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庆《我地路》.docx
《刘晓庆《我地路》.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刘晓庆《我地路》.docx（34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刘晓庆《我地路》
晓庆
30年的时间在一个人的生命里不算短了。
可是现在，当我静静地坐在桌前，回想过去走过的道路的时候，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
究竟是什么时候我成了“明星”？
哪一天？
哪一时？
——我是“明星”吗？
我怀疑自己。
可是事实摆在面前：
那样多眩目的光环，那样多“污泥浊水”。
我想写出一个真实的我
很久以来，我就想有一天能够写出一个真实的我，为观众，为朋友，为一切爱我的人们，也为我自己。
一个人是很难准确地认识自己的，我尤其如是。
我总认为，艺术家要敢于面对人生。
要有自己独立的个性。
一个在生活中拘泥古板的人，很难设想在艺术上会有什么创新、造诣。
每一个艺术家都用自己独特的手段阐述对人生的理解及看法。
罗丹用线条和造型塑造“大卫”、“思想者”、“老娼妇”。
贝多芬用音符创造第五、第九交响乐。
雨果、巴尔扎克、杰克·伦敦、托尔斯泰用文字剖析社会。
他们的作品之所以有隽永的生命力，使人们经久不忘，就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个性融汇并表露在他们的艺术之中。
我总是这样想，一个艺术家要比所有的人都更能站在人的角度上观察、体验、感受人生所能给予的一切。
而我，虽然称不上是艺术家，而只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人，一个平凡的女人，却也深深地窥视了人生这个大海。
做人难。
做女人难。
做名女人更难。
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
从我出生开始，就注定了要过动荡而喧嚣的生活。
我的母亲历尽艰辛之后，在她工作的学校办公室里生下了我。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长大成人，在大起大落的生活中，力求找到心灵上的宁静与平衡，冶我的性格，丰富我的艺术，在各种各样无情的敲打锤炼中，我立志由生铁变成钢。
人活着只有一次。
生命失去将永不复来。
要生活得有价值，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准绳。
我只要活得不虚伪。
我希望一生都襟怀坦白，光明磊落。
为此我曾付出许多昂贵的代价，但我从不后悔。
人总要有所追求，有所寄托。
精神上是事业，生活上是爱情。
二者同样重要，二者又很难同时得兼。
它们互相依存，又容易互相扼杀。
人生是那样光怪陆离，就像是一个万花筒。
每个人在里面生活、搏斗，成为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里一点小小色素。
在这丰富的人生里，各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选择。
我对自己的选择至今不悔。
在这里，我想写写它。
写写我这条一步一个脚印走来的，曲折坎坷、布满荆棘的路——
我小时候实在是一只“丑小鸭”
我相信并承认天赋。
我从来就认为演员是先天形成。
真正的演员是学不会的，技巧只是指那些人人都可以掌握的东西。
当我呱呱坠地的时候，嗓门就很大，具有歌唱家的气魄。
母亲在十月怀胎及生我的时候尝够了辛苦。
大起大落的生活在我出生以后就已经开始，而我逢凶化吉的本领在那时便已显露出来。
在幼儿园的时候，新楼房倒塌，许多孩子死于非命，而我因在外玩耍得以幸免。
我在上小学走过山路，一跤跌下悬崖时，恰巧手又抓住了石头。
还有一次，一只疯狗以要咬死我的气势拼命追我，当咬破了我的鞋后跟以后又突然改变了主意。
诸如此类的事，孩提时期及长大以后，还有许多。
我出生在。
