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决策案例与思考.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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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与思考一
[案例]科学决策保卫了荆江大堤
武汉，这座中国中部地区的历史名城和重要的工商业中心，紧靠长江之滨，宽阔的江面既给她带来了交通之便，也给她带来了洪泛之苦。
每当洪水泛滥之际，滔滔的洪水威胁到武汉三镇的安全。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不久，党和政府为了武汉防洪安全的需要，就在武汉上游的荆江堤段修建了分洪区。
长江分洪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分洪水位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的。
当荆江水位达到或超过了分洪点时，长江防洪的决策者有权决定采用分洪措施，以保卫武汉的安全。
1998年8月上中旬，长江的水位一涨再涨，一次又一次地超过了1954年的最高水位。
为了对付可能出现的灾情，长江防洪的指挥者和决策者们已经作好了包括分洪措施在内的一切准备。
进入8月中旬，是长江防洪指挥者和决策者最紧张的日子。
荆江水位大大超过了分洪点，用一位记者的话来说，人们的心已经提到嗓子眼了。
是分洪还是严防死守？
两个方案中的任何一个方案都具有同样大的风险。
用一位多年从事长江分洪工程研究的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水利专家的话来说，如果该分洪不分洪，造成长江大堤溃决，无疑是千古罪人；但是，如果贸然分洪，同样是千古罪人。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的利益，使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最小，防洪指挥者和决策者们依靠现代科学技术，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科学技术手段来为决策服务。
其一，组织水利专家对长江水位进行严密跟踪监测，并对水位变化及时作出预测，以供决策者参考。
在最紧张的时候，水利专家提供的预测数据表明，当沙市水位超过分洪点45米后，预测最高水位在45.20至45.30米之间，水量比荆江大堤的正常抗御能力约多4亿立方米。
其二，运用科学的方法对长江大堤安全系数进行测算，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荆江分洪区蓄洪量为54亿立方米，为多出的4亿立方米去动用分洪区值不值得？
水利专家组运用“有限单元法”，对大堤的体积渗透计算，确定的安全系数为1.5。
照这一系数推定，沙市水位就是涨到45.30米，也可以对大堤严防死守，不用分洪。
其三，有效利用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提供的洪涝灾害信息。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信息室从1996就建立了全国洪涝灾害监测系统并开始收集大量的监测数据。
1998年8月15日的监测数据表明，洞庭湖的水淹面积在减少，这就意味着下游的蓄洪能力留有余地，江水下泄更畅通一些，从而增强了决策者严防死守的决心。
此外，准备充分的二线预案为决策提供了保障。
下游洪湖、监利等要害地带虽然也形势紧张，但没有大的险情。
加之荆江大堤沿线尚且有许多大的民垸没有动用，二线预案若发生大的险情，可先使用这些民垸蓄洪，这也要比使用荆江分洪区更有利。
40万抗洪大军高昂的斗志为决策者增添了胆识，即使出现了险情，这支大军将是有效的保卫力量。
严防死守——决策者下定了决心。
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多么的英明！
荆江水位大大超过分洪点而没有分洪，人们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科学的决策终于将滔滔的洪水挡在堤内，中国人民又谱写了一曲人定胜天的凯歌。
（资料来源：
《文摘报》，1998年8月23日，根据雷厉、朱国顺文改写）
案例思考：
1、在这一决策案例中，决策者做出不分洪决策的科学依据是什么？
这一案例是如何体现科学决策的精神实质的？
2、这一案例说明，现代科学技术对于制定正确的决策有什么重要作用？
如何实现我国公共部门决策的科学化？
3、联系这一案例实际，谈谈科学决策对决策者素质的要求。
案例与思考二
某旅游区应该开放还是关闭？
[案例]据预测，某旅游区及其附近在近两个月内有可能发生泥石流，如果真的发生这一灾难，必然会对旅游区造成严重破坏。
