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育六十年(1949～2009).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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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周年人才路”系列之三
中国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育六十年（1949～2009）
唐华茂周文斌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在一个重农抑商传统浓厚的国家，培育工商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困难重重、但也意义重大。
文章探索性地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企业经管人才培育分四个阶段加以述评；从全社会、各级政府、经管人才自身、民企经管人才四个方面提出了这支队伍培育中尚存的比如经管者自身“商本位”职业价值观不够牢固等重大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诸如淡化国企经管人才行政官员色彩等五个方面的战略性对策建议。
[关键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培育市场主体商本位
中国是一个有着漫长封建历史的国度，以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长期占主导地位，呈现明显的重农抑商路径特征；政治、文化上官本位意识浓厚，工商业发展和工商从业者成长自然是步履维艰。
清末以前基本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工商企业和工商企业家。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受外来侵略势力的强烈冲击和国内巨大的变革压力，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涌现了一批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洋务派官僚士绅，发起了一场“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引进了大量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中国由此萌发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催生了一批企业家，张謇、陈启沅、孙家鼐、经元善、郑观应、庞云缯、唐廷枢、周学熙等人就是当时民族企业家代表。
辛亥革命以后，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比以往更大的发展机会，产生了许多较大规模的工商企业，并出现了很多成功的企业家。
在这一时期，经商办企业的原封建官僚、地主以及买办，自己兴办各类企业的手工业者、小商贩或学徒，回国投资办企业的海外华侨商人、归国兴办实业的留学生等构成了民族企业家的主要来源
。
穆藕初、荣宗敬、荣德生、刘鸿生、范旭东、卢作孚、陈光莆、宋汉章等人是这一阶段比较成功的企业家代表。
但受政治、经济等因素制约，在我国历史上最终未能形成独立的民族企业家阶层，民族企业家也未能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60年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万亿元，比1952年增加440多倍，居全球第三位。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率达到9.7％，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巨大转变。
与此同时，作为国民经济基本细胞的企业也实现了高速发展，数量和规模持续增加。
截至2008年底，我国实有企业971.46万户，实有注册资本（金）43.48万亿元，企业法人户均注册资本（金）575.14万元
。
企业乃至国民经济整体保持较高发展水平，依赖于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数量和素质的不断提高，企业产业的发展与经营管理人才的成长互为因果，互相促进。
但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由于思想、体制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对于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重视程度不够，在经济建设和管理实践中，往往是按照选拔行政干部的标准，运用行政手段进行企业管理人才选配管理工作，从而影响了我国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育和发展。
直到2002年，我国才第一次明确将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问题独立于党政人才队伍建设提出来。
当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其中明确提出“着力建设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
《纲要》公布了我国当时的人才家底：
“到2000年底，我国具有中专及以上学历或专业技术职称的各类人员达到6360万，其中党政干部585.7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780.1万，专业技术人员4100万，其他人员894.2万。
”《纲要》指出，人才队伍建设工作要“坚持以人才资源能力建设为主题，坚持以调整和优化人才结构为主线，坚持以培养和选拔党政领导干部、企业家、学科带头人为重点，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坚持以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为根本出发点。
”在这份《纲要》中，对我国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三方面具体规划：
重点培养造就优秀企业家；努力建设高素质、职业化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形成有利于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成长的新机制。
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贯彻党管人才原则，坚持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一起抓，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培育具有市场观念的高素质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性、基础性、长期性工作。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也是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成长、壮大最快的60年。
总结中国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工作的经验成就，发现尚存的问题，研究解决的思路，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一、六十年来我国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育状况
从我国过去6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企业管理者主要是一些旧社会的民族资本家和经营管理人员。
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一个企业就像一个大车间，实际上被视为非经济组织，企业有生产，无经营；管理也只是生产管理。
开始于1964年初的工业学大庆运动后，我国主要是以管理一般行政干部的方式管理经济干部。
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抓革命促生产、以政治代经济的倾向明显，企业的经营管理更是处于非正常时期。
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企业本位论”
的提出，以企业为主体进行经营管理才有了可能，从而在客观上开始对经营管理者产生需求，并逐步形成企业经营管理者产生的条件与环境。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推进城市经济和企业体制改革，企业逐步成为真正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
