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地名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势在必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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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地名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势在必行
加强地名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势在必行
来源：
民政部地名研究所作者：
刘保全 时间：
2007-10-2213:
36
为了响应联合国第5届地名标准化会议关于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决议，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指示精神，切实加强对我国地名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唤起全社会对地名文化的认知和保护意识，延续地名历史文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会同相关领域的专家在全国启动了“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现就有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简要阐述，以期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
一、地名文化内涵十分丰富
名是人在社会生活中为了相互区别事物和联系而制定的称呼代号。
《说文解字》曰：
“名，自命也。
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以口自名。
”就是说，人们在共同生活和交往中，如果白天还可以用手势、动作来交流思想的话，在夜间由于没有灯，就只能用声音来进行交流。
于是这个具有特征的事物代号——“名”应运而生了。
地名是众多事物名称的一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早期人类在共同生活和交往中，需要对有关地理实体进行区别和指称，尤其是一些被崇拜和禁忌以及重要生产生活的地方更需要有名称作标志。
于是，大家就为这些地理实体取个代号（指称），以便称呼和识别，这就是最初的地名。
在某种意义上地名的起源几乎和语言的形成是同步的。
人类在生存和发展中必须交流，语言是交流的工具，而地名则是用语言为地理实体所作的代号。
尽管在古代地名仅仅是简单的有声的一种用以区别个体地理实体的语言，但毕竟是地名的发端。
文字出现以前，人类只能用口头约定和传播地名,以后又可能用一种符号代替。
比如近几年考古中，人们发现的宁夏中卫大麦地岩画、内蒙古阴山岩画、云南沧源岩画中，有的已是图示文字，是文字形成以前有着文字萌芽因素的重要形态之一。
宁夏中卫大麦地岩画、内蒙古阴山岩画中的太阳神，可以说是用图示文字表示的太阳的地名，云南沧源岩画中的原始村寨可以说是用图示文字表示的居民地地名。
其中，宁夏中卫大麦地的早期岩画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晚期，距今二万至三万年左右，而大部分产生于公元前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
这样，用图示文字表示的地名至少可以上推到一万年以前。
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了文字书写的地名。
即使在现代社会的今天，广阔的农村、偏僻的山区和旷野，仍然有许多地名是在当地口传约定而且至今仍在继续口语使用，并未被文字记载下来。
汉字是世界文明古国所产生的原发性文字中惟一现在还在使用的文字。
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是目前可识的汉字中最古的文字，甲骨文中有地名上千个，是我国最古老的文字地名。
甲骨文的发现，使我国用文字记录地名的历史上溯到约4000年前。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地名的数量越来越多、地名的命名越来越科学、地名的类型越来越复杂、地名的表示越来越规范、地名的文化内涵越来越丰富、地名的记录与传播手段越来越先进、地名的使用与流传越来越广泛。
这是地名演进的规律，历史发展的必然。
众所周知，有了人类就有了历史，有了历史就有了文化。
人类的起源和文化的开端是一对“孪生姐妹”。
劳动创造了人，人在劳动中创造和使用工具则是“文化”的萌芽。
因此，中华文化的黎明就是从人类制造和使用最简单的工具“石器”而为开端的。
地名是历史的产物，它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与文化共生并同步发展，因此，地名与文化也是一对“双胞胎”，共同出生于人类历史的母体中。
如在图腾产生之前，原始人群过着游徙生活，既没有群体名称也没有聚落地名。
在图腾产生之后，每个人群都以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自己的图腾，并以此作为群体（部落、民族）的名称。
