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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探珠第三辑
书海探珠
第三辑（时事新闻专版）语文组
時事新聞—慈善捐款
2011第八届中国慈善排行榜发布典礼26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获得2010年度中国“首善”称号。
中国慈善排行榜由民政部指导，公益时报社编制，得到26家社会组织和地方慈善会系统支持。
总结上一年度慈善捐赠情况。
曹德旺去年捐款超10亿。
本届慈善榜包括个人捐赠的中国慈善家排行榜、企业捐赠的排行榜（年度捐赠100万人民币）以上、中国明星慈善榜等三个榜单。
据悉，排行榜合计入榜慈善家173位，合计捐赠74.28亿元（不含物品捐赠）；上榜慈善企业707家，合计捐赠116.07亿元（不含物品捐赠）。
曹德旺2010年的捐赠到账总额达102828.96万元，其中包括4笔过亿的大额捐赠。
黄如论、陈发树、许淑清、杨清河、杨卓舒、唐仲英、杨受成、王琳达、陈逢干、潘亚文获得年度十大慈善家；步长集团、中国泛海控股集团、XX公司、紫竹置业集团、中南建设集团、陕西金花集团、如新中国、桃源居实业公司、华夏董氏兄弟集团、西藏冰川矿泉水有限公司获得年度十大慈善企业。
赵薇、林心如、陈建斌、蒋勤勤等获年度慈善明星称号。
陈光标无缘慈善排行榜。
“2011中国慈善排行榜”中没有陈光标的名字。
这是自2008年以来，陈光标首次落榜。
据知情人士透露，此事与近日发生的陈光标捐款数额争议有关。
陈光标先后于2008年、2009年和2010年连续三年获得“中国首善”、“中国最具号召力慈善家”称号。
知情人士透露，“捐款数额风波”发生后，“中国慈善排行榜”工作人员曾与陈光标进行沟通，陈光标坚称所捐的3亿元是真实的，但仍然拿不出确凿的证据。
“最苛刻”的慈善家曹德旺
除了“最慷慨”，玻璃大王曹德旺还有另外一重“最”，那就是———“最苛刻的慈善家”。
这个称号源于2010年5月，曹德旺向西南五省区灾民两亿元钱的捐款，当时他向合同执行方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出的条件，是要求其半年内必须将两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差错率不得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3%。
这无疑远低于我国《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的最高10%的管理费比例。
合同还规定，曹德旺有权对善款发放情况进行抽查，差错率如果超过1%，基金会要按超出部分的资金的30倍进行赔偿。
于是“史上最苛刻的捐款”合同新鲜出炉，随之“最苛刻的慈善人曹德旺”也被推至中国慈善的风口浪尖。
有人说曹德旺动了中国慈善的奶酪，有人说曹德旺是作秀的高手。
曹德旺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的意见是‘首善’也好、‘中善’也好、‘下善’也好，都是在做共同的一件事情，我坚定地相信人间有真情，这是我们做慈善事业的基础。
”
中国慈善排行榜和社科院慈善蓝皮书显示，捐赠过亿者超三成从事房地产
记者从中国慈善排行榜办公室了解到，2010年度捐赠过亿的企业家中，从事房地产业的超三成，仍是捐赠主力。
另外，昨天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年《慈善蓝皮书》指出，2010年，我国社会慈善捐赠总额达700亿元，房地产企业仍是慈善资金主要来源。
记者从中国慈善排行榜办公室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捐赠过亿的企业和个人超过43家，合计超过128亿元。
这份统计数据中，2010年捐赠过亿的企业家有16位。
从这16人所属行业来看，有5人的企业涉足房地产相关行业，所占比例超过30%。
另据蓝皮书统计，在慈善榜单上，5家捐赠过亿的民营企业中，有3家的主营业务为房地产业，延续了自2008年以来房地产业在中国慈善事业中的强势表现。
为何房地产业是主力。
中国慈善排行榜主办方分析认为，房地产业排在榜单前列的原因包括两方面。
一是中国房地产业与其他行业相比利润较高，富豪集中，其中不少民营企业家具有较高的慈善意识；二是房地产业与普通公众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在目前公众对高房价存在普遍质疑的背景下，房地产业需要通过捐赠行为缓解消费者的负面情绪，以期建立较好的口碑。
