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不息的中国古代体育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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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说后世的刀、枪、剑、戟、棍棒以至各种球类不是从这里起步的吗？

在生活于史前时代人类的洞穴遗址中所发现的猎获物——成千的野鹿和野马的骨骼，向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

我们的祖先一定跑得很快，并善于搏击。

可以设想，今天的许多体育内容和项目，如赛跑、跳跃、投掷、游泳、摔跤、拳术、器械技击等等都是从原始人类的渔猎生活中发端的。

当然，这还只是一种推断，一种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推断。

但是，在山西丁村、许家窑直至新石器时代的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早期人类所使用的石球（图3）、陶球。

在云南沧源发现的岩画中，更有描写史前人类进行球类活动的《球戏图》（图4）。

这些显然是后世各种球类运动的老祖宗。

而距今2.9万年年前山西峙峪人文化遗址以及其他史前遗址中石镞的发现，反映出石球和弓箭距离后来真正体育的出现已不十分遥远了。

除了生产技能和军事活动之外，原始人类的其他一些社会活动，如教育、娱乐、宗教、祭祀、原始医疗活动等等也是体育活动和后世许多运动项目的重要源泉。

史前聚落中原始教育技能传习场所的出现体现着原始体育教育的萌芽，史前医学知识的萌芽预示着原始医疗保健体育的出现，而各种史前乐舞祭仪的产生与盛行表明原始体育娱乐是体育活动形成过程中较早的一种形式。

可以说，中国的原始体育形态在自己的丰富、演变过程中，随着人类社会文化的进步，为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体育在文明时代的发展揭开了序幕。

古代体育的五种类型

中国古代体育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与专制统一局面所提供的文化氛围中，在不断吸收外来体育形式和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在长期的民族冲突与交融的历史征程上，形成了自己形式多样的活动内容。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体育形式，可以被粗略地划分为如下五类：

其一，是从生产实践活动和军事战斗技能中转化出来的一系列活动形式。

主要包括射箭，以跑、跳、投为主要形式的“田径”项目，以及流行于水域地区的游泳、跳水，流行于北方寒冷地域的滑冰、拖冰床（图5）和滑雪等。

其二，具有技击和保健特色的武艺武术与养生体育。

主要包括代代传习的武艺和它在后世演变而成的武术（图6）、角抵与摔跤、练力与举重、御术与马术以及从古老的医疗保健活动中发展起来的以呼吸锻炼为主的行气术、以引伸肢体为主的导引术和以舒筋活络为主的按摩术（图7）。

其三，具有娱乐特色的球类运动。

主要包括蹴鞠、击鞠、捶丸、步打球和十五柱球等。

其四，是从春秋时期就已相当普及的、具有益智特点的盘上棋类活动。

主要包括围棋、象棋（图8）、弹起、六博、双陆和其他棋类活动等。

其五，具有地域和民俗时令特点的民俗民间体育。

主要包括流行于水域地区的龙舟竞渡，古代百戏中的技巧和民族特色较浓的体育娱乐活动（图9）。

从中国古代体育的内容看，它并不是像现代体育文化一样，同其他的许多文化现象有较明显的区分。

实际上，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同其他文化现象之间，如军事、宗教、艺术、教育等的一些活动是互相联系的。

从整体来说，它在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文化同步发展的同时，其不同的运动形式也带上了德艺相兼的东方传统文化的烙印，并蕴藏着内涵丰富的科学性。

可以说，中国古代体育的各类活动项目，无论是活动形式，还是技术方法，均有着鲜明的东方文化特征。

从世界体育的发展历史看，中国古代体育是世界体育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观近世各国开展的运动项目，如射箭、田径、球类、摔跤、棋类、水上和冰上活动等，都可在中国古代体育活动中找到相通或相近的形式，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灿烂辉煌。

古代体育的发展历程

集锻炼身体、娱乐教育、保健养生、军事训练于一体的古代体育，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随着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而逐渐形成、丰富起来的。

作为世界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的中国，其体育文化传统与其他文化形态一样从来没有间断过。