为了确保旅游区的财产安全和旅游者的人身安全，当地政府就近两个月内继续开放还是关闭该旅游区这一重大决策问题召开了专题会议。
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旅游区附近泥石流的发生，事关旅游者的生命安全，在没有绝对把握不发生泥石流的情况下，政府应该果断做出关闭旅游区的决策；另一种意见认为，旅游区附近有可能发生泥石流并不等于一定会发生泥石流，如果简单地做出关闭旅游区的决策，势必会造成不应有的经济损失。
该旅游区的旅游经济在当地的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于这样一项重要的决策，政府决不能简单了事，必须慎重；由于这一决策涉及到一系列技术问题，最好请有关专家先进行论证，然后再决策也不迟。
会上采纳了第二种意见，即先聘请有关专家进行论证，然后再做决定。
经过与各方面协商，一个由技术专家、经济专家和决策专家组成的咨询论证小组成立了。
专家小组通过对当地的地质地貌的勘察和各种经济指标的预测和评估，得到了以下数据：
1、该旅游区及其附近发生泥石流的可能性为30%；
2、近两个月内在没有泥石流发生的情况下，该旅游区开放可给
当地带来旅游收入3000万元；如果贸然关闭该旅游区不但不能给当地带来旅馆游收入，还会造成经济损失500万元；
3、如果泥石流一旦发生，在旅游区关闭的情况下，经济损失（包括旅游收入的损失、财产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和个别人员伤亡的损失）预计在10000万元左右；在旅游区开放的情况下，这种损失将有可能上升到20000万元。
专家小组运用科学的决策分析方法分别对以上两个方案进行了分析和论证。
并将研究结果提交当地政府，当地政府在接到专家的论证报告后就这一重要决策问题再次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最终做出决策。
案例思考：
1、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决策问题（确定型的？
不确定型的？
风险型的？
）？
为什么？
2、假设你是论证专家小组的成员，请你为这一决策提交一个论证报告，并就如何决策提出你的看法。
3、结合这个案例，谈谈定量分析方法在公共部门决策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它对于保证公共部门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意义。
案例与思考三
董虎臣谈笑间一个轻率决定使国家损失逾亿元
[案例]因为决策失误而被追究渎职者法律责任的还不多见。
董虎臣被捕入狱在广东政界及金融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1993年3月，作为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的董虎臣，在事前未经省建行任何集体研究，也未按有关规定报请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及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情况下，一个人便轻率决定，在香港注册成立了“坚丰金融财务有限公司”。
1994年7月董虎臣赴香港坚丰金融财务有限公司“考察工作”，坚丰公司向董虎臣汇报说，他们准备与香港的宏贸公司、利荣洋行等公司合作投资购买香港威灵顿广场。
听完汇报后，董虎臣头脑一热，当即拍扳同意。
他认为坚丰公司在投资此项目后，可净赚3000万港元。
于是董虎臣不经过任何集体讨论，先后投入了1.06亿港元。
而完成购买威灵顿广场这笔巨额交易，其前提条件是，购买方必须将威灵顿广场抵押给该广场业主爪哇集团，倘购买方余下的那80%借款到期不能归还的话，爪哇集团将有权将该广场拍卖抵偿债务。
令董虎臣万万料想不到的是，威灵顿广场却未能以高出原价的价格卖出去，而向爪哇集团偿还8.2亿港元的借款期限已到。
此事被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发觉后，立即于1995年7月1日及时免除了董虎臣的行长职务，并于同年8月作出不再对威灵顿广场继续投资的决定，以避免给国家造成更为严重的经济损失。
1995年8月，威灵顿广场5楼以上的写字楼部分，以5.45亿港元卖给了香港荆丰置业有限公司，用于偿还爪哇集团的借款。
坚丰金融财务有限公司所投入到威灵顿广场项目的1.06亿港元损失一空，血本无归。
同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董虎臣“玩忽职守”一案交由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审理，1996年2月对董虎臣执行逮捕，并查出董虎臣收受贿赂30万港元。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玩忽职守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及受贿罪判处董虎臣有期徒刑13年。
