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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神到现实短篇小说阅读记
从精神到现实2014年短篇小说阅读记
张元珂，1976年生，文学博士，文学评论家，现供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新文学版本学、小说语言。
文章散见于《中国现代文学丛刊》《东岳论丛》《文艺理论与批评》《南方文坛》《文艺报》《朔方》《大家》《新文学评论》等期刊和报纸，代表作有《论中国新文学文本改写的向度、难度与限度》《左联书刊出版策略与传播效果》、《1936：
左翼期刊的创刊与左翼思潮的再兴起》《<红旗谱>的版本体系、文本改写和手稿样态》《80后批评家群形成过程中的“北馆南社”事件》《自在言说，多语合旋―田耳小说论》《艾芜的牢狱之灾与牢狱叙事》《1957：
郭小川的心灵纠结与个体言说》《新生代小说语言论》。
著有《新世纪文学观察（2008―2014）》、《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
新世纪以来，短篇小说创作的持续发展构成了一个繁荣的局面，不仅产量较高，质量看上去也说得过去。
但质疑和批评的声音也一直未曾间断，批评之声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创作内容越来越小众化，二是创作风格越来越技术化。
小众化伴随多元化而来，是多元中的一元。
自从工具论的口号偃旗息鼓，文学一直在朝着多元和自由飞奔，这不仅是短篇小说的时态，也是文学共有的时态，但小众仅是多元的一元，不能取代多元，事物往往这样，从一个极端逃离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不仅是文学前进的误区也是社会发展的误区。
由于篇幅容量的限制，相比较而言，短篇小说更讲究技巧，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但技术仅仅是一种表达的手段，而不是小说的全部，过度的技术试验会稀释作品的内涵、抽离作品的灵魂，这也是短篇写作的一个误区。
这两个误区和问题一直伴随着近些年的短篇小说创作，带着这样的两个问题来审视2014年的短篇小说创作，可以说这一年的短篇小说是有进步和改观的，一个明显的证据是这一年的小说创作增加了现实的比重，无论是对于现实的直接呈现还是从精神方面对于现实的投射，都给人以沉甸甸的重量感，以往那种轻飘飘甚至有严重失重感的作品少了许多。
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为2014年的短篇小说点一个“赞”。
2014年的短篇小说创作除了展现出强劲的韧性之外，另外一抹亮色来自于“80后”作家的创作越来越有厚度，越来越有重量，这一点与早些年“80后”初登文坛时的喧闹浮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管是哪一代人，没有重量的作品是不可能留在文学史上的。
也许是时光的雕刻改变了他们，也许是他们的一种自觉追求，但不管怎样，这些作品呈现出的勇于担当的姿态是令人欣慰的，我们也因此而对小说写作的未来充满期待。
整体来看，2014年短篇小说创作延续了过去几年的平稳态势，在波澜不惊的状态中展现出强劲的韧性。
这一年，不仅毕飞宇、刘庆邦、范小青、王祥夫、叶兆言、晓苏、徐小斌、陈应松等老面孔在持续地向人们展现着他们丰厚的创造力，马小淘、双雪涛、蔡东、霍艳等后来者也有新作推出。
本文以主题作为划分依据，选取不同主题下的优秀文本进行解读，希望能以此为线索对2014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情况做出概括，并对创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略加阐述。
需要说明的是，限于精力和才力均有限，难免有遗珠之作，本文所选文本仅仅代表笔者的审美取向。
一.底层的言说与描摹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整体的分化在逐步加剧。
不仅是城乡两种文明的二元对立，社会人群也在发生着自我分化和自我“分级”。
底层代表了目前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庞大群体，他们有着特殊的物质生活状貌，也有着一个复杂的精神世界。
对这一群体的关注成为2014年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和方向。