大笔捐赠主要用于救灾。
在2010年，大笔捐赠资金仍主要用于救灾。
2010年先后发生了西南旱灾、玉树地震、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
2010年在这些方面的赈灾捐赠已超过150亿元。
此外，教育领域仍是捐赠重点，蓝皮书也印证了这一点。
不过，对基础教育的捐赠总量偏少。
曹德旺的中国慈善问责第一单“我必须知道，钱花哪里去了”
和很多慈善家一样，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总是对自己捐出的善款去向不放心。
他今年与扶贫基金会的合作就开了一个问责先例。
这无疑是个增加中国慈善事业透明度的可复制的案例。
曹德旺为人坦诚。
他要么不屑或不愿交朋友，一旦结下交情，他会鼎力相助。
64岁的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没有想到，他下意识的一个反应，又开创了中国慈善事业的一个“第一”。
福耀玻璃是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生产供应商。
今年9月28日中午，曹德旺去北京参加巴菲特、盖茨组织的慈善晚宴，见到了中国扶贫基金会资源开拓部干事杨晋。
他对杨晋说：
你们做得不错。
杨晋开玩笑地补问了一句：
真心话？
曹笑了。
事情缘起于今年3月份的西南大旱，曹德旺决定向灾区捐赠2亿元。
中国扶贫基金会因此迅速“盯”上了他——他们希望曹能将这笔善款捐赠给基金会，然后再通过基金会发到灾民手上。
但曹表示自己要监督善款的发放。
这个简略的表态后来被细化成了协议——如果超过1％的不合格率，赔偿30倍。
“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即便是慈善法上，也没有这样的规定。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李利说。
但他们还是签下了这个中国慈善事业史上的“问责第一单”。
中国扶贫基金会隶属国务院扶贫办，在中国现有的九百余家公募基金会和六百余家私募基金会中，它虽然属于少有的中央级别，但与其他民间机构一样，同样需要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做大做强”——事实上，这也正是他们愿意做这个“赔本买卖”的根本原因。
“苛刻”的协议
在5个月前的玉树地震央视赈灾晚会上，曹德旺之子曹晖为玉树捐出了一个亿，在上台举牌的同时，他对外宣布，“家父还将向西南旱区捐赠2亿元。
”同在现场的杨晋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一动，“可不可以说服曹总捐给我们？
”
当晚，她便四处找人要到了曹德旺的电话，第二天打了过去，正在香港转机的曹德旺表示，“可以考虑”。
“但我要检查，发不到灾民手上，要赔偿的。
”曹德旺补充说。
至于怎么检查、怎么赔，曹还没来得及思考具体细节。
此后几天，杨晋又给曹打了几个电话，向其“推销”有着十多年运作经验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并表示，他说的条件，可以具体谈。
八天之后，曹德旺到北京参加一个活动。
杨晋和她的领导一行三人，赶到了其下榻的昆仑饭店，两个多小时的会谈之后，曹德旺让他们第二天再来。
当他们再次见面时，曹德旺身边多了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律师，一个是央视《经济半小时》的主编。
“律师是代表我来谈具体条件的，主编是我带来监督你们的。
”曹德旺说。
这阵势，在扶贫基金会做了十多年的副秘书长李利也是第一次见。
曹德旺的“赔偿建议”最后被细化成了一个条款——在善款下发之后，由曹氏父子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将随机抽检10％的家庭，如发现超过1％的不合格率，中国扶贫基金会需按照查抽获得的超过1％部分缺损比例的30倍予以赔偿。
这还只是曹德旺的条件之一。
为实现项目运转，基金会一般会收取善款一定额度的“管理费”，行规一般为善款的8％－10％，但曹一开始提出，只愿意给1.5％，也就是300万元。
“我们初步核算，至少要项目管理费的5％才能做成。
”李利说，曹开出的条件让他们无法接受，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各让一步，确定为3％，也就是600万元。
曹还提出，所有项目需要在11月30日之前完成，在此之后，如果还有捐赠款没有发放到户，这些善款将由其全部收回。
