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发展与诺贝尔科学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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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发展与诺贝尔科学奖

中国科技发展与“诺贝尔”科学奖

摘要：

本文围绕2011年诺贝尔科学奖的颁布，从诺贝尔奖上分析当前中国科技发展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从个人角度，对之加以分析，同时提出一些相关的见解和措施。

目的在于解决从诺贝尔奖上反映出中国科技发展上的诟病，缩小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

关键词：

中国科技发展诺贝尔奖体制问题创新

2011年10月5日，以色列科学家达尼埃尔-舍特曼（DanielShechtman）因发现“准晶体”而独享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以及1000万瑞典克朗（约146万美元）的奖金。

诺贝尔化学奖评审委员会认定，舍特曼发现准晶体从根本上改变了化学家们对固态物质的构想。

准晶体是一类不具备晶格周期性，却显有序性的固态材料。

与此同时，曾被媒体吵得沸沸扬扬得中国科学家屠呦呦有可能获得这一奖项，但最终揭晓时，结果是没有中国人获奖。

中国作为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和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泱泱大国，却在诺贝尔三大科技奖设立100多年来，不曾有人问鼎这一奖项。

不仅如此，而且有距这些奖项更加遥远之感。

浏览各大门户网站刊载的相关新闻和文章，未见“大家”理性深入、振聋发聩的扛鼎之作，更多的却是满不在乎的评论，甚至认为诺贝尔奖的评选无客观公正可言，有人还说“诺贝尔奖正在成为学术鸦片”，对颁奖方和获奖者均颇有微词，并竭尽调侃之能事。

这里我想首先说的是诺贝尔三大科技奖的客观性不容置疑，尽管诺贝尔文学奖有时难免不受意识形态影响，诺贝尔和平奖在评选过程中则往往受政治等因素左右，以致诺贝尔文学奖特别是和平奖常常被广为诟病，和平奖对中国甚至屡次戏弄，严重伤害过中国人民的感情，但我们不能因此怀疑诺贝尔三大科技奖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因为我们无法否认，整个近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的所有学科几乎都由美国和欧洲国家科学家、经济学家创立，我们目前生活中的几乎所有现代元素也均来自欧美。

2006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五届中国科学家论坛”上，全程参与我国《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的研究和编制以及《配套政策》制定工作的我国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副司长胡志坚博士含泪作报告称：

我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创新性成果是0，在应用研究方面的创新性成果也是0；在技术研究方面有些创新成果，但技术创新的专利数量不及一个菲利普公司多。

我国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事实上是在“阅读”国外的成果，可就连阅读的速度竟也远远跟不上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创新的速度。

这多么令人痛心，任何科学知识积累不够、科学研究时间不足、缺乏科学家群落、缺乏科学人才识别和甄选机制等，在这个残酷的事实面前都成了苍白无力的开脱。

中国无缘诺贝尔三大科技奖的状况事实上已经给中国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响，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也许不少人会说，“拿来主义不是很好、很便捷吗；让他们研究，我们引进、消化、吸收就是了，何必费那么大劲儿。

”且慢，从第一次“西学东渐”开始，我们已经“拿来”、“引进”400多年了，且不说核心技术能不能“拿得来”和“拿来”、“引进”的代价，单“知识产权”的保护，就能使人家长期处于先进和强势地位，再加上各种标准、规则的制定权和世界事务的“话语权”，这些足以使中国永远处于“跟班”地位，且处处被动，处处受制于人，长此以往甚至有亡国灭种之虞，何况国际反华势力肢解、瓦解中国已经是我们面临的现实威胁。

所以凡是关心国家前途和未来的人，都应该高度关注这个问题。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诺贝尔奖固然神圣，但从诺贝尔奖的设立以及颁发来看，我们自己真的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制度问题。