安庆的《麻雀》将笔触伸向了当下中国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
打工者。
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城乡一体化快速发展带来的诸多矛盾，展现了世纪末以来中国最为壮观、最为复杂的社会景观。
千多年来的乡村风貌、伦理道德和乡土精神受此思潮的影响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批农民入城，不但为资本的扩张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也为社会再生产和承担社会发展成本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社会发展的成果不属于他们，他们始终是社会最底层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
进入新世纪，对农民工生存现状和精神状态的关注和书写，一直就是当代作家们重点表现的对象，但这股被称之为“底层文学”的写作热潮因其对农民工和城市弱势群体苦难生活的过于夸张的描写和虚假的想象而一直备受质疑。
很显然，《麻雀》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这个小说写出了打工者的真实状态。
首先，它所表现的主题不仅仅是农民工生活的艰难和所遭遇的心灵创伤，也有小人物之间的关爱和温暖。
小年和小婉都是来自乡村的打工者，他们固然有着艰难的生活经历，但其相处中的那种若即若离的美好情感以及因共同的飘泊经历所引发的无意识互助行为也显得格外感人。
其次，它所描写的人物形象及其情感是富于个性的。
比如，小年对二年的兄弟情谊以及以武力方式保护弟弟不受伤害的行为，小碗与小叔的相聚、分离及其与小年的偶然相遇，都堪称新颖独特，富含生活气息。
除此，“麻雀”作为一个小说意象也富含深意。
其艺术生发作用不仅表现在烘托主题、衬托人物形象方面，在展现生活细节及小说架构方面。
同样关注打工群体，郑小驴的《赞美诗》更多关注打工群体的情感世界。
小说中的“他”是谁？
他是一个在劳累的白天和躁动的黑夜之间寻找理想和生命尊严的打工者。
他的寻找“一直在路上”。
因此，“他”就是生活中的“你”和“我”，渴望幸福，渴望成功，渴望自由，但一切似乎都是“渴望”而不可求。
“他”和女孩合租一房，但从未有任何实质性来往，彼此不过以“看”的姿态审视对方。
女孩看“他”，“他”也看女孩，不过，“他”的一厢情愿的向往和黑夜中的欲望，对于这个女孩来说，既是毫无意义的，也是毫不知情的。
那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精神共鸣在此没有一点发生的可能。
也许，那个女孩对“他”的评价是令人绝望的，但是，这就是生活，本相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存在也如此，哪来那么多意义？
如此看，郑小驴的讲述是够冰冷的，既没有给深陷困境中的“他”以任何的希望，也没有给读者以任何喘息的机会。
人性是荒凉的，故事是荒诞的，阴冷构成主色调。
所谓“赞美诗”不但指向了生活的反面，而且打开了底层生活的细部，让生活中的你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天涯何处，人生何为，生活中的你我又该在哪一点上达成现实与生活、生命与未来的和解呢？
张楚的《野象小姐》塑造了一个颇具正能量的底层人物。
小说让人想起方方的小说《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这两篇小说里都有一个“双面人”，一个是黄苏子，一个是野象鲁叶香。
尽管两个角色都有身份的“分裂”的特征，但同黄苏子的沦落形象不同，野象小姐无疑是让人心生温暖的。
野象既是一个医院的清洁工，又是一个迪厅的钢管舞演员;她既是人们眼中单纯善良的开心果，还是一个患有疾病的孩子的妈妈，多重的身份构成了她复杂的形象。
但不管这一形象融汇了多少不同的元素，最耀眼的无疑是她乐天阳光的一面，她用自己的欢乐情绪照亮了这个阴郁潮湿的重症病房，给这一群身患重病的人带来不同的生活气息。
也正因如此，她与这个重症病房的人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野象这一形象具有多重内涵，她首先代表了一种底层人的生活面貌，她在医院里偷偷摸摸进行的收矿泉水瓶的“地下活动”代表了底层人的一种生存窘状，这是物质匮乏情况下的人生图景。
但与物质的匮乏成反比例的是她精神的充盈与富足。
与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住在重症病房里的人，她们不仅身体患有疾病，而且精神也极度萎靡，野象身上所具有的恰恰是她们最匮乏的。