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做过的所有项目中，这么多的“苛刻”条件，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也曾一度犹豫，但最后还是决定接下这个项目。
5月4日，会长段应碧、副秘书长李利等专程飞往曹德旺位于福州的家中，签下了这份协议。
“我只相信制度和逻辑”
然而，这份在乙方——中国扶贫基金会看来颇为“苛刻”的协议，在甲方——捐赠人曹德旺看来，却一点也不苛刻。
曹德旺出身巨贾之家，却历经坎坷。
其父曾是上海永安百货的股东，为躲避战乱举家迁回福建老家后，万贯家财遗失殆尽。
9岁才上学的曹德旺，14岁就被迫辍学。
他放过牛，修过车，贩过水果，直到1987年成立福耀玻璃有限公司，人生才得以彻底转机。
在商海摸爬滚打半生，让曹德旺饱经人间百态。
他曾有许多名言，诸如，“一切都是空的，只有饭桌上的酒和肉才是真的”、“我不信任任何人，包括我自己，我只相信制度和逻辑”等。
“签这个协议，也是为了监督他们，”曹德旺解释说，“只要他们做得足够好，再大的赔偿，他们应该也不怕。
”
在慈善界，曹德旺算得上是老牌慈善人。
在2008年胡润慈善榜中，曹德旺以捐赠金额1.46亿元位居第14位。
他还是胡润富豪榜中连续5年上榜的16位慈善家之一。
去年2月份，他因开“股捐”先河而名噪一时。
其实早在十几年前，他就已开始做慈善。
1998年长江水灾，他亲自飞往武汉，捐出第一笔善款300万元。
从此，他的捐款清单就不断延长，数额也越来越大，至今累计已达四五亿元之巨。
但是，与众多的慈善家不同，曹德旺的捐赠一大半都是“亲力亲为”。
他曾出资修道路，建学校，盖公园，建图书馆等，几乎每一个工程，他都自己组建团队，买材料，设计，施工，都亲自上阵。
做得多了，曹对工程造价、图纸设计等，如同开发商一般烂熟于心。
这其实并非曹德旺本意——公司的生意已经够他忙的了，他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去年儿子曹晖从国外回来接班后，他才有了空闲时间。
刚刚富起来的中国，慈善事业的透明度和工作效率都难如人意。
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开始他也向一些慈善机构捐款，汶川地震，他捐了两千多万；玉树地震，他捐了一个亿，但最后钱花到了哪里，他其实“并不清楚”。
为了保护好自己的善款，大多数时候，曹德旺只得无奈地选择自我承担所有项目。
“我可以给你钱，但我必须知道，钱花到哪里去了。
”他说。
其实，对于西南旱灾这笔捐款，曹一开始同样是打算自己来做的。
早在3月份，曹德旺便派了几个人去云南、贵州等地了解旱情，“看看灾民们有什么需要，怎样才可以帮到他们。
”回来的报告各种各样，有的说需要粮食，有的说需要肥料，有的说需要耕牛，有的说需要种子，莫衷一是。
“我一开始想买些大米送过去，但看他们需求不一，还是决定换个方式。
”曹德旺说。
恰在此时，中国扶贫基金会找到了他，他们为其提了不少建议。
曹决定，还是给钱最方便，“他们需要什么，让他们自己去买。
”
“信任都是监督出来的”
曹德旺一开始跟扶贫基金会商量定的发放善款标准是每户3000元，基金会觉得有点高，“不如以最低贫困线1196元为标准，每户2000元。
”
但这2000元怎么发，却又是一个难题。
曹德旺提出了一个大的原则，给到“最穷的地方，最穷的人”，同时特意强调，“当官的不能给”。
但什么是最穷的地方，谁是最穷的人，却没有一个可以照搬的标准；同样，“当官的”也没有具体规定。
协议的效力，因此而被发挥出来。
为了达到曹的要求，5月13日，在国务院扶贫办的召集下，西南五省扶贫口的相关领导集聚北京，共同商讨这2个亿怎么花。
而为了转嫁风险，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云南、贵州等西南五省扶贫办分别签订了一个协议，其中特别规定，如果因为其工作中的问题导致基金会蒙受捐赠方罚款的，它们需要全部承担。
而各省扶贫办又与下属的各市、县等签订相关协议，压力层层传导，到有些村里时，已经非常之严厉——如果查出一个村有1户不合格，取消全村人的受助资格。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基金会还聘请了来自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高校的534名志愿者进入17个县的所有项目村进行“逐户核查”。
负责项目实施的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陈红涛介绍，一开始，不予资助的判断标准只有7条，但后来增加到了15条。
