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经济差距与苏联解体的关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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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经济差距与苏联解体的关系

试析经济差距与苏联解体的关系

──兼对多民族国家民族分离主义的思考

丁志刚

2011-3-2614:

31:

53　　来源：

《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3期

　　【内容提要】遭遇的相似、观点的接近和对赫鲁晓夫逐日增加的怨气，使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四位本来互不相容的政治对手渐渐走到了一起，而赫鲁晓夫决定追究大恐怖年代滥杀无辜的责任又将马林科夫等人逼上了绝路，他们抱着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心理，又鉴于苏共二十大后出现的形势有对他们有利的一面，遂于1957年6月联合发起了推翻赫鲁晓夫的行动。

一向不被人们所注意的赫鲁晓夫在1957年5月13日作家会议上的讲话和此后不久中央主席团委员将要进行的列宁格勒之行，竟是他们发起这一行动的导火线。

　　【关键词】苏联马林科夫赫鲁晓夫

　　［作者简介】徐隆彬，1960年生，潍坊学院政法系副教授。

（潍坊261043）

　　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在1957年6月联合发起的推翻赫鲁晓夫的行动①，不仅令赫鲁晓夫深感意外，就是在他人看来也很是不可思议：

其一，这一行动的发起者原本互为政敌。

苏共中央委员安德烈耶夫当时就这样说过：

“你看，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联合起来了。

这简直是个违反自然的化合物。

在党内谁不知道莫洛托夫总是和马林科夫争斗不休？

”“谁不知道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长期不和呢？

”②至于布尔加宁更是与上述三人素来不睦而与赫鲁晓夫则情同手足，并且正是因为赫鲁晓夫的竭力举荐他才得以荣任部长会议主席之职。

其二，1957年年中，赫鲁晓夫正在第一书记的岗位上干得得心应手，如日中天。

那么这些人为何能捐弃前嫌，纠合到一处？

为何要推翻且又敢于起来推翻赫鲁晓夫呢？

他们举事的导火线又是什么呢？

弄清楚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苏共党内错综复杂、跌宕起伏的斗争状况，而且还会引发我们的不少思考。

　　一　马林科夫等人为何能捐弃前嫌，走到一处？

　　1．赫鲁晓夫的“各个击破”之术将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变成了难兄难弟。

1953年7月贝利亚被捕后，赫鲁晓夫旋即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与他一同除掉贝利亚的党政一把手马林科夫。

这个时候，作为党和政府第二号人物的莫洛托夫出于对马林科夫那把交椅的觊觎，毫不犹豫地同赫鲁晓夫站到了一起，为赫鲁晓夫排挤马林科夫摇旗呐喊，出力不小，终于迫使马林科夫在1955年2月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辞去了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莫洛托夫满以为在马林科夫卸任后，作为党的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会鉴于他的地位、表现和资历，顺理成章地提议他继任此职，谁知赫鲁晓夫却冷冷地将他撇在一边而热情地举荐布尔加宁，他更没有想到

　　①虽然组织和发起这一行动的就是这四个人，但195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出于策略上的考虑，特别是鉴于布尔加宁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在其通过的决议中故意为布尔加宁作了掩饰。

　　②《历史档案；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638、639页。

　　自此之后他竟成了赫鲁晓夫的主要斗争对象。

　　这次更换部长会议主席的会议刚一结束，从2月至4月《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便连续发表文章，强调党的对外政策应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和平共处为基础。

明眼人一看便知，此举是针对莫洛托夫反对签订与奥地利的和约来的。

在1955年7月的中央全会上，对莫洛托夫的批判进一步升级，赫鲁晓夫不仅点名批评了莫洛托夫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而且对他的夫人宴请美国驻苏大使波伦的夫人一事大发议论，称这是他怂恿夫人干预国家事务。

　　此后，对莫洛托夫的批判便成了家常便饭。

　　1955年9月《共产党人》杂志将他在同年2月提出的苏联尚处在“奠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的发展阶段的观点，斥之为“在理论上毫无根据，在政治上是有害的”。