野象恰似一剂良药，输入给她们以生命的活力。
因此，多年以后，当野象消失在她们的视野里，她们仍然念念不忘，她们所怀念的，是那一抹温暖醉人的阳光。
二.青春的创伤与迷茫
一直以来，青春叙事都是文学叙事的重要母题，在2014年的短篇小说中，这一主题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在这些优秀文本中，对青春创伤和迷茫的展现成为重要的内容。
蔡东《我们的塔希提》展现青年一代自我的矛盾与迷茫。
春丽、麦思、高羽是这个短篇小说中的三个人物。
他们彼此熟悉，相互了解，但对生活和理想各有各的看法。
无论辞职专事写作的春丽，寻求安稳生活的麦思，还是对工作厌烦的高羽，都以自己的标准看待生活，维持情感，寻找理想，但他们生活、情感、理想皆没有达成所愿。
因为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人生道路不同，彼此隔膜，互不融通，甚至引发敌意，就实属难免。
何谓幸福、自由和理想？
那答案不过是按“我”所愿去生活，去追求，去实践。
小说对当下青年人生活现状的反映和对精神状态的揭示都引人深思，引发青年一代人的情感共鸣。
深圳和留州两个地名也富有象征意义。
作为现代化大都市的深圳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它的开放与自由，它的前卫与摩登，都对青年一代构成了巨大的吸引力。
作为县城的留州是乡土中国的象征，他的封闭与保守，它的势利与落后，都对青年人的精神和理想造成了压力。
春丽、麦思、高羽在深圳和留州之间来回流转，既遭受着双重的精神煎熬，也忍受着无路可走、无路可退的困境。
他们无法忍受亲人的势利眼光，也不能预知在都市里的前景。
小说很真切地揭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候，反映了当代青年作家敏锐的眼光、介入生活的深度和开放的写作姿态。
徐小斌《无为》讲述一个青年人在追梦路上的沦落与醒悟。
文学青年杰有着自己执着的梦想，他混迹在娱乐圈里，逢场作戏、闪转腾挪，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连爱情都是可以利用的工具。
朵美、珊妮，不管对他是否忠诚，最后都无一例外成为他前行路上的祭品。
他在寻找，寻找一个呼风唤雨的英雄，寻找一个忠贞不二的女子。
但他的寻找注定是无果的，他的梦想注定是要落空的，在资本和利益当道的圈子里，他挣扎的力量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
在最终落得个一无所有的下场之后，杰终于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尽管他已千疮百孔。
我愿将此看成是一种归来，每个人只有在清醒地认清自己之后方才可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与杰相比，朵美、珊妮这些漂浮在那个浮躁圈子里的人同样也是一群迷途的羔羊，她们都是资本的棋子和奴隶，沉浮之间，都有双利益的手在背后翻飞。
杰在早些年的时候觉得七十七年人生太短，而几经沉浮之后又觉得七十七年太长，这一看法的转变皆因他的生命始终处于“无为”与虚空的状态中。
朱个的《秘密》塑造了一个“多余人”的形象，主人公左辉像一个“流浪汉”，他喜欢背着相机穿戴整齐地参加陌生人的婚礼，在一群陌生人中间听他们的交谈，用相机记录下一个个永不回来的瞬间。
他也喜欢一个人漫无目的地乘坐一辆火车，走到终点然后再走回起点。
他像一个现代生活的“多余人”，像一个影子一样穿行在喧嚣的人群中。
在他又一次故技重施时，他发现了一个秘密，这个秘密让他邂逅了一个姑娘，姑娘被他的气质所吸引，然而，这个美丽相遇并没有让他开始一段正常人的幸福生活，相反却发现自己丧失了爱的能力。
怀揣着这样一个秘密的左辉与婚礼上的新郎新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游离在生活之外，像是一个“多余人”。
在这篇小说中，朱个的叙述含蓄而节制，在结构上也采用了蒙太奇式的手法，小说的情节在各种镜头的推拉摇椅中呈现出唯美冷峻的风格。
热闹的婚礼与冷艳的美人、炽热的情欲与低沉的悲伤都在朱个的讲述中像一面面光影不断闪现。
小说不是为了讲述一个充满悬念的秘密，而是为了呈现一个有着“秘密”的“多余人”。
将马小淘《章某某》划入此类是因为其叙事背景主要在校园内，但很显然这篇小说的关注点并非局限于大学生活，而是对年青一代的成长做出了更深刻的反思。
章某某来自一个西南三线城市，从十岁起她在那个小城市成为了“名人”，因为她曾被当地电视台看中做了六年少儿节目的主持人。