（资料来源：
《钱江晚报》1999年3月4日，焦东辉文）
案例思考：
1、从这一案例可以看出，董虎臣的轻率决策给国家造成了巨额损失。
从整个决策过程来看，这一决策主要违反了决策的哪些基本原则和基本程序？
2、在这个案例中，本项决策属于哪种类型的决策？
为什么？
3、你认为应从这一决策案例中应吸取哪些教训？
案例与思考四
二滩电站：
八亿元打个“水漂”
[案例]随着国家对长江上游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1995年开建的二滩水电站过木机道工程随之停建。
已耗资8亿多元的先期工程如今成了毫无用处的“摆设”。
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俊峰痛心地说：
“二滩电站建设全部使用银行贷款，每分钱都是要连本带息偿还的。
8个多亿就这样白白地付诸东流，损失惨重。
”
在建的二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境内的雅砻江上，1999年底，其6台发电机组全部建成投产。
届时，二滩水电站将成为我国20世纪建成投产的最大水电工程。
由于雅砻江流域属于我国三大林区的四川林区的重要部分，因此林业部门要求二滩电站配套建设相应的过木机道。
1983年9月，在林业部门的强烈要求下，经国家计委审定，二滩水电站过木机道按年过木量110万立方米的规模设计。
按1996年审定的概算，投资高达12.6亿元。
这一决策当即遭到有关方面人士的质疑和反对。
1991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二滩电站概算审查会。
建设银行四川分行拨款处处长谭问体尖锐地指出：
“此前在四川修建的铜街子、龚嘴、宝珠寺等水电站都耗巨资修建了过木机道，但最后都因无木可过闲置不用，造成巨大浪费。
二滩电站是否也会遇到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论证清楚。
”
会后，建行攀枝花分行二滩专业支行的陈连跃、廖国宏等人专门对整个雅砻江林区进行了专题调查。
他们历时46天，行程6000多公里，对沿江生态状况及各林业局、林场的森林面积、生产效益、运输方式和设计生产规模都作了详细了解，并掌握了各林业企业1986到1991年的实际年生产量。
以此为依据，他们撰写出《雅砻江二滩水电站过木机道年过木量的调查》，报送了国家计委、林业部、国家建委及四川省的有关部门。
建议取消过木机道，改水运为陆运，以避免投资浪费。
遗憾的是，调查报告报送后，如泥牛入海。
为此，时任建行二滩支行副行长的陈连跃于1992年7月专门前往国家计委重点建设司、林业部计划司及四川省建委、林业厅等部门“游说”。
这次“游说”最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国家计委当即责成四川省政府召开了论证会，并决定按60万立方米的年过木量进行设计。
即使如此，二滩过木机道的土建和设备投资也需要9.5亿元。
1995年，过木工程正式动工，至1998年国家下令停建时，整个土建工程已基本完工，库区拦漂设施也基本建成，机械设备已经订制，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总共耗资8亿多元。
（《楚天都市报》，1998年11月30日）
案例思考：
1、在二滩水电站的设计和论证过程中，为什么林业部门要提出建设过木机道工程的要求？
提出这样一个决策问题在当时是否有其合理性？
为什么？
2、在本案例中，有关过木机道的决策先后提出了两个决策目标，最初提出的决策目标是年过木量110万立方米的规模，后来又被修改为年过木量60万立方米的规模。
后来证明，这两个目标都是错误的。
运用决策理论的基本观点分析本案例中导致错误决策目标出现的原因。
3、你认为应从这一决策案例中吸取哪些教训？
案例与思考五
两种“炸药”中的选择
[案例]1953年上半年，我国粮食供销矛盾进一步加剧，中央要求中央财经委拿出具体办法。
中央财经委经过反复研究，共提出了八种方案。
这八种方案是：
（1）只配不征，即只在城市搞配售，农村不征购；
（2）只征不配，即只在农村搞征购，城市不配售，还是自由市场；（3）原封不动，即继续自由买进，自由卖出；（4）临渴掘井，即先自由购买，实在买不到的时候，再去重点产粮区征购；（5）动员认购，即层层下达控制数字，而控制数字不向农民露底，由村支部动员农民认购，认购量达不到控制数字不散会；（6）合同预购，即在收获前先与农民签订预购合同，收获后按劳取酬合同收购；（7）不搞统一办法，由地方各行其是；（8）有利于又统又配，即农村统一征购，城市统一配售。
那么，上述八种方案究竟哪一种方案更解决当时的粮食供销矛盾呢？
