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之学术文化风尚考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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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之学术文化风尚考论
孙吴之学术文化风尚考论
谈论中国历史上之思想文化与学术变迁，汉晋之际虽然历时甚暂，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急剧变革的时代。
如王国维先生在其名文《汉魏博士考》中考述了当时博士制度演变后所指出：
“学术变迁之在上者，莫剧于三国之际，而自来无能质言之者，此可异也。
”[1]汤用彤先生一再感叹：
“汉魏之际，中华学术大变”；“汉魏之际，中国学术起甚大变化”。
今人王志平先生也有论云：
“人们往往忽略了三国时期虽然历时极短，但却出现了两次于后世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史转捩。
一为黄初之际的古文取代今文的变迁；一为正始年间玄学替代经学的努力。
这在其他时期的学术史上还是不多见的。
”数十年来，通过几代学人的努力，王国维先生所指陈的“自来无质言之者”的局面已大有改观，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倍受重视，取得了不少学术业绩。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以上诸位所概括的三国时期学术文化风尚的特征、地位，就其整体而言，无疑是正确。
不过，他们据以立论的主要是中原地区的学术资料，中土学风的变化固然体现了当时中国学术变化的大势，但在天下三分的政治格局下，学术文化的地域性差异毕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细究三国学术文化的状况，人们不难发现各地域政权内学术文化的微妙变化与差异。
因此，很有必要对孙吴、蜀汉统治区域内的学术文化进行较深入的考论，进而更准确地从整体上把握和认识当时学术文化变迁的大势。
一、孙吴统治者之文化素养及其文化政策
通观世界文明史，作为人类文化精髓的学术风尚，其特征及其变化总是与其时代与地域密切相关。
就中国古代的情况而言，在社会动乱和分裂状态下，这一特征表现得尤其显着。
究其原因，固然错综复杂，难以一概而论，但一般地说，最直接的因素则在于各时代、各地域统治者的思想文化政策，而他们制定相关政策则又莫不受制于其自身的文化素养。
因此，要试图理清孙吴时期之学术文化，必先明了孙吴统治者之阶级出身、文化观念及其文化举措。
孙氏之阶级出身及其文化素养
关于孙吴统治者之阶级出身，《三国志·吴书·孙坚传》载：
“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人，盖孙武之后也。
少为县吏。
”注引《吴书》又载 坚世仕吴，家于富春，葬于城东。
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曼延数里。
众皆往观视。
父老相谓曰：
“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
”……坚生，容貌不凡，性阔达，好奇节。
陈寅恪先生也曾根据“坚世仕吴”的记载判断孙氏“为江东地区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
但实际上，这一看法未必可信。
孙坚自称为孙武之后，但找不出任何确凿的证据。
故陈寿记为“盖孙武之后”，表明他是有所怀疑的。
至于《吴书》称“坚世仕吴”，附之以神怪传说，显系编造。
《吴书》出自吴国史臣韦昭诸人之手，他们修当朝历史，不得不有所虚饰。
陈寿在《孙坚传》末直言“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实际上否定了《吴书》的记载。
陈寿距三国甚近，所论当可信。
孙坚出身卑下，年少为县吏，其后得以发迹，实在是时逢汉末大乱，他乘机招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并且参与了中原地区的军阀战争，扩大了影响，中平四年，孙坚以武功迁转长沙太守，受封乌程侯。
正因为如此，孙坚获得较高社会地位后，很快便与世族人物产生冲突。
从上考述的内容看，孙坚之阶级出身当属非儒家之寒门，与曹魏、蜀汉统治者相同。
中古时代，统治者阶级出身的差异，往往决定着其思想文化、生活习尚与施政方略的不同。
自汉代以来形成的豪门大族或士大夫阶层，他们在征辟、察举制度下，走的是“通经致仕”的入仕途径，大族名士多是儒学的信徒。
陈寅恪先生指出：
“职是之故，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
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
