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不怕的困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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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怕的困惑
“五不怕”的困惑
他原本是一名优秀的铁路桥梁工程师，因为1933年汉江发大水，一夜间淹死7万人，促使他下决心改学水利，以治理江河为己志。
1934年赴美留学，广求名师，成为中国第一个水利工程博士。
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创造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半经验半理论方法，当时在国际上处于学科领先地位。
1937年学成回国后，专心致志从事水利工程和治河工作，先后任四川省水利局工程师，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
期间，不畏艰险步行了三千公里实地考察长江等干支流及水利设施。
1948年应邀去东北解放区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
全国解放以后，长期在唐山铁道学院、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担任教授，是一位蜚声中外的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
1999年12月美国名人传记称其为二十世纪全世界杰出人物。
他不但是一位资深的“海归派”，同时还是一个国家级的“官二代”。
其父为著名爱国人士、教育家黄炎培先生，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可以说是出身名门，背景显赫；加上本人超群的才干和努力，前途无可限量。
然而，却由于他“不识时务”，不随大流，在一系列治河问题上长期与国家主管部门的观点相左，被斥之为“异端邪说”，遭到反对和批判，得不到公开发表和申辩的机会。
早在五十年代，他就公开反对苏联专家建议的三门峡水库规划，指出建库后泥沙淤积将使黄河北干流与渭河两岸大量耕地淤没，居民将被迫迁移。
并认为“圣人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理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为此，他批评一些同行“文人多无骨”，“在如此大是大非面前，竟然放弃了科学原理，以讨好领导人、讨好政府。
试问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
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自己的饭碗呢”？
尽管他的预言不幸言中了，黄河三门峡水库建成后仅三年，潼关以上的黄河及其支流渭河就淤塞。
后来不得不以六千万元的代价重新打开当年他坚持要保留的六个泄水洞。
可是有关部门从不承认错误，尽量压制他的言论。
他的诸多论著，只是散见各处，未能公开出版。
直到2001年8月为了庆祝他的90寿辰，才由他的学生和后辈同事几经酝酿，集资出版了《黄万里文集》。
1957年他因为写了一篇不到3000字的散文《花丛小语》，批评政府“竟不需人民监督。
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制的特点”。
被毛泽东斥责“这是什么话”，“把美国的月亮说得比中国的圆”。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还批判彭德怀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
为此，黄万里的右派帽子一戴就是21年，是清华大学最后摘帽的右派。
于是，他被赶下大学讲坛，剥夺了话语权。
“文革”中更被打成“牛鬼蛇神”，扫地出门，先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改造”，后到三门峡基地打扫厕所和接受批判。
黄万里一生坎坷曲折，令人感慨不已，不由得联想起毛泽东说过的一段话。
1957年6月，毛泽东找吴冷西谈话，要他到人民日报当总编辑，同时严肃地告诫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
这“五不怕”就是：
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
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应该说，黄万里在政治上敢于直言，批评政府；在学术上力排众议，追求真理，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倡导的“五不怕”精神。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行为，却被视为“脑后长着‘反骨’”，从此被红色政权专政了21年。
