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和北京大学.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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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

【摘要】在青少年的心目中，北京大学是圣神的，是心目中最向往的天堂，然而，这所百年名校，深藏着不为人知的伤痛，那是民国年间，整个校园弥漫着浓厚的官场旧习气，学术之风已经被学生们淡忘，校长走马灯一样换个不停，严复、马相伯、何锡侯、胡仁源等人前后相继落马。

在这样一个困境下，蔡元培出现在了北大的校园，呕心沥血，一手缔造了新北大，他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不断引进新人才，改革旧制，使北大校园出现了一股新风。

如今，这所百年老校仍然能够屹立在学府之巅，蔡元培先生功不可没。

今天，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因此，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在今天也有着其不可淡化的意义和影响，学习这种教育思想，能够为我们今天的教育事业服务。

【关键词】蔡元培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如今，漫步在北京大学的校园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以人名命名的教学楼，广场，也能够看到很到知名教育家的塑像矗立在各个显眼的地方，而在校园的深处，在未名湖畔的苍松翠柏之间，矗立着原北大校长——我国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蔡元培先生的半身铜像。

在新时代已经来临之际，这位曾给北京大学带来盎然生机，使北大成为享誉中外的中国最高学府的老校长，正以他深遣的目光、博大的胸怀、卓越的思想，注视着、期待着、启迪着这所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百年学府，在新的世纪里创造出新的辉煌。

翻开北大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没有谁更能比蔡元培先生同北大的关系更为密切了。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蔡元培，民国时期的北大能不能够继续办下去，能不能出现今天的辉煌，是没人敢肯定的回答。

蔡元培成就了北大，北大也成就了蔡元培，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蔡元培，“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一、蔡元培去“腐败”的北大做校长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刁民，浙江绍兴人，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思想家。

1904年组织光复会，1905年参加同盟会，后赴德国留学。

武昌起义回国后，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

经过努力，改变了北京大学的旧习气，是北大一片盎然生机，对中国近代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0年，在香港病逝，出殡当天，执绋者5000余人，与祭者逾万人，全港学校、商店均悬半旗致哀。

蔡元培作为一代学人，受到各界、各党派如此隆重的纪念和称赞，在中国现代学人中绝无仅有。

蔡元培从小就酷爱学习，据说有一次家里失火，家里其他人都逃了出来，发现小蔡元培没有出来，大家就喊他，结果等火灭了时，人们发现他仍然在读书，问他听到喊声没有，他居然说听到了。

正是他这种孜孜不倦的求学态度，使得他接触了大量的书籍和学术界的前辈，也结识了一大批同龄学者，这为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早年的蔡元培在考取了功名之后，参加了革命，直到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才出任教育总长，当时的蔡元培雄心勃勃，认为能够为国家做一点事，不遗余力的进行了教育改革，但是由于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处于过渡时期，各项政策还不稳固，国内还比较动荡，派系之争到处可见，处在当时环境之下的蔡元培也不可避免，最后不得不远走他乡。

当时教育部有一个留学生的名额，他就想借此机会充任留学生出洋，但是他的老同事蒋竹庄等认为蔡元培是前任教育总长，以留学生的身份出国有失体统，就想法筹了些钱，给蔡元培游历欧洲，这样蔡元培就从一名教育总长变成了一名游学生。

1916年秋，正在法国的蔡元培，收到了时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的电报，范聘请他出任北京大学的校长。

这年冬天，蔡元培回国，但是当时的北大一片腐败景象，友人就劝其不要去北大，免得无法改变局面羽纱而归，蔡元培就犹豫着到底要不要去北大，最后，孙中山的意见起了关键的作用，孙认为，北京是帝王将相习气厚重的地方，像蔡元培这样的“老革命”应该到北京去，可以借助主持全国性的教育机构的契机，传播革命思想，最后蔡元培衡量再三，还是决定出任北京大学的校长。

这次的出任，是蔡元培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也让北大记住了有这样一位老校长。

由于早年留学国外，接受了许多西方的思想和知识，并受革命思想的影响，蔡元培有着极高的革命热情又崇尚民主，使得蔡元培从他进北大的那一刻起就与前任校长截然不同，他到校的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校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