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
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
”与之相较，寒门人物的学风与为人则明显不同。
他们在文化上不专心儒学，表现出驳杂的特点，重视实用；在行为上不恪守儒家仁孝规范，时有放任、不拘礼法表现。
这种文化素养在孙吴统治者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据史籍所载，孙坚不具备学术文化修养。
孙策比之乃父要稍好一些。
《三国志·吴书·孙策传》载策早年在江淮间便注意“收合士大夫”，当有一定的儒学教养。
但其早涉武事，习儒未深。
有两段记载可以说明这一点。
《三国志》本传注引《吴录》载 时有高岱者，隐于余姚，策命出使会稽丞陆昭逆之，策虚己候焉。
闻其善《左传》，乃自玩读，欲与论讲。
或谓之曰：
“高岱以将军但英武而已，无文学之才，若与论《传》而或云不知者，则某言符矣。
”又谓岱曰：
“孙将军为人，恶胜己者，若每问，当言不知，乃合意耳。
如皆辨义，此必危殆。
”岱以为然，及与论《传》，或答不知。
策果怒，以为轻己，乃囚之。
知交及时人皆露坐为请。
策登楼，望见数里中填满。
策恶其收众心，遂杀之。
孙策欲笼络江东人士，以高岱“善《左传》，乃自玩读”，并“欲与谈论”，可见他略通经术，但内心里又怕儒生嘲笑他“无文学之才”，故对他们始终抱有一种猜忌心理。
策之杀高岱固然与他人挑拨有关，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自卑与猜疑心理作祟。
《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江表传》又载策谓翻曰 孤昔再至寿春，见马日磾，及与中州士大夫会，语我东方人多才耳，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耳。
孤意犹谓未耳。
卿博学洽闻，故前欲令卿一诣许，交见朝士，以折中国妄语儿。
孙策承认自己与士大夫论说，“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可见其儒学修养不深。
孙权的学术修养比之其父、兄有所提高。
《三国志·吴书·朱然传》载权早年在吴，“然尝与权同学书，结恩爱”。
同书《胡综传》也载：
“孙策领会稽太守，综年十四，为门下循行，留吴与孙权共读书。
”可见权受到了较好的启蒙教育。
不过，考虑到他十五岁便为阳羡长，为人处事“侔于父兄”，对其学养似也不可估计过高。
魏文帝曹丕对孙权的文化水准便有过嘲讽之意，《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注引《吴书》载权为吴王，派张咨使魏，魏文帝嘲咨曰：
“吴王颇知学乎？
”咨应之曰：
“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
”[10]曹丕的文化素养是比较高的，从他的问话显然可听出对孙权“不知学”的嘲讽之意，张咨虽为权开释，但也可明了权求学不以儒学为务的特点。
《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注引《江表传》所载权教导吕蒙、蒋钦求学及自述其学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初，权谓蒙及蒋钦曰：
“卿今并当途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
”蒙曰：
“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
”权曰：
“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
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
卿言多务孰苦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
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
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
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
孔子言“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
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
卿何独不自勉勖邪？
”由此可见孙权少时受过儒学启蒙，但掌权以后，更重读史及兵书。
他责令吕蒙等人宜急读者也是兵书、法术、史书，杂以儒家典籍，并不是要求他们“治经为博士”。
《三国志·吴书·孙皎传》载孙权与皎书明言：
“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谓五经也。
