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界定特点和对货币供应的影响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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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子银行体系的界定：

内涵与外延

影子银行的定义有着角度不同但内涵相近的表述。

首次提出“影子银行”概念的保罗·

麦卡利（PaulMcCulley,2007）认为，影子银行是有银行之实但无银行之名的各类银行以外的机构；

伯南克（BenBernanke,2009）将其定义为除受监管的存款类机构外，充当储蓄转换为投资的金融中介机构；

盖特纳（TimothyGeithner,2010）提出，影子银行是指提供基础银行类服务但又不受传统银行监管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网络的总称；

金融稳定理事会（FSB，2011）的研究报告指出，影子银行是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的信用中介机构和业务；

保罗·

塔克（PaulTucker）将影子银行的概念扩展为：

向企业、居民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期限配合和提高杠杆率等服务，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替代商业银行核心功能的那些工具、结构、企业或市场。

国内学者也对影子银行的概念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易宪容（2009）认为影子银行是一种行使传统银行功能，但运作模式、交易方式、监管制度等都与传统银行完全不同的金融运作模式；

周小川（2010）提出，影子银行是行使商业银行功能但却基本不受监管或仅受较少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吴晓灵（2012）认为，所谓“影子银行”，是指在不同程度上替代商业银行核心功能的各类金融中介工具、机构和市场。

尽管准确的定义尚存争议，但综合各方意见，我们仍可以较清晰地勾勒出影子银行概念的内涵：

一是能够行使商业银行的部分功能，如信用融通、金融中介、提供流动性便利等；

二是游离于商业银行的监管体系之外，也难以从中央银行获得流动性支持；

三是尽管不能吸收公众存款，但与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紧密关联，因此可能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四是影子银行不单指金融机构，还包括相关的市场、业务部门、结构性产品或金融工具，是一个综合的、整体性的概念。

这些内涵在本质上构成了影子银行与传统商业银行体系之间的边界。

以此为篱，结合我国实际，便可大致厘清影子银行概念的外延，即我国“影子银行”体系包括的范围：

一是商业银行体系内部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业务部门，如信贷资产证券化、银行理财、委托贷款、承兑汇票等具有相似信用创造功能，但不在资产负债表内核算且面临较少监管的表外业务；

二是有较强证券化特征，能够融通资金、提供流动性便利，但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及其相关业务，如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的集合理财计划、私墓股权投资基金（PE）等；

三是较少受到金融监管，处于传统金融体系“边缘”，往往为特定目的而创设的准金融机构，如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信用担保机构、信用评级机构、民间借贷、地下钱庄等。

二、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运营特点

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子银行还是国内起步较晚的影子银行，其本质与传统商业银行一样，都是联系闲置资金和资金需求的金融中介，或说是将储蓄转换为投资的桥梁。

不同的是，商业银行依托信贷市场，运用“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机制来实现资金的融通；

而影子银行是借助各种创新型金融工具，在现代金融市场上，以“发起—销售—投资”的模式来实现储蓄到投资之间的转换。

这是对影子银行运行机制的高度抽象，当然，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乃至不同类型的影子银行都有其差异化的运营特点。

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金融市场结构、不同的政策监管导向等因素，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运行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规避管制，满足市场需求是刺激我国影子银行体系发展的主要原因。

美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产生于金融管制放松和金融IT技术革新的大背景下，与之不同，我国的影子银行在规避管制并满足客观需求的过程中形成并逐步发展壮大。

如，利率管制产生的存款负利率催生了众多较高收益的银行理财、集合理财、投资基金，满足了储户追求更高收益的需求；

规避贷款规模管制而带来的银信合作、银行票据融资（承兑和贴现）、委托贷款等影子银行业务规模猛增，满足了银行规模扩张和部分客户的融资需求；

规避行业信贷限制而带来的房地产信托、私募基金乃至地下钱庄；

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而产生的小额贷款公司、民间借贷等。

二是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参与主体多，普遍规模较小，集中度较低。

欧美发达国家的影子银行体系以投资银行为主体，高盛、美林、摩根斯坦利等几大投行无论在业务规模、市场份额等方面都占据重要地位，行业集中度高；

而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仍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影子银行的起步较晚，发展比较滞后。

无论是银行表外理财、委托贷款等影子银行业务，还是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影子银行机构，其规模、份额、影响力均不可与传统商业银行相提并论。

