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三大地带经济波动与总体经济波动的关联性研究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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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研究了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如刘恒、袁文平探讨了中国经济波动中的“宽带”现象,刘金全、樊剑青则讨论了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在经济波动当中的各种非对称类型。
第三类涉及宏观经济政策在平滑波动中的作用,如史晋川探讨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黄赜琳通过在RBC模型中加入政府的作用探讨了政府财政政策在我国宏观经济波动中的作用。
以上学者在研究我国经济波动时仅研究了我国总体的经济波动,他们都没有考虑我国三大经济地带不同的波动特征以及它们与总体经济波动的联系。
实际上,在我国经济的演变过程中,由于宏观调控政策以及资源禀赋分布差异等方面的原因,我国逐渐形成了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
而经济结构的不同、政府宏观政策调控所强调的重点的差异又使得各个地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和经济波动特征。
由于我国经济总体的波动是由各个地带的波动所构成,因此研究各地带的波动特性,探讨三大地带经济波动区间以及三大地带经济波动与总体经济波动的关联性可以为实现我国总体经济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努力延长增长区间、缩短衰退区间提供一个崭新的思路。
另外,国内学者在研究我国经济波动时大都直接采用GDP变量作为衡量经济波动的指标,作者认为,这一衡量方法是不甚科学的。
由于经济波动是指实际GDP偏离潜在GDP的程度,因此我们不能直接采用实际GDP变量来衡量经济波动,而应该采用产出缺口指标来衡量。
鉴于此,本文首先利用H-P滤波方法得到产出缺口作为衡量经济波动的指标,然后利用相关计量经济方法研究我国三大地带经济波动的特征及它们与总体经济波动的联系。
本文余下部分内容安排第二部分确定衡量经济波动的指标,第三部分实证研究各个地带的经济波动特征以及它们与总体经济波动的联系,最后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衡量经济波动的指标
Taylor和Woodford(1999)指出,衡量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波动的方法就是看总产出和其它相应经济指标的时间序列对于它们长期趋势的偏离程度,这些指标很多,NBER经济波动周期确定委员会使用了总产出、收入、就业、贸易等指标来测度经济波动周期,但是其中最基本的指标就是GDP,对于其它指标的研究一般需要建立在对GDP指标的研究分析基础之上。
所以,在判断宏观经济波动是否出现时,我们主要是考察实际GDP偏离潜在GDP的程度,即:
yt=yttrend+εt=y*+ytgap
其中,yt是实际GDP,yttrend是实际GDP的长期趋势,y*是潜在GDP,εt是随机游走项,ytgap就是我们要考察的指标,即实际GDP对潜在GDP的偏离。
为了便于对不同的经济波动进行比较,我们这里并不采用ytgap指标来衡量经济波动,而是采用了产出缺口指标,其定义为:
产出缺口表示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差额占潜在产出的比率,它既可以反映我国增长型经济周期波动的变化轨迹,又可以反映出对现有经济资源的利用程度。
在式中,GAP表示缺口,y表示产出,y*表示潜在产出。
如果缺口GAP大于0,表明实际产出大于潜在产出,经济增长处于繁荣期,为了避免出现通货膨胀,政府应该采取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反之,如果缺口小于0,表明实际产出小于潜在产出,经济还有进一步扩张的空间,政府可以采用扩张性的宏观政策。
从中长期来说,估计产出缺口有助于政策制定者确定经济增长的空间;
从短期来看,主要可以评估通货膨胀的压力。
具体来讲,通过对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较,我们可以确定经济政策的导向是以增加总需求为主还是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主。
关于潜在产出,经典经济学中的定义为:
在稳定的价格水平下,给定当时的技术水平,当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时,一国充分利用资本和劳动力所能够实现的最大产出量。
由于一国调动所有生产要素所能够实现的最大产出能力很难精确度量,它对各个方面的统计数据要求非常高,因此本文的研究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潜在GDP的定义,即在稳定的通货膨胀条件下,一个国家中期的总产出水平为潜在产出,在这个定义下,yt可以近似于yttrend。
三、计量经济分析
为分析市场机制在经济波动中的作用,本文将数据样本期确定为1978-2004年。
另外,我国总体经济总量用名义GDP来表示,各个经济地带的经济总量以其所包含省份的名义GDP的加总来衡量,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下面我们首先利用H-P滤波得到潜在产出及波动轨迹,然后考察三大地带经济波动与总体经济波动的关系。
利用H-P滤波得到潜在产出及波动轨迹
H-P滤波是经常使用的经济变量趋势分解方法。
利用H-P滤波可以将经济变量序列中长期增长趋势和短期经济波动成分分离开来。
设{yt}是包含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的经济时间序列,{ytT}是其中含有的趋势成分,{yCt}是其中含有的波动成分,则:
yt=ytT+yCt
利用H-P滤波从包含预测值的{yt}中将{ytT}分离出来,将其看作潜在产出,记为y*t。
图1至图4显示了依据H-P滤波得到的我国总体经济产出缺口和三大经济地带产出缺口的波动轨迹。
图1中国总体经济波动曲线图2东部地区经济波动曲线
图3中部地区经济波动曲线图4西部地区经济波动曲线
从以上各图可以看出,三大地带与我国总体经济在波动曲线上表现出极强的相似性,尤其是我国经济总体、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之间表现得最为明显。
大体上说,从1978-2004年总体经济的波动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78-1983年,经济波动表现出从大的振幅到振幅逐渐减小的过程;
第二阶段为1984-1989年,经济经历一个小振幅波动阶段;
第三阶段为1990-1999年,经济经历了整整一个较大振幅的波动周期;
第四阶段为2000至今,经济表现为较小的波动,只是从2003年开始,经济波动的振幅开始逐渐增大。
之所以出现如此波动特征,是因为1978-1983年为我国改革的起步阶段,逐渐增强的市场力量和缓慢减弱的行政力量最终使得经济波动表现出从大震幅到震幅逐渐减小的过程;
在经济经过先前市场改革力量释放的1984-1989阶段后,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市场化过程,包括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政府分税制改革等,再加上后来的金融危机,所以这一阶段波动的幅度又明显变大;
从1999年开始,在各项改革措施到位、金融危机的冲击平息后,我国的经济波动趋于平缓。
另外,值得注意的两点是:
中西部地带从震幅上看明显大于东部地带和经济总体,这说明中西部地带抗冲击的能力差,而东部地带由于政令畅通、基础设施齐全、产业健全,所以应对冲击的能力强于中西部地带;
西部地带经济波动相对于东中部地带以及总体经济来说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
三大地带经济波动与总体经济波动的关联性研究
OLS是研究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一种常用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平稳时间序列变量,所以在计量回归之前有必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如果时间序列平稳,那么就可以直接进行OLS估计;
如果时间序列不平稳,就需要探讨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下面我们使用ADF检验法来验证变量gdpfil、eastfil、middlefil和westfil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
表1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
c表示常数项,t表示趋势项,n表示滞后阶数。
由表1结果可知,4个时间序列变量在5%的显着水平下都是平稳的,所以可以直接进行回归。
设定估计方程
gdpfil=α0eastfil+α1middlefil+α2westfil+ε
其中,α0,α1,α2表示待估参数,ε表示随机误差项。
直接进行OLS估计得到如下结果:
gdpfil=++
R2= 调整后R2= DW=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方程存在明显的序列相关性,为消除序列相关性,我们对方程进行重新估计,得到结果
gdpfil=++
(1)-
(2)
()
括号内为t统计值。
重新估计后的方程具有很高的拟合度,同时也不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
从参数的估计看,α0,α1均是显着的,但α3的P值为,说明该系数不显着,去掉变量westfil,我们得到如下估计结果:
gdpfil=++
(1)-
(2)
方程的决定系数为,具有较高的拟合度,这说明三大地带的经济波动较好地解释了我国总体的经济波动;
另外,变量eastfil、middlefil的估计系数分别为、,这说明我国中部地区的经济波动对总体经济波动的解释力最强,东部地区的解释力次之,而由于变量的估计系数不显着,因此西部地区的经济波动对我国总体经济波动的影响可以忽略。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研究结论
从上述计量经济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由经济波动曲线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各个地带之间的波动呈现出极大的相似性,波峰、波谷、上升或下降的区间所对应的时间段几乎一致。
这主要是因为:
我国经济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在不同的地带间依据资源优势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所以当冲击来临时,各地带对冲击的反应没有大的差别。
这一结果是与我国宏观产业布局的初衷相违背的。
我国在产业布局的伊始,就是希望通过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构筑与各地带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以实现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由于国有经济占据优势以及政府对经济的较多干预,我国的产业结构并没有体现产业政策的初衷,产业重构化严重,这使得我国总体经济波动与各地带波动间并没有因为产业结构的差异而对冲击表现出不同的波动特性。
政府部门的干预对我国大震幅经济波动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随着我国宏观调控措施的逐步完善,以及宏观调控经验的增多,政府的调控将会逐渐变成熨平而不是引致经济波动。