我们的初等教育，为的就是分数，为的就是考试，其终极目标就是为了高考。

这样的应试教育，的确能培养扎实的基础，但也抹杀了我们的创造性。

我们的高等教育（也就是大学教育），为的就是钱，读很多书，考很多证，就是为了以后能找份好工作。

而且大学的衙门化问题严重。

人人都向钱看，还有什么心思去搞科学研究？

况且我们对创造性的培养根本就不足，那还凭什么指望我们的大学生能研究出什么来？

我国的研究经费的分配又向其项目的‘钱途’看，对于要研究很久才出效益的项目一般不怎么感冒。

那还凭什么指望我们能研究出什么来？

所以说，我们的人才到了外国的体制下，就能很好地发挥我们的专长，因为他们在国内接受了很好的基础教育，到了外国，有配合的体制和制度下，就能研究出成果来。

能拿诺贝尔科学奖就不怎么出奇了。

现在拿诺贝尔科学奖的，都是“海外华人”，“本土华人”至今还没有。

所以，自己的问题就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埋怨外国对我们有偏见。

如果外国有偏见就不会有”海外华人“获奖了。

虽然中国的科技水平发展蒸蒸日上，取得了许多重要科技成果，这样能为中国人获诺贝尔奖奠定了基础，杨振宁先生说过：

“中国本土出生、成长，并在本土出成果的科学家要获得诺贝尔奖，从现在算起，20年足够”。

但是，从诺贝尔奖的背后也反映出我们存在的诟病。

为此，我们应该迫在眉急得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消除我们的问题。

第一，科技发展特别是科技创新要求有“肥沃的土壤”，即能够激发人们去进行创造的社会环境。

国家在确立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基础地位，切实加大科技投入的同时，应当通过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等各种手段，组织动员各方面构建创造工程，即拓展创新思路，优化创造素质，建立创新标准，提高创造效率，为发现、发明、创新提供决策、规划、方法和程序。

在社会的组织结构方面，坚决消除科技发展的各种体制性障碍，使实施科技发展的组织机构，包括国家的、各行各业的、企业的以及其他民间的等各级各类研发机构健全，并建立起相互间的有机联系，形成互动机制，充分发挥其功能；在思想氛围方面，必须把科技知识的学习、普及以及弘扬科学思想和树立科学精神，作为提高国民素质的关键环节来抓，一个人人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充盈着科学精神的社会，才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才是适宜科技人才成长的土壤，才是孕育大科学家、大发明家的摇篮；在激励方式方面，彻底消除官本位制的做法和影响，确保科技人员的应有待遇，使从事科技成为全社会最高尚、最荣耀、收入最高的职业，促使杰出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同时，还要善用创造性人才、形成适于和鼓励人才流动的机制，以及尊重创造性人才生活习惯和个性特点等。

要千方百计使我国科学技术在没有阻力的“超导”环境中高速发展。

第二，培养和激发人的创造性应当成为教育界和科技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创造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正所谓“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质的飞跃往往都是重大发明创造引发的，正如蒸汽机的发明引发了工业革命，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开创了信息时代。

基础研究方面的重大原始创新对人类有重要的影响，因而是诺贝尔三大科技奖的主要根据。

但诺贝尔奖并不是唯一的科学标准，并不能把它当作科学研究的唯一目标。

因为大量的工作都要进行科学研究，但不是所有的研究取得了成果都能拿到诺贝尔奖，认为从事科学研究就必须得诺贝尔奖是不对的。

这里还需要澄清的是，创造性并不单是对科技工作者的要求，创新、创造也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利”，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创造、创新的潜能，只要具备必要的主客观条件，都能够在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不断创新，如不断想出新办法、拿出新措施，提高学习效率，改进工作，改善生活，这就体现出了创造性。

人人有创新意识，人人有创造性，才能使中华民族成为富有创造性的民族。

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

“点滴的创造固不如整体的创造，但不要轻视点滴的创造而不为，呆望着大创造从天而降。

”毛泽东也曾深刻地指出：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现实已经要求我们对教育进行全面反思，不能将教育仅仅理解为“传递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必要手段”，教育的主要目标应当是培养人的创造力，一切教育活动包括学校教育都应当围绕培养创造性进行。

再也不能对“应试教育”熟视无睹了，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尽快实行新型的创造教育，通过有效的方法来培养创造意识、创造思维、创造才能、创造心理，从而造就具有创造性素质的创造型人才。

第三，应当深入研究和改进我们的思维形式，提高思维能力。

思维形式对于思维内容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逻辑学可以把思维形式抽出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一般认为，基于各自的文化传统和习惯，中国人善于归纳推理和形象思维，这是古代中国学派繁杂和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欧美人擅长演绎推理和逻辑思维，这是欧美从古至今较易产生科学理论的一个主要原因。

从不少国内外学者研究认定“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认为中国过去并没有在现今意义上的科学”来看，上述说法是有道理的。

应当看到，无论是“完全归纳推理”、“不完全归纳推理”，还是“科学归纳推理”，都是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尽管这很重要，归纳推理的结论也是演绎推理的基础，但在认识上的进展都是有限的，形象思维作为对表象进行加工的思维，也很难反映事物所有的本质特点，故归纳推理和形象思维使人对事物的认识往往停留在朴素的感性认识阶段，这是中国人不能很好地将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系统化、理论化，形成科学理论的认识论、方法论根源。

