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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大学学风
谈大学学风
我的讲话包括两大部分，第一，何谓大学学风，第二、有关学风建设的若干关系。
一、何谓大学学风
我在这里所讲的学风概念是宽泛的，是一所大学中治学、读书、做人的风气，这种风气的形成决非一朝一夕之事，一种良好的学风的形成需要大力的倡导，也需要大学中的教师、学生还有机关工作人员共同的努力。
我以为，学风是一所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的根本所在，是一所大学的灵魂和气质，是一所大学的立校之本。
中山大学如果想要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留下位置，学风的建设是一个关键。
这也是我今天之所以要在这个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上谈学风问题的目的。
中山大学需要怎么样的一种学风呢？
讨论这一问题，对于我校实现高水平研究型综合性大学的目标，对于包括研究生教育在内的学校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都是十分有利的。
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确实需要一种灵魂性的东西来支撑我们的发展，也需要一种共有的气质来凝聚全校师生员工的人心。
要看一所大学学风的追求，或者说看一所大学的气质如何，我觉得有一条捷径就是看它的校训。
我们在网上检索了一下国际国内知名大学的校训，在这里不妨罗列若干，哈佛大学的校训是：
“与亚里士多德为友，与柏拉图为友，与真理为友。
”复旦大学的校训是：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清华大学的校训是：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是：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南京大学的校训是：
“诚朴雄伟，励学敦行。
”南开大学的校训是：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厦门大学的校训是：
“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最近东南大学也明确校训为：
“止于至善”。
浙江大学在竺可桢先生任校长的时候，确立了“求是”二字作为校训，对于这两个字，竺先生是这样解释的：
“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之毁誉而动其心哉，此为我校求是精神之精义。
”求是，就是求真理，一个真正的学者，为了寻求真理，必须要有百折不回的气概。
他说：
“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但大学犹如海上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抗战时期）降落道德之标准。
”我觉得竺校长对大学学风的阐释，触及了根本。
在解释“求是”校训时，竺先生还说：
“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大家知道，这条路径正是孙中山先生为我校亲笔题写的校训，所以我校的校训与上述各大名校的校训是有共通之处的，中山先生为中大人指明了读书、治学、做人的途径，这条路径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求得“是”，追求真理，达到“至诚”的境界，“止于至善”。
大学的学风有着许多共性的东西，对于大学来说，求真、求知、求善的道德感，勇于为社会贡献心力的责任感，是其根本的品格，其中有理想主义的光茫在闪耀。
如果要问我们中大的学风究竟是什么，很简单，就是中山先生的这十字校训。
大学作为“社会的良心”，必须坚守这种道德感和责任感，即便“举世皆浊”，也要“唯我独清”，因为这里是理想主义最后的堡垒。
现在我们经常在谈要如何建立起现代大学的制度，这种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也必须是而且永远是我们这所大学的主心骨。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接下来讨论下面的问题了。
二、有关学风建设的若干关系
对于大学学风的讨论其实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在我所知的一些讨论中，往往有许多的争论。
其实，许多问题都是相对的，如果可以较为辩证地去看待这些问题，或者会有一些别的收获，所以，在这里我想就大学学风建设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一）质量与数量的关系
学术成果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是目前学术界最为众说纷纭的一对关系。
目前，从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到各大学都有对数量片面追求的倾向，引来了许多不同的声音，重视质量的呼声越来越大。
