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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理想主义中的民族自决、自由贸易、国际组织等观念极大地影响了后来自由主义的发展。
但他理想主义多为一些国家关系思想和政策建议，要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还有一段距离。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可以用下图表示：
国际关系理论的初创阶段表现为理想主义的兴起，即1919—1948年，但在其第一个阶段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断裂”，这就是1939年现实主义大师卡尔《二十年危机》的出版，此书矛头直接指向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下国际联盟在制止侵略方面遭到失败的典型事例，指责威尔逊理想主义是与现实主义完全对立的乌托邦主义，忽视现实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亦即“实然”问题，而去一味考虑“应然”问题，即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卡尔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是权力，在核心的一点上关于如何看待权力和道德的问题上，卡尔认为，所谓的道德，所谓的维持国际秩序、国际组织，都是维护现状国家的口号，据此对理想主义展开了尖锐的批评。
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是1948年现实主义大师级人物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一书的问世，这期间也是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确立的主要时期。
如果说卡尔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界定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派别，并突出现实主义的话，那么，摩根索则建立了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系统地表述了现实主义的整体思想、基本原则和具体运用方式。
二战后，美国最初依靠原子弹垄断的“短暂单级”社会以及随后的美苏军事对峙体现出来的战略均势，这些现实情况使国际关系的研究重点转向美国，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范式，并持续作为主导理论三十年。
在这个大框架下，针对许多实际问题的研究使国际关系学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
标志有二，其一，现实主义高度理论化，直至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达到了顶峰；
其二，形成了以社会科学方法的方法论体系，从最初历史学、法学方向的经验型研究主导的国际关系学，逐步过渡到以强调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靠拢，行为主义开始主导国际关系的研究，理论体系也化为一种极其简约的理论，能够用公式表达出来，用定量方法计算出来，这就是国际关系第二次大论战下的结果，即方法论的论战。
随着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这两条主线的发展，到1979年汇聚到了一个巅峰，即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这部理论界最严谨、最简约的著作诞生，这本书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学科趋于成熟化的标志。
它以国际政治无政府性为基本前提，将以主要国家实力分配为主要内容的体系结构视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变量，形成了以国际体系结构解释国家行为的严谨理论体系，以方法论的标准衡量，它具有高度的理论简约型和可证伪性，比较容易地演化出理论假设，通过理论、假设、数据、验证的步骤，得出分析的结构。
沃尔兹把摩根索的理论做了两个重大的修正。
一是把国际政治的第一推动从人性改变到了无政府性；
二是沃尔兹认为权力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生存才是目的，主张权力的合理够用，因此，沃尔兹的理论又被称为“防御性现实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学科的繁荣时期，以现实主义危机和自由主义复兴为基本标志。
1979年沃尔兹的著作《国际政治理论》的出版成为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分水岭。
20世纪70年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垮台、美元贬值、越南战争和石油危机等一些列事件，人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的许多命题是否还具有解释现实的作用。
基欧汉和奈在早期的研究中就针对现实主义的理论假设，提出了质疑，在《权力和相互依赖》中认为军事手段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保障国家生存和利益的最有效手段，更不能事先假定如此。
权力不仅仅是军事力量，权力也可以相互依存，世界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但是不对等的，不对称的相互依存产生权力，据此提出了“权力相互依存论”。
进入80年代后，出现了五种形态的自由主义，即共和自由主义，相互依存自由主义，认知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制度自由主义。
其中，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因其理论化程度最高，对现实主义重大理论霸权稳定论的根本突破而在诸多自由主义派别中具有代表性。
霸权稳定论是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典型案例，它的基本命题是国际体系中实力分配的结构决定这个体系是否易发生战争，是否稳定。
霸权国可以遏制战争，一旦没有霸权国，则会狼烟四起。
根据这个理论，霸权国在军事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且建立起规则、机制和制度来维持霸权地位，同时，也维持着世界秩序。
基欧汉则认为，维持秩序即要靠权力，也要靠制度，反对结构现实主义“霸权国一旦跌落，它所领导制定的制度也随之瓦解”的供应学派观点，提出应当从需求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即便制度是霸权国提供的，但由于无政府体系中，国家多制度的需求，所以即使霸权国权力消退，已有的制度也不会全然瓦解。