如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说”、“五行说”、“元气说”等完全是建立在不自觉的简单枚举归纳推理基础上的，今天看来，这纯粹是各家的主观臆测。

不能否认，欧美人擅长的演绎推理作为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至少推理的起点高于归纳推理，逻辑思维作为理性认识，以其撇开事物具体形象的抽象性，反映的是事物的内部规律和本质，演绎推理结果的必然性和逻辑思维的合乎逻辑性是科学理论形成的必要条件，而逻辑思维存在的不合乎逻辑性，还往往催生科学发现和发明。

演绎推理作为从包含一般性知识的前提推出包含特殊性知识的结论的推理，逻辑思维作为运用概念、判断、推理反映现实的过程，二者本质上都属于理论思维。

从古希腊到近现代，欧美人偏重理论思维，讲究思维方式的特点，决定了其必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并创造出辉煌的成果,而中国古代在这方面的先天不足,造成明清时即与近代科技失之交臂，到了近现代又因对思维方式和科学研究方法重视、应用不够，致使当今科学技术发展严重滞后。

由此来看，深入研究我们思维方式的缺陷和不足，总结经验教训，自觉运用现代思维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切实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是发展我国科学技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个重要环节。

对中国教育来说，使受教育者真正掌握形式逻辑这个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必要工具，形成创造性思维，则是一项带有根本性的任务。

第四、充分认识汉语和汉字的局限性，逐步创造适应我国科技发展的语言文字形式并强化英语教育。

众所周知，汉语言文字相对来看仍然是很难掌握的语种，在学习上要花很长的时间，且如果不常用，很容易遗忘。

此外，由于汉字的数量和每个汉字的“形”和“义”都是确定的，轻易造字和更改字、词义又不符合汉语言文字的本质要求，故汉语言文字有其固有的惰性，而语言的发展却是动态的，科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使相关新概念、新词汇层出不穷，汉语言文字承载和反映新知识的能力已显得十分有限。

目前，在世界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的前沿领域汉语言文字已经无法表达了。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汉语言文字对科技知识的表达还有其固有的局限性。

我国当代已故著名社会学家、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费孝通先生甚至指出：

“中国文字是最不适宜于表达技术知识的文字。

”基于汉语言文字的上述局限性，首先要求我们逐步创造适应我国科技发展的语言文字形式。

一是进一步加强文字学研究，深入挖掘我国汉语言文字宝库，有计划地对目前通用文字进行改革。

二是为快速传播和运用，并避免以讹传讹，从现在开始凡科学技术领域产生的新词汇包括新术语，只要汉语意译不能准确反映其内涵与外延的，一律用音译汉语言文字表达，使其立即转化为汉语词汇。

三是对被广泛使用、且确有特定含义和表现形式新颖生动的网络语言、方言等，要广泛吸纳为通用语言，以丰富汉语词汇，增强汉语的表现力。

其次，强化学校英语教育。

鉴于英语已经成为全世界通用语言，并且能够承载截止目前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故不能将英语仅仅作为一门需要掌握的外语来学，而是应当以能够在各方面用英语进行思维为目标来学。

第五、摒弃“应试教育”的做法，改革考试制度，实现受教育者全面发展。

通过对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发现，人的创造性不是教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也不是训练出来的，更不是“考”出来的，而是培养出来的。

这需要使学生个性的形成和成长，鼓励学生求新求异，实行自由、轻松的“讨论式”教学，使学生养成到图书馆查资料的习惯，从小学开始撰写学术论文，教师对各种学术思想和观点只介绍不评判，对学生的思想观念不肯定也不否定，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和隐私、对学生考试成绩严格保密，学生的实践能力也是老师“教”不出来的，同样是培养出来的，且需要大量的实践活动，这需要提倡动手能力强和协作精神等等。

分数不能说明一切。

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先生认为，与西方教育相比，我们的现代教育要培养和尊重学生的个性。

“要启发诱导学生去独立思考，扩大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兴趣，帮助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事，而不是围着分数转。

考试能拿第一并不代表一切，因为考试是解决别人解决了的问题，而科学研究是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所认识的拿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几乎没有在学校考第一的，考倒数第一的倒有几位。

”

总之，诺贝尔三大科技奖到目前为止，虽然没有“本土中国”人获得，但是从中折射出来的问题亟待我们去解决，那就是必须革除影响科技发展的体制性弊端，真正实行素质教育，发展有利于培养国人创造性的新文化。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曾经有过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近代以来则因各种原因出现了许多让人扼腕长叹的问题和教训，但只要我们正视现实，以巨大的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大胆改革创新，励精图治，未来中国科学技术必将再创辉煌，诺贝尔奖也不会离中国人很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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