同，但使用语言的经验和对外语的感知能力使交流变得更有效。
不管是单语还是双语的文章，都没有纯粹的公式衡量功能对等，因为涉及到太多的因素，也没有给口头交流规定个数学意义上的数量。
忽略交流缺乏精确性，仍有一条可行的路去思考、谈论功能对等，也就是同形体。
同形体
同形体，正如Hofstadter在他那富有洞察力的书Goedel,Escher,Bach:
AnEternalGoldenBraid（1980）所有效的讨论一样，提供了最有帮助的方法去认识和讨论同等的物质。
同形体仅仅是形象性记号语言概念的一个延伸，相似物之类的东西。
但为了认识同形体的一些重要的特征，首先得谈谈一些非语言学的同形体。
雕塑就是同形体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应该是接近于某个实体的三维体。
一幅图也是同形体，虽然有些视差，使三维实体被描绘成二维实体。
建筑绘画和地图也是同形体。
一套图解符号也可以看作是同形体，不管它们和实物有多大的差别。
在符号系统里也能精确的实现同样的功能，例如1、2、3、I、II、III、α、β、γ、一、二、三，前3个数字代表4个不同的系统：
阿拉伯符号，罗马符号，希腊符号和汉语符号。
同样的，一个系列像2-4-8和16-32-64可以看成同形体，因为每个连续的数字是它前面数字的2倍。
事实上，以数学方式精确表达的都是它们实物的同形体，所有的科学模型照样是同形体，即便它们被简化了。
语言同形的最明显的是拟声词，诸如hiss,squawk,cluck和screech。
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的用法代表了在交流中三个主要角色，同样也是同形体，还有拉丁文里，甚至文章中代名词的习惯顺序也是，像第一，第二和第三。
小说里叙述的顺序也大体上是现实事件的同形体，新旧信息的顺序在大多数句子里代表的是谈话中认知的顺序。
词位的分类学涉及到顺序、语系、属、类和种族，就好像在说明生物构成一样。
同形词扮演的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是音位变体的外在表现和功能对等功能。
例如，已经在第3章提到的till,still,pit和litter一系列的词，包含了音素t的语音上的不同形式，但在英语里面大多数人完全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声音在功能对等上是如此的不同。
字母E和G的不同写法也表明功能性的同形。
忽略语言符号的物理外壳大差异，口语交流的过程在保存信息这方面起了非常有效的类似同形体的作用。
例如，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声带的振动（机械运动）是发音组织更改的，以空气声波的形式传达到听者的鼓膜。
这声波变得机械，通过耳朵的骨头传到内耳的斡旋骨。
声波便从不同的地方振动内耳的纤毛，这些振动变成了电子机械推动，通过神经传到大脑。
忽略媒介传播的重大差异，这些声波的本质特征——他们的频率、波形和振幅——是保留了的，除了可能导致声音或生理上的不足，这些声波还可以携带信息。
但是，一旦他们到达大脑，必须和已知的听觉模板相比较，与听者的语言文化模板相呼应。
这时候人不能凭严格的同构声学来判断，只能根据听者的经验，相信最近的功能对等词。
我们可以在意义的基础上定义功能同形是在本质上完成不同系统所出的结果。
这个的意思对于英语习语tohittheceiling在西班牙语里就成了tomarelcieloenlasmanos，字面意思是‘把天抓在手里。
’同样，像togrowlikemushrooms的英语表达，在汉语里就是‘长势如竹笋。
’
在这里，也许有从哲学角度来说根本就不同的体系，形式上相同的地方可有非常不同的功能。
一些近代诗用它暴力的、无意义的、粗俗的主题组成了非常不同的文化格调，继承了维多利亚思想“上帝在天堂，施惠于人间。
”同样，一些科学模式也有很大的不同，外表相似的地方可以包含差距很大的意义。
例如，就像被实际运用一样，社会语言学在语言的经验化迹象的重心，而转换生成理论是以理想的说者－听者，极端的压缩，独立的句法以及把大多复杂难解的问题看成词法的附属分类这样简单的问题，这是转换生成理论解释语言学的最理想化方法。
口译中的工具—同形体
自从任何一种语言表达的意义取决于它表达的完整性、活跃性、特点和语言外在的联系，表达方式和它的翻译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同形词考虑方法的角度。
例如，当第一次听说非洲西部的谚语Adryleafdoesn’tlaughwhenitsneighbourfalls，一个人几乎不可避免的把一片绿叶的比喻与人相比，找同形体的延伸。
在某些情况下，听者可能没有足够的关于这个比喻的理论知识去寻找相似的东西，因此就可能不能理解这其中的意思。
例如，在中非，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谚语，Amanwhohuntselephantsneversleepscold。
如果不习惯看到大象是怎么弄倒这么多他们养植的树和灌木丛就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个谚语实际上是说人只有挑战才能享受。