国际制度仍然可以是维持秩序的最主要手段，促成国家间的合作。
1984年，基欧汉出版了《霸权之后：
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比较完整的提出了需求学派的制度理论，也使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成为众多自由主义派别中理论化程度最高的理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成熟。
1992年至今，是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分野再显清晰的时期，标志是建构主义兴起并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
50年代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表现出来了建构主义的一些思想。
如以米特兰尼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以哈斯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学派，以多伊奇为代表的社会交流学派，但对国际政治学建构主义作出最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
温特。
1987年他发表了一篇以行动者和结构的关系为内容的文章《国际关系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开始探讨国际政治的社会因素。
1992年温特发表了《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
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立刻引起轰动，因此可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入第四个阶段的标志。
温特的这篇质疑的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研究的起点问题——国际体系的文政府性。
“无政府逻辑”并非只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接受的霍布斯的逻辑，而是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内的各种逻辑。
“无政府逻辑”也不是亘古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行为体的社会实践建构起来的社会事实，有别于自然科学中的自然事实。
国家利益、权力政治这些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同样也是社会实践建构的产物。
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温特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
建构主义对理性主义形成了根本性批判，并逐步与后二者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最根本的一条是它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存在不可通约的本体论观点，建构主义强调观念的重要性，认为国际体体系的物质性结构只有在观念结构的框架中才具有意义。
从国际关系理论沿革历程来看，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可能会呈现出以下几个走向：
第一，从强调理论的循环向强调进化发展；
第二，从权力政治向权利政治发展；
第三，从话语霸权向多元理论和方法论发展。
二、三大体系理论的基本观点概述
现实主义认为冲突时国际政治的根本特征，合作是有限的、脆弱的、不可靠的。
无论是以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还是以沃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都将冲突作为国家间的基本事实。
摩根索将冲突归于人追逐权力的本性，沃尔兹将冲突归于国家体系的无政府性，但由于人性和无政府性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所以，国际长途从根本上也是不可更变的。
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替代了人性是新现实主义对古典现实主义的突破点。
将无政府性作为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国际体系的自助性质和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命题就可以成立了，以追逐权力为核心的国家利益也就变成了以保证自我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利益。
到冷战结束后，米尔斯海默将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斗争和新现实主义的无政府性结构体系结合起来，提出了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理论——进攻现实主义，代表作是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
该理论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保全自己的生存，因此权力是第一要素，但国际体系无政府结构却决定了国家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拥有多少权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所以，国家必然追求无限大的权力，因而争霸也就成为大国关系的必然态势，争霸的结果又取决于经济和军事实力。
进攻现实主义认为大国争霸是国际关系的铁律，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
因此，进攻现实主义是极其悲观的现实主义，悲观程度超过了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
此外，现实主义还有主张单极和平的霸权稳定论，主张两极和平的恐怖均势说，以及主张多极和平的势力均衡说等等。
随着新自由主义的重新崛起，开始对现实主义发起挑战。
新自由主义认为冲突虽然是国际体系无政府性的产物，但冲突是可以抑制的，国际社会成员可以创造条件，建立国际机制，达成合作，因而合作也是可能的。