这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后来移居，至今家还在此地。
无论何时想起，总是有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
那是我生命的摇篮，也是我艺术的摇篮。
我幼小的时候，实实在在是一只“丑小鸭”。
如果拿出我童年时候的照片，不加一番注释，谁也不会相信那就是我。
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吧，我从来不把我过去的照片给别人看。
小时候，我又黑又瘦，头发又黄又少。
每次我缠着外婆给我讲故事，外婆总是摸着我的头给我讲“黄毛女”。
许多好心的阿姨总给妈妈叨咕：
“还不给你女儿剃头啊，将来她长大了要怪你！
”母亲听从同事的劝告，给我剃了好几次光头。
也许是母亲真的怕我长大了会怪她，给我剃光头时从不手软。
每次剃头时我都像是赴刑场，拼命地捂着脑袋，又哭又闹，任何恐吓、威胁、利诱都无法使我屈服。
外婆和颜悦色地说：
“剃了头好，剃了头才能当花木兰！
你不是说要当花木兰吗？
”一提到能当花木兰，我的哭声便戛然而止，我乖乖地坐在椅子上，勇敢地挺着脖子，一直坚持到最后成了个小秃。
成了小秃的我，并没有当上花木兰，却为此吃了不少亏。
光着头丝毫没有影响我的爱好，也没有妨碍我成为幼儿园的文娱骨干。
当我们给家长演出前化妆的时候，按照不成文的规定，男孩子要抹红脸蛋，女孩子抹了红脸蛋之后还要抹上红嘴唇。
当光着头穿着裙子的我站在阿姨的面前时，阿姨感到为难。
她不知道究竟应该给我抹红脸蛋还是红嘴唇，于是决定什么也不给我抹，让我保持本来面目。
忿忿不平的我不服气，在演出时分外卖力。
我使足了劲扯着嗓门，在台上又唱又跳：
“红太阳，从天山，慢慢地爬上，风吹，绿草，草低见牛羊。
”结果是喧宾夺主，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到我身上，而那些看过我们演出的叔叔阿姨们都这样说：
“就那个小秃子跳得不赖！
”
我入学以前，早已能歌善舞。
每次去亲戚家玩，茶余饭后，便是我的晚会开始。
我一人又踢又打，连跳带蹦，满头大汗也不罢休，以致舅舅称我是“来的艺术家”。
我喜爱戏剧、电影、歌唱、舞蹈。
爱好广泛，五花八门。
看完演出回家便学给父母看，时常听见夸奖。
只是一直认为舞台上、银幕上人物的死都是演员真死，崇敬的同时又感到十分悲惨壮烈。
一次，看川剧《望娘滩》，戏中的儿子为了救母亲，变成了一条龙。
当演儿子的演员头朝里往台上扑通一死，我拼命地哇哇大哭，伤心之至，震动整个剧场。
无论是邻座投来的责备目光，还是母亲严厉的呵斥，都不管用。
无可奈何，母亲只得把我抱了出去，而我则从剧场一直哭到家里。
从小我就十分倔。
越是禁止我做的事情我偏要试一试。
母亲告诉我在床上玩玩具的时候不要把玩具掉到地上，等母亲一转脸我便把所有的玩具往地上一扌忽掳。
父亲告诉我蓖麻子不能吃，我非去摘了几个尝尝，结果是又吐又拉，险些中毒。
我们家旁边有一个菜园，种了许多萝卜，外婆叫我不要随便到园里去玩，等她一背身我便钻了进去，挖了好几个大萝卜，让别人像抓小偷一样的连同赃物一起送到母亲面前。
唉，那时候的我，真不知道给父亲母亲添了多少烦恼。
母亲生气的时候常这样说：
“早知道你这样淘气，真不该把你生下来！
”我的父母亲都是教育工作者，对我管教甚严。
他们望子成龙，又恨铁不成钢，加上我的倔强，不服管教，时常挨打。
我真是个屡教不改的“坏孩子”。
我吃软不吃硬，父母亲打我的时候从来不哭，疼我的外婆总是护着我，时常为此呵斥母亲。
当我挨打后一个人和外婆在一起，我就扑在她怀里伤伤心心地哭，而每次都边哭边跟外婆说：
“打倒妈妈！
”
父母的爱，当时的我是体会不到的，反而产生一种反抗的心理。
所有的课文，父母都要求我倒背如流。
有一次我背一篇课文叫《灌木》，既单调又枯燥，我站在桌子面前背呀背呀背呀，上下眼皮直打架，怎么也背不下来，可是母亲一点也不可怜我。
直到半夜了，好歹总算把它背下来了，母亲才准许我去睡觉。
朦胧之中我听见父母亲在商量，如果我不听话用什么东西打我，既不伤皮肉又觉得疼。
我气坏了，睡意全消，一翻身爬起来，抓过母亲的枕头，先在心里喊了一句：
“打倒妈妈！