黄万里虽然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但是作为一个从小立志以所学知识造福人民的学者，他怕的是“我一辈子念书想治黄，可他们没有听我的一个字，我白学一场，我真痛心”！
“一从弃掷无人问，独自行歌有鸟知。
耿耿丹心悬日月，重华何处就陈辞？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
平生积学曾何用？
愧对苍生老益悲。
”
“居然白首成瓠落，忍对黄河哭禹功。
自古长才难为用，孔丘汲汲屈平恸。
”“镜里遥窥量尺近，日中勤测学心坚。
红颜忽忽垂华发，报国无成百虑煎。
”“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
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
”等诗词便是他晚年悲凉心情的真实写照。
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不能不引起后人的深刻反思。
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倡“五不怕”精神是必要的。
因为人类对未知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达成普遍共识更需要长期的实践检验和反复的争论、比较。
因而在最初阶段，首先认识并掌握真理的只是少数先知先觉者，也就是俗话说的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而少数派掌握的真理，经常与传统的认知和观念相悖，往往不被多数人理解，遭受反对和打击就不可避免。
因此，要做到“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必须具有“五不怕”的革命精神。
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一个完善的社会应当有宽松、宽容、宽厚的环境。
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开拓认识真理的道路，促进社会的进步与繁荣。
如果讲真话、提意见需要冒撤职、开除、离婚、坐牢、杀头的风险，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真理的生存空间能有多大呢？
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环境下，提倡“五不怕”精神确有必要；但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还要求人们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必须“五不怕”，就难免令人困惑了。
要是讲了真话可能导致杀头的风险，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制度是落后的、野蛮的，起码这种政治生态是不正常的。
实际上，这种“五不怕”的鼓励本身就具有阻吓的作用，有人比喻为熬着一锅油说“你们给我提提意见，不要怕下油锅”，这种场合下还会有人提意见么？
正如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说的：
“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的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
这是对的。
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
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
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据有关资料记载，就在毛泽东鼓励发扬“五不怕”精神半个月后，“反右”斗争就开始了。
自1957年以来，特别是1959年“反右倾”以来,由于党内过火的斗争，党内生活出现极不正常的情况，一些党员不敢如实反映情况，不敢讲实话，“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包括不少高级干部, 也不敢讲真心话, 有人归纳为“三看三不讲”, 即:
看风向———上面风向不明不讲; 看眼色———领导眼色不对不讲; 看意图———领导意图不清不讲。
实践证明，与其鼓励发扬“五不怕”精神，不如真心实意实施“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后者才是真正发扬民主、广开言路的态度和做法。
斯大林死后，有一次彭德怀见到苏联的米高扬，彭德怀对米高扬说：