在这里，我想有必要先明确一下这个关系，我们当然要追求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但我们也不能一味地反对数量，我们要反对的是那些没有质量的数量，我们要倡导的是由质量主导的数量，只有在质量保证下的总量的提高，才可能奠定中山大学国家一流大学的基础，也才可能提高中山大学的声誉。
但也必须看到，由于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对数量的片面追求，过分地强调量化指标的学术评价制度，在我国学术界助长了一种浮躁的学风。
在这种不良学风的影响下，部分大学教师成了数字的奴隶，于是就出现了低水平的重复，泡沫学术等等，在学术道德上的失范现象也有所抬头。
这固然有当事人自身学术道德修养的原因，但我国学术管理体制的弊端也是一个直接的诱因。
对于数量的过度追求，已经带来了学术上的急功近利，这是不利于大学的学风建设的，也是不利于大学学术环境的营造的。
在学术评价上，质往往要比量更能说明问题，在现阶段，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于学术成果的质量。
许多学术成果都是“十年磨一剑”的结果，我校肿瘤医院发在《NATURE》上的那篇文章就是用了几千万的投入，近百人共同努力了将近十年才取得的成果。
我经常说，提到学风的浮躁，不能仅仅将眼光集中在教师的身上，我们应该要更多地从国家和大学的科研管理体制上找原因，即使国家的大环境一时还改变不了，我们学校本身的科研管理也要有一个明晰的思路，这个思路归结为一点，我想就是要营造一种宽松的学术环境，营造一种优雅、自由的大学文化氛围，要创造一切条件让我们的老师专注于学问，以学术为志业。
创造性的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本身就有着许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如果单纯以学术成果的数量去要求，是不利于重大科研成果的创造的。
事实上，学校在管理体制的改革上也已经作了许多探索和尝试，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岗位业绩津贴。
一开始，我们的方案是对所有教师的业绩都进行考核，老师们戏称为“计工分”。
经过一年的实践，我们发现，这个方案其实仍然是围绕着数量的指挥棒在转，不利于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
所以今年我们就开始试行业绩考核与岗位津贴相结合，也就是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每位老师的津贴中都包括了岗位和业绩两部分津贴。
同时，我们还在全校选出了近200名教师，发给特殊津贴，这些教师可以在若干年内不参加业绩的考核，这实际上是对这些学者过去所取得的业绩的一种肯定，同时，我们也相信，作为卓有成就的学者，学术应该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生存方式，即使不考核，他们也一定会不断地在学术上取得成就。
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希望使这批学校中最优秀的学者可以不要过多地考虑学术以外的东西，潜心学问，拿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来。
当然，我们这个做法也只是一种探索，成功与否还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但我相信我们的出发点一定是正确的，宽松、优雅的学术环境必将有利于我们大学的学风建设。
我们要用一种全局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现在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的努力，衡量一所大学是否一流，是否重要，最关键的是要看它是否有一流的大师，一流的学术成果。
学术界有京派、海派之说，广东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与京、沪两地是可以分庭抗礼的，相比而言，一文化学术上却似乎没有了这种分庭抗礼的资本。
作为中国南方一所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我们要力争通过不断地营造一种有利于创新的宽松的学术氛围，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使中山大学的学风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在学术风气和治学风格上打造一个在国内学术界独树一帜的岭南学派。
这是中山大学的责任，我相信，我们也完全有能力达到这个目的。
（二）传授与创造的关系
大学是什么？
大学是传授知识的地方还是创造知识的地方？
这是一个随着大学的诞生而一起诞生的古老而又常新的命题，确实值得我们思考。
这个话题在我们学校也可以理解为是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关于教学与科研哪个更重要的问题似乎也是我们每一任校长都必须回答的问题，到最后，往往就成了两个都重要，的确，这两者确实是大学不可偏废的两个任务。