”然后狠狠地朝枕头上唾了好几下口水。
我不是个听话的乖孩子，但我很聪明。
入学之前，我就会背好些唐诗。
我每天练习毛笔字，由母亲在写得好的字上面画圈。
我家的隔壁是“武侯词”，往西去是“杜甫草堂”。
当冬季来临，寒梅怒放，我喜欢和大人一样背着手在幽香静寂的园子里散步，受着酷爱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的父亲的熏。
我从小就十分好强，不甘落后，“人所具有，我都具有”——这是我小学时代的座右铭。
别人会的，我都要会；别人不会的，我也要会。
认定了“即便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个钟也要撞响”。
就连体重不如别人，我也发了好几次狠，强迫自己每顿饭多吃一碗。
拿我的家乡话来说，我是“吃屎都要吃尖”。
我酷爱读书。
小学三年级我开始读长篇小说。
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草原烽火》。
每逢寒暑假，母亲总要抱好多书回来，让我读完。
而我每次都贪婪地读。
喜欢的书便爱不释书，时常读到天亮。
由于我在入学以前就认识好些字，有一定“文化”，所以坐在课堂上听讲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难受的事情。
尤其是看到我一目了然的算术题和老师讲我早已知道的课文的时候，我感到是那样的乏味。
我两分钟做完了作业，看看周围聚精会神的同学，望望天花板，无所事事，只听见“知了”单调的叫声。
这个时候要是在游泳池里多好！
第二天，我逃学了。
我把书包藏在水泥管子里，用砖头堵好，然后就去游泳，捉迷藏，爬树，踢毽子，到天黑才回家。
从此以后，我经常逃学。
但我不是每天逃学，而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逃一天学、上两天课，再逃一天学、再上两天课，我每次都能跟上功课，并且硕果累累，收获甚大。
我学会了游泳，爬树也爬得快，猴皮筋也跳得好，在我拿给父母亲的成绩册上，还尽是五分。
这一天，我又逃学了。
当我回到家里，第一眼就看见了老师，我预感到大事不好。
果然不出我所料，母亲在送走老师之后便开始找打我的尺子，我赶紧夺门而逃，以飞快的速度爬上了树，坐在树权上直到天黑，任凭母亲喊破了喉咙，也不吭声。
从第二天开始，我多了一件事：
每天上学时必须拿着妈妈给我的“登记表”，离家时由母亲填写“离家时间”，到校后由老师填写“到校时间”，离校时由老师填写“离校时间”，回家里再由母亲填写“到家时间”。
我还是没有老师和妈妈聪明。
从此以后，我老实多了。
我经常获得“三好学生”的奖状，我是少先队大队的文娱委员，我参加市少年宫的合唱队，又是校舞蹈队的成员，诗歌朗诵获得一等奖，各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在那个时候，我的志向就十分明确。
有一次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
我在上面写道：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演员，当我演出结束的时候，获得雷鸣般的掌声和鲜花。
”作文讲评时，我的作文像常有的那样，挑出来放在一边。
不过这一次不是夸奖，而是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说我是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目的不正确，好高骛远，等等，等等。
老师叫我重新写过。
我重新写过了。
虽然我十分沮丧，但我心里不服，这件事丝毫没有动摇我当演员的想法和决心。
考进音乐学院附中
时机终于到来。
我十一岁的时候，音乐学院附中招收小学毕业生。
我抱着必胜的信心走进考场，以同样的心情领到了入学通知书。
我毫不怯懦地站在一排老师面前，唱了我喜爱的两首歌。
我唱得十分动情，唱到中间时眼泪夺眶而出。
文科考试我获得最好成绩，在口试时口若悬河。