“斯大林身前你们不给他提意见，死后却说他的坏话，这样不好吧？
”米高扬说：
“那时给斯大林提意见是要掉脑袋的。
”彭德怀大义凛然地说：
“怕死还当什么共产党员！
”我当初看到这个记载时颇为彭德怀的话感动。
就是，共产党员还能怕死吗？
斯大林同志犯了错误作为党员就应该提出来，这是为了党的事业，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
我们的彭大将军后来的命运不幸被他自己言中，他果然是因为给领袖提意见而被迫害致死。
我对彭大将军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多么高尚的人啊！
值得我们效仿。
我想一个社会的当权者犯错误肯定是常见的。
是错误就要纠正，否则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转。
所以每一个社会都应该有一个纠错机制，上面所说的就是一种纠错机制。
在这样的社会里，统治者犯错误自然也需要下面的人及时指出。
但后果却难以预料。
有时统治者英明，广纳谏言，下面的人也愿意提意见。
这时社会就运转良好，比如咱中国唐朝的贞观年间唐太宗和他的大臣魏征等一班人就干得不错。
至今咱中国人对这个年代这一班人还津津乐道。
可是很不幸，在这样的制度下并不是每一个统治者都像唐太宗一样。
翻开历史我们悲哀地发现大多数的专制统治者对提意见者都不怎么待见，有时还会要了提意见者的脑袋。
这样的社会中有许多聪明人就学会了明哲保身不说话了。
后来，民主之风东渐。
原先在专制社会里生活的人忽然发现在民主社会还有另外一种纠错机制。
这种制度下，犯了错误的当权者可没有专制者那么爽。
在这样的社会里，有独立的新闻媒体、有独立的司法、有民选的议会。
当权者犯了错误，媒体可以揭露，触犯法律法院可以独立审判，议会不满意可以弹劾，咱老百姓不高兴了下次就不投你的票了，看你还想不想干了！
不允许别人批评，一批评就会恼羞成怒，就会通过对下压制、对上不合作等来给批评者难堪。
讲真话，不仅需要勇气，有时还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
此事古今亦然，中外无别，如秉笔直书的司马迁遭受了宫刑，捍卫“日心说”的布鲁诺被烧死。
人类文明史中不乏讲真话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事例。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即使是犯上也只能在所不辞。
九十年代以来，他极力反对长江三峡工程的开工，提出了许多十分尖锐的问题，引起世人瞩目。
黄万里教授的一些学术观点和意见，常常不为人所赞同和理解，被斥之为“异端邪说”，遭到反对和批判，得不到公开发表和申辩的机会。
有的在被历史证明确实是正确意见之后，仍然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
当然，他的见解有的不无道理，有的也确有值得商榷之处。
但是，一个完善的社会应当有充分的大度和包容。
何况，在影响到国计民生、影响到子孙后代的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中，多一些对立面，多一些思考和论证，对于正确的决策和更加完善的规划设计，总是一件好事。
而且有的问题认识正确与否，还有待历史的检验。
如果学术上没有百家争鸣，只有长官意志和“一言堂”，必将堵塞认识真理的道路，阻碍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繁荣，最后受害的将是国家和人民。
数十年来，黄万里先生所经历的坎坷磨难，所遭遇的升降沉浮，在我国知识界中是十分少见的。
但是，不论在甚么情况下，他对学术的严谨和认真态度，对民众父老、对国家民族的一片赤诚之心，始终没有改变。
在他还戴着“右派”帽子的时候，毅然勇敢地站出来，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
文化革命中，他一边接受批判和劳动改造，一边却在研究和草拟他的“治理黄河方略”。
改革开放以后，他怀着极大的喜悦和高昂的热情，培养研究生，为青年教师讲课，指导他们进行科学研究。
他常常感激国家给予他这么高的工资，而自责未能对国家做出多少贡献。
为了水利系的课程设置，他多次找有关同志，提出应当开设“治河工程学”的建议。
1998年长江大洪水以后，他更倍感焦急，责备自己过去教学方面的缺陷，主动要求重上讲台，为研究生和教师讲授治河原理课程。
他对生活充满希望，坚信真理必将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总能够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
近些年来，在他身上相继发现多处癌症。
他一面积极治疗，与病魔做斗争，一面仍然醉心于长江、黄河等问题的研究，积极向有关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
他对事业执著，勇于坚持真理；为人胸怀坦荡，处事光明磊落；对晚辈关怀爱护，真诚平等相待。