在赫鲁晓夫的压力下，莫洛托夫被迫作了公开检讨，承认“这一说法造成了思想问题上的混乱，同党关于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决议相矛盾，使得人们对我国已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产生怀疑。

”①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和一些代表在继续批判马林科夫的“错误观点”的同时，对莫洛托夫的诸种“错误观点”也进行了批判。

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此时犹如一对难兄难弟，只好再次就自己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检讨。

　　与此同时，莫洛托夫在中央也渐渐处在了靠边站的境地，尽管他主管中央的外交工作且身兼外交部长，但由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进行的一系列重大的外事活动他都未能参加。

终于在1956年6月l日铁托访苏前夕，他被迫辞去了外交部长的职务。

不久，卡冈诺维奇也辞去了国家劳动和工资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被批判、被排挤的境遇使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这一对过去总是“争斗不休”的老冤家同成了“天涯沦落人”，他们在对赫鲁晓夫的不满和怨恨不断加深的同时，彼此之间的矛盾则日益淡化，两人的关系显著地改善了。

　　2．日讨论在二十六上批判斯大林时起，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的观点渐趋一致。

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八个人境遇日渐接近的同时，他们的政治观点也渐趋一致。

　　但是，自苏共二十大前夕中央主席团讨论赫鲁晓夫提出的在二十大上公开谴责斯大林的建议时起，一直到1957年上半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的观点却变得接近或一致了，这表现在：

在批判斯大林问题上，他们都不赞成在二十大上对斯大林进行公开批判，认为这样做会降低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威信，在党的队伍和人民群众中引起不满和苦恼情绪，为帝国主义反苏反共提供口实，从而使苏共和马列主义兄弟党陷入困境；在工业和建筑业改组问题上，他们都认为这种改组的时机尚不成熟，目前硬要去推行这种改组，势必会削弱中央的集中领导，造成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盛行，使全国的经济陷入混乱；在畜产品赶超美国的问题上，他们都认为赫鲁晓夫提出的在最近几年内使苏联畜产品的人均产量赶上美国的口号严重脱离了苏联的实际，是主观主义和冒险主义，而且同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相抵触。

　　观点的相同不仅增加了他们的共同语言，密切了他们的相互关系，而且使他们逐渐地、不自觉地形成了一个与赫鲁晓夫泾渭分明的阵线。

　　3．布尔加宁对政府权力削弱和自己“媳妇”地位的不满促使他加入了马林科夫等人的行列。

斯大林时期，苏联主要是以政府机构为中心进行活动，中央全会则往往数年不开一次，党的机构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在1952年的苏共十九大上干脆放弃了总书记的职位设置，身为部长会议主席的斯大林只肯担任一名一般书记。

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贝利亚等人承袭了这一方针，他们所看重的同样是部长会议正副主席职务，而将书记处放心地交给了赫鲁晓夫主持。

然而赫鲁晓夫在主持书记处的工作后，尤其是在1953年9月出任党的第一书记后，借助于当时出现的拨乱反正、恢复列宁的领导传统、批判贝利亚将国家保安机关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削弱党的领导这样的形势，一步步地将苏联的权力集中到了党的机构手中。

对此，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早有不满，认为这是用党的专政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

在1955年2月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当赫鲁晓夫再次谈到加强党的领导和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时，想当部长会议主席而未果的莫洛托夫终于按捺不住，愤愤地说：

“要是能稍微

　　①（苏）《共产党人》杂志1955年第14期。

　　降低一下党的作用就好啦！

”①自1957年年初开始的工业和建筑业改组，造成了绝大多数政府部门的撤销，政府机关的权力进一步遭到削弱，作为部长会议主席的布尔加宁和作为副主席的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均感到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受到了损害而对这一改组表示反对。

当1957年5月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最终通过了关于改组的决议后，布尔加宁又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既不召集有关负责改组的人员到部长会议开会研究，也不就改组问题作任何严肃的指示②。