当我真正作为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坐在阶梯教室的时候，那是我的神圣的时刻。
我神圣的时刻很多，这便是其中之一。
在音乐学院附中就学期间，我的文学爱好从“线装书”改为“洋装书”，由中国古典文学转到外国文学。
我喜爱小动物，尤其喜欢童话小说。
由于我的手条件不好，班主任宣布我的专业主修扬琴。
想到我再不能在舞台上唱歌跳舞，要终生与这个大家伙作伴，我感到一种深深的失望，伤心地哭了一场。
我不喜欢它，不愿意练琴，成天看书。
入学一年之，我几乎读完了校图书馆里的全部童话神话小说，它们给我以无数美好的想像，教给我纯真的感情。
在我练琴室的门上有一个小小的窗口，主科老师时常从小窗口里监视我们练琴。
一听见脚步声，我就赶快将书藏在琴下面，装模作样地敲打几下功课，直到一次看书入了迷，终于露馅。
一年快完毕了，我刚十二岁。
所有的专业都要在台上实习。
作为扬琴专业年纪最小的学生，我也要第一次单独在台上给大家演奏。
实习分大、中、小三组。
在专业演奏，是小组实习；成绩好，选出来参加民乐系的演奏，是中组实习。
再从中选拔优秀者出来给全院演奏的，是大组实习。
早在好长时间以前，我的老师就谆谆告诫我一定要勤学苦练，争取参加大组实习，从而成为学校尖子试验田的一颗种子。
可是对于我，念念不忘地想着的，只是如何能过老师这一关。
我扔下一切书，临时抱佛脚地使劲练琴。
实习的晚上。
从早晨起我就不停地想着我的曲子，头昏脑胀。
我瞅着老师的威严的目光，更加感到今天的责任重大。
当报幕员叫到我名字的时候，如雷贯耳。
戴着红领巾，穿着裙子的我，胆怯地走上演奏厅的舞台，眼前一片漆黑。
在练习时我就有几个音节不顺利，每次到那里就“卡壳”。
这一次说什么也不能错。
我不停地叨念着。
我拼命想定神，可脑子里一团乱麻。
手忙脚乱地，我开始了一生中第一次单独演奏。
我懵懵懂懂地弹奏我的曲子，感觉它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
越害怕越出事，不出我所料，果然，在那几个音节上卡住了。
我停下来，看看老师，什么也看不见。
我重来。
第二次又卡住了。
台上台下没有声音。
我咬咬牙，又重来。
反正今天是豁出去了。
我卡住，重来；再卡住，再重来。
一连重来了七遍，七遍都卡住了。
我创了全院最坏纪录。
台上台下一片静寂。
我不知所措地坐在那里，只听见老师厉声喊：
“下来！
”我站起来，从台中走到台口，放声大哭。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是那样深刻，以至于到现在都历历在目。
我这个总要“拔尖儿”的人今天落在了所有学生的后面，成了倒数第一名。
我感觉到羞耻。
我感觉到平时对老师的欺骗，感觉到一种深深的对老师的歉疚之情。
不行，绝对不行！
我开始奋发，开始了真正的学业。
我玩命练琴，成天泡在琴上，最多一天长达八个小时。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切都事在人为。
终于，当我学满三年的时候，我已是学校尖子试验田的一颗最年轻的种子了。
拿着成绩册飞跑回家，我呼的一下推开了门，然后，愁眉苦脸地跟母亲说：
“妈，你看，我的主科扬琴只得了85分。
”看见母亲生气的面孔，我马上嬉皮笑脸地说：
“告诉你吧，妈，全附中只有一个比我多学三年的同学得了86分，比我多一分，我是第二名！
”
在音乐学院附中的几年里，我学了很多东西。
我总认为，“中国要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落实到我们身上就是做好本职工作。
无论做什么事情，要就不做，要做就一定做好，而且要最好。
除专业外，舞蹈、歌唱，我也同样努力。
只是，我从没有机会在演戏上展示自己的才华。
没有人认为我会演戏。
每次班里组织排戏，从来没有人想到过我，我总是靠边站。
对于这一点，我认为是理所当然，从未感到过委屈。
相反，我认为演戏不务正业。
我珍惜时间，自视清高，孤芳自赏，有同学叫我是“骄傲的公鸡”。
我雄心勃勃，坚信自己只要不断努力，一定会成为祖国的栋梁。
那是我的黄金时代！
单纯，向上，勤奋，朝气蓬勃。
我每年以优异的成绩屹立在全班同学之中，整个世界都是一片灿烂的。