“既要符合曹总的要求，也不能引起村与村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的矛盾，所以、每一项标准，都应该是农民们一看，就能清晰判断的。
”
他举例说，曹提出的“当官的不能给”过于模糊，经过反复讨论，他们花了很大篇幅进行定义。
比如，“两代以内直系血亲中有副科级（含）以上干部的，不能给”，理由是，“副科级以上干部在贫困地区属于‘精英’群体，他们的个人能力和社会资源有条件造福整个家族。
”“家庭成员中（以户口簿上信息为依据）有村委会三职干部、村医、兽医的，也不能给”，理由是，“他们每个月固定从政府领取工资”，但这其中，不能包括“行政村的计划生育宣传员、自然村的村长、村组长、会计等”，因为“他们的特征为每年仅领取几百元补贴”。
而为了做到避免万一，他坦言，审核时，“从严不从宽”，标准设置“比曹德旺本来的想法还要提高很多”。
比如，对于房屋装修档次明显高于本村平均水平的，不予资助，因为“气派的房屋最容易引起舆论的误会”。
赔偿压力如同一柄高悬的剑，让基金会不敢掉以轻心。
实际上，他们不知道的是，曹德旺还有另外一重考虑——以赔偿压力来抵抗“雁过拔毛者”，“遇到有人找他们要钱，基金会正好可以往我身上推，说我给得少，弄不好，还要他们赔的”。
在这方面，作为商人的曹德旺，他的“精明”和“远见”的确发挥了作用。
陈红涛告诉记者，由于此次资助量大面广，而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职人员总共也就120多人，他们必须借助官方扶贫系统，为此，他们需要向其支付一部分补贴。
因为曹德旺“抠”得特别紧，他们支付给地方政府的补贴也比以往少——每资助一个农户，支付给省扶贫办2元，县扶贫办5元。
“这基本只够材料复印费。
”陈红涛说，按照以往，这个补贴可以是20元、30元甚至更多，“我们省钱也就省在了这一块”。
对于基金会“钱不够用”的抱怨，曹德旺认为，那是在“哭穷”，“我捐的是2亿，不是200万，基数大，管理费的比例就不能那么高”。
在他看来，对基金会来说，最重要的是建一个透明的玻璃缸，让他看到，钱在里面是怎么转的，“只要足够透明，还怕捐赠人不往里面送钱吗？
”9月初，基金会根据曹德旺的要求，曾经安排了一次为期六天的检查，曹临时有事没去。
对是否还会再去抽查的疑问，曹德旺的回答斩钉截铁，“一定会！
”他说：
“信任都是监督出来的，这次不去，他们就会有侥幸心理，下次就做不好了。
”
陈光标回应“慈善注水”报道：
98%不属实
昨日，有媒体以《首善陈光标虚实之谜：
高调慈善的利益》为题，质疑陈光标承诺所捐的项目多掺水，而作为其事业之本的江苏黄埔项目也陷入经营困境。
陈光标昨日通过微博回应，称报道严重歪曲了事实，并通过视频展示捐款证明。
调查捐建农贸市场收租金
报道中称，经记者调查，陈光标在家乡捐建的农贸市场每年的租金实际上变成了盈利的市场。
捐建的南京黄埔防灾减灾培训中心，看起来更像是陈光标在投资房地产。
除此之外，该报道称，经记者调查，陈光标今年向社会发布的捐赠单多处含糊不清，甚至有的受捐赠单位根本不存在。
另外还有捐款被退回、实际到账数额不够、把与他人合捐的数额算作自己一个人捐赠数额等情况。
质疑借慈善维护政商关系
报道指出，陈光标以高调慈善扬名之时，社会地位也节节高升，其公司业务也随之壮大，慈善之名为他的公司带来了不少生意机会。
基于中国“首善”的名号，很多地方政府都会给陈光标一个面子让其入围一些重点项目。
但记者调查发现，今年年初以来，陈光标的江苏黄埔项目已陷入困境实则负债累累，报道中有人称，陈光标或多或少想借慈善之名介入各地市政工程，慈善也是他维护政商关系的投资。
回应捐款已到账不怕任何质疑
昨日，针对这则报道，陈光标在其微博中作出回应，称报道歪曲了事实，他还会将慈善进行到底。
针对报道中提及的中国青年基金会，陈光标称记者没有核实。
“它的全称是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去年我捐了800万，已经到账，可以核实。
”陈光标称，他不怕任何质疑，“我高调慈善是为了带动更多人做好事，可能得罪了某些利益集团，收买了某些小媒体。
”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报道，陈光标回应称，报道98%不属实，他不排除通过法律途径为自己维权。
除了针对慈善捐赠的回应，还称自己的公司在多个省份经营再生资源，业绩良好。
证据视频展示其捐款证明
除发微博文字、图片外，还上传了一段视频回应质疑。
视频中，陈光标称，他在家乡没有挣过老家一分钱，并出示了一份家乡政府开具的接收证明。
并称，多年来农贸市场和养老院都是免费，所有垃圾清扫费、员工工资、水电费，都是他支付，去年他已经转交给地方政府，并拿出了一张证明。