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说TheBrothersKaramazov里的“大检察官”这一章，它只能用小说里注释的同形的类比和对比、在宗教裁判所的历史、用耶酥的一生的圣经说明来理解。
ClaudeSimon的小说Levent（“风”）的前几页里，似乎看不懂，因为它所用的词汇，语法和标点符号是如此的混乱，但这个是故意造成的。
介绍的风格也是为形成旋风的形象而设计的。
不同功能的同形体和相同功能的同形体一样重要。
例如，在有些语言里，诗歌里完全类似的形式和意义被看作是对听者和读者智慧的侮辱。
但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些语言里，缺乏语言的类似被看作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理想的句子立刻告诉许多人们语言表达方式是重要的，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内容只包含着简单的幻想和由此产生的虚假性。
有些社会，家谱是证明一个人权利和重要性的重要证据，但在另一些社会，却可能把家谱当作是虚假的、自命不凡的体现。
甚至数字都和它们的象征意义有很大出入。
例如，圣经里的数字7，12，14和40具有非常高的象征意义，在马雅文化里，重要的数字是4（一个用来指引方向和划分类别的重要因素），5（交易日的顺序），20（指派一个人的日期），13（具有很高的宗教象征意义的数字）和52（新时代开始）。
功能对等和动态对等
一些书和文章描述了功能对等的概念，“动态对等”。
在《关于翻译的科学》（Nida1964）一书里，动态对等就是“最近意义的自然对等”，但“动态”一词已经被某些人误解为某种有影响的东西。
因此，许多人都认为如果一篇译文有值得注意的影响力，那么它肯定是一篇关于动态对等的模本。
因为这种误解，造成了强调功能的概念，影响了翻译的准确性的角度描述，认为用“功能对等”是个很满意的表达。
“功能”和“功能的”，似乎为讨论翻译提供了一个更可靠的基本原理，作为交流的形式，因为焦点在做翻译或翻译的用处。
缺乏功能对等可因此被看作为没能提供同形极限。
补偿缺乏同形的现象可看作准确表达源文的方法。
例如，因为缺乏比喻表达相对应的词，因此在翻译时，要把源语言里的一些比喻表达用目标语言的非比喻用法表达。
但是如果有太多的比喻用法翻译成非比喻用法，文章的影响力可能因此消失，要是诗歌的话，就要求得特别严格。
为了补偿这种损失，用目标语言的象征手法来翻译一些非比喻的表达。
这样才能保留原文的一些地方的平衡。
功能对等的制造原则
为了给源文制造一篇满意的功能对等，许多相关的原则限制着必要的评判的种类和角度。
如果一封多少带有文学性质的信,在指示意义和联想意义两方面算功能对等的话，那么显然就没有必要作形式上评论了。
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下面的原则可能会对怎样制造最近的自然对等有帮助：
1.如果一个意义相近的、合理的翻译可能造成指示意义的误解，（a）在译文中必须有相应变化的解释，或者（b）字面翻译可以保留，必须加上可能造成误解的脚注。
事实上，在所有的情况下，应该遵从本条原则的第一条选项，但有些特殊情况和文件的形式，比如合法婚约，遗嘱，政治申明和有目的的兵役或神秘的宗教文，这些带有说明性注释的字面解释可以忽略。
为了防止指示性意义可能的误解，被修改了的变化的形式主要是词汇变换，但它们也可以涉及到语法。
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需要在文章结构上做基本的更改。
2.如果一个意义相近的、合理的翻译没有意义，也就是指示意义完全模糊，文章里可以做一定的改变，除非是故意这样做的，而且模糊性被保留，在脚注里解释为什么保留模糊性是很有用的，而且是被完全改正过来了。
意义的模糊可以有几种原因：
源文的目的（经常出现在政治申明和深奥的文件中），古老的拼写（特别是在古文里）和没用的词典或百科全书提供的信息，以至于要带着问题推测文件的内容（也经常出现在古文里，还出现在特别的风俗和事件的处理中）。
在试图为译文提供可能的意义时，译者被认为是公正的，但要注明源文中任何基本上模糊和不明确的意义，好让读者认为译文有修改过。
重要的是，要区别（a）意义缺乏，源自原文本身，和（b）现在的学者由于他们对源文社会语言学的内容的忽略造成的理解缺乏。
3.如果一个意义相近的、合理的翻译有语义和语法难点，译文的一般读者很可能不会再试图理解它，在介绍或脚注里，指出这种改变的意义，即使有帮助，也可以有一定的改变。
不熟悉内容的人对于技术含量高的文章翻译，比如中学毕业生翻译大学毕业生的文章，可以用简化的词汇或对术语做夹注。
长句，也可以分开来，这样理解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在某种程度上，读者理解有困难的、相近的、合理的翻译，是因为话语结构复杂性，或者是原文相当地预示了内容超过了读者对译文的期待。
这个可以通过“重写”的形式，以便读者能够接受译文。
这种“改进”在翻译时应该比它本身平常得多，特别是对于想要赶上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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