”这体现出孙吴统治者在学术文化上崇尚实用、“驳杂”的特点，与曹魏、蜀汉统治者相同，而与儒学世族有异[11]。
由于社会地位与生活环境的变化，孙权诸子及宗室子弟享受到了良好的学术文化教育。
黄龙二年孙权“立都讲祭酒，以教诸子”[12]。
孙登、孙和先后被立为太子，孙权挑选了陆逊、程秉、徴崇、阚泽、薛综等名儒为太傅或少傅，又以诸名士才俊为宾客。
《三国志·吴书·孙登传》载登为王太子，权为之“选置师傅，诠简秀士，以为宾友，于是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以选入，侍讲《诗》、《书》，出从骑射”。
黄龙元年，登为皇太子，“以恪为左辅，休右弼，谭为辅正，表为翼正都尉，是为四友，而谢景、范慎、刁玄、羊衜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
”《孙和传》则载和“赤乌五年，立为太子，时年十九，阚泽为太傅，薛综为少傅，而蔡颖、张纯、封俌、严维等皆从容侍从。
”以上人物皆为侨、土大族名门学士，他们所传授的主要是儒家经术文化[13]，如阚泽教孙和“以书艺”，“和好文学，善骑射，承师涉学，精识聪敏，尊敬师傅，爱好人物。
颖等每朝见进贺，和常降意，欢以待之”[14]。
孙权之六子休后为帝，休年十三，“从中书郎射慈、郎中盛冲受学”。
休之学术修养甚高，本传称其“锐意于典籍，欲毕览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间常晨出夜还，唯此时舍书”，曾说“书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无伤也”，故称帝后一度“欲与博士祭酒韦曜、博士盛冲讲论道艺”，由于幸臣张布等人的反对而未成[15]。
孙吴宫廷教育，就其内容言，自然以儒学典籍为主，但最受重视的是还是史书。
《三国志·孙登传》载“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为师法，重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但他最用心的还是历史，孙休曾说：
“孤之涉学，群书略遍，所见不少也；其明君暗主，奸臣贼子，古今贤愚成败之事，无不览也。
”
关于孙吴之学校制度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朝廷设置“五经”博士学官，传授儒家学说，并从生员中选拔优秀人才任官。
但东汉中后期以来，京都及太学的文化中心地位下降，并逐渐为地方学校和民间私学所取代。
这种情况在孙吴也同样存在。
孙策、孙权立国江东后，长期未设置太学、创立博士学官。
孙权称帝后所立“都讲祭酒”，虽可谓东南有国学之始，但其功用主要限于“以教诸子”。
至于对整个社会的儒学教育，孙权并不甚关心，他在位前后数十年，孙吴始终未正式设立博士学官，直到孙休时，吴国方立学官。
据《三国志·吴书·孙休传》，永安元年孙休下诏立学官 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道世治性，为时养器也。
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
夫所尚不惇，则伤化败俗。
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
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
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
以敦王化，以隆风俗。
次年，他又下诏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行儒家之道。
但此时孙吴已进入后期，政治日坏，孙休根本不能行使权力，故此兴学之诏仅为具文而已。
因此，从社会整体上说，孙吴统治者在儒学教育上其态度不积极，措施亦不力。
在这一状况下，儒学传播首先有赖于民间私学教授和家学传承。
江东地区自汉代以来，特别是东汉以来，地方郡县之学、私学已有传统，颇为发达。
民间教授，包括“私学”与“家学”两类。
所谓“私学”，指大儒招生聚徒授业，这是孙吴时期最重要的学术传播方式。
关于孙吴的私学，史籍中灼然可考者，有如下几例：
《三国志·吴书·虞翻传》：
虞翻得罪孙权，“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
《三国志·吴书·阚泽传》：
“泽州里先辈丹杨唐固亦修身积学，称为儒者，着《国语》、《公羊》、《谷梁传注》，讲授常数十人。
权为吴王，拜固议郎，自陆逊、张温、骆统等皆拜之。
”
《三国志·吴书·程秉传》注引《吴录》载河南人徴崇：
“治《易》、《春秋左氏传》，兼善内术。
本姓李，遭乱更姓，遂隐于会稽，躬耕以求其志。
好尚者从学，所教不过数人辄止，欲令其业必有成也。
所交结如丞相步骘等，咸亲焉。
严畯荐崇行足以厉俗，学足以为师。
初见太子登，以疾赐不拜。
东宫官僚皆从咨询。
太子数访以异闻。
”
《三国志》卷六四《吴书·孙綝传》注引《文士传》：