我也成了“狗崽子”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荡涤一切污泥浊水”。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也在被荡涤之列。
所有的都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我的父亲、舅舅等都是中共川东地下党的党员，一下子全成了“叛徒”。
我的父亲是我的继父。
我的生父从我一出生开始，就没有见到过。
由于政治观点不同，我的生父离开了我的母亲，使母亲在怀我、生我的时候备尝痛苦。
我在母亲的办公室里出生，一岁的时候便得了肺结核，这个在当时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病险些夺去了我的生命。
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得到生父一分钱，没有得到他的只言片语，哪怕是一句问候，一个字。
母亲四处奔波，节衣缩食给我买药。
现在只值几毛钱的“雷米封”在当时要几十块钱，母亲下决心：
“不管吃多大的苦，也要把孩子救活。
”外婆24小时不分昼夜地守着我，把扇子吊在我的头上，一下一下地拽着系着扇子的绳子，从夜晚一直到天明。
没有辜负母亲和外婆的爱，我活过来了。
对于我的生父，我和母亲都十分恨他。
我不要见他。
永不要见。
他也许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是母亲的孩子。
就是他站在我的面前，我也不认识他。
当然，我不知道他真的站在我的面前我会怎么样，起码我现在是这样想。
他在欢乐的时候有了我，留给母亲重重艰辛。
他对我没有履行过父亲的责任，没有任何养育之恩。
当母亲送我到拍电影的时候，也许她预感到我以后的发展，她要我无论在什么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要提起母亲及父亲的名字。
她要求我如果生父来找我，不要认他。
我答应了。
在8年后的今天，我已今非昔比，在所有介绍我生平的报刊杂志的文章里，从没有出现过母亲和父亲的名字，我在履行着对母亲的诺言。
就在今天，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母亲又来信要求我，不要提她及继父的名字，我同意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永远站在母亲一边。
我的继父在我三岁时来到我家。
我们朝夕相处，我对他怀有深挚的敬爱之情。
小的时候，他经常领着我去散步，给我讲《东周列国志》、《水浒》、《三国演义》，给我讲解唐诗、宋词，讲中国历史，讲《红楼梦》……他每年带着我种南瓜，我们天天挖地，天天浇水，天天施肥，可是在我记忆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们亲手种下的瓜秧上结出过果实。
我的心里，有着许许多多同他在一起的美好记忆，他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善良、最温和的人。
他品质高尚，我热爱他。
就连他和母亲发生矛盾，我也总是站在他的一边。
父亲成了“叛徒”之后，挨打挨斗像吃饭一样经常。
由于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造反派”几乎每天找我谈话，叫我同他划清界限，反戈一击。
我决不相信他是什么“叛徒”，我也决不同他划清界限。
他关进“牛棚”之后，我也总去给他送饭，看见他挂着黑牌子站在队伍里，我隔老远就大声喊：
“爸爸！
……”我的犟脾气并没有给父亲带来什么好处，反而使他为我吃了许多苦。
一次“造反派”抄我们家，把我的箱子也翻遍了，我的少女的一切秘密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恼羞成怒，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凭什么翻我的东西？