当每个群体定居在一个地方后，便以其图腾名称作为定居地的名称，这就出现了聚落地名。
因此，最早的地名大多是图腾名称。
我国的远古龙、虎图腾，是女娲、伏羲两部落的名称，经夏、商、周、秦、汉，一贯而下，形成中华民族的龙虎文化，因而使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形成了大量的“龙”、“虎”地名。
仅《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收入的以“龙”字起头的地名就多达225条（如龙潭、龙岩、龙山、龙屯……），以“虎”字起头的地名也有近百个（虎门、虎市、虎丘……）。
可见，我国远古地名是中华远古文化的伴生物。
又如，唐代盛世，佛教文化鼎盛，佛寺遍及全国（仅唐太宗时期佛寺就有3000多处），遂以寺院、佛神菩萨、法器用具和佛教活动等为名的地名应运而生（如萨迦寺、嘎马、战神、转经、佛灯山……），仅北京市区与寺庙观庵有关的街巷地名就有300多条。
可见，一种文化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对地名的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之深。
我们研究地名文化，既要研究地名这个语词的文化内涵，又要研究地名所指代的地理实体的文化内涵。
地名是语言词汇组成部分，是专有名词，也是一种语言文化形态。
地名是因地命名的专有名称，所以，地名语词的文化内涵，首先揭示了它所指代的地理实体的位置和范围。
当我们看到或听到“北京”这个地名语词时，立刻想到它的地理位置，并知道它代表着北京市的市区，这是一般语言词汇不具备的文化内涵。
同时，地名语词的文化内涵还包括了音、形、义，即地名的读音、文字书写形式和它的含义（命名意义），这是任何语词都必须具备的基本内涵。
地名语词揭示的地名的音、形、义，是其基本的文化内涵，如进一步挖掘，还可揭示地名的语源：
一是地名语词来自什么语种，其本来的音、形、义为何，从而揭示了地名语言之源。
我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除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名多系本民族语地名外，广大汉语地区有些地名其语言之源也有是少数民族语的，如“吉林省”和“吉林市”的专名“吉林”并非汉语地名，而是满语的汉译名称。
在同一民族语言内部，由于方言的影响，出现了许多方言词地名或特殊读音地名，如台湾省聚落地名中以闽、粤方言命名的很多；在全国范围内通用汉字书写地名，而在民族自治地区同时并用本民族文字书写地名。
从而，形成了我国地名语源文化的丰富而复杂。
二是地名的命名缘由（即名称的来由），揭示了地名命名理据之源。
从古代探究地名语源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我国很多地域的命名是与人们生活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如以地理方位命名的“陕西”、“河北”、“洛阳”，以地形特征命名的“井陉”、“赤峰”、“葫芦岛”，以山水命名的“鞍山”、“黑龙江”、“涞水”，以动植物命名的“枣强”、“榆林”、“蛇岛”，以矿产资源命名的“铁岭”、“石棉”、“盐池”……。
地名命名理据，除因地得名、因人愿得名、因物像得名外，还有许多的取决于历史的缘由，如“广州”是三国吴黄武五年（226年）从交州分置的，因交州治所名广信，故取名广州。
可见，由于社会的演变而形成地名命名理据的复杂演变过程。
通过对地名语词文化内涵的进一步挖掘与研究，还可以洞察到其地名实体的历史、地理、乡土等文化线索。
如从“赞皇”一词的含义来历中了解到，公元前968年周穆王曾在赞皇境内讨伐犬戎胜于山赞山，遂封为赞皇山；从“井陉”一词的含义中了解到井陉县境的地貌特征为“四方高，中央低，如井之深，如灶之陉，故名井陉”；从“蔚县”一词的文化内涵中了解到蔚县的民间剪纸工艺历史悠久、闻名全国，成为独树一帜的民间文化奇葩。
地名所指代的地理实体的历史进程、地理环境和乡土风情等构成的文化内涵更为丰富。
我们派专家组到河北省赵县进行地名文化考察，通过调研了解到，赵县地域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这里有远古伏羲文化遗存、秦汉时期的宋子古城遗址，有隋代所建堪称世界桥梁史上“敞肩拱”桥始祖的安济桥（赵州石桥），有始建于汉代的北方佛教文化圣地柏林禅寺，有以唐代“赵郡李氏”13相为代表的众多历史名人……；赵县具有独特的地理文化景观，这里是国务院命名的“中国雪花梨之乡”，栽植雪花梨的历史长达1700余年，境内25万亩梨园春季花海似雪如玉、金秋累累硕果遍地飘香，一派诱人的梨园文化；赵县还有质朴的乡土文化，这里是燕赵文化腹地，民俗风情、衣食住行具有浓厚的燕赵传统文化特色，民间剪纸工艺享誉国内外……。
从深入研究中看到，地名实体的历史、地理和乡土等地域文化是地名语词形成和生存的环境和土壤，同时还影响着该地域地名群的形成、采词和演变的规律和特征，从而造就了一方地名文化景观。
如专家组在涿鹿县调研时了解到，涿鹿县境内有涿鹿山，古称独鹿，形似一只梅花鹿，山前有一条溪水名涿水，俨然如一幅山水图画。
这一地理文化景观则成为“涿鹿”这个地名语词形成的土壤，形象地揭示了“涿鹿”一名的语源。
据《史记》等大量文献记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最后“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中华三大文明始祖炎、黄、蚩在涿鹿县这块土地上创造了中华文明初制，使涿鹿成为华夏民族之发祥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摇篮、中华传统文化的源根。
