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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1912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滨田耕作在旅顺刁家屯等地进行汉墓的调查发掘；

桔瑞超于1910年发掘楼兰遗址和阿斯塔那墓地。

1912年从敦煌石窟骗取一批写本文书。

1912年法国传教士闵宣化调查内蒙古东部巴林左旗林东镇辽上京遗址。

1913年罗振玉将所藏甲骨文汇编为《殷虚书契》出版。

后又出版《殷虚书契菁华》（1914）、《殷虚书契后编》（1916）及《殷虚书契续编》（1933）。

殷墟正式发掘前出土的甲骨资料，以此四书收录最多。

1913～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来西北活动，除继续在新疆考察外，主要调查发掘了敦煌、酒泉和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西夏至元的黑城遗址，吉木萨尔的唐北庭都护府城址，以及吐鲁番的高昌古城和阿斯塔那墓地，再次窃取大批文物。

1914年从此年起，法国传教士桑志华创办的天津北疆博物院，在黄河流域及白河沿岸开展古生物学和石器时代考古的调查工作；

法国V.色伽兰等人调查陕西的秦汉陵墓、四川的汉代崖墓、石阙及广元千佛崖石窟。

1914～1915年俄国人C.Ф.奥尔登堡率领的考察队在敦煌进行测绘,并劫去第263窟的壁画和一批写本文物。

1917年王国维发表《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及《殷周制度论》，对甲骨学研究有较大的推进。

1918年关野贞到河北、山西、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广泛进行古代建筑、陵墓和佛教艺术方面的调查。

1919年桑志华在林西、赤峰一带发现若干新石器时代遗址。

1920年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县北面的晚更新世黄土堆积中发现3件人工打制的石制品，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发现旧石器。

1921年中国北洋政府聘任的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约请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共同在北京周口店考察，发现龙骨山遗址，发掘出第一颗北京人牙齿化石；

安特生发现河南渑池县仰韶村以彩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并与师丹斯基、袁复礼共同进行首次发掘，由此提出“仰韶文化”的命名。

同年，又发掘辽宁锦西县沙锅屯遗址；

北京历史博物馆在河北巨鹿县发掘宋代故城遗址。

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设立考古学研究室，马衡任研究室主任兼导师；

日本常盘大定调查河北邯郸附近的南北响堂寺石窟。

1922～1923年桑志华和另一法国传教士德日进，在今内蒙古乌审旗发现并发掘萨拉乌苏遗址，从晚更新世的地层中采集到一批旧石器和一颗人类牙齿化石；

又在今宁夏灵武县水洞沟，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这些遗存，被命名为“河套文化”。

1923～1924年安特生经西安去甘肃、青海二省的洮河、湟水等地区，广泛进行史前遗址的调查发掘；

马衡1923年去河南调查新郑彝器出土情况，推断出土地点为“郑伯之墓”。

1924年又去洛阳调查汉魏故城南出土石经的太学遗址。

1925年安特生发表《甘肃考古记》一书，将甘青地区的远古文化分成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六期。

1925～1926年美国中亚探险队考古学主任纳尔逊调查长江三峡地区的史前遗迹。

1926年清华学校研究院与美国弗里尔美术馆合作，由李济邀请袁复礼共同进行山西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并发掘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

这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进行的考古是发掘。

李济将发掘收获编撰为《西阴村史前遗存》。

1927年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由中国学者李捷和瑞典学者B.步林负责，开始进行周口店遗址的大规模发掘；

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由徐炳昶（旭生）和斯文赫定分任中外双方团长。

经内蒙古前往新疆，进行包括考古学在内的多学科综合考察；

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由滨田耕作、原田淑人等出面，约请北京大学考古学会马衡、沈兼士等，在东京联合组成东方考古学会。

本年在旅大地区共同发掘貔子窝（今皮口镇）附近的单砣子等遗址。

后中国学者陆续退出。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县龙山镇附近的城子崖，发现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后被命名为“龙山文化”；

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在旅大地区发掘牧羊城遗址；

国民党政府设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隶属教育部；

中央研究院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内设考古学组。

派董作宾于10月13日起在安阳小屯村进行试掘。

这是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科学发掘的开端；

洛阳金村8座战国大墓被盗,出土羌钟等重要文物，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调查并记录了墓地的大体情况。

