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政治理论论文doc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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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不感到自己同情法国大革命，也是在这程度上不能不对尊敬的柏克有某种厌恶之心”。
原因如他所言：
“在我看来法国大革命确实唤起了人民去攻击偏见、攻击迷信、攻击蒙昧主义、攻击残忍、攻击压迫、攻击对民主的仇视，从而为各种自由而斗争。
……简言之，象‘反德雷福斯案’这类传统乃直接来源于法国大革命。
在法国，意识形态的分野一向可大体划分为拥护法国大革命与反对法国大革命，而那些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人都是真正的反动分子……因此，如果我必须要站队，我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尽管所有那些荒缪与恐怖确实都与大革命同在。
”
柏林在冷战结束后的这番“站队自白”真所谓黄钟大吕，振聋发聩！
我认为，就中国知识界而言，
1989
年后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走向批判激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以及重新检讨法国革命传统和卢梭思想等，本来是非常必要的反省，但今日确实已不能不问，这种反省的水平如何，这种反省的结果又在把中国知识界引向何方？
这种反省路向是否已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亦即一方面从检讨法国革命的否面效果出发而走向全面否定法国大革命本身的正当性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则把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批判当成所谓“英美自由主义”的真谛，甚至把“尊重等级制，尊重士绅精英的统治”这类“极端反自由主义”观念统统都反变成了堂而皇之、天经地义的“自由主义”观念？
正是在这一点上，柏林对柏克的批判是极其值得今日中国知识界深思的，因为这一警告事实上提醒我们，自由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并不等同于柏克式的保守主义批判，更不能与“反动分子”对法国革命的全盘否定同流合污。
应该一方面深刻总结大革命的教训，另一方面则又以捍卫大革命的原则为己任。
因此，如果说柏克仍是从旧秩序的立场来判定大革命的“不合法性”，法国自由主义则恰恰首先肯认大革命的充分“合法性”，并从这一立场来批判检讨大革命。
法国自由主义的史学重镇基佐（
FrancoisGuizot,1787-1874
）在西方史学史上首创“文明史”这一概念来连接“过去”与“现在”，强调大革命所标示的现代性并不是与过去的全盘断裂，而恰恰是文明进展的“合法继承人”，从而以自由主义史学对“历史”的解释破除了保守主义对“历史过去”的独占解释权。
基佐的父亲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送上断头台处死的并导致基佐七岁就随母亲流亡国外，但他在反驳保守主义对大革命的柏克式批判时曾有一段名言最能代表法国自由主义强调大革命“合法性”的基本立场，他说即使把大革命期间发生的所有错误甚至罪行都加起来，他仍然要说“法国大革命是可怕但合法的战斗（
terrible
but
legitimate
;
battle
），它是权利与特权之间的战斗，是法律自由与非法专横之间的战斗；
惟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节制革命的任务，也惟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使革命纯洁化的任务。
换言之，只有首先“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才能真正批判检讨大革命。
基佐的学生托克维尔很快把这一基本思想转换为：
只有首先“站在民主一边”才能真正批判检讨民主，因为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的本质是“民主革命”，法国大革命的问题因此说到底是民主的问题。
托克维尔由此拈出了“民主时代来临”这一概念：
“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正发生在我们中间……平等的逐渐扩展因此是某种命定的东西，这一扩展的主要特点是：
它是普遍的、永不停歇的，而且每天都在突破人为的障碍”。
三
今天的读者一般不会问托克维尔当年为什么要舍近就远，不去英国考察自由主义，却要去美国考察民主？