虽然新自由主义承认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国际政治的第一推动，承认国际关系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体系是理性主义，但是，新自由主义对国际制度的强调无疑突破了物质权力这一现实主义的硬核，不仅将制度、规范这些属于社会范畴的非物质性内容引入了国际政治理论体系之中，并且使其成为最主要的理论概念和研究变量。
当前自由主义的发展仍在继续，一是制度合作研究进一步深入，阿克塞尔罗德的复杂系统和合作进化理论可能是目前最尖端的合作研究，也有学者将自由主义的几个重要因素——比如相互依存、民主政体和国际制度——结合起来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了三角和平理论。
二是全球治理，多边主义与多边国际组织研究再度成为重点。
三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结合，1998年普特曼提出了双层博弈模式，强调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关系。
建构主义则认为，国际合作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国家可以造就一种从根本上就趋于合作的国际政治文化。
无政府性不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因为无政府性本身也是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国家在其相互的实践活动中构建起来的，可以有不同的逻辑内涵。
无政府状态是观念的体现，不是不可变更的客观事实。
主体间的实践活动形成共有观念，共有观念形成了文化，文化决定了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和行为。
以和平和友谊为基本特征的康德文化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社会成员的行为。
如果说新自由制度主义对新现实主义的突破点是质疑无政府条件下合作的可能性问题，那么，建构主义的突破点是质疑无政府性这一概念本身，亦即否定新现实主义对无政府性的单一解释，强调无政府性的多种形式。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三个明显的学科发展趋势，即国际政治学发展的三个新特点。
首先是对合作研究力度的加大。
现实主义在二战后30年里逐渐形成了国际关系领域的主流，所产生的结果是，决策者将现实主义对冲突的认识视为客观事实，认定在无政府体系中，国家之间的根本性质是冲突，但是永远无法消除冲突。
但其他理论学派对合作的研究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主要表现为多伊奇、哈斯等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强调合作的可能和条件。
新自由制度主义虽然没有断定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国家之间的冲突，但它从理论上阐明了无政府条件下理性地控制和削弱冲突的可能性，论证了国家之间合作的可行性。
到了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出现开始否定无政府性的基本内涵，提出了合作从根本上时可能的，冲突不是国际社会的唯一逻辑。
其次是社会学理论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加大。
行为体的社会属性和能动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
现实主义强调物质主义理论，因此，国家的一切都系于其物质实力，国际政治的一切最终裁决都由实力作出。
新自由主义虽然没有脱离理性主义的体系，但是在认识论方面开始向弱物质主义转化。
新自由主义的突破口是国际机制，认为国际机制是减弱冲突，增强合作的重要因素。
而国际机制本身是非物质的社会性因素，并且可以不依赖霸权国权势而独立存在和发挥作用。
同时，新自由主义学者对观念的强调也越来越明显。
建构主义学者则更进一步，认为观念是比物质因素更加重要的因素。
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和道德伦理等社会现象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国际之间的互动、共有知识、国际政治文化等因素也对当今世界政治所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三是人文精神的加强。
在国际关系学界，战后的第二次大辩论主要就是围绕方法论展开的，结果，以行为主义革命为口号的科学派占据上风。
但是，科学派追求“经验事实”，强调“共时性”，所以，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人则被边际化。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际关系学界对国际制度的研究，对国际法和国际伦理的重新重视，说明了价值、伦理、规范等文化要素在当今世界中的重要作用，也表现出国际关系学研究中人文意识的增强和对伦理规范的复归。
但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的两个传统仍然十分明显，一是一西方为中心，二战后尤其是以美国为重心；
二是追求宏理论的传统，主要表现为建构主义体系理论的持续努力。
虽然是非体系理论可以产生重大影响，成为知识发展的动力，但却很难构成知识谱系中的里程碑式的理论。
三、三大理论的体系特征及其对体系单位的作用性
沃尔兹最早系统提出了国际政治研究的三个层次，即国际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层次，并系统地提出了体系理论，认为体系理论是指体系层次的理论研究，是体系特性作为解释依据的，而还原理论则是指单位层次的理论研究，是以单位特性作为解释依据的。
要建立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只有体系层次研究才可以完成。
三种理论都将研究重心置于国际体系层次，都属于体系理论。
国际体系层次研究包括三个主要内容：
（1）设定一个体系；
（2）设定这个体系所包含的两种主要因素：
体系因素和单位因素；
（3）提出一个体系理论的基本陈述，即体系特征与单位特征之间的关系陈述。
结构现实主义设定的国际体系特征是国际体系结构。
沃尔兹提出了界定政治结构的三个标准：
秩序原则（无政府性）、单位特性（同类且功能相似的国家）以及权力分配。
在决定国际体系结构的三个重要原则方面，只有权力分配时可变因素。
因此，沃尔兹的体系结构就被定义为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说明结构的根本特征是国际体系中主要单位之间的物质权力分配，亦即大国之间实力的分配。
新自由制度主义设定的国际体系特征是国际机制。
新自由制度主义并没有否认沃尔兹的结构，认为以大国间实力分配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结构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但仅仅强调结构是不够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还提出了国际体系的进程，并指出进程与结构一样都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