他—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鞠躬回礼。

此后，他每天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致敬，他都脱帽还礼。

这一件令校工和学生感到惊讶的新鲜事，不啻是给封建积习严重的北人吹进一股强劲的平等民主之风，预示着这所学校将在改革中走上新的途程。

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演说。

他针对学校的风气，告诫同学们应“砥砺德行”、“敬爱师友”、“服役社会”，而他放在首位的则是“抱定宗旨”。

抱定什么宗旨？

他开宗明义，“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他批判学生读书做官的旧习气，奉劝学生抱定宗旨，只能是“为求学而来”。

良好的开头使得蔡元培在北大的工作看起来很顺利，随着其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敢于任用人才，使得北大渐渐的出现了一片新的风貌。

二、聘请名师，改革旧制

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是由于前面的校长走马灯的换，没有一个能够改变北大腐朽的现状，而蔡元培作为当时很有名气的大师，就被汤尔和等推荐出任了北大的校长。

当蔡元培到达北大，发现学生们大多无心问津学问，很多人热衷于当官，北大里面官场气息浓厚，到处呈现着一派“腐败”的气象。

另外，由于同文馆并入北京大学，里面的外籍老师也一同进入了北大。

同文馆是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学堂，可是据说当时和俄国交涉的时候，清廷衙门想到了同文馆，就从俄文馆招来了七八个学生，可是这些人一个学了13年，其他的学了7年，尽然没有一个人懂俄语，由此可见，同文馆是多么的荒唐。

就是这样一个本该被撤销的学堂后来却并入了北大，令蔡元培头疼了好长时间。

面对此种情况，蔡元培只好辞退那些不合格的教师，在全国聘请一些知名的学者到北大讲学。

“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了”，这是一句恐吓兼要挟的话，说这句话的人是当时英国驻华公使的朱尔典。

事件由来是蔡元培要辞掉英籍教员，朱尔典摆出一副公使的架子，非要蔡元培卖他一个面子，可是蔡元培当时去北大的时间就说我去做一个校长，而不是做官，在北大他最看不惯的就是学生把官场上的习气带入学校，所以这位公使也就碰了一鼻子的灰，最后不得不留下一句“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了”，自找台阶，就像中国人一样，“你给我等着”，这只是找个台阶而已，听者也不会在乎。

朱尔典想用这种中国人惯用的伎俩来使蔡元培就范，是找错地方用错了人，最终也不了了之。

蔡元培在辞掉这样一些不合格的教员以后，就在全国寻求知名学者为北大补充新鲜血液。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两只兔子”的故事。

蔡元培初到北大，就去拜访了北京教育界很有影响的医专校长汤尔和，汤就告诉他，“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

”另外，“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

”陈仲甫即陈独秀，当时主持《新青年》，蔡元培看了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后，就决定请他到北京大学来。

凑巧的是当时陈独秀正好在北京，蔡元培就去拜访了陈独秀，可是陈却拒绝去北大，蔡元培也不气馁，就坚持天天去陈独秀住的地方劝说，陈睡得晚起的迟，蔡就在门外等他，也不心急。

从当时社会来看，蔡元培要比陈独秀的社会地位高很多，但是他并不介意，可见其修养之深，胸怀之宽广。

就是这种诚恳，“三顾茅庐”，最终陈独秀答应到北大。

蔡元培是1868年生，生肖是兔，而陈独秀恰好比他小12岁，生肖也是兔，因此，蔡元培请来陈独秀，人们就形象的说是一只兔子引来了另一只兔子。

当陈独秀到北大以后就向蔡元培推荐了胡适。

当时胡适正在撰写博士毕业论文，但是其导师杜威对他不专心于学问有所不满，就没让他的博士论文通过。

所以胡适回到北大只是一个“伪”博士，这样的人在今天应聘，绝对没有这样的好机会。

但是蔡元培就不拘一格，他认准的是胡适的学问和思想，而不是那些虚头衔。

胡适的到来也为北大带来了一股新风，是蔡元培的宽容和慧眼成就了胡适。

由于胡适比陈独秀小12岁，生肖恰好也是兔，所以人们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是“三只兔子”，就是他们引领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另外就是请梁漱溟到北大。

当时的梁漱溟才24岁，而北大很多学生和他差不多大小。

梁漱溟是自学成才，在当时的学术界也没什么名气，当听说蔡元培有见他的意思，就去找了蔡元培，一见面蔡就说请他到北大讲印度哲学。

梁漱溟慌忙推辞，说不敢当。

蔡元培就问：

“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

”见梁漱溟也说不知道，蔡元培就说：

“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

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

你不是爱好哲学吗？

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相互切磋，你怎可不来呢？

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

”就这样，年轻的梁漱溟来到了北大哲学系。

正是这种敢于打破常规，成就了一代哲学大师梁漱溟。

这样的事例很多，后来蔡元培又请到了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具有革新思想和丰富学识的人来到北大任教。