换言之，托克维尔为什么要写”民主在美国”，为什么不是“自由主义在英国”？
事实上这一问题不但对了解托克维尔的思路极为关键，而且对了解自由主义本身的发展都非常重要。
就托克维尔而言，他把视野转向美国首先就是因为他认为，对于大革命以后的法国和欧洲，所谓英国光荣革命模式并不具有示范作用，恰恰相反，在他看来英国以往的革命由于是前民主时代的，因此只具有地方性、局部性的意义，法国革命则具有世界性、普遍性，因此他认为今后的问题并不是法国要效法英国，而是英国迟早要走上法国的路，惟一的问题只在于英国是否能避免法国那种狂风暴雨的形式。
他在考察当时英国的改革后由此指出，英国在
1832
年“改革法案”以来的变革不同于英国以往的革命之处就在于它已经是欧洲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其实质是法国革命在英国的延续。
这里应当指出，目前相当流行的所谓“英美自由主义”这个概念乃是一个非常含混而且不乏误导性的术语，因为它极大地模糊了英国和美国之间的重大差异。
首先，就托克维尔时代而言，没有人会把英国和美国看成是同一类型，而是普遍被看成代表完全不同以致相反的政治方向，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了解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的历史意义；
其次，在英国
1870
年改革进入民主政治以后，英国和美国恰恰代表民主政体内的两大极端，即美国是所谓“纯粹总统制”，而英国则是“纯粹议会制”。
这一差异绝非无足轻重之事，而是深刻影响两国从制度安排到思想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
例如所谓“三权分立”人们常以为是民主政治的普遍制度安排，其实只是美国总统制下的制度，而决非英国“议会至上”制度下的安排。
总之，泛泛空谈所谓“英美自由主义”只能使人一切都不甚了了。
这里更需要强调的是，在托克维尔的时代，美国和英国事实上代表两种非常不同的政治选择。
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法国以致欧洲的一般思想氛围就象今日中国思想界，充满了关于英国模式和法国模式的比较，充满了以英国
1688
年光荣革命为样板的向往。
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批判在当时尤其对整个欧洲都具有笼罩性的影响，人们几乎很自然地都以英国为模式来思考欧洲在大革命以后的重建问题。
因此，如果托克维尔也是这样看问题，那么他也就根本不必去考察美国的“民主”，而应该去考察英国的自由主义。
但托克维尔恰恰从很早开始就非常怀疑当时这种言必称英国的倾向，并在他访美以前写下的重要长文“英国历史反思”中得出了自己的基本结论。
意味深长的是，托克维尔在那里给予正面评价的是英国
1640
年革命，而对
年革命即所谓“英国光荣革命”的评价却是否定性的，因为他认为
年革命是英国平民的胜利并建立了共和，
年革命则是封建贵族的回潮，从而使
年革命成为未完成的革命，因此在该文结束前他特别表示他看不出当时法国人期待法国的
年革命有什么益处，并说他在总结了英国史后反觉得“更加骄傲自己出生在海峡
的这一边（即法国）”。
毫不奇怪，两年后法国爆发七月革命，当许多自由派都将之看成是法国的
年革命时，托克维尔却以更加认定“英国不足以被看成样板”的心情离法赴美。
这里尤可一提的是，托克维尔在访美归来后，在正式动手写《民主在美国》以前，终于下决心非亲赴英伦考察以后才能下笔，以便印证他的基本信念，即贵族自由主义制度即使在英国也已不可能再持存下去。
这次考察的结果完全证实了他的预感，即英国本身已处在民主革命的漩涡中。
托克维尔访英回来后，再无犹豫，开始全力投入《民主在美国》的写作。
四
我们知道，托克维尔决不是“民主万能论者”，相反，他着重的是民主时代来临的不可避免性及其结果的多重复杂性。
他预见到他对民主的分析既可以被用来辩护民主又可以被用来反对民主，因此说他自己毋宁怀有一种双重目的，即希望那些拥护民主的人不要把民主想得那么美好，而那些反对民主的人不要把民主想得那么可怕，如果“前者少一些狂热，后者少一些抵制，那么社会或许可以更和平地走向它必然要抵达的命运终点。
”本文不可能详加讨论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但希望在这里指出其最基本之点，即他所谓“民主”的对立面是指“贵族制”（
aristocracy
），而非泛泛与专制相对而言。
事实上托克维尔的所有论述都建立在一个非常基本的分析构架上，即民主制与贵族制的对反。
因为在他看来正是这种作为与贵族制相对立意义上的“民主”才是现代最根本的问题性所在。
因此他把“民主”主要看成是一种“现代”特有的状况，认为古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都不是民主制，而只是“贵族共和国”。
因为就所谓“古代最民主的”雅典而言，“公民”本身就是一种特权的标志：