自此，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找到了和布尔加宁的共同语言，他们以斯大林逝世以来政府机构权力遭到了削弱为依据，以维护政府机构、维护部长会议正副主席利益的姿态不断地向他进谗助火，致使布尔加宁对赫鲁晓夫的不满大为增加。

　　其实，早在工业和建筑业改组之前，布尔加宁对赫鲁晓夫就已有不满情绪。

自1955年2月布尔加宁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之后，他就成了苏联第二位担负重任的人，如同所有升迁新职的人了样，布尔加宁希望得到与他新升迁的部长会议主席的地位和年份相适应的礼遇与尊敬，这不仅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实际上也是工作的需要。

可是在赫鲁晓夫看来，布尔加宁能够得到这一职务完全是因为他的“恩赐”，根本没把布尔加宁这个部长会议主席当作怎么一回事，动辄对他批判、训斥，要么就是有意无意地将他置于尴尬、狼狈的境地，弄得布尔加宁犹如一个唯唯诺诺、不敢开口多言的灰溜溜的“媳妇”。

这里仅举几例：

　　1955年7月，赫鲁晓夫随同布尔加宁一起去日内瓦参加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会议，起初其他三国首脑对布尔加宁颇为重视，因为他既是苏联的政府首脑，又是苏联代表团的团长。

但是不久他们就从赫鲁晓夫的表现和他对布尔加宁的态度中发现，他们完全是本末倒置了——赫鲁晓夫才是真正的“负责人”，布尔加宁不过是一名看赫鲁晓夫脸色行事的定车，于是他们便不再在布尔加宁身上浪费时间，而是直接同赫鲁晓夫进行谈判。

作为政府首脑的布尔加宁在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上竟被晾在了一边③。

而这时布尔加宁担任苏联政府首脑才5个月，正需要在世人面前尤其是在大国领袖面前树立自己的形象。

1955年11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一同去访问印度，在印方举行的招待会上布尔加宁称颂了列宁和甘地，赫鲁晓夫对布尔加宁将列宁和甘地相提并论大为恼火，怒斥道：

“假如你现在不采取补救的办法，假如你说的话又让苏联的传播媒体报道了出去，那我可不知道，该对你如何是好了。

绝不能干出这种事来，你要说什么，都应当事先考虑好。

”④1956年6月初在铁托访苏期间，布尔加宁又因将铁托称为“列宁主义者”而挨了赫鲁晓夫一顿撸。

1957年6月5～13日两人在访问芬兰时，布尔加宁因说芬兰的一个地方像军事观测所又受到赫鲁晓夫的批评：

“你听着，你在说什么呀！

你在说话之前必须三思。

有这样一句俗话：

在有吊死人的人家里，切莫谈论绳子。

从前，我们跟芬兰人打过仗，后来总算把关系搞好了。

我们去人家那里作客，仿佛是为了选择作战指挥所。

”⑤

　　对于诸如此类的指责布尔加宁均感不服，却又不敢争辩，他觉得他这个部长会议主席当得有些窝囊和憋气，并对赫鲁晓夫生发出许多怨恨。

正是由于这些不满、怨恨的积累，因工业和建筑业改组而导致的不满与怨恨的加剧，再加上马林科夫等人的离间，终于促使布尔加宁投入了马林科夫等人的怀抱。

　　二　马林科夫等人为何要推翻且又敢于起来推翻赫鲁晓夫？

　　1．赫鲁晓夫决定追究大恐怖年代滥杀无辜的责任，逼使马林科夫等人下定了推翻赫鲁晓夫的决心。

虽然马林科夫等人对赫鲁晓夫的不满正在日益加深，但要将如日中天的赫鲁晓夫推倒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中挨批遭贬并不鲜见，更何况他们虽然地位有些下降，但仍然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因而倘若他们能够维持现状，就此而善终，也不至于走出那冒险的一步。

　　在苏联实行大镇压的恐怖年代里，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曾同斯大林、叶若夫、贝利①《历史档案：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828页。