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是我们熟知的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贯穿了他的全部教育思想。

蔡元培在1918年11月《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写道：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札记·中庸》曰：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足以形容之。

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甘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

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蔡元培主张大学就应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样才有利于新文化、新思想进入北大，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

蔡元培的这一教育思想，在具体的办学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不拘一格用人才。

在聘请教师中，不计资历，唯才是举，网罗众家。

他不仅聘请像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当时的新派人物，还聘用学有专长的旧派人物，如辜鸿铭，黄侃等。

陈独秀在学问上毋庸置疑，但是个人作风上却不检点，还闹出了和学生在八大胡同争风吃醋的丑闻；辜鸿铭是北大拖着辫子的老师，但其学问相当厉害。

蔡元培能够看到他们的亮点，包容他们的不足，这使得北大云集了各式各样的人才，为活跃北大学术气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2）在学术上提倡自由，各抒己见，百家争鸣。

蔡元培认为，“无论是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由于蔡元培的积极倡导，北大学术研究、自由讨论之风极盛。

学术讲座上各派学者各抒己见，学术观点层出不穷，并且相应地也成立了许多社团，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闻研究会、进德会、孔子研究会、雄辩会，等等，使学术空前繁荣；

（3）在管理制度上，由于蔡元培多次去德国、法国等国学习考察过，对西方大学的管理制度比较熟悉，当他担任北大校长时，为了改变混乱的管理体制，建议引进德国大学的管理模式。

推行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

这一改革，首先是组织了一个由各种教授讲师联合会组成的更大规模的教授会，由它负责管理各系。

其次从各科中自选出本系的主任，再从这些主任中选出一位负责所有各系工作的教务长，再由教务长召集各系主任一同合作进行教学管理。

至于北大的行政事务，校长有权指定某些教师组成诸如图书委员会、仪器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总务委员会等。

每个委员会选出一人任主席，同时，跟教授讲师组成教授会的方法相同，这些主席则由校长负责遴选。

这样就组成了一个双重的行政管理体制，一方面是教授会，另一方面是行政会。

但是，这种组织形式还是不够完善，因为缺少立法机构。

因此校长又召集所有从事教学的人员选出代表，组成评议会。

这就是为许多人所称道的北京大学“教授治校”制。

蔡元培所实行的“教授治校”制，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西方大学管理制度在中国大学中的一次成功借鉴。

（4）在教学制度上，蔡元培主张选科制度，让大学生自由选择发展方向。

学生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老师去听讲。

各派专家学者或著文，或开设讲座，或登台授课，各抒己见，各显神通。

在北大三院礼堂里留美博士胡适正在用资产阶级观点讲授《中国哲学史》，与此同时在北大二院礼堂里则有旧学功底深厚的孔教派教员梁漱溟在讲孔孟之道。

这二人的课都排在星期六下午，各讲各的观点、体系，让学生自由选择。

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归根到底是学术上的自由主义。

他认为，“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们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

这使得当时的北大校园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改变了北大固有的陋习，使北大真正称之为北大。

四、蔡元培教育思想对我们的启示

转眼之间，蔡元培先生已经成为上个世纪的“旧年人物”，今天，重温蔡元培先生那蕴含了现代教育思想精髓的教育主张，教育的目的就在于造就具有完全人格的民主社会的建设者；极力倡导教育必须“尚自然”与“展个性”，崇尚有尊严的多样性；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崇尚有理想的包容性和健康心态的批判性，这对于当代切实地推进素质教育，提高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今天，人才成为综合国力衡量标准之一，我们我切实贯彻人才强国战略，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我们既要重视现在，也不能忽视过去，对像蔡元培这样的教育名家的思想我们应该多加以研究，继承其精华部分，为现代教育事业服务。

结语：

蔡元培之所以能够被时代铭记，是由于他缔造了一所新的北大，更在于他全新的教育理念。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贯穿于蔡元培整个教育理念，他一生也以此为目标奋斗终身。

蔡元培的功绩，正如梁漱溟所说：

他“一生的成就不再学问，不在事功，而只是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参考文献】施龙《蔡元培只手缔造新北大》中国发展出版社

王玉生《蔡元培大学职能思想探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丁刚《中国教育的脊梁—著名教育家成功之路》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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