以2012年5月的社会融资总量统计为例，当月人民币贷款新增7932亿元，占社会融资总量的69.5%，而新增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承兑汇票之和仅占总量的10%。

三是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证券化程度低，产品链条短，品种较为单一，整体的杠杆率不高。

在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金融市场为影子银行充分证券化提供了沃土，使它们得以将各种金融资产通过证券化技术“包装”为一个个“富丽堂皇”的金融工具（产品），如资产支持证券（ABS）、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担保债务凭证（CDO）、信用违约互换（CDS）乃至各种证券衍生产品等，以此完成投融资活动；

同时，混业经营、金融创新等因素使西方影子银行产品链条长、品种多、分工细，杠杆率普遍较高。

与之相比，我国非银行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直接融资规模小，分业经营管制严格，利率尚未市场化，证券化和衍生品的市场尚未成熟，这些因素使得我国影子银行体系多围绕收益率做文章，产品单一、证券化水平不高。

如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转让的规模很小，银行尚不能为私募基金提供并购贷款等。

四是我国影子银行对传统商业银行的依赖性强，处于相对附属地位。

受产品开发、金融创新、证券化程度不足以及居民存款意识强等因素影响，我国影子银行的依附性较强，更具有“银行的影子”的特质，难以如西方影子银行那般——自成体系，相互交易，信用和流动性可以在自身体系内循环流转。

具体来说，从资金来源看，我国影子银行自有资金有限，仍需依赖商业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支持，如源于银行资金的委托贷款、承兑汇票、银信合作、杠杆租赁，以及银行给予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的股权投资和资金拆借等。

从交易对手看，西方影子银行大多在非银行金融市场上以其他影子银行作为交易对手，而我国影子银行有很大一部分交易是在银行间市场进行的，以商业银行为主要交易对手。

从资金投向看，西方影子银行一般投资于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较少直接涉猎信贷市场；

而我国影子银行的资金使用与传统商业银行业务有较强的同质性和替代效应，资金多投向信贷市场。

三、我国影子银行体系对货币供应的影响

根据上文的概念界定和对运营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到，当前我国的影子银行体系还处于相对初级的发展阶段，规模较小，依附性较强，其业务领域与传统商业银行存在较大交集，更多地是扮演货币市场与信贷市场之间中介人的角色，尚且难以像西方影子银行体系那样——通过各种证券化产品的创新，能够自成体系地创造信用和流动性。

因此，我国影子银行体系对货币供应的影响有着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点，即通过对商业银行业务的补充、替代、协同、抑制、干扰等效应，影响货币供应的形成，但根本上还难以动摇“人民银行—商业银行”这一模式的统治地位。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产生了一些有较强货币属性的金融工具，模糊了传统货币供应量的概念。

尽管我国推出了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概念，但当前货币供应量的统计仍以银行存款为核心，除陆续纳入统计的证券保证金存款、住房公积金中心存款和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外，储蓄存款、单位存款等一般性存款是货币供应量的主体，而不涉及非存款类金融工具。

事实上，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已经带来了一些具有相当流动性且能够在较大范围内履行货币职能的金融工具，如银行承兑汇票、回购协议、委托存款、担保保函等。

这些金融工具的货币性强，容易变现，得到广泛运用，成为传统货币以外新的支付、结算或融资的工具，是比货币更广义流动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金融工具的出现，以及它们与传统货币的频繁转换，模糊了传统的货币供应量统计的范围，也对货币与金融统计的科学性、准确性、敏锐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是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加剧了“金融脱媒”，通过贷款投放派生存款的货币创造机制被削弱。

金融脱媒指的是资金的供需不通过银行的存贷款业务而在银行体系外实现调剂。

影子银行通过理财产品、委托贷款、信托计划、资产管理、典当贷款等方式取得资金并定向供给资金需求方，绕开银行这一金融中介而直接实现了资金融通，也就不具备银行体系“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派生存款”的这一链式货币派生机制。

运用传统货币供给模型M=mB来说明，这一影响可以表述为，影子银行的发展加剧了金融脱媒，银行体系外流转的资金增加，广义上的现金漏损率加大，货币扩张乘数缩小，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被削弱。

三是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加大了存款波动，削弱了存款稳定性这一银行货币创造的重要基础。