“三十五万以上的总人口中只有二万人是公民，其他都是奴隶”；
而在罗马，所谓“大户”（
patricians
）和“平民”（
plebeians
n
bsp;
）的斗争在托克维尔看来只是同一大家庭内部之争，因为“他们全都属于贵族阶层”。
他因此强调，古代所谓的“人民”本身就是指贵族，其含义与现代所谓“人民”乃截然不同。
现代性的最大挑战在托克维尔看来恰恰就在于，现在每一个人都要求被作为平等的个体来对待，这是古希腊罗马人在理论上就不能接受，而中古基督教则只能在理论上承认但无法落实在“现世”而只能寄予“彼岸”。
欧洲旧式贵族自由主义不再能适应民主时代的原因也就在于它乃以“不平等的自由”为基础，即自由只是少数人的特权，而非每个人的权利。
而“民主时代”即现代的根本诉求恰恰在于它只承认“平等的自由”（
equal
freedom
），即自由必须是每一个人的自由，而且这种每个人的平等权利日益成为人们在一切领域一切方面的诉求。
托克维尔对民主理论的重大发展，在于他不象以往那样单纯把民主看作一种政体形式，而是把民主看成是从政治、法律、社会构成一直到人的思想、情感、心态、以致文化和学术活动方式等一切领域一切方面都将发生的一种深刻变化。
晚近十余年来托克维尔在西方学界受到的重视日益有超出其他经典思想家的趋势，其原因实际也在于，托克维尔指出的这种民主永不会停步的特性，即使在西方也只是在本世纪后半叶才变得越来越突出。
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女性主义的挑战等等，事实上都是托克维尔所谓“文化民主化”问题的日益尖锐化表现，从而也就使“民主”的问题在今天更加复杂化了。
托克维尔的中心关切是他所谓“民主人”（
democratic
man
）即现代人的基本“心态”即追求“各种条件的平等”的强烈“欲望”与民主社会的“制度”之间的持续张力。
但他指出，现代“民主”的一个悖论在于，当
“民主”即
“各种条件的平等”不断进入所有其他领域时，民主却可能在“政治”领域反而停步不前。
正是在这里托克维尔提出了他著名的关于民主时代的人爱平等远甚于爱自由的理论。
托克维尔这里所强调的“自由”恰恰是“积极自由”（即政治参与的自由）。
贡斯当已经指出，法国大革命的重大失误之一在于革命者仍从亚理斯多德观点出发把人看成“政治的动物”，从而把“自由”主要理解为“政治自由”即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由此忽视了“现代人”所向往的“自由”首先是私人生活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保障。
贡斯当因此强调，“古代自由”的危险就在于它以公共政治生活吞没了个人生活的空间，但他同时强调，“现代自由的危险则在于，由于人们一味沉浸于享受自己的私人生活和追求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他们太轻易地放弃了分享政治权力这一本属于他们的政治权利。
”换言之，现代社会有两种危险，即社会生活的“过度政治化”（
over
politicization
）和“过度私人化”（
privatization
），而且常常是从前者转向后者，例如法国大革命期间是“过度政治化”，导致人人厌恶政治而走向“过度私人化”从而有拿坡伦的上台。
贡斯当由此突出强调，第一，私人生活的自由乃以政治自由为保障，如果公民们都不参与政治从而放弃有效制约公共权力，那么归根结底私人生活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
第二，一个民族的伟大素质只有其公民充分参与行使政治权力才能发展起来，因为“政治自由扩大人的精神境界，提高人的思想层次，并型塑该国公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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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克维尔那里，社会生活“过度私人化”而导致政治生活萎缩这一危险成为更突出的主题。
他所谓民主时代需要“一门新的政治科学”也正是针对这个问题而言，亦即因为在民主时代人们有自然地更关心非政治领域的“平等”而同样自然地不关心政治的倾向，只有非常的努力才能防止政治的失调。
半个世纪后，韦伯对民主化问题提出了和托克维尔完全一致的论述，并突出地强调了，一个非政治的民族是没有资格参与世界政治的民族。
不妨就让我在这里用韦伯在“普选与民主在德国”一文的结尾来结束这篇文章：
民主化意味着国家机器必然要夷平社会等级结构，这是无可改变的事实。
唯一可选择的是：
或者公民大众在一只有议会制外表的科层制“威权国家”中既无自由也无权利，国家就象管理牛羊般对公民们进行“行政管理”；
或者是国家以使公民们成为“共同统治者”（
co-ru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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