今天的涿鹿已成为华夏儿女寻根问祖的地方，建有“港土归根碑”和“澳土归根碑”，并列为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圣火传承之地。
古老、深厚、辉煌的历史文化，成为“涿鹿”这个古老地名得天独厚的生存环境，使之世代传承、沿用至今，具有强大而旺盛的生命力。
又如，井陉县地域由于历史源远流长，使得境内聚落地名形成历史悠久。
据对全县318个自然村统计，其中建村千年以上的占27%，建村500年以上的占48%。
由于全县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所以半数以上的聚落地名都以所临山川地形特征而得名，如以山体形态而得名的占40%，以河川及相关地势得名的占17%。
形象地说明，县境悠久的历史文化和鲜明的地貌特征成为县名“井陉”及其聚落地名形成的土壤和生命力犹存的真谛。
上述分析说明，地名文化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地名语词文化；二是地名实体文化。
地名语词文化属于语言文化范畴，是地名实体文化的标志，对于我们研究地名实体文化可以起到抓纲带目的作用，因此，它是地名文化中的基本内涵；地名实体文化属于地域文化范畴，是地名语词文化形成、生存的环境与土壤，对于我们研究地名语词文化可以起到基础和深化的作用，因此，它是地名文化的外延。
地名语词文化和地名实体文化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统一体，二者构成了地名文化的全貌。
地名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具有鲜明的广泛性、综合性、历史性特征。
因为，地名文化既属于物质文化又属于非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是广义的文化概念；地名文化既包括语言文化又包括历史文化、地理文化和乡土文化等，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范畴；地名文化是伴随着民族文化形成发展而形成发展起来的，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化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地名是信息的载体，它具有承载、积淀和传播文化信息的功能。
因此，地名既是语词文化的标志又是地名实体所含历史文化的化石、地理文化的镜像、乡土文化的窗口。
所以，我们可以把地名文化称之谓“地名载体文化”。
综上所述，我们把中国地名文化界定为：
中国地名文化，是以中华民族为创造主体，以地名为载体，在中华大地上伴随着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特色和丰富内涵的，且世代传承的地名语词文化和地名实体文化体系。
二、古老地名是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地名浩如烟海，为世界地名大国，古老地名其历史之久、存量之大和文化内涵之丰富堪为世界之最。
据我们调研和评估，我国现存的千年以上的古县就有700多个、千年古镇1000余个、千年古城（都）300余个、古村落近10万余个……这些古老地名，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沿革，记录了灾害、战争和疾病的磨难，记录了自然环境的变迁，记录了华夏祖先创造的文明成果，也记录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它们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见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化石。
通过对涿州市地名文化调研看到，涿州是三国时期刘备和张飞的故里，是刘、关、张桃园结义的地方，是中国义文化发祥地；这里是“中国地理学之父”郦道元的故里，有中国北方古代最大、最完整的水利工程，成为中国郦学文化的源根；这里是中国儒学一代宗师卢植和中国佛教禅宗六祖慧能的祖地，并形成了典型的卢氏宗亲文化；这里是宋代哲学家邵雍的故里。
这里还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故里，仅入选《河北古代人物综录》的历代名人多达257人，古涿州可谓名人荟萃之地，涿州古城成为中国历史名人城。
“涿州”这个古老地名成为诸多历史文化的指代地，是涿州地域文化资源信息的载体，成为世人瞩目的地名文化遗产。
北京的胡同地名文化内涵丰富。
许多胡同名称如济州卫胡同、白塔寺胡同、国子监胡同等，成为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的化石；许多胡同名称如北河胡同、水簸箕胡同、海子桥胡同、海运仓胡同等，成为古城北京地理文化的镜像；还有许多胡同名称几经雅化，如哑巴胡同雅为雅宝胡同、臭皮胡同雅为寿比胡同、鸡爪胡同雅化为吉兆胡同等，成为京城语言文化演进的窗口。
北京的胡同地名在古都的历史进程中，深深地融入了京城文化的精髓，成为北京历史文化的印证，鲜明地展现了古城风貌特征，是国内外注目的文化遗产。
联合国第5届地名标准化会议6号决议提出：
“地名是民族文化遗产”。
事实说明，我国拥有的众多古老地名具有丰富的文化积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化石，是中华文明史的见证，是宝贵的地名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成员。