随后，陈光标在视频中针对报道中提及的几项被质疑的捐赠，出示了他捐给智利地震、海底地震、玉树地震等多项捐赠收据，以及捐给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江苏光彩促进会的多项证明。
不过，一些证明上的内容，视频中并不能看清。
捐款无凭证核查难度大
此前，陈光标因其各年的大额捐款，屡屡登上胡润慈善排行榜、福布斯中国慈善榜和中国慈善排行榜。
今年4月，胡润慈善排行榜，陈光标和黄埔投资以2.2亿元的捐款名列排行榜第八。
而在同月发布的福布斯中国慈善榜中，陈光标及黄埔投资捐款数额为7171万元。
4月26日，曾在2008年让陈光标获得“首善”称号的中国慈善排行榜即将发布2011年榜单。
面对媒体对陈光标多项捐款的质疑，慈善排行榜如何核查慈善家的捐款也受到公众质疑。
慈善排行榜评定的依据是什么？
如何确保上榜慈善家捐款数额的准确性？
中国慈善排行榜捐款数据无法做到很准确
昨日，中国慈善排行榜新闻发言人赵冠军介绍说，慈善榜的数据主要来自民政系统、捐赠者或捐赠企业自己、各公益机构、各种公开媒体报道的捐赠数据等。
赵冠军称，设立中国慈善排行榜的目的是为了扬善，不希望给很多人制造负面影响。
排行榜搜集的数据不是为了给政府提供参考，因核查难度很大，无法做到很精确的程度。
“我们讨论了好多有争议的数据，最后把握一个基本原则，有凭证的就公布，没有凭证的不予以公布。
”
没有捐款凭证核查难度大
赵冠军称，在中国慈善排行榜的数据核实中，能够提供捐赠发票等凭证，排行榜办公室不会再进行核查。
没有发票等凭证，办公室会让工作人员分区域核查，其中陈光标去年的捐款因涉及地域较多等原因，安排3名工作人员参与核查。
“今年的榜单核查很严格，尤其是针对5000万以上的捐款。
”赵冠军称，针对没有凭证的核查，确实有一些难度。
以陈光标为例，去年他声称捐款有3个亿，但其中有票据和政府依据的不多。
陈光标有很多钱是直接发送到受助人手中，而工作人员又不可能一个个村跑过去进行逐一核查，因为信息量太大了，这就给信息核查造成了一些问题。
捐款方和受捐方会“消失”
除此之外，中国慈善排行榜办公室早先接受采访时曾称，调查一笔善款的到账及使用情况是一项较为繁复的工作，需要捐赠方、受赠方及第三机构的有效配合。
一些民企、国企及基金会因为有严格的流程，致使调查进展遇到阻力。
“消失的”捐款方和受捐方成为调查的最大障碍，经常遇到“查无此号”或电话无人接听的情况。
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按规定不可以撤销
昨日，多家基金会表示，捐赠承诺不兑现或延迟的情况，或多或少遇到过。
当遇到上述情况时，捐赠协议是基金会维护自身权利的法律依据。
对捐款延迟的原因，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解释，有可能因为企业经营困难暂时拿不出钱，或因为内部决策层出了问题，比如承诺捐款的企业代表承诺捐款，但回去与企业其他领导层意见没有事先达成统一。
“除非捐赠方通过捐赠承诺获得了利益，一般情况下不会采取法律手段。
”
王行最认为，遇到捐献不能兑现时，最好先协商解决，看能否延缓到账或分期到账等，尽可能让捐赠方履行承诺。
如果是诈捐，承诺捐赠方通过捐献承诺得到了相关利益，就依据捐赠协议，以法律维护权利。
根据相关规定，捐赠是不可以撤销的。
诈捐或恶意炒作难惩罚。
捐献需要依据本人的意愿，不能强求对方。
如果对方确实反悔，最好能通过内部协调，尽可能让他来履行承诺。
王行最说，“个人认为，不应该采取法律诉讼的手段”。
王行最认为，从政府角度来说，对不兑现承诺的企业和个人，应从政策或法律上给以界定和规范，比如借捐款进行恶意炒作，在某一个场合举捐赠牌、口头承诺要捐多少钱却未兑现，这要给什么样的惩罚。
“据我了解，目前这一块还是真空。
”
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对有缺点慈善家要宽容”
“中国的慈善排行榜收集的数据缺乏公正的来源。
”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指出，不同慈善排行榜数据来源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没有一个可靠准确的渠道。
慈善排行榜应尽力保证榜单的客观公正，让公众看到捐赠数字的同时，也看到这些捐款发挥的作用。
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在目前公益慈善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与国际社会相比，中国的公益慈善在很多方面都不成熟，所以，要用更宽容的心态看待做慈善的人。
在慈善界，对有缺点的企业家一定要宽容，防止水至清则无鱼，企业家不敢做慈善，或做慈善时畏首畏尾。