1928～1929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活动。

黄文弼在吐鲁番附近调查发掘高昌古城、雅尔湖故城及麹氏高昌墓地；

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调查汉唐时代的城堡、寺庙、沟渠和屯戍遗迹；

又在罗布淖尔附近调查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汉代烽燧遗址。

袁复礼在吉木萨尔附近，勘查并实测唐北庭都护府遗址。

后黄文弼将其工作收获编撰为《吐鲁番考古记》（1954、1958）、《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958）、《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等书。

1929年李济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学组（以下简称“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本年主持殷墟第二、三次发掘，发掘地点限于小屯。

第三次发掘所出甲骨中有著名的“大龟四版”。

为及时发表殷墟发掘简报和有关研究成果，创办《安阳发掘报告》；

中国地质调查所成立新生代研究室，聘请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为名誉主任。

这是中国第一个从事新生代地质学、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

新生代研究室委派裴文中负责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12月2日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

这是世界人类化石研究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国内外学术界为之震动；

北平研究院成立史学研究会，内设考古组，由徐炳昶任考古组主任。

1930年梁思永到史语所考古组工作。

前往东北调查试掘昂昂溪史前遗址，又去西喇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

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等单位合组燕下都考古团，由马衡率领进行燕下都遗址的调查发掘；

陈万里从本年前后开始，在浙江一些地方进行古代越窑和龙泉窑遗址的调查；

山西公立图书馆与美国弗里尔美术馆合作，发掘山西万泉县阎子屹塔汉汾阴后土祠遗址。

1930～1931年中央研究院与山东省政府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由李济、梁思永相继主持发掘城子崖遗址，参加工作的还有吴金鼎、郭宝钧等。

通过发掘，对龙山文化的内涵有了初步认识。

发掘收获由梁思永主持编写为《城子崖》（1934），这是中国第一部大型田野考古报告；

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的瑞典学者F.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调查发掘汉代烽燧遗址,获简牍1万余支。

其考古报告于1956～1958年在瑞典出版。

后汉简部分汇编为《居延汉简图版之部》（1957）、《居延汉简释文之部》（1975）和《居延汉简甲乙编》（1982）。

1931年裴文中主持发掘周口店遗址的“鸽子堂”洞穴，首次发现大批人工打制的石英制品，又发现人类用火的痕迹，从而确认北京人文化遗存的存在。

贾兰坡开始参加周口店的发掘；

梁思永参加李济、董作宾分别主持的殷墟第四、五次发掘，发掘方法有较大的改进，开始在小屯辨识夯土建筑基址。

刘燿（尹达）、石璋如开始参加殷墟发掘；

梁思永、吴金鼎、刘耀在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中，第一次从地层上判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的相对年代。

梁思永撰写《小屯龙山与仰韶》和《后冈发掘小记》进行论证。

这是中国史前时代考古研究科学化的重要标志。

；

山西公立图书馆、北平女子师范学院研究所与美国弗里尔美术馆合作，发掘山西万泉县荆村仰韶文化遗址；

郭沫若著《甲骨文字研究》出版，开辟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甲骨文研究的新途径。

1932年李济主持殷墟第六、七次发掘，发掘地点除小屯外，还有侯家庄高井台子和王裕口霍家小庄。

在小屯发现更多的夯土建筑基址，并有排列整齐的柱础；

董作宾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甲骨断代的十项标准，对甲骨学研究有重要的推进；

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政府合组河南古迹研究会，由郭宝钧主持发掘了浚县辛村西周时期的卫国贵族墓地（发掘延续到1933年），又由刘燿、吴金鼎等发掘浚县大赍店新石器时代遗址。

辛村的发掘收获，后由郭宝钧撰写为《浚县辛村》（1964）；

华西大学博物馆对四川广汉县月亮湾遗址进行试掘；

中国营造学社调查大同云冈石窟。

1933年裴文中主持发掘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发现3个完整的晚期智人头骨化石、一部分躯干骨、少量石器和多量装饰品。

贾兰坡参加了发掘；

郭宝钧主持殷墟第八次发掘，发掘地点在小屯村北，继续发现夯土建筑基址。

又由刘燿进行后冈的发掘，第一次发现有两条墓道的商代大墓；

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在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发掘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

日本人还以其他名义发掘了顾乡屯地点，调查了辽代帝陵；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由徐炳昶率领，前往陕西长安、兴平、凤翔、宝鸡等县，进行周秦遗址的调查；