他在我们泥沙研究室和水利系的师生中，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和钦佩。
我们希望通过这本《文集》，可以大体了解到黄万里教授主要的学术成就和对一些重大科技问题的见解，可以观察到像他那样一代学人为追求事业、追求真理的执着、艰难和曲折的历程，也可以多少能够从中感受到他那鲜明的个性和高尚人品，欣赏到他那优雅的情趣和秀美的文采。
编辑出版小组
2001年8月于清华园_
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全线建成。
当三峡工程竣工后，对于右岸大坝没有裂缝的奇迹，国务院三峡三期枢纽工程验收组副组长兼专家组组长、“两院”院士潘家铮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感慨地说：
“三峡工程之所以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最应该感谢的就是那些质疑和反对的人”。
因为正是这些质疑和争议，助推三峡工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据说20世纪初，流传着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斯隆的一则故事。
一次，斯隆主持召开重大决策会议，会上因未发生争议，斯隆即宣布休会。
他说：
“此一问题延期到我们听到激烈的不一意见时再开会决策，我希望下次会议能听到不同的意见。
”
为什么希望能听到不同的意见呢？
因为，不同的意见的争论过程首先是一个优化过程。
不同意见之间互攻它短、各扬其长。
其次是一个统一认识的过程，通过争论，实现统一。
1957年黄万里被定为右派，被迫离开了大学讲坛，彻底剥夺了发言权。
然而黄万里仍魂系黄河，痴心不改。
1964年春写信给董必武副主席，再次陈述三门峡坝淤积的严重性。
水利部为此召见他，让他拟一个三门峡工程改建计划。
黄万里用了两个月写出《改修黄河三门峡的原理与方法》，提出开洞排沙，以灯泡式水轮机加速底流，期救秦川于陆沉，复蓄水以调洪兴利。
因为对于黄河输沙下来的看法，他和大家有原则上的分歧。
这个建议未得批复。
1973年初黄万里再次上书周总理，说明必须外加能量，把泥沙排出坝下，并改修大坝，才能挽救秦川。
后来黄万里又坚持反对修建三峡大坝，由于与主流派观点相异，始终争辩无效。
“可惜今天议论长江三峡高坝，连当年议论三门峡大坝时的七天公开辩论也没有了。
”黄万里扼腕长叹。
误用知识遗害苍生
历届水利部长看到这位不合作的专家大概都会头疼，因为黄万里不仅在三门峡和三峡两个工程上大唱反调，而且在整个黄河治理上都有不同的方略。
他多次明确提出：
“上挡下冲及把水土保持作为正本清源的作法都是错误的。
”而近个世纪以来，水利部在黄河所做的事情，就是每年以数十万劳动力在上游筑坝挡沙，在下游造堤治河。
黄万里说：
“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黄河下游变成一条随时可带来灭顶之灾的悬河”。
一九七三年他在河南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劳动改造，仍执意申请进入当时的三线地区（指国防工业重地）黄河潼关以上考察。
后来他是在监视下完成全部考察的，并写出《论治理黄河方略》，提出了新的动力学规律——连续介体最大能量消散率定律。
黄万里有一句名言：
“一个读书人，用错误的知识去误国误民，是最恶劣不过的。
”
但当柄国者的美好愿望与学者的学术良知发生冲突时，执政者的意志没有因为一个专家的相反意见而受阻，面对强大的政治势力，一介书生黄万里决不曲学阿世，不放弃自己的学术良知和对生民的关怀。
这是一场强大政治力量和一个学者个人之间不成比例的较量。
自然规律是无情的，几年后，当黄万里的预言一一应验，当局也不得不让这个顶着“右派”帽子的学者，在三门峡水库改建方案上献言。
甚至在文革中，1973年在被人监视下去三门峡库区和当时的三线地区潼关以上黄、渭河考查。
多年后，黄万里又因反对上三峡大坝而多次呼号，再一次与当局意见相忤，再次成了中国水利史上的焦点人物。
谁是谁非，时间自然会证明。
历史虽然证明了黄万里的预言，但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令黄万里痛心不已。
1973年他写下了“凡此事前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平生积学何所用？
愧对苍生老益悲”的诗句。
至今，忆及此事黄万里还潸然泪下：
“我一辈子念书想治黄，可他们没有听我的一个字，我白学一场，我真痛心！
”
1971年黄万里下放南昌种田时，怕所学不传，曾写过《梦吟绝笔》：
“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
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
今天，黄万里已年近九旬，其关于水利的学术著作和诗词由于种种原因均未正式出版，一生所学也托付无人。