这份荣耀与光环一直陪伴了她许久，直到考上大学进入大城市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差距和现实的残酷。
于她而言，大学并不是“圆梦之旅”，而是“梦醒时分”，四年大学生活的屡战屡败让她终于清醒地认识了自己，但这种成长无疑是苦涩的，挣扎的，是对于过去的含泪告别，亦是对未来理想的撕裂与埋葬。
马小淘用冷静的笔触勾勒出年轻人成长的阵痛，章某某的人生走向固然有其个人化的内在原因，但也映现出时代整体的诸多症候。
三.知青记忆与反思
知青生活是一代人的整体记忆，也是中国历史无法抹去的一个“标签”。
在这一历史已经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以此为背景形成的小说文本不计其数。
尽管数量众多，但每一次的呈现和阅读似乎总能给人带来深思和震撼。
在2014年的短篇小说中，这类主题亦有佳作涌现，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文本所展现出的探索精神，它们试图从新的角度来重现和反思这一段历史。
张学东《小幻想曲》将反思的目光回溯到文革时期。
小说中的羊角村当然是作者虚构的一个地名，但其所负载的历史信息则是共通的，即上个世纪的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其造成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内在而深远地留存于民族记忆中。
不过，作者并没有描写这种创伤性的历史记忆，而是假借一个孩子的眼光，透视了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样态和精神动态。
苤蓝头是一个乡村野孩子。
他的整日游荡和野性生活固然是那个年代农村孩子童年时期的一个生活缩影，但是阶级运动、自然灾害等天灾人祸对他们造成身心伤害也是有目共睹的。
饥荒来临，对于孩子来说，“吃”是天大的问题，当“整日就靠想入非非来填充”，“在梦里吃上一遍又一遍”来摆脱饥饿感的时候，人性的卑微、生活的残酷和历史的荒唐就一并被赤裸裸地呈现了出来。
然而，小说是一种修辞的艺术。
作者以修辞方式进入关于历史的表现，也以修辞方式进入关于历史的审美化理解。
这样，孩子们的抓鸡拔毛和关于吃鸡的种种想法就具有了巨大的艺术力量。
苤蓝头们的率性天真、最后想看望李桃老师的想法，以及藏鸡成功然而烂掉的场景，充分展现了孩子们的本能愿望和历史的必然结局构成了巨大冲突。
但当孩子的本能愿望最终落空，那种人性的悲悯和历史的反讽便瞬间铺面而来了。
小说因为有了这种气息而让人久久沉思。
陈启文《梦魇》也是一篇知青题材的小说。
但其对人性的深度展示又超出了同类题材小说。
小说以1976的文革时间为背景，主人公文零是一个上级派下来的人，他一个人孤身来到了偏僻的烟波尾。
烟波尾虽然有着好听的名字，却是一个远离主流社会、生活条件艰苦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这里像一个世外桃源，有着一套自足的近乎封闭的秩序体系。
文零像一个闯入者，带给了这个小地方许多新鲜感。
但这种新鲜感又并不全是积极的、欢乐的，还有一些负面的、阴郁的。
就像叙述者“我”所感受到的那样，文零带给了“我”一场多年挥之不去的梦魇。
文零是烟波尾人眼中的异类，因为他的性取向与人们的价值观相悖，他一直试图掩盖这样的一个秘密，却被“我”无意中窥见了。
在这样一个封闭而又传统的小地方，这样的秘密被揭开意味着一场灾难的降临。
文零被孤立、被耻笑。
尽管湖州上的放逐生活让文零的性情有所改变，但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下，文零的内心注定是压抑的、孤独的。
不被理解的他最悄无声息地终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于他而言这是一种解脱，在那个集体无意识的环境里，或许只有孤独才是他最好的伙伴。
陈启文在这里不仅关注时代的演变，更关注特殊环境下的个体命运。
文零是一个生活在时代秩序之外的“他者”，他也最终逃离了那个一直排斥他的世界。
同样是发生在文革背景下的故事，董立勃的《哑巴》则充满了浓浓的温情。
多年来，董立勃一直在打造属于自己的文学王国――下野地。
《白豆》《米香》《静静的下野地》都是他成功探索的见证。
在《哑巴》这个文本中，辽远边疆的异域风情自然仍是小说的重要构成元素，但董立勃更着意表现的却是人性的温暖，而哑巴朱顺承担起了这个重要的表达使命。
朱顺和弟弟朱民以及年迈的母亲从遥远的内地跋涉而来，他们希望在新疆这个陌生的地方走出具有地主身份的父亲的阴影，他们的父亲在“土改”中被作为革命对象革了命，他们因此选择了“出走”。
尽管这次出走让他们获得了短暂的安宁，但随之而来的文革却让噩梦重现。
文革不仅让整个社会迅速分化，也让这个家庭瞬间解体――尽管其中夹杂着主动妥协的成分。