董作宾去山东调查临淄齐国故城和滕县滕国故城；

郭沫若出版《卜辞通纂》。

1934年董作宾主持殷墟第九次发掘，在小屯村北发掘夯土建筑基址等遗迹，在侯家庄南地，发现夯土建筑基址、墓葬和有字甲骨，甲骨中有“大龟七版”；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徐炳昶、何士骥、苏秉琦等，在陕西宝鸡斗鸡台地区发掘仰韶文化遗址，先周、西周及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墓葬。

沟东区的发掘收获,后由苏秉琦撰写为《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

又在西安唐中书省遗址进行发掘，发现宋吕大防刻唐大明宫、兴庆宫图残石；

史语所考古组李景聃、王湘前往安徽寿县朱家集，调查寿县楚器出土地李三孤堆情况，以及寿县境内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寿春故城等遗址；

容庚、徐中舒、董作宾、商承祚等发起组织的考古学社在北平成立。

1934～1935年梁思永主持殷墟第十、十一、十二次发掘，参加工作的有石璋如、刘燿、胡厚宣等,1935年还有夏鼐、高去寻。

主要发掘侯家庄西北冈的10座商代王陵及其附近的上千座“人牲”祭祀坑。

这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少有的大规模发掘；

郭沫若将其1931年写成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初版本，在重新进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扩充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为两周青铜器及铭文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体系；

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调查南京附近的六朝陵墓、洛阳龙门和安阳宝山等石窟。

1935年裴文中在广西武鸣县的苞桥、芭勋、腾翔和桂林附近,发现并发掘4处洞穴遗址，有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共存，但不见陶片；

郭宝钧主持发掘汲县山彪镇战国墓。

又发掘辉县琉璃阁战国墓（发掘延续到1937年）。

两地的发掘收获，后由郭宝钧撰写为《山彪镇与琉璃阁》（1957）；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调查河北邯郸附近的南北响堂山石窟；

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在热河发掘赤峰红山后遗址。

日本人还在东北发掘了通沟高句丽壁画墓（发掘延续到1936年）。

1936年贾兰坡主持周口店遗址发掘,发现3个北京人头骨化石；

梁思永、刘燿发掘山东日照县两城镇遗址；

李景聃、赵青芳等调查发掘永城县造律台、黑孤堆龙山文化遗址；

西湖博物馆在杭州良渚镇附近发掘几处史前遗址，发现与龙山文化相似又有显著区别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后被命名为“良渚文化”；

郭宝钧、梁思永分别主持殷墟

第十三、十四次发掘,发掘地点主要仍在小屯村北,参加工作的有石璋如、高去寻等。

第十三次发掘中发现的127坑,出土主要属武丁时期的17096片有字甲骨，其中完整卜甲近300版；

《田野考古报告》创刊（1936年改名《中国考古学报》）；

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进行响堂山石窟、天龙山石窟和龙门石窟的调查。

1937年石璋如主持殷墟第十五次发掘，地点在小屯村北，参加工作的还有高去寻等。

第十三、十四、十五三次发掘，采取全面揭露的方法，共发现宫殿基址50座，以及排成方阵状的祭祀坑；

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历史语言研究所合组西康古迹考察团，由安特生、祁延霈前往今甘孜地区的道孚、炉霍一带，进行史前遗址的调查；

刘燿作《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论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中的错误》，最早指出仰韶村遗址包含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安特生所说的“仰韶文化”在内容上有所混淆，并对安特生划分的甘肃远古文化的六期提出了质疑；

梁思成等在山西五台县发现唐大中十一年（857）佛光寺大殿。

这是当时所知年代最早的中国古代木构建筑；

抗日战争爆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迁往内地；

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从本年起至1944年8次前往日军侵占的山西大同，对云冈石窟进行调查和实测，并发掘第9、10、19、20等窟，以及冈上的北魏佛寺遗址和阳高汉墓等；

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元上都遗址；

郭沫若出版《殷契粹编》。

1938年冯汉骥在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的羌族地区，调查古代的石棺葬；

日本人原田淑人调查北魏平城遗址。

1938～1939年吴金鼎在云南大理附近，调查马龙、龙泉、下关、佛顶等史前遗址，以及南诏时期的五华楼、太和城等遗址。

1939年金毓黻等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校园内清理汉代画像石棺墓，并调查附近的崖墓和石阙。

1939～1940年史语所考古组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由吴金鼎、曾昭燏等发掘大理附近的马龙、清碧、佛顶、中和、龙泉、白云等遗址，发掘收获编撰为《云南苍洱区考古报告》（1942）。