我国拥有众多的地名文化遗产，表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明对世界人类历史与文明的巨大贡献，向世界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从而增强了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责任感。
三、加强地名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已成当务之急
对地名文化的挖掘研究和保护，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联合国第6届地名标准化会议的9号决议指出：
“地名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随意改变地名将造成继承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的损失”。
许多国家都把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作为地名科研与地名工作的重要内容。
如，加拿大从1989年始就展开了对传统地名的整理，对怎样保护具有纪念意义的地名进行了研究与决策；荷兰正在建立历史地名数据库，以保护和研究地名文化遗产；奥地利联合中、东欧各国对12世纪以来形成的居民地地名进行大规模考察，用以研究保护措施；北欧不少国家都将地名文化遗产列为本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开展地名文化宣传、保护活动，其中瑞典正在进行“优秀地名保护活动”，对历史地名和古迹地名进行登记、公布、宣传和保护——全球性的地名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活动，方兴未艾。
在我国，由于社会上对地名文化缺乏认知，对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淡薄，因而对古老地名随意更改和废止的现象屡禁不止。
大跃进时期改了一批，“文革”中又改了一大批，近年来在城市化建设、资源开发和环境整治中随意更改或废止古老地名的问题更是时有发生。
如江西省鄱阳县因地处番江北岸（素有水北为阳）而得名，1957年为简化书写而改为波阳县，致使“鄱阳”这个古县名语意顿消；河北省完县为金代所置完州，以“山川完美、坚固”之意而得名，但在1993年因外商认为“完”是“完蛋”之意，而更名顺平县，此举何等荒唐。
许多历史悠久的城市，特别是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在旧城改造中忽视对反映古城历史文化风貌的古老地名或传统地名的保护，致使许多文化内涵丰富的老地名变更或消失。
如北京市旧城区的胡同地名是古都历史文化风貌的一大特征，然而在1980年至2003年间因旧城改造而消失了40%。
地名语词的含义是对地理实体的专指，它揭示了地理实体的历史沿革和语源文化，地名一旦更改或消失，其“专指”功能顿消。
随意改变、废弃古老地名，在当时背景下虽有一定道理，但将其放到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看，则极少合理性，实质上造成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严重破坏。
我们应充分认识到，保护地名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人类文明成果，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就是保护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保护地名文化遗产，是地名主管部门和研究机构乃至全社会神圣的历史使命！
四、地名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
根据我国古老地名不断消亡的严峻形势，为了对全国地名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研究与保护，2004年2月，我们向民政部领导提出了建立地名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机制。
拟开展“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规划与试点，得到了部领导的赞同和批准。
经过调研、规划与试点，我们拟定了《“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实施方案》。
“保护工程”包括地名文化遗产的分类调查与评估、地名文化遗产的鉴定标准体系、地名文化遗产的评价与记录、地名文化遗产的研究与利用、地名文化遗产的传播艺术模式、地名文化遗产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地名文化遗产的管理与保护等7个项目，是一个全新而庞大的科学系统工程。
首先，开展地名文化遗产分类调查与评估活动。
调查范围包括古政区地名（含古县、古镇）、古聚落地名（含古城和古都、城市古街巷、古村落）、古建筑地名（含古寺庙、古楼阁、古塔幢、古驿道、古桥梁等）、古山川地名（含地质形成古远的山、河、湖、洞、泉、关隘等）、古坊店地名（含古老工厂作坊和商业店铺）五大类，调查内容包括古地名的历史沿革、地名语词文化和地名实体文化、保护利用情况三个方面。