夏商周时期（前2070～前221年）是中国奴隶社会产生、发展及向封建社会转化的重要时期。

随着社会制度的健全和文化经济生活的进步，中国古代体育活动体系在继承了史前社会原始形态体育的基础上，开始逐步形成、发展起来。

当时的体育活动主要围绕军事活动开展。

其中，除了军事战争的频繁促使人们对体育的某些活动形式给予重视而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统治者祭祀、朝会大礼等诸种礼仪的需要客观上为许多体育活动形式制定了某些法规，这可以说是古代体育活动最初的运动法规。

这一时期体育活动形式的主要特点体现在其教育性、军事性和民间性三个方面。

由于礼仪教育的盛行，一些体育项目，如射箭（图10）、御术等被广泛列为教育内容；

而军事活动的频仍，又使得许多体育内容如拳搏、器械技击和有关跑、跳等原始的“田径”活动，包括前述的射箭和御术等，都变成军事训练的主要形式；

与此同时，许多民间的体育形式以及球类运动、水上运动、棋类活动以及保健养生术等，亦开始初步发展起来。

可以说，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多变的生活方式，使逐步形成时期的古代体育项目不断获得充实和提高，新兴的体育项目日益流行并初放异彩，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成为中国古代体育运动发展史上的奠基时代。

秦汉三国时代（公元前221年～公元286年）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帝国的建立，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尤其是较长时期的相对安定，加速了全国各个地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风俗

习惯的相融过程，为体育的全面勃兴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古代体育也由此走上了一个初步兴盛的时期。

体育活动的规模日益扩大，有些运动项目开始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同时，一些新的体育活动形式开始陆续产生，竞技性和娱乐姓日益增强；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盛极一时的蹴鞠发展成为有规则、有场地、竞技性强的比赛足球（图11）。

技击武艺走向规范化。

保健养生以及体育性质很浓的“百戏”等娱乐活动，已自成体系（图12）。

就整个中国古代体育在这一时期所处的地位而言，在多样化、定型化和普及化诸方面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其间虽有秦王朝的专制给体育娱乐事业带来的短暂黑暗，但很快为两汉之际体坛复兴的夺目光华所取代。

总括说来，这时的体育活动规模较大，并开始逐渐演化成为几大活动体系，如球类、武术、“田径”、保健养生、技巧、水上（图13）和棋类活动等，而且，各类活动形式多具备了较规范的运动规则，广为流传。

同时，寓军事训练于体育娱乐的思想也在社会各阶层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

这一时期所显现出来的体育风尚无不与时代同步且闪烁着蓬勃向上、锐意进取的时代精神，并呈现着尚武任侠、竞争拼搏的英姿雄风，洋溢着神采飞扬、兴奋活泼的欢乐气氛。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265～960年），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从战乱、分裂到统一、发展的过程。

魏晋南北朝之际，体育发展极不平衡。

一方面，许多运动项目，如球类运动、技巧运动等渐趋衰落，文弱之风蔓延于士人之中。

社会风气重“养神”“养性”，轻“养形”“养身”，反映在体育上则是导致从根本上抹杀了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意义；

另一方面，由于战争的刺激，武术及与之相关的身体活动又在一定范围内有所发展。

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正处于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各民族体育的发展和交流在客观上又为其后隋唐体育重新繁荣奠定了基础。

随着隋唐时代统一帝国的建立和稳定，特别是封建统治者对军事和科举（包括武举）制度的重视，有力地促进了体育活动的勃兴。

首先，已呈体系化的各类体育活动形式更为多样，射箭（图14）、球类、武术、保健养生、技巧、水上运动、棋类（图15）以及各种民俗游乐活动形式等都初具规模，其活动规则和技术方法等均有脉络可寻；

第二，各类体育活动形式进一步深入到社会的各阶层，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妇女参与体育活动逐渐多了起来，体现了社会稳定时期的民众对体育运动这一文化生活的需求；

第三，随着国内各民族之间及中外民族文化的交流，许多中国传统的体育运动项目，如球类、相扑、围棋等传播到了海外（图16），而从海外传人的不少运动形式又影响和丰富了中国古代体育运动形式，如技巧等。