中央财经委经过反复论证认为，第一种办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农民看到城市搞配售，他就会有粮不卖了；第二种办法也行不通，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边征边漏，农民会拿交征购粮所得的钱，到城市里从粮食公司再把粮食买回农村；第三种办法更是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这样做，困难会日益加剧，结果必乱无疑；第四种办法所以行不通，道理很简单：
政府到了实在买不到粮食的时候，城市自由供应也就无法继续进行了；第五种办法曾于1951年在东北实行过，实践证明，这实际上是一种强迫的办法；第六种办法也曾于1949、1950年在东北、华北收购棉花时试行过。
前几年合同预购证明，预购合同对小农的约束力是有限的。
收成好，他按合同交售；收成不好，市场价格看涨，虽订了合同，他也不一定会履约。
当时的粮食产量不是多，而是不足。
因此，希望全面推行合同制来完成粮食的收购任务，没有把握。
第七种办法也行不通，因为那样做，怕各地互相影响，不好掌握。
这样剩下的就只有第八种办法了，而且非采用不可。
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粮食收购少，销售多，国家粮食库存已严重不足，粮食紊乱时间要提早到来，范围也要扩大，从乡村一直到大城市。
其结果是物价必然会波动起来，并立即逼得工资上涨，涉及工业生产，预算也将不稳，建设计划也将受影响。
而且会引起人人各自囤积，人心不安。
采取又统又配的办法，难点在于统一征购，但只要价格公道，还是可以实行的。
当然，采用这个办法，也不是没有毛病。
毛病是有的，这就是：
妨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逼死人，打扁担，个别地方暴动，都可能发生。
但不采取这个办法后果更坏，那就是要重新走上旧中国进口粮食的老路，建设不同，结果帝国主义打来，扁担也要打来。
经过讨论，中央做出决策，选择农村征购、城市配售作为解决我国粮食总的办法。
陈云在谈到这一决策时指出，当时的决策者“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
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
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资料来源：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案例思考：
1、在本案例中，决策者提出了8个备选方案，然后从中选取了一个方案。
在这一选择过程中，决策者主要遵循的是什么原则？
为什么？
2、从分析这一决策案例出发，你认为决策方案选择的难点是什么？
在选择决策方案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案例与思考六
铁路价格听证会
[案例]备受瞩目的铁路价格听证会于2002年1月12日上午8时30分在北京铁道大厦正式举行。
这是我国首次公开举行的国家级价格听证会。
来自中国不同地区，代表消费者、经营者、立法和政府咨询机构、专家学者和相关政府部门的33名听证代表和30名旁听代表出席了这个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举办的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方案听证会。
8时30分，听证会主持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价格司司长李德昆致词。
他说，铁路火车票价格的调整事关广大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根据价格法的有关规定，国家计委举行价格听证会，对铁道部提出的调价方案进行公开听证。
8时40分，听证会申请人、铁道部运输局局长胡亚东代表铁道部介绍调价方案。
据介绍，铁道部提出的调价方案涉及春运、暑运、“五一”、“十一”等主要节日期间列车及部分城际列车、特别繁忙线路列车、季节性客流变化比较大线路列车的票价浮动情况。
其中对团体购票、途中补购昼间卧铺票、列车客流明显下降时票价，提出可实行下浮。
此外，铁路部门还承诺进一步为乘客购票提供方便、努力提高服务质量、认真接受社会监督。
到上午10点，听证会已按计划完成了以下主要程序：
申请人代表介绍了铁路部分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方案及申请理由；国家计委有关人士介绍了有关价格的政策、法律、法规，宣读了初审意见；社会中介机构说明了对调价方案及有关材料的评审依据和意见；部分听证代表就调价方案及有关材料中涉及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提问和质询。
根据听证会议程的安排，从10时10分开始，听证会进入听证代表自由发言和辩论阶段。