朱民为了能结婚，不得不宣布与带着“地主婆”帽子的母亲以及哑巴哥哥断绝母子关系、兄弟关系，同时还在批斗大会上扇了母亲一个耳光、踢了哥哥一脚，但在这个事情上，母亲和哥哥显示出了极大的包容，他们以自我的牺牲完成对于朱民的成全，这种超越生死的包容与文革时期六亲不认的癫狂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小说另外颇具温暖的一幕是哑巴朱顺与造反派汪兴启的老婆春桃的关系，尽管一切都蒙着一层飘渺的面纱，尽管他逸出了生活逻辑和道德伦理，但毫无疑问春桃温暖了寂寞而又孤独的哑巴，她让哑巴感受到温暖与欢爱，让小说升腾起阵阵暖意、散发出人性的光泽。
四.我们的父亲与母亲
时代的快速发展正在不断解构着已有的伦理体系，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传统伦理正在远离我们，新的伦理关系正在形成。
在此语境下，家庭伦理也发生了诸多微妙的变化。
2014年的短篇小说中有相当多的篇幅在关注着新时代语境下的家庭伦理，塑造出了不同以往的“父亲母亲”形象。
黄咏梅的《父亲的后视镜》讲述老人故事，展现老人情感，揭示老人心理。
对老人精神世界的关注成为黄咏梅近年来小说创作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父亲的后视镜》中的父亲曾经是一位精力旺盛的卡车司机，他走南闯北的经历及那些“出轨”往事，都可作为一个时代的历史及特殊条件下精神成长的见证。
然而这些似乎又不是作者所要重点展现的，其所聚焦的是这位司机晚年的生活经历和精神状态。
他在倒行中所遭遇的“艳遇”及那位老女人的亲密交往真乃荒唐不经，他遭遇诈骗的结局及其父亲的反映在让我们心生同情而又感到啼笑皆非，他学习游泳的过程及运河里游泳的经历又向我们展示了其幽默而又充满生命活力的独异风景。
总之，小说以“我”为叙述人，透过“我”的视野，呈现了一位具有鲜明个性和丰富的生命内涵的老人形象。
作者的讲述客观、冷静，对小说中的人对事不轻易做出主观性评价，只呈现一个画面、一个场景和一个人物。
至于画面怎样，场景如何，人物好不好，这一切就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双雪涛的《大师》也讲述一个与父亲有关的故事。
《大师》中的父亲在日常生活和内在精神方面都有其固定的处事方式和生活法则，堪称民间社会中的自在、自足存在的传奇人物。
《大师》与阿城的《棋王》堪称小说创作中的“双子星座”，如果说后者侧重展现一种富含道家色彩的传统文化人格，从而为在“上山下乡”时期知青寻找生存之根、生活之托和精神之源的话，那么，前者就不再聚焦这种文化人格的建构，而是集中表现茫茫人海中极少数个体的生活世界，用作家的话说，就是“《大师》写了一种生活，也许是献祭，或者是别的，总归是一种人的生活，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
”此外，作家写这篇小说的初衷也有其先在目的：
“我的父亲活得不算长，可是已经赢得了我的尊敬和思念，他极聪明，也极傻，一生匆匆而过，干了不少蠢事，也被少数几个人真正爱着。
没有人知道他。
《大师》不是为他做传，因为完全不是他的故事，但是《大师》某种程度上是我的决心，我希望能把在他那继承下的东西写在纸上”（上述引文见《让我们来做滑稽的人》）大概这篇小说就是要为那些“极聪明，也极傻，干了不少蠢事，也被少数几个人真正爱着”的人立传。
当然，这样的写作自然是心血之作，寄托了作家本人深厚的情感。
毕飞宇《虚拟》同样也是关注老年人的精神世界。
小说书写了祖父、父亲和“我”三代人，而主要的笔墨则挥洒在祖父和父亲身上，“我”是一个叙述视角，也是一个故事的参与者。
祖父是一个在当地颇有名气的中学退休校长，他的人生辉煌而充满传奇，父亲则是一名比较普通的教育局职员，一生平淡。
祖父的耀眼光芒并未给父亲的人生带来太多的帮助，反而是生成了一张压抑的大网，这张网罩住了父亲的一生，直到祖父去世，父亲都未能从这张网中走出来。
祖父用他的勤恳和敬业建构了自己的事业大厦，然而这种成功建筑在对家庭的疏离上，作为一个父亲，祖父没能认真陪伴儿子的成长，他把他的爱给了他的学生们。
从社会道德的角度来讲，祖父无疑是一个楷模式的人物，他也确实因此享尽了殊荣，他成为了风云人物，并登上了新闻报纸的专版。
但对于家庭而言，祖父无疑是一个失败的父亲，他没能尽到家庭的责任和父亲的义务。
从青年时代起，祖父与父亲的隔膜便已生成，一生未解。
祖父去世前的心愿清晰地表明了他其实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充满了形而上的宗教感，而缺少了人间的烟火气。
为了完成祖父的遗愿，我不得不违背祖父的指示进行“做假”，然而，铺满一地的“虚拟”的花圈却没有一个是来自于父亲的，那个被祖父视若生命的冰冷的数字能抵得上父亲的一滴眼泪么？