1940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和东亚文化协议会，在日本侵占的华北地区活动。

由原田淑人主持发掘邯郸赵王城。

1940～1941年日本人关野雄又调查临淄齐国故城和滕、薛二国故城。

此间，还有其他日人在周口店和殷墟等地进行发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原由北京协和医学院美国人保管的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全部化石被弄得下落不明；

容庚著《商周彝器通考》出版。

1941～1942年史语所考古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合作，由吴金鼎主持发掘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参加工作的有夏鼐、高去寻、曾昭燏等。

1942年尹达在延安附近的大砭沟发现龙山文化遗址。

1942～1943年史语所考古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四川省立博物馆合作，由吴金鼎主持发掘成都附近的五代前蜀王建墓，参加工作的有冯汉骥、王振铎等。

发掘收获由冯汉骥撰写为《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1964）；

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单位合组西北史地考察团，考古方面由劳榦、石璋如负责，开始在敦煌附近的额济纳河流域考察汉代长城和烽燧遗址；

后又转往关中地区，调查史前时期遗址、传说中的周都以及汉唐帝陵；

尹达撰写的《中国原始社会》一书在延安出版；

原田淑人发掘曲阜汉鲁灵光殿遗址。

1944～1945年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北大文科研究所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方面由向达、夏鼐、阎文儒负责。

开始在敦煌附近发掘魏晋和唐代墓葬，继而考察汉代阳关、玉门关和长城、烽燧遗址；

随后，在河西走廊和洮河流域，调查发掘史前时期及其他时代的遗迹。

夏鼐在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墓葬的发掘中，第一次从地层上找到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的证据。

又在武威发掘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葬。

1946年尹达在华北解放区邯郸附近清理一座汉墓，第一次发现散乱的玉衣片。

1947～1948年裴文中等在甘肃的渭河、汉水上游、洮河流域、河西走廊和兰州附近，以及青海的湟水流域和青海湖附近，进行史前时期的调查与试掘。

1948年解放区东北行政委员会根据《土地法大纲》成立东北文物管理委员会，并颁布《东北解放区文物古迹保管办法》等文件，注意在土改中保护文物；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对吉林西团山石棺墓进行试掘；

华北人民政府派人收集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的重要文物；

为准备和平解放北平建立的军事接管委员会，所属文化接管委员会下设文物部，由尹达任部长，王冶秋任副部长。

1949年北平解放后不久，华北人民政府颁布禁止文物出口的法令；

华北人民政府高教会图书文物处印发《全国建筑文物简目》，以便中国人民解放军南进时注意保护；

周口店遗址的考古发掘中断12年后，9月27日重新开始。

这次发掘由贾兰坡、刘宪亭负责，裴文中指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在文化部设立文物局，由郑振铎任局长，王冶秋任副局长；

中国科学院于11月接收前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和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酝酿成立考古研究所。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5月24日发布关于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的保护办法,并颁发《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

中国科学院派出郭宝钧率领的发掘团前往安阳，恢复中断13年的殷墟考古工作，发掘武官村大墓等遗迹；

文化部文物局派裴文中率领的雁北文物勘查团前往山西北部，进行古代遗址、墓地、石窟和建筑的调查；

文化部文物局派裴文中率领的东北古发掘团，进一步发掘吉林西团山石棺墓。

分布于吉林、长春地区的这种青铜文化，后来被称作“西团山文化”；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科学院考古所”）于5月开始筹备，8月1日正式成立，由郑振铎任所长，梁思永、夏鼐任副所长；