但是，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之所以会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是隐约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呢，似乎教学的可以不科研，科研的可以不教学。
但其实对于中大这种层次的大学而言，这一预设的前提是不应该存在的。
大学是分层次的，中山大学的主要任务，显然应该是创造知识而不是传授知识。
在建国前，我们叫国立大学，在建国后，我们一直是教育部的直属大学，大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和前进的动力，这种动力的来源在于创造性地发展知识，而中山大学理所当然应该是这样的一所大学，我们应该以研究型作为我们的目标，这是国家、民族和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而要成为一所真正的研究型大学，决不是靠调整一下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比例就可以达到的，研究型大学要求我们的老师要以创造知识为己任，我们不仅要让我们的学生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获得创新的治学理念，获得将来继续学习的能力。
中大的教师应该以创新作为追求的目标，每个人达到的成就可能会有高低，但不能不努力。
我们当然要传授知识，但我们的知识传授应当是以创造作为前提的，我们的教学是建立在科研的基础上的，这就是我们对中大的老师提出的要求，在这个层面上，传授知识与创造知识，教学与科研就不是矛盾的了。
只有明确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讨论中大教师的学风才会有一个起点。
（三）老师与学生的关系
老师与学生是大学学风建设的主体。
在我们学校，老师应该是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而学生学习的任务则不仅要获取知识，而且还要创造性地传递知识的火炬。
师生间学术薪火的传承，并不仅仅在知识的层面，我们更要强调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求真、求知的道德感和责任感的传承，这种传承，正是大学学风形成并且世代相传的一个基础。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中教授学风的优劣，将直接影响到一所大学学风的优劣。
换句话说，一所大学的学风正是靠着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学者积累起来，一所大学要有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首先要求大学中的教师要有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
那么，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教授，或者即将成为教授的各位老师中倡导一种怎么的学风呢？
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学者要以学术为志业。
作为一个学者，他应该以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为己任，他应该有高尚的道德，并以自己的知识为社会服务。
搞学术、做学问，不仅仅是学者的职业，更重要的是我们毕业追求的事业，对待这个事业，我们要有一种神圣感和使命感，在中山大学七十八年的历史中，有着许多杰出的学者，他们用毕生的努力告诉我们，什么是神圣的学术，也正是他们，为我们奠定了中山大学今天的地位，在我们学校形成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和严谨求实的学术风气。
针对学校教师中个别的学风不正、学术道德失范现象，就更应该提倡优良的学风。
我个人认为，在中山大学讨论教师的学风，决不能仅仅要求我们的老师不抄袭、不剽窃，讲真话、不说假话，对学术道德的倡导，如果仅仅停留在对这些不良现象的批判或者惩处上，层次也未免太低了些。
我们所倡导的学风应该是富于道德感与责任心的。
对于一个学者而言，学术应该是他们毕生的追求，他们要有一种为了真理而献身的勇气和信念。
不作假，不抄袭，只是他作为一个学者的道德底线，这就象我们要求一个文明人不能随地吐痰一样。
学术的核心价值是创新，是发明，是发现，是发展，王国维先生就曾经说过，所谓学术，就是要觉前人之所未觉。
我以为，目前中国学术界最大的问题不是学术道德的失范，而是学术研究的平庸。
对于中山大学这样一所研究型的大学而言，我们对老师的要求就是要创造知识，要以学术为志业，以严谨的态度去追求真理，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兴旺昌盛作出贡献。
如果只是低水平的重复，搞泡沫学术，这样的所谓学术除了创造了一堆垃圾以外，什么也没有创造。
看一个老师的学风是否正，我想至少有一条标准是必须要拿来衡量的，就是他对待学生的态度。
作为大学教师，教书是他的天职，一个在学术上有成就的学者，必须同时也是一个好的老师，因为严谨的学风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如果在教学上马马虎虎的老师，肯定不是一个合格的学者，是老师，就应该满腔热忱地对待学生，去传道、授业、解惑，这是无条件的，是没有商量余地的。
说完老师，再来说说学生。