你的思索：
時事新聞—天災與人禍
任何一场天灾，都是一场人祸
我们总无法让切尔洛贝利永归回忆，就在那场核殇之后，一连串的事故兵没有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而减少，各国政府呼吁自查，不要让切尔诺贝利的悲剧再次上演，可我们发现，那只是一个“传说”。
当年造成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原因如今依旧在不同的地方上演着各种各样的悲剧。
当年因辐射而被特质的铅棺下葬的人我们记住了，可还有多少人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死去却渐渐的被人遗忘了。
日本核泄漏：
重走切尔诺贝利老路?
日本政府12日正式宣布将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严重程度评价提高到最高级别7级之后，多家日本主流媒体质疑称，大量放射性物质从上月中旬就已经释放出来，而为什么在1个月后才把级别调高到7级？
是不是有隐瞒行为？
设计缺陷导致墨西哥湾漏油
美国负责调查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的总统委员会成员28日表示，英国石油公司和负责油井施工的哈利伯顿公司忽视了“出事”油井的水泥设计缺陷。
两家公司早在今年3月8日就已知道后来“出事”的马孔多油井存在水泥设计缺陷，却无动于衷。
轮番上演的矿难：
技术瞒报一个不少
矿难，在我们国家可以说的上是最常见的一种人祸了。
2010年3月28日山西王家岭煤矿发生透水事故，死难矿工数据遭到质疑，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称舆论质疑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瞒报有多少生命就那样被埋葬在井下。
拿什么纪念切尔诺贝利核难人类探索未知领域需带敬畏之心
防患于未然是对切尔诺贝利最好纪念
在今年日本地震引发核泄漏危机后，我们或许应该重新回顾那场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核灾难，认真从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进行一场形式主义的纪念。
不仅发生核危机的日本，未曾发生核事故、但正在利用以及打算利用核能的国家，也需要从那场灾难中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事故发生后，应该向民众和国际社会保持充分的透明度。
我们需要时刻牢记，在人类和平利用核能的同时，也须时刻提防核能潜在的巨大风险，并为应对出现最坏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防患于未然”是对“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最好纪念。
新能源利用是好事，但不能忽视风险
核能发电的利弊早就讨论了不是一天半天。
清洁和相对低廉的成本是核能发电的长处，然而一旦发生泄露引起的灾难又让人对它望而却步。
中国的经济发展曾因牺牲社会建设、牺牲资源环境作为代价。
但发展并不是必须要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利益做出牺牲。
之所以部分民众“谈核色变”，就因为担心成为核电发展进程中的牺牲品。
所以更要求决策者能充分兼顾各方利益，不仅要看到建设的好处，更应充分衡量建设过程中的风险，仅仅表态“发展核电的决心和发展核电的安排是不会改变的”，只能会加剧部分人的抵触心理。
我们要有知情权：
信息透明是基本
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并不是一起简单的意外事故所造成，背后隐藏着一连串的谎言、官僚主义和违背科学规律的行为。
正如有位学者所言：
“切尔诺贝利最大的灾难，并不是辐射，而是谎言。
”“领导层对此问题视而不见，他们以为切尔诺贝利已不存在，”尤多维琴科说，“切尔诺贝利确实存在，那200吨（核废物）也真实存在。
”而在日本国内，反对核电站的呼声也从未停止过。
他们的对策就是任何信息都公开，居民随时可查询。
只有信息透明，才能让所有人在第一时间做好应对一切的准备。
你的思索：
时事新闻--旅日留学生机场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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