科学院考古所派出夏鼐任团长、郭宝钧任副团长、苏秉琦任秘书长的发掘团前往河南辉县，进行琉璃阁、固围村等地点的大规模发掘（延续到1952年）。

在琉璃阁的发掘中,第一次找到比安阳殷墟为早的商代遗迹，第一次成功地剥剔出古代木车的痕迹。

又在固围村发掘3座战国时期魏国王室大墓，并发现当时的铁质生产工具。

另外还发掘一些商代和汉代的墓葬。

整个发掘的收获，编撰为《辉县发掘报告》（1956）；

南京博物院由曾昭燏主持发掘江宁牛首山附近的南唐二主陵墓（发掘延续到1951年），发掘收获编撰为《南唐二陵发掘报告》（1957）；

东北博物馆（1959年改名辽宁省博物馆）由李文信主持发掘辽宁义县清河门辽代中期的肖氏族墓；

故宫博物院陈万里等开始进行古代窑址调查。

本年主要调查河南临汝县的几个地点；

文化部文物局主办的《文物参考资料》创刊（1959年改名《文物》）。

1951年四川资阳县城附近的黄鳝溪出土人类头骨化石,经鉴定属晚期智人,被命名为“资阳人”；

科学院考古所派出夏鼐率领的河南省调查发掘团，调查渑池县仰韶村及成皋青台、点军台等史前遗址。

并确认郑州二里冈遗址是早于安阳殷墟的又一处重要的商代遗址。

苏秉琦率领的陕西省调查发掘团，前往长安县沣河两岸，调查了马王村、客省庄及斗门镇附近的一些遗址；

华东文物工作队赵青芳在江苏淮安县境发现青莲岗新石器时代遗址，由此提出“青莲岗文化”的命名；

南京博物院发掘江宁县湖熟镇附近相当于西周时期的遗址，由此提出“湖熟文化”的命名。

发掘收获编撰为《南京附近考古报告》（1952）；

东北博物馆李文信等在辽阳北郊的棒台子、三道壕,清理3座汉魏时期的壁画墓；

文化部文物局派赵正之、宿白等对敦煌石窟进行全面勘查。

1951～1952年科学院考古所派出夏鼐率领的发掘团，前往长沙进行战国和两汉时期墓葬的发掘，发掘收获编撰为《长沙发掘报告》（1957）；

河南省文管会、科学院考古所及文化部文物局等单位，先后派人前往河南禹县配合白沙水库工程，发掘战国至唐宋时期的墓葬。

其中3座宋墓仿木建筑结构复杂，壁画内容丰富，是同类宋墓中保存较好的一组。

后由宿白编撰为《白沙宋墓》（1957）；

科学院考古所发掘北京董四墓村的两座明代万历帝嫔妃墓。

1952年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举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对各省新成立的文物管理委员会中从事考古工作的干部进行为期3个月的培训。

本年至1955年,4期共培训341人。

裴文中兼任历届训练班的主任；

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在郑州二里冈和洛阳东郊进行田野考古实习；

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共同支持北京大学创办考古专业，由苏秉琦兼任专业主任；

江苏徐州市郊茅村发现一座东汉晚期的画像石墓，王献唐、王振铎等前往调查。

后来在画像石上找到熹平四年（175）的铭刻；

文化部文物局派出吴作人、常书鸿率领的勘查团，对炳灵寺石窟进行全面勘查。

1953年郑州市文物工作组（1954年改名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从本年开始，配合基本建设在郑州市区进行清理发掘。

通过二里冈、人民公园两遗址出土物和层位关系的比较，判定二里冈遗址是早于安阳小屯的商代较早遗存。

二里冈的发掘收获，由安金槐编撰为《郑州二里冈》（1959）；

科学院考古所石兴邦、吴汝祚等在陕西长安的丰镐一带进行考古调查；

湖南省文管会在长沙仰天湖清理一座保存较好的战国时期木椁墓，第一次发现“遣策”竹简。

历年，长沙地区清理发掘的楚墓共计约2000座；

河北兴隆县发现一批战国铁范；

由文化部文物局、科学院考古所和洛阳文管会（后改名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人员组成的洛阳地区考古发掘队，在裴文中、夏鼐的领导下，配合基建工程发掘洛阳烧沟汉墓，为中原地区汉墓的编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标尺。

后由蒋若是将发掘收获编撰为《洛阳烧沟汉墓》（1959）；

陕西绥德发现有汉永元十二年（100）铭刻的王得元墓，是为陕北第一次发现画像石墓；

华东文物工作队清理山东梁山县后银山一座东汉晚期壁画墓；

洛阳发掘数十座晋墓，其中包括元康九年（299）徐美人墓；

华东文物工作队罗宗真等发掘江苏宜兴晋周处及其家族墓地；

陕西省文管会着手调查关中唐十八陵。

其中，历年进行重点勘查的有献陵（高祖）、昭陵（太宗）、乾陵（高宗和武则天）、桥陵（睿宗）、建陵（肃宗）；

文化部文物局派出吴作人率领的勘查团，对麦积山石窟进行全面勘查；

文化部文物局组织勘查团前往山西勘查，发现中国已知年代最早的唐建中三年（782）建南禅寺大殿,以及平遥镇国寺大殿（五代）、永济永乐宫（元代）等多处重要古代建筑；

《中国考古学报》改名《考古学报》继续出版。

1953～1954年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发掘台北市圆山贝丘遗址。

1954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在贾兰坡的主持下开始发掘丁村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发掘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