“华融字德蕤，广陵江都人。
祖父避乱，居山阴蕊山下。
时皇象亦寓居山阴，吴郡张温来就象学，欲得所舍。
或告温曰：
‘蕊山下有华德蕤者，虽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
’温遂止融家，朝夕谈讲。
”
《晋书》卷九一《儒林·范平传》：
“范平字子安，吴郡钱塘人也。
……平研览坟素，遍该百氏，姚信、贺邵之徒皆从受业。
”
孙吴之儒者不少人都曾聚徒授业，规模虽有大有小，但其私学教授的性质则是一样的。
以上几例只是突出之代表，虽不能反映孙吴时期私学发展的全部情况，但无疑是当时私学之典型。
从中不难看出主持私学者皆为学有所成的大儒，其招生、授业相当严格，“欲令其业必有成”，表现出了强烈的传道的使命感。
因此，私学在儒学传播中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
至于世家大族之“家学”，如会稽虞氏之世代传承孟氏《易》学、贺氏世代传承《礼》学，吴郡陆氏、顾氏、张氏也无不各有学术传承，对此，笔者已有专书考证[16]，不再细述。
另外，一些孙吴的地方军政官员在其辖区内创设的地方“学官”，对学术传播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细考史籍，可见孙氏宗室人物在地方设有学校。
《三国志·吴书·孙瑜传》载瑜为奋威将军，领丹杨太守，“济阴人马普笃学好古，瑜厚礼之，使二府将吏子弟数百人就受业，遂立学官，临飨讲肄。
是时诸将皆以军务为事，而瑜好乐坟典，虽在戎旅，诵声不绝”。
孙瑜卒于建安二十年，其设学当在孙权前期了。
又，同书《孙奂传》载奂以扬武将军领江夏太守，“奂亦爱乐儒生，复命部曲子弟就业，后仕进朝廷者数十人”。
孙奂也是在地方召集儒生设学，以教授武将子弟，并向朝廷输送人才。
在“是时诸将皆以军务为事”的背景下，孙瑜、孙奂的表现确显得十分特别。
另有一些儒学大族人物任职地方，也设置学校，传播教化。
一些大族名士亦任官设学，如《三国志·顾雍传附子邵传》载邵“年二十七，起家为豫章太守。
下车祀先贤徐孺子之墓，优待其后；禁其淫祀非礼之祭者。
小吏资质佳者，辄令就学，择其先进，擢置右职，举善以教，风化大行。
”
又，《晋书》卷八八《孝友·许孜传》载：
孜“字季义，东阳吴宁人也。
孝友恭让，敏而好学。
年二十，师事豫章太守会稽孔冲，受《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
学竟，还乡里。
冲在郡丧亡，孜闻问尽哀，负担奔赴，送丧还会稽，蔬食执役，制服三年”。
孔冲为一博通诸经的大儒，其在豫章太守任上授业，当为地方学官。
当然，从许孜与孔冲之关系看，又有私学的特征。
许孜卒于西晋元康以后，年八十余，前推六十年，为孙吴黄龙或嘉禾间，可见孔冲传学正值孙权之时。
从学术文化传播的角度看，孙吴地方“学官”虽有一定的功绩，但比之私学与家学，则有所不如：
其一是往往学因人兴，亦因人而废，不如私学和家学稳定、持久；其二是其教学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为地方或朝廷培养官吏，而不如私学或家学那样严格重视经术。
由上所考，可见孙吴统治者出身寒门卑族，与崇尚儒术的世家大族不同，缺乏学术文化修养。
孙坚、孙策父子对儒学之士皆怀有自卑与怨恨心理。
孙权虽受过儒学启蒙，但学植有限；从其文化取向上看，孙权崇尚“驳杂”和实用，他虽未明确排儒，但更重视可资实用的法术、兵家与史书。
孙权教育诸子，可谓重视，选调了不少名儒为师傅、宾友，但其最重视的教学内容还是近代史，目的在于培养其后继者的政治才干。
正因为如此，孙权当政数十年，无心设博士、建太学，使吴国的儒学教育长期处于涣散的状态。
孙吴时期江南地区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主要有赖于儒学名士主持之“私学”、儒学大族之“家学”及地方官员所资助之地方“学官”。
二、孙吴时期侨、土学者经学风尚的异同 关于孙吴时期之学术文化风尚，王国维在《汉魏博士考》中有论曰：
曹魏“所立诸经，已非汉代之今文学，而为贾、马、郑、王之古文学矣”；“蜀汉与吴亦置博士，虽员数无考，而风尚略同”。
他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呢？
《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翻别传》载，虞翻上“奏郑玄解尚书违失事”说：
“宜命学官，定此三事。
”又曰：
“玄所注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
行乎学校，传乎将来，臣窃耻之。
”王国维先生据此立论 案：
蜀、吴学校均行古学，蜀之博士皆古学家，既有征矣。
吴虞翻所上奏在孙权世，时尚未立五经博士，孙休永安元年始立五经博士。
而翻言郑注‘行乎学校’，盖指民间教授言之，后立博士，韦昭实为祭酒，韦亦古学家也。
然则蜀、吴所立博士，当与魏略同，盖可识矣。
这一看法多有可商酌处。
关于蜀汉之学风，其学官中虽以古文经学为主，但依然立有今文学博士，其中外来之侨寓学者以古文学为主流，而蜀地本土则多为今文学经师[17]。