邓一光《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展示了两代人的生活错位和各自的困顿与迷茫，与方方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有几分相似之处。
但相比于方方对涂自强个人生命历程的细致描写，邓一光的这篇小说的线索更为复杂。
除了对“农二代”进城之后生活困境的揭示，还展现家庭关系的分裂和亲情的沉重沦陷。
小说中，哥哥对父亲母亲难以释怀的仇恨和兄弟之间的长期隔绝、互不往来，让人倍感压抑，而母亲只求一死的决定和我进退两难的工作现状都给小说平添了绝望的气氛。
但好在一切都还有希望，因为尽管哥哥心意已决，“我”与母亲都还未曾放弃，我们之间还有一个叫作家乡的地方联结着我们。
沉重的苦难将这个贫苦的家庭割开成一个个孤绝的小岛，但总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将彼此相连，在一些时刻将四散开来的目光重聚，这便是我们的家乡以及永远相连的血脉。
五.精英群体的困顿与挣扎
在社会整体结构中，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精英群体往往被视为上层的代表。
单从知识角度划分，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在不断被削弱，尤其是商业化浪潮的冲击，让这一群体的地位更加尴尬。
如何在困窘的现实中寻得精神和物质的平衡成为一大难题。
蒋一谈《在酒楼上》、王威廉《佩索阿的爱情》与霍艳《无人之境》在这方面进行了有效的探索。
鲁迅的《在酒楼上》反映了五四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精神的苦闷和彷徨，蒋一谈的《在酒楼上》继续书写知识者的感伤主题，当然其时代背景及主题意向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不仅事业困顿，情感陷于困境，而且未来也不甚明了。
自我救赎的方法和力量到底在哪里？
这不仅是这位拥有博士学位的历史老师所面临的生活和精神的危机，也是所有漂泊于大都市中的当代青年知识者的一个缩影。
如同鲁迅笔下的吕纬甫所遭遇的深重的人生迷茫一样，“我”也处于人生的另一个十字路口上，不仅与相处五年的女友有了情感上的割裂，也萌生了逃避生活意念。
摆在“我”面前的路有两条：
一是接受姑姑的500万财产，前提是以照顾残疾者阿明从而失去自由、丢掉理想为代价;二是继续为理想、事业而奋斗，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两者较量的结果是，后者战胜了前者，“我”重新回到了人生的正道。
因此，“我”的初时迷茫终则重燃希望之火的人生抉择，与吕纬甫的彻底的颓废消沉相比，就有了完全不同的生命意义。
小说中的姑姑对儿子的生存现状和未来生活不忍弃之又无可无奈何的心态又一次诠释了母爱的隐忍和伟大，但其身患绝症后对生活和生命的态度也足以让深处世俗生活的你我深思。
总之，这是一篇能够带给你我心灵的感应和人生的启迪的优秀作品，值得细加品读。
王威廉《佩索阿的爱情》聚焦于诗人的情感世界，佩索阿是葡萄牙诗人。
他一直爱着那个打字小姐，但与其分手后终生未娶。
有关他的情感经历一直是个谜。
小说以“佩索阿的爱情”为题目，并以此作为凸显主题意蕴的线索，显然有其深刻的含义。
他和阿丽都喜欢佩索阿，并因此一度成为恋人，但当两人曾经的甜蜜相处最终因阿丽的突然消失而轰然倒塌之时，有关爱情的真谛又一次进入我们探讨的视野。
我们不禁问，爱情之于他和阿丽的意义，仅是发生而不拥有的关系吗？
他俩的爱情经历就如同佩索阿与打字小姐的爱情一样，都最终走向了存在过但不能拥有的悖论。
这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呢？
按照常识，我们可能会说，爱情本无对错，双方共同分享幸福，也要一同承担责任，但正所谓“一个人的死亡，不仅仅是肉身的衰败，还是一个特定世界的消亡。
而我们的生活的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正是依赖于无数个特定世界的重叠”一样，他和阿丽的爱情的发生与消亡也就多少蕴含了一点生命哲理意味。
这种“哲理意味”应该是这个短篇最吸引人的地方。
文末他的梦境很有意味。
他在梦中与阿丽的相见以及对爱情破裂原因的呈现，其实都是一种无意识在其精神深处长久沉淀的结果。
这正好呼应了开头的一幕，他俩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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