在此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的重心就从国际体系的结构转移到国际体系进程上来。
所谓进程，就是国际体系中单位之间的互动方式和互动类型。
影响国际进程的因素有两个：
体系结构和国际制度。
由于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时相当缓慢的。
于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假定国家体系结构为常数，国际制度就成为国际体系最主要的特征。
国际制度是指“连贯一致并相互关联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成套规则，这些规则规定行为角色，限定行为活动，并影响期望的形成。
”具体可能指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国际惯例等。
温特温和建构主义设定的国际体系特征是国际文化。
温特认为沃尔兹的物质结构是不充分的，是还原的，表层结构，只有观念结构才是深层次的结构，是可以使物质结构具有意义的社会性结构。
因此，建构主义也是结构理论，只是在本体论上认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内容是观念，而非物质性的，并且进一步认为这种观念结构是体系中行动者之间互主性实践活动建构的。
通过互动产生了主体间的意义，加强或削弱了各自的私有观念，并开始形成共有观念，便产生社会性的观念结构，亦即文化。
在国际社会中最典型的结构特征是无政府文化。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往往把无政府文化作为第一推动，作为先验给定的国际体系秩序，但温特明确指出无政府文化实际上是由国家造就的，并提出了三种国际体系的结构：
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
三种理论都设定体系单位是国家。
沃尔兹为了建立高度科学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打到高度简约的特征和可操作化的特征，把国家变成一个国际政治理论中抽象和简约的概念，以非历史的方法把国家界定为一个相对稳定的行为体，把国家物化为一个常数性实体。
其次，排出了无关密切的相关因素，如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国家变成“同类的单位”第三，国家作为同类单位，面临相同的任务，不同之处只有一个，即国家实力的大小。
新自由制度主义继承了沃尔兹的国家观。
温特也选定了国家作为他的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
他支持新现实主义“国家是单一行为体的假设”，与此同时，建构主义也对“国家作为体系单位”做了自己的论证，虽然温特理论中的国家比沃尔兹和基欧汉的国家具有了更多的“人性”，具有了身份、意向、动机等特征，尤其是重大的能动作用，并认为“国家也是人”。
对于体系理论来说，体系特征和体系单位的关系是体系特征对体系单位产生的作用。
结构现实主义的研究重点是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二者互为因果关系。
体系结构被定义为主要国家之间的物质权力分配，国家行为则主要指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合作。
于是，结构现实主义的核心是“结构选择”，指国际体系结构导致国家的冲突和合作行为。
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认为沃尔兹的结构即过于狭隘，有具有很强的静态性质。
于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是“制度选择”，即在国际体系结构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国家仍然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和行为取向，导致这些不同行为和不同行为取向的是国际体系制度化得程度。
据此，国际制度和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式因果关系。
而温特理论的核心是“文化选择”。
文化是指国际体系文化，亦即国际体系中共有知识或观念的分配，这种分配的作用对象是作为国际体系单位的国家。
首先，温特所设定的国际体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建构关系。
建构关系表现为国际体系文化怎样使国家成为国家，怎样使国家产生利益和身份，这是一种“建构”关系。
这样一来，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就不是给定因素，而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据此，温特理论的核心可以表述为下列形式：
“体系文化→国家身份和利益→国家行为”
实际上，国家身份和利益对体系文化业存在构建作用，二者实际上是双向互构，只是研究人员将单位体系的作用设定为已知和常数，而这一部分又是建构主义学者现在重点研究的问题。
体系理论之所以最容易从宏观角度提出科学研究需要的条件，主要是因为它具备的三个特征。
一是共时性特征，即研究对象被假定为相对超时空的系统，而不是经过时间演变而来的历史产物，略化了历时性。
二是客观性特征。
科学研究的基本条件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事物是客观实在。
科学家可以对其进行客观地观察、检测和验证。
物质权力和制度特征是最容易用客观指标测量的，就连体系文化也采用涂尔干的做法，将社会现象视为社会事实，强调它之于行动者的外在性和客观性。
三是简约型特征。
但是，体系理论的主要问题也正表现在它刻意强调这三方面，其一，对共时性的强调抹杀了国际政治的历史渊源和进化发展。
其二，强调体系的客观性势必忽视结构——能动者互构问题，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对此都采取以理论假设方式做出了回避，而温特建构主义以体系理论出现以后，无疑弱化了双向互构，突出了单向建构。
其三，至于体系理论的简约性，则往往使复杂的国际政治简单化，把大量问题和现象都置于解释范畴之外。
谨以此文献给2010年和我一样奋斗在外交学院国际政治考研大战中的所有人，国法论坛的斑竹，还有默默给我支持和理解，以及帮助的人，谢谢我的父母亲人，谢谢每天和我吃住在一起的兄弟们，谢谢我狂妄低调真实的自己，最后引用秦亚青老师的一句话作为结尾。
“但是，因为我们都是人，所以我们都要有理想，如果没有理想，生活就会贫瘠，思想就会僵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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