影子银行的发展往往给居民提供了比单一银行存款更为广阔的投资空间，如更多元化的产品类型、更灵活的期限组合和更高的预期收益率，较好地满足了当前我国居民理财意识觉醒而带来的更高的金融服务需求，因而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欢迎。

如同一级市场申购股票，资金大进大出而导致的银行存款剧烈波动，公众对影子银行投资产品的追捧也一样加剧银行存款在不同银行之间、在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流动，“存款搬家”现象更加频繁和显著，最终使得全社会银行体系的存款稳定性下降。

而存款的稳定性越低，制约银行贷款投放货币派生的约束因素——如存贷比考核的约束、资金备付的约束、期限错配的流动性约束等——就更为显性，货币创造和派生的能力就越弱，传统货币供应的形成将受到制约。

四是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倒逼了利率市场化进程，削弱了商业银行“法定”利差保护下的放贷冲动。

当前，存贷款利率管制有所松动但尚未根本放开，仍基本保持“存款管上限、贷款管下限”的“法定”利差水平。

“法定”存贷利差的存在使我国商业银行依赖贷款获取收益的经营模式有了可靠的保障，激励了银行的放贷冲动。

但另一方面，影子银行发起销售的金融产品大多不受利率管制的制约，往往因具有较高收益率而更受欢迎，对商业银行传统存贷款业务产生了较强的替代效应，并进而对银行恪守的“法定”利差形成冲击，使得商业银行不得不采取各种方式变相调整利率、缩小利差以迎合市场需求，这就倒逼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削弱了商业银行“法定”利差保护下的放贷冲动，传统货币创造功能受到制约。

五是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加大了金融同业往来的空间，将给传统的货币创造机制带来更多干扰。

同业往来有多种类型，如根据对象不同可分为银行与银行之间、银行与非银行之间、非银行与非银行之间的同业往来；

根据交易类型不同可以分为拆借、存款、代付、投资等多种类型。

传统的货币创造理论假定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后，除保留一定的准备金外全部贷款给非金融企业，而各类影子银行的发展给商业银行带来了除上述方式之外的另一条资金运用渠道——同业往来，进而对传统货币供应机制形成干扰。

这种干扰的性质视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

比如，

（1）对于同业存款，当影子银行将资金存放于商业银行时，银行各项存款，尤其是不受准备金政策和存贷比考核约束的同业存款增加，将增强银行发放贷款派生存款的能力。

（2）对于同业拆借，当商业银行向影子银行净拆出资金时，商业银行可贷资金减少，货币创造能力受到抑制。

（3）对于同业投资，当影子银行购买商业银行的资产包（如信贷资产证券化）时，商业银行的资本占用减少，流动性增强，贷款投放能力得到提升；

当商业银行投资影子银行的金融工具时（如二级市场上购买金融债券、签署回购协议等），银行可贷资金减少，贷款投放能力减弱。

如此种种，不甚列举，概括来说，即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打破了早期商业银行“存款—贷款”的单一业务路径，增加了银行资金来源和资产运用的渠道，从而对传统货币创造机制产生了性质不一的干扰。

四、结论和相关建议

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目前我国影子银行体系有着不尽相同的概念边界、运营特点和影响效应。

其范围从传统商业银行中的“影子银行部门”、部分有较强证券化特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延伸到特定目的的准金融机构；

其规模小、证券化程度低、对商业银行依附性强等特点决定它们也有着与西方发达国家影子银行不同的影响效应，如产生了一些有较强货币性的金融工具，模糊了传统货币供应量统计范围；

加剧了金融脱媒与存款波动，抑制了商业银行存款派生；

扩大了商业银行同业往来的空间，对传统货币供应机制形成干扰等。

对此，建议加强对我国影子银行机构及其创新金融工具、金融衍生品、资产支持证券等的分析研究和统计监测，适时修订货币计量框架，将部分已具有较强货币性和较大市场规模的金融工具纳入货币供应量或广义流动性统计；

进一步健全影子银行监管体制，逐步将尚处于监管灰色地带乃至空白地带的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民间借贷等影子银行纳入正规金融监管框架，健全相关监管体制；

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加强对影子银行体系的动态监测，及时分析评估其对货币供应和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

适时将影子银行体系纳入宏观审慎管理框架范畴，如建立相应的逆周期资本充足性监管、杠杆率和流动性约束等，引导规范其科学稳健发展，维护确保社会金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