我们上面提到，作为一所研究型的大学中的教师，应该以创造知识为己任，那么我们中大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应该有一种怎样的学风，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呢？
这个问题其实早就有了回答，中山先生的十字校训，就是我们中大学生的学风，我们的学生要通过大学的学习，达到“至诚”之境，“止于至善”，这种学风的核心也同样是强烈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心。
我们的学生应该是同龄人中最优秀的分子，因而他们理所当然要在学成之后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践行中山先生的教诲，要有一种良好的学风。
学生首要的任务就是读书，研究型大学与一般教学型大学学生的不同之处在于，研究型大学的学生不仅要在学校里学到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学到创新的理念，学到进一步获取知识的能力，我们的学生不仅是知识的接受者，更重要的还是知识的传播者，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要创造性地传递知识的火炬。
这一点，对于研究生来说就更是如此。
研究生顾名思义就是从事研究的学生，我们认为，研究生最核心的学习任务，就是要从事研究，他们是学校中最具活力的一个学术群体，所以，我们对老师创造知识的要求，其实也就是对研究生的要求。
对于知识，研究生要有一种敬畏感，要有为学术而献身的勇气和毅力，不管将来你将从事怎样的职业，但在学期间，是研究生就应该做学问，就应该以学术为生命，在毕业时就应该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这是作为一名研究生的底线。
现在，在学生中似乎也有一种浮躁的空气，许多学生读书只是为了谋职，或急于成名，或急于获利，这些都是学风不正的表现。
一所大学优良学风的形成是要经过包括学生在内的所有人的共同努力的，在学生中倡导一种好的学风，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四）自律与他律的关系
前面讲到的学风问题，很多时候涉及到学术道德，于是学术道德的失范，就存在着自律与他律的关系问题。
对学术道德失范的约束包括基于学者自身道德评价的约束和外部环境道德评价的约束，简单地说就是自律和他律。
我常说，一个人做学问的目的，上者是为了人类的文明进步和国家的经济建设，下者是为了个人的前途，一旦作假，一切皆空。
学术的声誉是学者的生命，声誉一旦受损，在他自己那个学术圈子中就必然呆不下去，此人的学术生命也就到此为止了。
所以我对在学术上作假者的动机常常是百思不得其解的。
在前段时间讨论学术道德问题时，有教授提出，对这种学术道德失范的现象，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学术圈中的“清议”力量，也就是学术圈中舆论的压力。
我想这是对的，对学术作假者最大的惩罚就是使他在学术圈中无法立足，无颜面对他的同行、他的学生。
这种“清议”的力量，实质上就是一种优良的学风，希望我校的各学科中，这种力量越强越好，这是学术上的正气，这种“清议”的过程也就是我校优良学风培育的过程。
对待学风建设中可能出现的道德失范现象，首先应该强调自律，做学问本身就是一项很神圣的令人向往的事业，因而读书人的自律当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们是这个社会中最有知识的一群，他们也应该最具有廉耻之心。
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寡廉鲜耻之徒的出现，因而他律也是必须的。
除了上面说到的学术圈中的“清议”力量，我们还应该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强外部监督，明确各种惩戒措施。
学校近期以来制定的有关职称评审过程中的公示制度，破格录取博士研究生的公示制度等等都是在建立监督机制方面所作的努力，今后，学校还将不断地加强各方面的监督机制，让学术上的不道德者在我们学校没有立足之地，不再逍遥自在。
（五）道义与利益的关系
义利之辨，是中国古代圣贤最为关注的一个命题。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看来，作为学者首先就应该是圣贤的门徒，而大学则应该是传播圣贤之道，追求至真至善的所在，所以，正确地处理好道义和利益的关系，事关我们学校的学风建设，也事关中山大学作为南中国最高学府的声誉。
社会发展到今天，对于物欲的追求已呈不可阻挡之势，作为“社会的良心”，大学是否应该在这个时代有所警觉，保持一种真诚的理想主义呢？
我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是肯定的，即使整个社会都被横流的物欲所主宰，大学，仍应该是这个社会最后的一块净土。
我们说大学的品格，说大学的学风，最为关键的，就是要使大学真正地成为社会道义的化身。
当然，作为校长，我也常说：
大学的发展一靠人，二靠钱，就现实而言，现在的大学不讲利益也是不现实的，学校也要在办学的过程追求办学的效益。
对于大学的教师来说，只讲道义不讲利益同样也是不现实的，最近这二十年来，中国高校教师的收入大幅提升，尤其是近年来，科教兴国战略的一项主要工作也是提高教师的待遇。
我校近年来的岗位业绩津贴政策的实施，首先也是以利益驱动的，最近学校还作出决定，广东省所有出台的有关教师工资的政策，学校都会跟上，目的也是为了保证我校教师的利益，这些都是现实。