这种交流对人类体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可以这样认为，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中国古代体育由发展得不平衡到进入全面兴盛的黄金时期，为各类运动形式的多样化、定型化和普及化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辽金元时期（960～1368年），在商品经济的孕育下，市民文化的勃兴、城镇的繁荣，推动了以健身、娱乐为主体的体育活动的发展，传统的体育形式进一步深入民间，开展得更为普遍。

而辽、金、元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由于社会习俗的差异和强悍、尚武的个性，也形成了与中原地区颇为不同的独特的体育风尚，成为了中国古代体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较为先进的印刷术的日益普及，为体育著述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而各类传统体育活动的方式和规则也自此开始有了较为详明的记载。

这一时期的体育活动基本上呈现着两种发展趋势：

一方面，在都市，球类、棋类、保健养生以及其他民间性的体育活动得到进一步的深入和普及。

俱乐部式的体育社团组织大批涌现出来，使这一时期特有的市民体育出现了一种蓬勃发展的局面，另一方面，出于军事斗争的需要，骑射和以拳术与使用器械的各种技能为中心的武艺训练体制进一步得到完善。

同时，相扑（图17）、“田径”运动和水上运动（图18）也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明、清时期（1368～1911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两个朝代，体育表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各项体育活动的技术技巧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明显的提高，规则方法也较前代详尽，可以说是古代体育大总结的时期；

二是民众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迅速增加，民间体育空前活跃。

由运动形式的发展看，除个别项目如球戏等渐行衰落外，多数项目都有明显提高，规则较前完善。

如传统的武术热潮空前高涨，射箭、摔跤（图19）持续发展，水上和冰嬉活动异常活跃，儿童体育蓬勃兴起（图20），保健养生术广为应用，棋类活动高峰迭起。

产生、发展于中国古代社会传统文化氛围之中长达数千年的古代体育，在其走向高度发展并进而处于“定型”之日的同时，其中的许多运动形式，如球类运动等则逐渐走向衰落。

但在此时期的后200年之中，随着西方现代体育的传人中国，由古代发展而来的中国传统体育也开始焕发了青春，站在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新的起跑线上。

中国古代体育萌发于史前人类的社会实践，在其历史的演进中，虽数次面临挑战，却始终传承不绝，表现出了巨大的再生能力。

中国古代体育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其中既有体现中原文化、草原文化与南方水域文化特点的运动内容，又有盛行于历代民间节令和宫廷中的民俗体育形式。

丰富多彩的古代传统体育文化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体现了民族的英武，更寄托了对民族人性完美的追求，是中华民族奉献给全人类的瑰宝。

古代体育的三大特点

中国古代体育是经过不同时期的流传融汇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它除了华夏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外，还包括了在历史长河中由许多民族传入并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展的体育活动。

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环境并不利于带有强烈对抗与刺激色彩的竞技运动充分发展。

因此，原始的朴素和谐理想、中和融通的宽和精神，决定了中国古代传统体育的竞技性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那种带有强烈刺激性的形式，也就是说注重礼仪和实用性。

如传统体育项目射箭中的“射礼”作为一种比较规范化的射箭竞技运动，同时亦是周代统治者进行礼仪道德教育的形式，并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礼仪程序和等级规定。

同时，中华民族的务实精神体现在古代传统体育之中，诸多项目便是以适应战争需要的练武强兵为目的的。

如蹴鞠、马球（图21）、武艺、“田径”类运动形式等，多与军事训练有着密切关系。

体育与文娱活动融为一体是中国古代体育的又一特色。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最初仅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体育活动，其娱乐性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