此时，经营管理者对于企业发展就显得十分重要。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国有企业逐步迈向市场，开始进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创新阶段；同时，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壮大，一批国企和民企的经营管理者开始大显身手。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加入WTO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企业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从而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创新能力以及市场化、国际化要求迅速提升。
（一）1949～1957年我国企业经营管理者培育状况
新中国刚建立时，我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经济占国民经济的90%，工商业只占10%。
我国主要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加以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国营企业。
对企业的管理也是在实践中学习。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
采用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
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
”“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
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
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
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
不要摆官僚架子。
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
1949年12月，陈云在全国钢铁工业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明确提到，“据我知道，中国的产业工人不过三百万，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大约三十万。
”“这些人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要很好地使用他们。
”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为了完整地把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接收过来，尽量减少接收过程中对原有经济组织造成的损失和破坏，保护社会生产力，接收后能够安定人心，稳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提出了实行“原职、原薪、原制度”的政策，不打破企业原来的组织结构。
原来的厂（矿）长、工程师及其他职员，愿意继续服务的，只要不是破坏分子，就继续担任原职务。
负责接收工作的军代表仍然主要依靠原有机构和人员继续维持企业的各项日常工作，不代替原管理者进行指挥管理，只是负责监督其工作，以保证上级命令的执行。
企业原来的工资标准、工资等级和奖励制度等，暂不取消，不任意改变。
企业中原有的各种制度，暂不宣布废除，不任意改革。
这样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成为了主导力量，为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在1949年完成了对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没收工作以后，政府就开始实行企业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管理制度。
在企业民主改革方面，彻底改变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领导机构，由接收时派遣军事代表进行监督和间接管理的办法，进一步发展到由国家委派厂长（或经理）直接管理企业，国营工矿企业中原来的经营管理者就被国家委派的管理者所取代。
工厂管理实行民主化，凡属国营公营的工厂企业均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
管委会由厂长（或经理）、副厂长（或副经理）、总工程师（或主任工程师）及其他生产负责人和相当于以上数量的工人职员代表组成。
管委会是在上级工厂企业管理机关领导下对工厂企业统一领导的行政组织。
管委会的主要任务是根据上级企业领导机关规定之生产计划及各种指示，结合本厂实际情况，讨论与决定一切有关生产及管理的重大问题。
1951年，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决定，学习前苏联在企业管理方面“一长制”的做法，在国营工业企业生产行政管理工作上实行厂长负责制，但实行厂长负责制应同管理民主化结合起来。
由于其他地区条件不具备，厂长负责制只在东北地区试行，其他地区实行党委负责制。
[2]
与对官僚资本主义企业采取没收政策不同，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主要采取的是实施保护并有限制地发展的政策，开展“五反”运动，恢复和改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这期间，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仍主要是由民族资本家等原企业经营管理者自行进行经营管理。
从1953年开始，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
根据1954年当时政务院颁布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规定，合营企业受公方领导，由人民政府主管业务机关所派代表同私方代表负责经营管理。
公私双方代表在合营企业中的行政职务，由人民政府主管业务机关同私方代表协商决定，并且加以任命。
他们在企业行政职务上，都应当有职有权，守职尽责。
合营企业对于企业原有的实职人员，应量材使用，适当照顾。
[3]但从实际执行上来看，由于对阶级矛盾的强调，公私合营企业中公私关系正常、资方人员“人尽其才”的并不多。
[4]因此，通过公私合营过程，客观上促使原来管理企业的资本家基本上退出了管理和控制，企业完全交给政府，主要是由政府派人或从职工中提拔新的管理人员对合营企业进行管理，企业完全转变为国有企业或公有企业。
[5]
“一五”期间（1953～1957年），通过对民族资本实行公私合营的政策，我国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原来的私营企业成为国营企业，归各级人民政府主管业务机关领导，成为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单位。
原来经营管理企业的资本家逐渐被政府选派的人员所取代，基本退出了企业主要管理岗位。
政府选派的企业厂长（经理）成为了执行国家计划职能，进行企业内部生产活动组织的国家干部，而非企业经营管理者。
在企业管理方面，通过培训、人才引进等多种方式，从前苏联学习了许多知识和经验，并运用于实践过程中，对于制度建设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1958～1978年我国企业经营管理者培育发展状况
在这一阶段，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企业成为无权、无利、无责的政府部门附属物，听命于政府部门，国家对国营企业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制定指令性计划决定国营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企业的采购、生产、销售、投资、财务、劳动工资等方面都是国家计划的延伸和具体执行。
原来曾推行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文革”期间，曾实行革命委员会主任负责制或军代表负责制），企业负责人由政府或政府主管部门通过单一行政机制选拔或任免，其身份是具有行政级别的“国家干部”。
企业负责人缺乏独立性、创造性、主动性和市场性，其职责是完成政府下达的各种指令性计划，而不承担独立经营管理企业的任务。
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和“官本位”行政配置模式下，企业作为生产单位，对经营管理人才没有需求，经营管理人才在企业缺乏发展空间。