我冲出去，和他们吵了一架。
无论母亲多么严厉地阻止我，我也不顾一切地尽情地发泄着我的愤怒。
第二天，大字报栏上醒目地倒写着父亲的名字，说他指使他家的“狗崽子”，对“革命造反派”进行猖狂反扑。
那天中午，我去给他送饭。
他没有在“黑帮”队伍里，而是躺在“牛棚”的“床”上，脸上贴满了大大小小的纱布。
后来，父亲的腿被打断了。
不许治疗，还要批斗。
我和妈妈轮流背他，我背到楼下，妈妈再背到会场。
不能养伤，也没有药，一次次的批斗使父亲的腿完全成了残废，他已永远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走路，现在，只能坐手摇车出门上街。
为了给父亲买点吃的，我骑着自行车，冒着满街的枪炮声跑遍全城，只买来了一瓶广柑汁。
父亲十分有骨气，在拷打之中他从没有诬陷过别人，我深深地敬爱他。
我从来没有认为他不是我的父亲。
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最好的人。
我不容许任何对父亲的污辱和亵渎。
在我成了“狗崽子”以后，每天回家，总有一群孩子跟在我的后面向我扔石头，叫着父亲的名字，喊：
“打倒×××！
”我怀恨在心，敢怒不敢言。
有一天，我回家很晚，没有一群孩子，只有一个小男孩跟在我后面跳着叫着：
“打倒×××！
”开始我忍着，后来看看四周没人，我猛地转过身扑过去，一把抓住他，咬牙切齿地低声吼道：
“你打倒谁？
你还喊不喊？
”我把他使劲地往地上一推，飞跑回家。
我施行了“阶级报复”，心惊肉跳地过了好多天。
好学生一下子成了“狗崽子”，这场“灵魂革命”给我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而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我的演戏事业，这是什么时刻？
开始我教“忠字舞”，后来我宣传《公报》，然后演“对口词”，最后在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宣传队里演各种角色。
那个时候，我的演技相当拙劣，可以说谈不上什么演技。
一个宣传队长曾给我下过定义：
“你打扬琴还行，绝对不能演戏！
”可是僧少粥多，不演不行。
不仅要演，还要五花八门。
先是尽演“红卫兵”，以后小姑娘、小男孩、老太婆、媒婆、地主婆、媳妇，工人、农民、解放军，形形色色，什么都演。
没有什么创作，全是以模仿为主。
不过我学得惟妙惟肖，还能在别人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发明创造，常常比原版更好。
这时候，别人时常说我演得好了，但我不以为然。
我并不打算演戏，我早已迷恋上了音乐，扬琴。
到农场“接受再教育”
这时候，我们全部附中的剩余同学都将要离开学校，走向工作岗位了。
由于我们是“文革”前最后一批毕业生，省市歌舞团及各个文艺团体都到学校来要人。
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几年的动乱，我对“文化革命”已厌烦之极。
我渴望着安定的秩序，渴望着在舞台上展示我学到的本领。
美好的未来在向我招手，我们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分配文件的下达。
文件来了。
工宣队队长给我们宣布：
“医药专业的毕业生，应下放到农村去当赤脚医生。
”我们全体都面面相觑。
当队长接着念到“文艺专业的毕业生，一律分配到农村当普通农民”的时候，大家都傻了。
我们全体同学都分配到了农村。
而且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分配到甘孜、阿坝、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
我被分配到了专区宣汉县农场，这在当时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了。
我对父母亲说：
“我不下乡。
我要留在。
我去考文艺团体，我能考上。
”父母亲不同意。
上山下乡是党中央的精神，怎么能不去呢？