第二,在我国的三大地带中,中部地带的经济波动对我国总体经济波动的影响最大,东部地带次之,西部地带的经济波动对总体经济波动的影响很小,达到了可以忽略的地步。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
东、中部地带“热”“冷”差异很大,对宏观调控的承受能力及反应能力也存在很大差异。
尽管我国政府针对不同的地区实施了差别性的宏观调控措施,但承受能力的差异使得中部地带对政府宏观政策的反应要明显大于东部地带。
中部地带国有经济比重相对较高,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低,企业融资主要依赖国有银行,不利冲击对中部企业的影响远比对东部企业大得多。
东部企业的市场融资渠道多,在紧缩情况下企业融资的调整能力较强。
中部企业基本依赖国家资金,一遇紧缩便易发生资金断档、生产经营难以为继。
当宏观紧缩刚使东部经济从过热状态冷却下来的时候,中部经济却已从正常增长陷入停滞衰退;
而调控措施一放松,又会出现东部经济再度趋热及通货膨胀进一步蔓延。
宏观调控紧不得,松不得,可调整的空间很小。
宏观紧缩常常未达到预期效果便中途放松,有时不是出于兼顾经济适度增长的考虑,而是迫于中部企业经营危机的压力。
宏观调控在这种情况下放弃紧缩,不是“软着陆”过程中“紧”“松”搭配的主动调整,而是地区贫富差异及“热”“冷”差异压力下的被迫应急措施。
因此,尽管东部地带经济总量在我国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巨大,但其对总体经济波动的影响却小于中部地带。
西部地带在我国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很小,且第一产业所占的比例很大。
1978-2004年,我国经济总量按照地带来划分,平均来说西部占18%,中部占27%,东部占%,西部地带所占的份额大大小于中东部地带;
在产业结构方面,西部地带的第一产业比例比东部地带高%,比中部地带高%,而相对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来说,第一产业对经济的冲击更缺乏敏感性。
这是我国西部地带经济波动对总体经济波动的影响可以忽略的重要原因。
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还要不断地深化。
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消除影响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体制性障碍。
一方面,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并使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使政府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所进行的宏观调控具有较好的微观基础。
另一方面,要不断推进政府自身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防止盲目攀比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
同时,通过深化改革,使宏观调控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在什么情况下转化宏观调控方向,在什么情况下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相应的调控措施,以及在规范市场准入和强化市场监督等方面,都应该建立和健全明确的政策法规,同时增加宏观调控的透明度,使社会各方面都能有一个正确的预期,从而产生较好的调控效果。
其次,抓住目前经济回升的有利时机,加速经济结构形成机制的转变,通过市场机制培育、建立体现地带优势的产业结构。
政府可以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与其他各项政策更好地配套结合,使政府投资能够带动社会尤其是民间投资,以保持经济的平稳回升。
加速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包括:
一方面要加强法制、税务、工商管理、交通、通讯设施的建设,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
另一方面也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立健全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机制,积极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最后,实行“差别性”宏观调控政策,对不同的地带要根据其波动特性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同时要确保政策措施有效地实施。
中部地带尽管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但其波动却是我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力量。
要实现我国经济波动在高位的平滑化,除了要加强中西部地带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外,还要对西、中、东三大地带采取不同的宏观调控措施和政策实施力度。
比如说,由于东部地带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融资手段较为齐全,所以对东部地带要以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主,尽量减小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
而中西部地带则由于在各方面相对落后,所以有必要加大调控力度,同时确保政策措施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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