因此，在这一阶段，我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营管理者，有的只是已经行政化、官员化了的生产管理者和企业长官（书记、厂长或经理）。
为完成上级政府主管部门下达的各种指令性生产计划，他们的主要工作任务是进行企业内部的生产组织和安排，通常要花费很大精力用于处理和协调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在企业内部管理方面，企业负责人实际缺乏必要的自主管理权限，习惯运用行政手段，缺乏市场经营观念和经营策略意识，没有竞争意识和能力。
在这期间也进行了关于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管理制度探索，如在1958年以及1969年进行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变革。
这两次改革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内，围绕解决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条块关系问题进行的变革尝试，其着眼点主要是为了扩大地方权限，对于企业经营自主权却基本没有涉及，企业负责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总体而言，在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培育和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但值得一提的是，1961年的《工业70条》出台。
9月16日，中共中央将庐山工作会议上通过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70条》）发给各地各部门讨论和试行。
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工业70条》提出了整顿国营工业企业、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些指导原则，主要内容是：
加强企业的计划管理、建立健全各种责任制、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加强对企业的民主管理和监督、严格企业的技术管理规章制度、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规定职工工资和奖惩制度等。
同年11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冶金工作七年规划汇报时发表的讲话《大批提拔年轻的技术干部》，对于年轻专业技术干部的使用和培养提出了具体要求，推动了我国企业专业人才的培育和发展。
[6]
（三）1979～1992年我国企业经营管理者培育发展状况
这一时期是企业改革的探索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我国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企业制度和生产经营运行机制也都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有企业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政府的附属物和国家计划控制下的“生产车间”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微观经济主体转变，企业负责人在企业经营管理中逐渐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下承担企业经营和管理职能的企业经营管理者方向发展。
这期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处于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导向的探索阶段。
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在保持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基础上，通过调整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明确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应该具有的责任、权限和利益，先后实行了放权让利、工业经济责任制、利改税、股份制试点等多种改革方式，赋予企业更多的经营管理权限，以增强其活力。
企业负责人随之开始承担更多的企业管理和经营责任，对其生产经营管理能力提出了要求。
为了适应现代化企业的发展要求，提高我国企业管理水平，促进管理的现代化，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培育具有现代化企业管理能力的经营管理人才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
1978年7月，由许涤新、马洪、蒋一苇等学术大家和高层领导联合包括中国社科院在内的9家单位联合创办了《经济管理通讯》（1979年1月更名为《经济管理》），这是我国第一本管理类学术刊物，在新时期企业管理知识传播和相关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同年11月，由部分企业经营工作者以及从事管理科学研究、教学、咨询工作和行政领导工作的相关人员共同发起成立了以管理科学的学术交流、科学普及与实践经验总结交流为宗旨的国家一级学术组织——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CSMM）。
1981年，中国工业企业管理教育研究会成立（1995年3月经国家民政部批准更名为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挂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这个研究会为企业管理的研究组织和人才培养做了大量工作和贡献。
1979年，根据当时国家经委访日代表团向国务院上报的《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报告》的有关建议，1979年3月成立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企业家之家（1999年，该协会更名为中国企业联合会，亦称中国企业家协会）。
在召开成立大会的同时，协会协助国家经委举办了第一期企业管理研究班，这是我国新时期企业管理培训史上首次国家层次的培训班，培训了包括各级工业主管部门领导人和企业负责人在内的高级管理人才110名，标志着我国高层次、大规模的企业管理培训的开始。
1979年，全国完成职工教育和培训人数达1000多万，其中进入各种短期培训班的人数有500多万。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这类短期在职培训对于普及企业管理知识，培养企业管理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学习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理论方法以及经验技术就成为提升我国企业管理水平，培养企业管理人才的重要途径。
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关于培训中国企业管理人才、引入哈佛案例教学法的中美合作协定书，开办“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引进的第一个国外现代管理教育办学机构。
1980年第一期中美管理培训班在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开课。
美国从全美选派了30多位管理学教授组成教学团负责教学，我国则从全国各大中型企业、国家相关部委选拔了150多名中高级企业管理人员参加。
教育模式采用美国MBA课程模式并进行了浓缩，运用案例教学和模拟决策教学方式，内容包括组织行为学、高级财务、市场营销等10多门课程。
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MBA教育。
之后，自1984年起，由原国家经委与美国、欧共体、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陆续联合举办了一系列国际合作工商管理培训和MBA教育项目。
主要包括：
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管理学院联合在中国的MBA教育、中国企业管理培训中心和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合办的中欧管理中心（1994年更名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西安中国设备管理培训中心与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合办的中英合作项目等。