况且，作为“狗崽子”的我，能够和大家一样，享受“到广阔天地里，接受再教育”的光荣，已经是对我的恩赐了。
在父母心目中，只有上山下乡才是我这个“黑帮子女”有希望变成红色接班人的唯一光明大道。
父母亲非常慎重地同我谈话，他们对我说：
“你要是不下乡，我们就不认你这个女儿。
”
就这样，我登上了离开的火车。
全家人都来送我，谁也没有哭。
母亲是一个坚强的女人，这一点我很像她。
谁也不知道等着我的究竟是什么，大家都一片茫然。
我所在的大队离县城很远，在河的那边。
一到这里我就时常想起“两岸猿声啼不住”这句唐诗。
这一带是川北地区，是《红岩》中双枪老太婆出没的地方。
我们大队一共只有十几个人，全是清一色的小伙子，只有美术学院附中毕业的一个女学生和我，两个小姑娘。
没有电灯，没有广播，一到晚上整个世界是一片漆黑。
每晚睡觉都害怕有蛇，用棍子对着床噼啪乱打一气。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开始了第一天的劳动。
这一天的工作就是挖地。
我从来没有干过农活，那些小伙子挖一下，我就得挖十下。
但是我不服输，我不愿意落在别人的后面。
好在小伙子们经常停下来给锄头“号脉”，挖几下便用锄把支着下巴谈天，一谈就是十分钟、二十分钟。
我就趁这个时候拼命地挖。
要赶上他们，谈何容易！
赤日炎炎，汗水流到眼睛里，嘴里，流到身上，像无数小虫子在爬。
锄头在我手里越来越重，我头昏眼花，看看这块地的边缘，就像是大洋彼岸那样遥远，我面前一黑，扑通一下倒在地里，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们把我拉下得更远了。
我爬起来，继续挖，不是说要“接受再教育”吗？
我和小伙子干一样的活。
在这个以体力鉴定好坏的地方，我要取得合格证。
我把劳动当成是学业那样来攻，决不屈服。
我不请假，不愿意看见队长不高兴的面孔。
当时我正在发育时期，即使身体不舒服，我也不吭声。
我和小伙子一样扛麻袋，装船，那一次整整病了一个多月。
我不哭泣。
因为哭泣没有用。
我每天在幻想与破灭之间挣扎，我第一次渴望着“爱情”；如果有这么一个小伙子，他能够每天来帮助我挖地，只要坚持八个月，我就一定嫁给他。
可是这个小伙子一直没有出现过。
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我逐渐地适应了环境，虽然不知道前途如何，但我雄心未混。
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人。
一颗珍珠，在深山大壑里也是珍珠；一块顽石，即使在皇宫御院也是块顽石。
我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颗珍珠，或是同珍珠相近的东西，总之决不做顽石。
我不停止翅膀的扇动。
我读能找到的一切书。
我学习针灸，照着书本给周围的农民治病，农民们都叫我“医生”。
我借了一架扬琴，每天6时出工，4时起来练琴。
劳动之后全身酸疼，胳膊肿得拿不住敲琴的竹杆子，但是迷迷沌沌的我还是要练。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练琴不可能有什么长进，但我锻炼了毅力。
可是，有一件事情却使我救死扶伤的针灸事业宣告结束。
一天早晨，我从睡梦中被叫醒，赶到很远的地方，去给我熟悉的小姑娘五妹治病。
她告诉我腰疼，肚子疼，我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翻开《农村医疗手册》，立竿见影地给她进行了我认为的最有效的治疗。
第二天，有人告诉我，昨晚五妹被送到医院，早产了一个男孩。
我目瞪口呆。
赶快翻开书，看到“孕妇禁忌”几个字，就在这几个穴位上我给五妹进行了强刺激。
可是我不知道啊。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五妹会有孩子。
在农村，如果我问一个未婚的小姑娘怀孕与否，除非我想挨拳头或是被唾口水。
这件事虽然我没有什么责任，却从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