尤其是春秋战国以来，某些体育活动项目逐渐冲破“礼仪”的束缚，出现了娱乐化的趋势，技巧表演性、游戏性、趣味性和艺术观赏性的项目大量出现。

而这一发展势头在秦汉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像蹴鞠就包括有表演性和竞赛性两种形

式，其中表演性的蹴鞠是在鼓乐伴奏下进行踢控球技巧的表演，在汉画像石等文物资料中，它多是以“蹴鞠舞”的形式出现，其娱乐特征得到了充分体现（图22）。

而以思维与智慧为特征的古代棋类活动及节令民俗中的某些休闲体育活动和技巧形式，无论从内容还是活动方式上讲，都可以说是古代传统体育的游戏性和趣味性的具体体现。

再如武艺中的诸多器械演练多是以舞的形式表现，所谓“剑舞”“刀舞”“戟舞”等即是指此而言。

而作为一种娱乐艺术，其在民间的表演与传播为古代武艺向中华武术的演化起了很大作用，推动了后来武术的重要分支——民间武术的繁荣和发展（图23）。

唐宋以后，渐趋成熟的古代武术所显示出的造型美、体态美、节奏美、和谐美、意境美等，更充分地展现了其表演性的独特魅力。

华夏民族长期形成的清静淡泊、顺乎自然的性格，和谐共处、融合化一、贯通一体的理想及注重个人修身养性的务实精神，还导致了采用控制呼吸等方法以达到祛病延年目的的活动——养生保健术的产生，并被纳入古代体育中，显示了中国古代体育的第三个特点——保健特色（图24）。

可以说，养生保健术在古代传统体育活动中与古代思想文化的结合最为密切，是东方体育文化的典型代表。

数千年来，中华传统的养生保健理论一直成为人们从事体育活动，以达到防病健身、延年益寿目的的指导思想。

这也是中国古代传统体育有异于古代西方体育形式的一个显著特色。

中国古代体育是东方古代体育文化的代表

和当今世界体育运动的两大摇篮之一

世界所有的古代文明都有各自不同的体育文化形态。

在非洲尼罗河下游的古代埃及，在中东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在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河流域，在爱琴海、地中海地区，每一个古代文明都有着自己风采各异的体育活动，都为后来世界体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但是，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人类的体育形式因受地域和文化环境的影响，其个性发展始终以“西方”和“东方”两种主要形态在不断地丰富着、充实着。

“西方”主要是以南欧的古希腊体育为代表（图25），而“东方”则是以东亚中国的古代体育为代表。

东方和西方成为了当今世界体育运动的摇篮。

世界体育的发展史表明，当世界绝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混沌、蒙昧状态之时，以中华民族为代表的古代东方体育文化就已经从公元前5000年起开始了向文明社会的过渡。

在这样一种相对先进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东方民族的体育文化便逐渐形成自己的个性。

东方不仅成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而且以中华民族为代表的体育文化也成为世界体育文化的摇篮。

在中国的夏商周时期，就形成了以体育为主的崇武教育。

与此同时，与后世各项运动规则相似的某些体育活动规则也开始出现了。

如流传后世的“射礼”、体现蹴鞠比赛规则的《鞠城铭》（图26）、记载捶丸竞赛的《丸经》（图27）以及形成于魏晋时期的围棋“段位制”等等。

这些都对后世体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此时，以欧洲及地中海地区为代表的西方古代体育才刚刚起步，经过公元前8世纪～前5世纪的创造和发展，西方体育才初步形成，世界体育也因此而进入了一个由东西方两种不同类型体育交相辉映、平行而不同步发展的新阶段（图28）。

可以说，世界体育在其发展与形成的初期阶段，东方体育做出了重大贡献。

作为东方体育典型代表的中国古代体育丰富多彩、种类齐全、绵延不断，这在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中是罕见的。

许多充满了生命力的传统体育活动形式像深深扎根在大地上的古树，尽管岁月给它刻上了一圈又一圈的年轮，仍历尽沧桑而不衰，至今郁郁葱葱。

可以说，中国古代体育作为东方古代体育文化的代表，既是中华各民族体育文化汇集、融合的结晶，又是世界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崔乐泉1959年出生，中国首位体育史专业博士学位获得者，现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近年来出版有《中国武术史》《中国近代体育史》《图说中国古代游艺》《中国古代体育文物图录》《奥林匹克运动简明百科》和《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史》等专著10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