调查活动以省（区、市）为单位组织实施，采取分类、分期、分阶段逐步推进的方式进行。
在分类调查和有关县（市）提交古地名文化调查材料的基础上，由各省（区、市）会同“中国地名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专家组，对全省（区、市）地名文化遗产进行评估论证；在各省分类调查评估后，组织专家对全国地名文化遗产进行分类综合评估，评价估测出各类地名文化遗产的存量与分布、形成背景与年代、地名文化含量与特征、保护与利用价值等，作为实施“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各项活动的科学依据。
因而，调查与评估是“工程”的基础工作。
第二，建立地名文化遗产鉴定标准体系。
在分类调查与评估并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组织地名和相关学科专家，制定了“中国地名文化遗产鉴定标准体系”。
按着我国地名文化遗产的分类和本质特征，本标准体系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鉴定各类古地名是不是地名文化遗产的“基本标准”，对各类地名文化遗产的形成时间、专名传承和基本文化内涵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第二部分为鉴定各类地名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对象的标准，它以第一部分“基本标准”为基础，进而对其地名文化的含量、突出或独特之处和普遍价值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
本标准体系是鉴定我国各类地名文化遗产及其重点保护对象的技术标准，具有较好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第三，对地名文化遗产评价与记录。
对我国地名文化遗产的评价鉴定和记录备案，通过两步进行。
首先，在各省（区、市）开展地名文化遗产分类调查与评估的基础上，依据“基本标准”对每个古地名逐一进行评价鉴定，认定其是否为地名文化遗产，并将认定的地名文化遗产载入《中国地名文化遗产名录》；第二步，在被认定为各类地名文化遗产之中择其具有典型性的，可申报重点保护对象——千年古县、千年古城（都）、千年古镇……，经专家组调研论证并推荐后，依据“地名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对象鉴定标准”中的相应标准，认真公正地评价鉴定，凡被认定为重点保护对象的均载入《中国地名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对象名录》。
两级《名录》，表示被载入之古地名的地名文化遗产资格及其保护级别，并以示记录备案。
第四，对地名文化遗产研究与利用。
为把地名文化及其遗产作为地名学的新领域，进行深入系统地挖掘与研究，我们设立了“中国地名文化与地名文遗产”课题组，对我国地名文化和各类地名文化遗产进行多视角、多层面地系统研究。
考证地名文化及其遗产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生存的环境，理清地名文化历史文脉及其实质、内涵与特征，追寻古老地名生命力犹存的真谛，探索提升我国地名标准化文化品位的新理念，将地名文化及遗产的研究与保护融入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去。
结合“保护工程”的实施，积极探索充分开发、利用地名文化资源的途径，使之成为壮大国家和地方文化总体实力的新资源和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无形资产。
第五，对地名文化遗产的弘扬与传播。
为了大力弘扬中华优秀地名文化，广泛传播中国地名文化遗产，唤起国民对地名文化的认知，增强全社会对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并以此为教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要运用多种传播艺术模式，弘扬与传播地名文化及其遗产。
一是组织摄制大型电视文献片《千年古县》、《千年古城（都）》……，通过影视画面形象地展现丰富而深厚的地名文化，使观众深入了解地名对文化的载体功能。
二是编纂出版《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丛书》，包括《古县地名文化志》、《古城（都）地名文化志》、《古村镇地名文化志》、《古建筑地名文化志》、《古山川地名文化志》、《古坊店地名文化志》６套专志系列。
将认定的地名文化遗产分类收编，既是中华地名文化集大成之专著，又是查阅中国地名文化遗产的工具书。
三是举办地名文化书画展、图片展和地名知识电视大赛，建立地名文化碑林、地名文化博物馆等宣传设施，广泛普及地名文化知识。
四是设立“中华地名文化网站”，开发多功能地名文化服务系统，实现地名文化资源共享。
第六，开展地名文化遗产的国际学术交流。
积极参加联合国地名组织开展的各项地名文化研究与保护活动；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及时向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通报“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进展情况及取得的成果；举办“中华地名文化国际论坛”和“中国地名文化遗产博览会”，进行地名文化学术交流与合作。