　　②同上书，第520页。

　　③（美）斯蒂芬·安布罗斯：

《艾林豪威尔传》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0页。

　　④《历史档案：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第899页。

　　⑤同上书，第900～901页．

　　亚等人一起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对于滥杀无辜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

有关档案资料表明，从1937年2月27日～1938年11月12日，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三人批准的死刑人数共计38679人，其中仅在1938年11月12日这一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就批准了3167人的死刑，里面不乏党政军各部门的领导骨干。

1938年11月21日，在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批准判处死刑的229人中，就有原中央委员、候补委员23入，原中央监察委员和苏维埃国家监察委员22人，原州委书记12人，原人民委员21人。

这些报请批准死刑的名单大都写得很草率，有的将姓名写错，有的一个名字在一份名单上反复出现，可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对这些事关人之生死的名单竟不屑一顾，便大笔一挥：

“同意判处死刑”或“全部枪决”①。

诸如此类的批示有一些并不关斯大林的事，而是由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独自作出的。

马林科夫则与贝利亚等人一同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列宁格勒案”，并且原苏共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库兹涅佐夫就是在马林科夫的办公室里被捕的②。

　　对于自己在大清洗年代犯下的罪行，莫洛托夫等人当然比谁都清楚，他们也知道，一旦这些罪行昭之于天下也就等于判了自己政治上的死刑，所以长时间以来他们对平反工作一直板加阻挠，对自己制造的那些冤案尤其讳莫如深，又捂又盖。

　　但是，随着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这个盖子的揭开，平反工作却越发向纵深开展，由莫洛托夫等人制造或参与制造的那些冤假错案不仅陆续得到了平反或审查，而且有关这些案件的材料也通过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其主席什维尔尼克的渠道送到了中央主席团，在主席团的会议上还公布了莫洛托夫等人当年签署的有关这些案件的文件③，从而把他们在这些案件中的罪责清楚地暴露在了全体主席团成员面前。

对此，莫洛托夫等人已是寝食不宁，心惊肉跳。

更令他们感到惊慌的是，那些长期蒙冤受屈、身陷囹圄的政治犯及其死于非命的政治犯的亲属，在他们的冤情获得洗刷后，马上又以满腔的悲愤强烈要求追究那些制造这些冤案的刽子手的责任，而赫鲁晓夫也在1957年4月25日中央主席团为讨论给西基尔、图哈切夫斯基等人平反和恢复党籍而举行的会议上提出：

“我们正在审阅一些材料，为那些被无辜杀害的共产党员死后平反，可是如何处理那些对滥杀无辜负有罪责的人呢？

是重新处理这个问题还是对党继续隐瞒下去呢？

”④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所有这些都使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意识到，他们的政治命运已是危在旦夕，赫鲁晓夫利用他们过去的罪行和被平反者关于严惩冤假错案制造者的呼声将他们置于死地已是一个时间问题，与其被动地接受惩处，不如先发制人，将赫鲁晓夫搞下台去，而在他们看来，这虽然要冒极大的风险，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

　　2．二十大后出现的形势确有对马林科夫等人有利的一面。

二十大后出现的形势有对马林科夫等人不利的一面，这一点上面已经谈到了，但同时也有对他们有利的一面。

如果说对他们不利的那一面迫使他们不得不发起倒赫行动的话，那么正是基于有利的这一面他们才敢于发起这一行动。

　　第一，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虽然有着重大而深远的积极意义，然而它的负面影响却更快地显现了出来。

在苏联国内，人们对中央突然如此严厉地谴责斯大林显然缺乏心理准备，不少人也缺乏正确认识，因而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

一是不赞成，不满意。

当时就在莫斯科的原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韦利科·米丘诺维奇在1956年4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