罗素自称有“三种简单但又极为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
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的不堪忍受的悲哀”。
这样深沉而宽阔的心胸在中国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中我想不会很多，原因之一是他们的生态环境支撑不了这种博大的精神体系。
我们宿命被给定的文化传统是绵延的专制主义，它是文化，它是传统，它是人的生命状态和生活方式，黄先生无助地被非民主决策（有人说这是“最大的腐败”）所击溃就是一个例子。
追问科学本真和人类良知的讨论。
担当科学尊严与社会关怀于一身
愧恨平生效世少，拼将心力为群谋。
总是挚情忧国泪，非关傲世妄归咎。
阅历江河如指掌，青灯埋首忆艰工，
辄从杨子谋江利，忍对黄河哭禹功。
有策犯鳞何足忌？
垂危献璞平生志，
此身哪值五羖皮，倘济苍生秦豫冀。
欲趋彤庭奉拾遗，濒临耄耋仍虚迟，
犹龙老去倦勤未，马角乌头肯创思。
一从弃掷无人问，独自行歌有鸟知。
耿耿丹心悬日月，重华何处就陈辞？
忽忆平生志，长啸亦何为。
我岂衰乎！
栖栖当奋起，壮怀黄越。
苍生应济，仰天长啸倩切。
纵怀薄技拯斯民，傲骨嶙峋应蹙蹙。
蜀水悠悠忆旧工，陇泉澹澹望新丰。
居然白首成瓠落，忍对黄河哭禹功。
自古长才难为用，孔丘汲汲屈平恸。
救济苍生终有日，松云高卧气还遒，
纵然散发江湖去，留得丹心照故邱。
红颜忽忽垂华发，报国无成百虑煎。
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
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
当年为国肯捐躯。
今日沉沦应磊落。
冯唐老去心难静，犹忆当年祖逖鞭。
樗散书生不晓机，竟然抗疏犯龙鳞。
七三年春承领导照顾，准许在监视下进人当时的“三线”，
潼关以上地区，考查黄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势。
这对于一个具备理论基础的热情
治河者是大好的机会，对思路起了强烈的反应，有助于我两年后制定治黄方略。
黄渭之行，目睹中游人民遭受从下游移来的苦难，内心十分痛苦和同情。
觉
得自己如此努力学习并工作，曾何补于苍生？
茫然不知怎样去报国。
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泪交颐。
暴洪施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
平生积学曾何用？
愧对苍生老益悲。
过韩城芝川村仰汉太史司马子长墓73年夏
越山跨水赴龙门，诞降文星尚有村。
一触逆鳞千古冤，长留青史万年尊。
帝王故贬炎刘氏，揖让惟扬孤竹君。
安得雄才移治水，奔沙千里整河身。
遥望秦川空洒泪，及身难报圣农恩。
1973至76年政治上有一相对安定的价段。
我研究中
缺少参考书籍，三门峡当地领导多予照顾帮助。
这期间我在工余时间完成了《论
治理黄河的方略》，并研究成了新的动力学规律：
《论连续介体最大能量消散率定
律》，也写出了大量的诗篇。
这些平生最大的收获，却是在戴着右冠、边干杂务边
劳动的业余时间内完成的。
当对一面拥帚扫地，一面暗吟自己的旧作，心情倒是开朗的。
先生有道出资封，先生有才仗工农；
斯道斯文堪扫地，斯技斯才要纳忠。
阅历江河如指掌，青灯埋首忆艰工。
辄从扬子谋江利，忍对黄河哭禹功！
有策犯鳞何足忌，临危献璞平生志，
此生哪值五羖皮，倘济苍生秦豫冀。
欲趋彤庭奉拾遗，书生一得容生计，
非关傲世玩才智，总是挈情忧国泪。
我说明自己的治黄方略，是从否定现行的治黄观观点出发的。
这自然难于为一般人，特别是当今负责者所接受。
在1976年，我文里分析了这些观点错误所在。
不破不立，从而说明了分流是治黄方略的唯一途径。
其时右冠尚在，理
所当然地被大家批判了一翻。
多么遗憾我未能在周总理在世时研究出来，他一定会接见我，允许我费他一小时半的时间解说。
直到1979年郑州治黄讨论会上才有机会向群众讲解。
自顾渐近暮年，从1937年青年起，就和老一辈水利学家争辩得耳红
面赤。
半个世纪过去了，在开会时我仍然言辞犀利地议论着，而环顾左右，却都
是后生了。
于是心里着急起来。
词曰：
298
牙落惊老调寄渔家傲1976年
牙落始惊身已老，形衰不役心犹矫，欲治黄河赍志早。
空负抱，掣鳌有策知音渺。
王景千年擅工巧，长才自古能伸少，细考其谋何所造？
行洼道，分流回注淤沙皎。
为此，我又重写了《论分流淤灌策治理黄河》，1985年6月清华大学印行。
文中指明，分流淤灌是治理黄河唯一可行的方法，也就是排斥了所有其他治黄方
略。
全文援用逐节推理的过程，说明方法的唯一性和可行性，并申明只要其中一
条悖理，则全盘皆非。
这样分层叙理，是为了分题讨论并集中辩论。
我这样向全
国水利学者挑战，却无人应战，只有来函赞许的人。
于是我于1985年8月8日呈文国务院总理，要求给我九十分钟时间向总理和
当事诸公解说分流治黄是唯一可行的策略，同时也解决了河北缺水和部分黄淮海
平原经济发展的问题。
并且指明：
“东线南水北调方案不可行”，”引黄河水济青岛