自由发言和辩论之后，申请人代表还要作最后陈述。
到下午4时30分左右，听证会完成全部程序，正式结束。
在自由发言和辩论阶段，按照《价格法》和《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的规定，听证代表就铁道部提出的调价方案进行了提问、质询、自由发言和辩论。
33名听证代表中包括12名消费者代表。
他们在会上发言最为踊跃，从经济、社会、伦理等各方面对方案的合理性、可行性和公平性提出了质询，并公布他们从各地消费者中了解到的意见。
其中大多数发言者对方案明确表示了保留或反对意见。
这些消费者代表中有工人、教师、知识分子、基层工会代表、民主党派代表、外来打工者和公务员等。
消费者代表、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董京生说，代表们在听证会上畅所欲言，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相当尖锐，甚至措辞比较严厉。
例如，消费者代表、民主党派代表周舜武认为，铁路运营在春运期间面临着减少运量与增加收入的矛盾，因此铁道部才提出了提高部分旅客列车票价的方案。
出席听证会的铁道部财务司司长于川说，他对代表们提出的问题并不感到惊讶。
“对政府定价方案提出疑问和质询是法律赋予人民的权利，代表们无论从什么角度、提出多么尖锐的问题都是应该的，这是政府与公众前所未有的交流机会。
”
国家计委副主任汪洋说，听证会达到了预期效果，这是中国民主与法制的胜利。
采访听证会的法国电视二台驻北京首席记者罗寿说，这种听证会形式很新鲜，虽不同于法国的形式，但目的是相同的，即都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与价格主管部门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是公平和民主的体现。
听证会结束后，国家计委在法定期限内编制会议纪要，送各代表签字，并根据代表意见对铁路调价方案进行修改和完善，然后报国务院审定。
最后尽管调整旅客列车票价的方案得到多数听证代表的认可，但是在以消费者为主导的许多代表的强烈要求下，铁道部不得不对这个方案中提出的涨价幅度等内容进行修改。
（资料来源：
案例思考：
1、2002年1月12日举行的铁路价格听证会从哪些方面体现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2、在此案例中，听证会的行为激励和行为控制作用是如何得到体现的？
3、你认为这一决策案例为我国公共部门的决策提供了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案例与思考七
[案例]解决加勒比海危机的决策
1962年10月，刚刚上任不久的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到了一个最大难题：
加勒比海危机。
话得从1961年4月说起。
就在这个月的一天凌晨，美国军舰载着千余人的军队入侵古巴海岸的猪湾海滩。
然而美国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支军队很快被古巴军队全歼，令美国政府脸面丢尽。
在此种情况下，肯尼迪总统下令与古巴断交，并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
美国与古巴关系的紧张，促使古巴进一步靠近前苏联。
1962年10月，盘旋在古巴上空的美国U——2型高空侦察机很快发现：
前苏联正在部署导弹及可携带核炸弹的重型轰炸机。
这就是所谓的加勒比海危机。
如何解决这一危机？
美国政府的情报机构忙碌起来了。
他们通过紧张的工作，为政府的决策班子提供了大量的可靠情报。
决策者们通过对这些情报的深入研究，提出了解决这一国际政治危机的具体目标，这就是迫使前苏联撤出导弹。
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手段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
美国政府邀请了各路高级智囊，就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案进行了多方面的反复研究。
决策参与者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解决这一危机的具体方案。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六个方案：
一是置若罔闻；二是施加外交压力；三是通过各种渠道同卡斯特罗谈判；四是全面入侵；五是空袭摧毁导弹基地；六是采取间接军事行动——封锁海面。
那么，到底采用哪一个方案更有效地实现美国政府的目标呢？
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和智囊们对上述方案进行了反复分析、评估和比较，大致形成了以下看法：