“当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有机会直接问及某些俄国人关于谴责斯大林的事时，通常得到的回答是，这一切使他们感到痛心，他们不懂得有什么必要这样做，说他们是在斯大林领导苏联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说他们跟着他在俄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说他们（指赫鲁晓夫等人）把斯大林搞成了上帝和天才，而现在又要用自己的双手把他推倒等等。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遇到过一次同我们谈话的苏联人中有谁怀着个人感到满意的感情谈到对斯大林的谴责并认为应当这样做。

”⑤在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的许多城市里，更是爆发了居民反对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游行示威，某些游①《历史档案：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8页。

　　②同上书，第779页。

　　③同上书，第439页。

　　④同上书。

　　⑤韦利科·米丘诺维奇：

《莫斯科的岁月》，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1页。

　　行示威甚至变成了骚乱。

另一种倾向是，全盘否定斯大林，歪曲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一些会场上，斯大林的画像被当众从墙上扯下撕碎；在某些游行中喊出了“打倒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在部分高校里出现了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宣传和反共政治活动。

在历史与理论研究中，出现了美化孟什维克，贬低布尔什维克和全面否定斯大林理论的倾向；在文学创作中，出现了摆脱党的领导，专写生活中的阴暗面，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倾向，等等。

在国外，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揭露的问题果然使西方国家找到了口实，从而掀起了反苏反共的狂潮。

一些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内出现思想混乱，党员遭到当局的迫害，于是出现了党员纷纷退党的现象。

东欧局势尤其动荡不安，罢工、示威接连不断，并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波、匈事件。

所有这些情况，不仅似乎都证实了莫洛托夫等人当初反对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和他们当时所列举的理由是正确的，而且迫使苏共不得不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明显压倒了反教条主义的斗争。

在此背景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的威信明显提高，在某些游行示威中，人们喊出了“打倒赫鲁晓夫”、“要莫洛托夫任苏联总理”、“莫洛托夫领导苏联共产党”的口号①。

1957年年初，从首都到地方，到处盛传莫洛托夫将当中央第一书记，而赫鲁晓夫将被贬为农业部长②。

这些政治传言，既反映了一部分人根据当时形势对苏联未来政局所作的判断，也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心愿，对此，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当然心中有数。

　　第二，赫鲁晓夫所推行的工业和建筑业改组，即撤销工业和建筑业各部，建立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使得大批原政府部门的要员不得不离开莫斯科，连同家人一起下到地方，这就不能不引起他们的不满和抱怨。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在1957年3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在已经知道自己所管的部要取消的部长中间，已经出现了不满的现象。

听说，苏联最高级的官员在抵制，多少年来他们一直身居高位，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得以这种方式放弃自己的职位。

这些人中间正在谈论，在‘哈齐亚英’（‘主人’的意思，指斯大林）领导下毕竟比在现在这批人领导下要好一些。

”③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在1957年5月提出的“在今后几年内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畜产品产量方面赶上美国”的任务，也给各加盟共和国和州的领导人带来了很大压力。

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1957年苏联的肉类总屠宰量为750万吨，平均每人36公斤，美国则分别为1600万吨和97公斤。

在1955～1957年的两年里，苏联肉类总屠宰量平均每年增加60万吨，年增长率不到10％。

根据这一增长速度来推断，即使美国今后的年增长率为零，苏联也需要15年才能赶上美国。

而赫鲁晓夫却要求只用3～尽年的时间就要达到这一目标，而且人们都知道，如果到了时候哪个地区完不成任务，赫鲁晓夫惯用的手法便是对这个地区的领导人进行批评、嘲讽或撤职，因此苏联地方各级领导人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这一任务的不满和非议是不难想象的。

这样，马林科夫等人也就有理由认为，一旦他们发起倒赫行动，那些对赫鲁晓夫不满的中央部长们和地方上的“封疆大吏”们是完全有可能站到自己一边的。

　　第三，斯大林逝世后，随着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批判，集体领导得到了加强，中央主席团的民主状况大为改善。

1957年5月10日赫鲁晓夫在会见美国《纽约时报》总编辑时说：

苏共中央主席团定期开会，每星期至少一次，苏联部长会议也是如此，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