第七，加强地名文化遗产的管理与保护。
对各类地名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对象，由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制发“中国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千年古城、千年古镇……）”保护标志牌，向社会公示，以提高认知度和保护意识。
总结“保护工程”的实施经验，制定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规定，使我国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法制轨道。
在“保护工程”基本结束后，因势利导，建立地名文化遗产管理保护的长效机制。
如将传播艺术模式形成产业化，深入持久地弘扬与传播地名文化；建立地名文化遗产管理保护信息系统，并形成定期更新运行机制，实施跟踪监测与管理；建立地名文化遗产调查、评价、鉴定、记录、公示等一系列运行机制，将地名文化遗产的管理保护经常化、制度化。
实施“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要科学把握、精心运作、分步推进。
为了加强“保护工程”的具体组织指导，设立了“中国地名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具体负责组织推动、业务指导；邀请侯仁之、郑孝燮、罗哲文等文化遗产专家为顾问，给予理论支持。
在民政部的领导下，要紧紧依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有关市、县地名主管部及相关部门的支持与配合，上下通力合作，实施各项活动。
鉴于全国地名文化遗产存量大、类型多、分布广，故要采取分类、分期、分步实施的工作途径。
五、搞好地名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意义重大
从试点和启动阶段看出，百姓对保护老祖宗留下的地名有感情，地方政府认识到自己有地名文化遗产资源后有热情，学术界对历史文脉将得到保护感到高兴，文化界对开辟一个新的文化领域感到鼓舞，老一辈为能制止在地名上出现的浮躁现象感到欣慰。
可以说，“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赢得了社会广泛的支持和关注，是一项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民心工程。
第一，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地名标准化工作的需要。
在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有关保护地名文化遗产决议的推动下，研究和保护地名文化遗产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美许多国家早已行动起来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个全球范围的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潮流已经掀起，且日渐高涨，这是国际地名标准化工作的深入与发展。
我国作为地名文化大国和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必须迎头赶上，积极投入到国际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中去，并尽快取得成效。
这不仅是中国地名标准化工作的需要，也是国际地名标准化发展的要求。
通过实施“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在国际上展示我国文明进步的程度和地名学科及相关学科发展的水平，特别是汉语地名的保护对与汉藏语系有关的国家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通过实施“保护工程”，使中华民族创造的文明成果得以保存、传承并发扬光大，这将是对保护全球人类文明成果的一大贡献；通过实施“保护工程”，探索提升地名文化品位的地名命名新理念和先进文化观，将我国地名标准化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推动地名国际标准化的发展做出新贡献，在国际地名组织中将大大增强我国的影响力。
第二，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实际行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党的先进性的重要特征和显著标志，把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视为时代赋予党的重大战略课题。
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科技、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实力的竞争，同时包括文化实力的竞争，而且文化实力渗透在综合国力的各个要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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