不可行”，及“勿建长江三峡坝，代以云贵川湘鄂赣各省电站”。
结果都发给了下
层机构参考，黄河水利委员会让我报告了半天。
另外，发交科学院研究这个问题。
这一研究至少五年；而若按我建议的分流治黄并淤灌淮海平原，每年将获益几十
亿元。
只是这样，没法进行南水北调了，那怎么可以呢？
显然，这个问题落到了
“王顾左右而言它”的结局，于是笔者有赴美讲学之行。
镜里莫悲添白发，书成那得知音唤，
案头埋首甘为牛，恐负湖山抚枕叹。
惧谤从来不成器，立功须待展承基。
拼将心力残年献，天道无亲不我欺。
莫道冯唐老，犹怀展虎韬。
樗散衰儒不晓机，再三抗疏议陈穷。
但闻猛虎千家哭，怅望轮台悔诏空。
作为一个无党派科技工作者，愿竭诚地、负责地、郑重地提出下列水利方面的意见，请予审核批复：
对于与众不同意见的建议从不答复，甚至控制
学术刊物不准刊登合理的异议，附送两案件请审阅后转交中央纪委。
作为共和国一个公民、由国家培养成的、从事了60年水利工作者，眼看着国家和以百万头颅换来的坚强党组织误入陷阱，自觉有责任忠告，也应依宪法“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凡对技术复杂的问题例应公开讨论，蚩可即下结论，申称“一定要上”，犯有欺国之罪，向监察部举报外，也对总书记等对我两次警告未予批答，深为诧异。
未知曾否考虑按宪法“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这一条发交有关机关处理。
当年黄河三门峡修筑前争辩，只我一人反对修筑。
现在虽有许多人反对修建长江三峡坝，但又只我一人从根本上彻底反对，申称是对国家经济不利。
可能诸公相信群众多数，我个人仍希望公开争辩。
未见批答，工程已准备进行，难望轮台有悔诏，只得将此案披露中外，或可拯救这一灾难于万一。
1957年6月，毛泽东找吴冷西谈话，要他到人民日报当总编辑，同时严肃地告诫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
这“五不怕”就是：
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
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毛主席说，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
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
但对坐牢得有精神准备。
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
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
毛主席接着举例说，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
他自己也有这个体会。
那时他被解除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的书籍。
半个月以后，党中央才宣布邓拓同志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我任总编辑。
邓小平同志为此专门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个编委会的同志开会，宣布中央的决定，并肯定邓拓同志主持人民日报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
他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努力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
在这以后，邓拓同志和我的分工是，他主管评论、理论和文艺，我主管新闻和版面，一直到年多以后他工作变动为止。
1967年春，当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军事监护”时，我在狱中给毛主席写的第一封检讨信一开头就提到他在十年前对我说的“五不怕”。
我接着写道；“我万万没有想到，十年后的今天，我真的成了阶下囚。
”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发给与会者每人一本由他亲自编辑的书——《苏报案》。
此书为16开本，共编入4篇文章：
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附录〕：
张篁溪所作的《苏报案实录》、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半个世纪前，邹容不是向全体国人疾呼：
“我于是沿着万里长城，登上昆仑之顶，行进于长江之畔，追溯至黄河之源，竖起独立的旗帜，敲响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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