第一，如果采用第一方案，美国政府不闻不问，必然会导致前苏联我行我素，甚至还会有恃无恐，只有可能加深加勒比海危机，美国政府原定的上述目标根本无法实现；第二，如果采用第二或第三方案，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实现目标的可能，但难度太大。
因为外交压力固然会对解决此类问题发挥一定作用，但在武力面前，它的作用是有限的；与卡斯特罗谈判固然也是解决这一危机的一条重要途径，这就是通过卡斯特罗要求前苏联将导弹撤出古巴。
但是，这种可能性也很小。
因为美国和古巴刚刚进行过一场战争，古巴在面临美国军事威胁的情况下不可能轻易相信美国而冒得罪前苏联的风险；第三，如果采用第四或第五方案，凭借当时美国的军事实力，美国获胜的可能性很大，因而解决危机的可能性也很大。
但是，一旦采用这两个方案，又可能导致不可设想的后果。
因为无论是美国全面入侵古巴还是空袭导弹基地，前苏联都不会坐视不管，相反必然会介入事端，或出兵援助古巴或直接反击美国的轰炸，从而必然会导致美国与前苏联之间的战争。
这样一来，代价太大。
相比之下，唯有第六方案是一个较为可行的方案。
肯尼迪政府经过研究，决定实行第六方案，即采取间接军事行动，出兵封锁了加勒比海海面。
面对强大的美国军队，前苏联也不得不考虑由此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
因此，不出美国政府所料，果然撤出了已部署好了的导弹和重型轰炸机，从而使美国政府好不容易从加勒比海危机中解脱出来，肯尼迪终于松了一口气。
（参见：
桂立.古巴导弹危机决策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04））
案例思考：
1、从美国政府解决加勒比海危机决策的过程来看，它主要属于哪一种决策模式？
为什么？
2、从以上提供的材料和你所掌握的背景知识来看，你认为解决这一危机除了以上六个方案之外，还有其它方案吗？
如果有，请说出你所想到的其它决策方案。
3.为什么说第六方案是一个较为可行的方案?
为什么?
案例与思考八
[案例]关于小氮肥工业改造的几点意见
化工部建议，“七五”期间安排20亿元规模的小化肥改造投资，增加尿素生产能力200万吨，磷铵生产能力150万吨。
中国投资咨询公司接受建设银行委托，对这批改建项目技术经济上的可行性进行评估。
为此，公司先后到试点厂、改造厂和有关科研、设计单位作了调查，征求了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同时对接受委托的20个新开项目逐个进行项目评估。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工作，得出的结论是：
目前我国化肥结构很不合理，需要改造和调整。
但是从小化肥改建尿素入手，进行品种改造的方案，既不能发挥小化肥工业的优势，又不能缓和化肥的供需矛盾。
1987年10月10日至13日，国家计委和化工部就河南辉县小化肥厂年产4万吨尿素装置试车成功召开现场总结会，认为“辉县化肥厂改产尿素获得成功，为全国小氮肥厂改产尿素树立了一个好的样板。
”
我们认为，辉县化肥厂4万吨尿素装置集中了中型尿素厂成熟的技术，取得了工艺技术上的成功。
这是化工部、设计院、辉县化肥厂贯彻国务院先搞试点的指示，集中了技术力量，在吸取了延安、邹县等尿素装置试产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取得的成果。
但是经济效益并不高，并没有达到中央有关部门提出的投资和成本进一步降低的要求，因此试产成功并不意味着现在就已具备推广条件。
第一，辉县4万吨尿素装置是在11万吨尿素装置的基础上改建的，该装置比11万吨尿素装置投资大，能耗、物耗高。
辉县化肥厂吨尿素投资要比同期建设的江西氨厂11万吨尿素装置的吨肥投资高出50%；同衢化11万吨尿素装置相比，其蒸气耗、电耗分别高出37%和53%，这是由规模经济所制约，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第二，辉县化肥厂碳铵改产尿素后，企业效益下降，借款本息负担重，改产不如不改产。
辉县化肥厂1至9月份财务报表每吨尿素成本为550元，而现场会上设计院的总结材料说是460元，《化工情况》又选择了478元，这已说明这一成本是很有争议的。
同样，辉县化肥厂的各项消耗指标出现了两组数据，一组是生产简报的数据，另一组是设计院总结材料上修正过的数据。
这种情况，是过去各行各业的生产鉴定会上很少见的。
按照上述不同的数据进行计算，其经济效益有若干种算法和结论。
如果按照国家计委最近颁布的有关规定，即对改、扩建项目采用“有无对比法”，用增量指标来衡量项目的效益，那么即使尿素销售价格采用目前地方允许的每吨680元的高价，成本按550元/吨，碳铵按地方允许的220元/吨的销售价格和143元/吨的工厂实际成本进行计算，生产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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