就吴地学风而言，虞翻此奏在孙策时，而非孙权时，所上对象为汉献帝，而非江东孙氏统治者。
辨明此点非常重要，虞翻既上书东汉朝廷，其所说郑玄经注“行乎学校”，便可能主要指的北方地区郑学流行的情况，而未必是江东的实录。
汉魏之际，学术领域主要的纷争便是拥戴郑学与反对郑学的对抗，而江东地区以虞翻为代表的学者则是反对郑学的重要生力军。
因此，以虞翻的话来说明“吴学校均行古学”，无论在文意上，还是在史实上，都有不相吻合处。
笔者以为，对孙吴学风这一问题，必须将其侨、土人士的学术活动分别考察，进而揭示其相互交流、融通的过程，才可能理解当时学风变化的真相与特质。
江东本土学人之经学及其学风特点
近代以来的考古发现证明，江东地区在远古时代便有着灿烂的文明。
不过，就学术文化而言，主要还是春秋战国以来，特别是秦汉以来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
自汉武帝确立儒术独尊的文化政策以来，江东地区经术文化的传播不断加强，而汉朝所立学官者尽为今文经学，江东接受官方学风的影响，当然也以今文经学为主流。
东汉中后期以来，古文经学地位不断上升，在民间已有取代今文经学之势，郑玄混通今古文，但其根本则是倾向古文的。
这便造成了中古学术的一大变局。
就地域而言，这一变化首先发生在传统的学术文化中心地的中原，而处于文化接受地位的周边地区则更多地保留了旧学风的因子。
汉魏之际江东地区的学风有无明显变化呢？
请看以下史实。
高岱，据前引《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吴录》，岱字孔文，吴郡人也，“其善《左传》”。
沈珩，《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注引《吴书》：
“珩字仲山，吴郡人，少综经艺，尤善《春秋》内、外传。
权以珩有智谋，能专对，乃使至魏”。
这里仅载珩善《春秋》学，而未言其所治为《左传》，还是《公羊传》、《谷梁传》，不明其为今文、古文[18]。
阚泽，《三国志·吴书》本传载：
“泽字德润，会稽山阴人也。
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
追师论讲，究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
”孙权称帝，甚为礼重，先后任为尚书、中书令、侍中、太子太傅等，“泽以经传文多，难得尽用，乃斟酌诸家，刊约《礼》文及诸注说以授二宫，为制行出入及见宾仪，又着《乾象历注》以正时日。
每朝廷大议，经典所疑，辄咨访之。
以儒学勤劳，封都乡侯。
……权尝问：
‘书传篇赋，何者为美？
’泽欲讽喻以明治乱，因对贾谊《过秦论》最善，权览读焉。
”阚泽在江东具有很高的地位，本传注引《吴录》载虞翻称泽曰：
“阚生矫杰，盖蜀之扬雄。
”又曰：
“阚子儒术德行，亦今之仲舒也。
”《三国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载，孙亮时，山阴朱育称述会稽人物时也说：
“其渊懿纯德，则太子少傅山阴阚泽，学通行茂，作帝师儒。
”
唐固，《三国志·阚泽传》载：
“泽州里先辈丹杨唐固亦修身积学，称为儒者，着《国语》、《公羊》、《谷梁传》注，讲授常数十人。
权为吴王，拜固议郎，自陆逊、张温、骆统等皆拜之。
黄武四年为尚书仆射，卒。
”注引《吴录》载：
“固字子正，卒时年七十余矣。
”
虞翻，《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仲翔，会稽余姚人，世传孟氏《易》学。
本传注引《翻别传》载翻自叙其家学云：
“翻初立《易》注，奏上曰：
‘……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缵述其业，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
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于凤，最有旧书，世传其业，至臣五世。
’”虞翻所着《周易注》，“蒙先师之说，依经立注”，与当时中土学者的看法多有不合处，是其家学的结晶。
虞翻为一博学众经之通儒，他对郑玄所注诸经皆有驳议。
经学之外，他还涉猎子书和史籍，本传载其后期为孙权流放交州，“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
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
《翻别传》又载其对荆州学派代表人物宋忠所着《太玄经注》颇有不满，“更为立法，并着《明扬》、《释宋》，以理其滞”。
虞翻在孙吴具有和很高的地位，本传注引《会稽典录》载孙亮时山阴朱育称“其聪明大略，忠直謇谔，则侍御史余姚虞翻、偏将军乌伤骆统”；韦昭《国语解》中有言：
“建安、黄武之间，故侍御史会稽虞君、尚书仆射丹阳唐君，皆英才硕儒，洽闻之士也。
”又，孙吴《禅国山碑》云：
“大贤司马徽、虞翻推步图纬、甄匮启缄。
”[19]本传注引《吴书》又载“魏文帝常为翻设虚坐”。