　　这种情况使马林科夫等人认为，只要能争取到在主席团会议上拥有表决权的主席团成员的多数，就能够解除赫鲁晓夫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

他们当然知道，主席团会议无权就第一书记的去留问题做出决定，只有中央全会才有这个权力。

但主席团会议却有权就这个问题提出建议，而在历史上，由政治局、主席团提出的建议有几次得到中央全会的否决而不是被顺利通过了呢？

何况无论是逮捕贝利亚还是解除马林科夫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不都是只要主席团的多数成员达成一致就顺利地把事给办了吗？

更何况工业和建筑业的改组问题、畜产品赶超美国的问题已使许多中央委员对赫鲁晓夫心存敌意呢？

总之，马林科夫等人相①于今、江淮编译：

《历史的辛酸回忆》，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

　　③《历史档案：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704页。

　　③韦利科·米丘诺维奇：

《莫斯科的岁月》，第293页．

　　信，只要能争取到多数主席团成员，也就有了取胜的把握。

把凡是对赫鲁晓夫不满的部长会议正副主席加起来，就足以构成了主席团委员的多数。

　　三　马林科夫等人起来推翻赫鲁明夫的导火线是什么？

　　1957年5月13日赫鲁晓夫在作家会议上的讲话和不久之后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们将要进行的列宁格勒之行，是马林科夫等人在1957年6月起来推翻赫鲁晓夫的导火线。

　　在这次由苏共中央召开的作家会议上，赫鲁晓夫向与会的作家们公开了他与莫洛托夫的分歧①。

一般说来，在这类会议上中央领导人总是尽量掩饰他们的矛盾与不和，而对有关他们之间关系紧张的某些“谣言”去进行辟谣的。

既然赫鲁晓夫在这里不顾影响和后果地谈论他与莫洛托夫的分歧，那么在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看来赫鲁晓夫对他们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时间也就近在眼前了。

尤其令马林科夫感到不安的是，赫鲁晓夫马上又要和全体主席团成员一起到列宁格勒去参加该城建城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并在那里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

　　尽管在过去的大恐怖年代里马林科夫的罪责较之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要轻得多，但他参与制造的“列宁格勒案件”却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

　　几年来这块心病不仅搞得他痛苦不堪，而且害得他神经过敏。

早在1954年12月公布前国家保安部长阿巴库莫夫是“列宁格勒案件”的要犯之一的前夕，马林科夫就忐忑不安地打电话问苏联总检查长鲁坚科：

“阿巴库莫夫会讲我什么呢？

”他希望鲁坚科的回答能释去或减轻他内心的惊恐，但鲁坚科的回答是：

“他可能讲您审讯过库兹涅佐夫和波普科夫。

”②结果，马林科夫的忧恐益甚。

而在1955年的一月中央全会上，马林科夫也亲身领教过这个案件对他政治命运的影响。

在那次全会上，尽管赫鲁晓夫喝下留情，只是讲他在这个案件中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但还是激起了全会的义愤，与会者不仅完全赞同解除他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而且有的中央委员还坚决要求将他开除出中央主席团③。

　　关于即将到来的这次列宁格勒之行，赫鲁晓夫曾这样说过：

“这将是惟一的一次由我们全体中央主席团成员出面给列宁格勒人民送去欢乐，而以前给他们送去的是眼泪和血腥。

”④不管赫鲁晓夫讲这段话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但对马林科夫来说，赫鲁晓夫如此地“谈论绳子”就不能不勾起他的心病。

他有理由这样担心：

既然赫鲁晓夫在去列宁格勒前夕特别提到了过去中央领导人送给这个城市的“眼泪和血腥”问题，既然他在作家会议上已无所顾忌地公开了他与莫洛托夫的分歧，那么也就难保他不在列宁格勒发表的演说中公开某些中央领导人过去给列宁格勒送去的那些“眼泪和血腥”。

如果情绪激愤的群众要求彻底追查“列宁格勒案件”制造者的责任，那么此时在列宁格勒的主席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