1982年，在著名经济学家、管理学家蒋一苇先生等人的推动下，在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关怀支持下，依托中国工业企业管理教育研究会
[7]和《经济管理》月刊创办了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
1983～1985年间，共招收三届学员近3万名。
学校设立了“工业企业管理”专业，教学对象主要是工业企业中中层以上干部。
到1986年底，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在除西藏、青海、新疆以外的26个省、市、自治区的大中城市建立了79所分校。
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在办学过程中，严格掌握办学条件，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制度，教学等各项活动有切实的组织保障，严格把好入学、学期考试、毕业三关，编写了有较高质量的整套教材，保证了教学质量。
特别是在“学以致用，学用结合”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我国以后开展在职中高级管理教育培训、包括选择广泛实行的MBA教育进行了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管理学教育和研究对于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培育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984年，教育部批准我国部分院校成立或恢复管理学院，这促进了我国管理学的发展和传播以及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
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设立MBA学位和试办MBA教育，首批批准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西安交通大学9所高校开展试点工作，并于1991年开始正式招生。
当时全国只招收了86人。
在改革初期，由于我国企业管理工作较薄弱，加强企业管理基础工作，进行企业整顿就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国有企业通过整顿，围绕提高素质和经济效益这一中心工作，重点整顿和建设企业领导班子，打破了以往的领导干部终身制，按照干部“四化”要求选拔了一大批有开拓精神、有专业知识、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到领导岗位上，实现企业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使企业领导班子的素质和结构得以优化，并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管理培训，提高了企业领导人的管理能力。
与国营企业自主权扩大相适应，这期间我国企业领导制度也不断改革和完善，逐步由以往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发展为厂长（经理）负责制。
城乡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以及三资企业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978年和1992年，我国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比重分别为77.6％和51.5％，而这期间，集体和个体私营企业所占比重则由22.4％上升到40.9％。
[8]蓬勃发展的非国有企业也造就了一大批更具有市场意识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
1988年3月，为了表彰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企业改革者，国家经委联合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授予汪海、马胜利、冯根生、邹凤楼、尚海涛、李华忠、陈祥兴、孟祥海、朱毅、杨其华、周冠五、齐心荣、殷国茂、徐有泮、应治邦、于志安、黄春萼、邢起富、陈清泰、霍荣华20人“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金球奖）”称号。
这是我国第一次以“企业家”称号公开表彰企业经营管理者，对于促进我国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培育和成长，提高我国企业管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91年，农业部首次评选、表彰了500名乡镇企业家，其中包括51名优秀乡镇企业家，也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应当指出的是，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企业管理人才的培育和使用。
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起，他就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
一个拖后腿的问题是普遍存在不会管理的现象。
技术落后，管理技术水平低，在工业上是个很突出的问题。
你讲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就要比人家管理得更好。
1986年12月19日，他在听取几位中央负责同志汇报时说，“这些人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多数都有一定知识，到基层竞选厂长、经理，显示自己的本领去嘛！
”
[9]1991年8月20日，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们现在不是人才多了，而是真正的人才没有很好地发现，发现了没有果断地起用”。
[10]高层领导的重视，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发展。
（四）1993～2009年我国企业经营管理者培育发展状况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
就国有企业改革，《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并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和步骤。
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认识和近期、中长期目标。
自1993年以来，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国有企业改革就从放权让利为主转向机制转换、制度创新为主。
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在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国有资产管理改革，企业结构优化，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国有企业逐步迈向市场，成为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的经济主体。
2007年，我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18万亿元，，实现利润1.62万亿元。
截至2007年底，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同比增长23.1％，资产负债率为57.3％，净资产收益率为8.5％。
[11]
自邓小平1992年初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在国有企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我国民营经济获得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条件。
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22条规定：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2007年又颁布实施了《物权法》更是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民营企业在这一阶段迅速发展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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