陆绩，据《三国志·吴书》本传，绩字公纪，吴郡吴人，“容貌雄壮，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
虞翻旧齿名盛，庞统荆州令士，年亦差长，皆与绩友善”。
后为孙权贬为郁林太守，“意存儒雅”，“虽有军事，着述不废，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
陆绩自称“幼敦《诗》、《书》，长玩《礼》、《易》”，可见也是一位博学之通儒。
陆凯，《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凯字敬风，吴郡吴人，与陆绩同族，孙皓时位至丞相，“虽统军众，手不释书。
好《太玄》，论演其意，以筮辄验”。
姚信，《三国志》无传，其事迹散见于《陆逊传》、《孙和传》、《孙皓传》等处，十分简略。
《陈书》卷二七《姚察传》载察“九世祖信，吴太常卿，有名江左”。
考《三国志·陆逊传》，信乃逊之外甥；同书《孙和传》载信官至太常。
《晋书·儒林·范平传》又载信曾随平受学。
信精于《周易》，《隋书·经籍志一》载有姚信《易注》十卷；《隋书·经籍志三》及《晋书·天文志》等皆载信着《昕天论》一卷。
韦昭[20]，《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少好学，能属文”，孙亮时为太史令，“撰《吴书》”；孙休时为中书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
昭博学多识，尤精于史学。
他得罪孙皓被囚禁后，上书自述撰作说：
“囚昔见世间有古历注，其所纪载既多虚无，在书籍者亦复错谬。
囚寻按传记，考合异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纪》，起自庖犠，至于秦、汉，凡为三卷，当起黄武以来，别作一卷，事尚未成。
又见刘熙所作《释名》，信多佳者，然物类众多，难得详究，故时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
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误。
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职训》及《辨释名》各一卷，欲表上之。
”时人华核上书孙皓称昭曰：
“曜自少勤学，虽老不倦，探综坟典，温故知新，及意所经识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过曜者”，并誉之曰：
“今曜之在吴，亦汉之史迁也”。
《隋书·经籍志》又着录有昭《春秋外传国语注》二十一卷、《孝经解赞》一卷、《汉书音义》一卷。
可见昭所学贯通经史。
陈寿在《三国志》卷六五“评”中论韦昭曰：
“韦曜笃学好古，博见群籍，有记述之才。
”
华核，《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永先，吴郡武进人，孙皓时任为东观令，领右国史，核谦让，皓答辞中称其“研精坟典，博览多闻，可谓悦礼乐敦诗书者也”，曾与韦昭、薛莹等一起修撰《吴书》。
《三国志》“评”中称述“华核文赋之才，有过于曜，而典诰不及也”。
陆玑，据《经典释文·序录》，玑“字元恪，吴郡人，吴太子中庶子、乌程令”，着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玑为《诗经》学开一新生面，奠定了《毛诗》博物学之基础[21]。
朱育，《三国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
“孙亮时，有山阴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达，依体象类，造作异字千名以上”。
可见育生活于孙吴中后期，精于文字学。
他对《毛诗》也深有研究，《隋书·经籍志一》载有“《毛诗答杂问》七卷，吴侍中韦昭、侍中朱育等撰”。
孙吴时期吴地世族家学显着者还有会稽贺氏之《礼》学。
当时贺氏代表人物贺邵等虽重事功，但其家族则世传汉代立于学官的庆氏《礼》学。
《晋书·贺循传》载循“其先庆普，汉世传《礼》，世所谓庆氏学。
族高祖纯，博学有重名，汉安帝时为侍中，避安帝父讳，改为庆氏”。
贺邵子循为两晋间精擅礼仪之大家，延至南朝，贺氏仍保持着宗族内的礼学传承[22]。
又，前文据《晋书·孝友传》考孙吴豫章太守会稽山阴孔冲精通《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等，为一博通诸经的大儒，其在豫章太守任上招徒授业。
至于其所尚为今古文，则不详。
孙吴时期江东本土儒学经师大体上以上述诸人为代表，通过对其学术事迹的简略介绍，可对当时江东地区学风作如下分析和理解。
其一，孙吴时期江东本土学术出现了今、古并存，甚至有的学者兼通今古文，但仔细分析，可见其主要人物依然因循着今文经学的路数，与中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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