但是，我仍然认为，作为大学的教师，作为一个学者，在利益得到适当保障的同时，首先要考虑的还是道义，还是我们身上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另外，我们也要看到，在我们学校，不同院系的老师间的待遇也有很大的差距，从事应用学科的老师的收入往往会高于从事基础研究的老师，我想这里并不存在分配不均的问题。
既然选择了基础研究这条学术之路，也就已经意味着对利益的舍弃。
以前我们常说，立志做一个学者首先就要有坐冷板凳、甘于清贫的思想准备，我相信，在道义与利益之间，我们中大的老师必定会取得一个平衡点，作出正确的选择，更何况现在我们的老师在社会中早已不是清贫的阶层了。
当然从学校的层面，我们仍要想办法不断地提高教师的待遇，但我想这与我们要求学者要立志坐冷板凳是不矛盾的。
最近看报纸，中国国家青年足球队在世锦赛预选赛中一败涂地，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开除了四名球员，理由之一，就是他们金钱至上，比赛怕受伤，出工不出力，我觉得这是十分可恶的，作为国家队的球员，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国家利益，开除他们是理所应当的。
对于大学中的老师来说，同样也是如此，学校不能容忍那些一心只顾着自己的眼前利益，而不顾大局，不顾自身作为学者的道义责任的人，他们是当不起老师这个神圣的称号的。
（六）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的关系
自由的精神是学术研究的题中之义，没有自由也就无所谓学术，没有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自由之精神与独立之意志”，也就无所谓大学。
我们提倡学术的自由，同样也提倡学术的包容，在学术上，当然要敢于批判，只有这样学术才会繁荣，才会进步，但对于不同的学术观点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要避免文人相轻情况的出现，学者之间的相互包容也正是学术自由的一个体现。
大学中的学术自由不是无限的，与其他形式的自由一样，它同样也有着许多制约的因素，例如，它不能违背社会基本的道德标准，在现阶段的中国，它不能与国家的大政方针相违背，它也不能违背学术本身所肩负的道义准则。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界不良学风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就是大学中的老师滥用了学术自由。
所以，我们所说的学术自由是与学术责任是密切相关的，在提倡学术自由的同时，我们还要尤其提倡学术的责任。
学术责任首先是学术的道义，其次我们还要看到学术的社会责任。
毫无疑问，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但同时它还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发动机，现在的中国仍处在发展中阶段，就更需要大学为之提供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在这种意义上说，大学既是一个民族必须保有的一座象牙塔，同时又是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智力基地，这是民族所赋予我们大学的责任，我们要勇敢地担当起来，责无旁贷。
强调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的关系，强调大学要为国家服务，其实就是强调我们一贯强调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我觉得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还远没有过时，它正是我们学风建设的一个方向。
上面，就学风建设的若干问题谈了一些个人的看法，希望可以引起大家的讨论，并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
学风问题，不仅仅是纯学术范围内的事，我们要把它上升到事关我校长远发展，事关我校能否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学的高度来认识。
我们要打造一流的大学品牌，就要靠一流的学术成果，所以我们要在全校倡导一种不唯名、不唯利、不唯书、不唯上，求真、求善、求实、求新的良好学风，把中山大学建设成为一所真正的高水平的研究型综合性大学，迎来中山大学的又一次鼎盛和辉煌。
清华学风：
值得珍视的一份文化遗产
今年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80周年纪念。
研究院成立之初的规模之小，与其以后的影响之大，是时人所始料不及的；它所留下的丰富的学术遗产，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值得我们珍视、总结和继承。
为了纪念国学院，清华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邀请了几位“亲朋好友”，清茶一杯，忆当年大师之风采，叙今日清华之光荣。
《清华学报》是《清华大学学报》的前身，曾刊登过多位国学大师的文章，为同时纪念《清华学报》创刊90周年，编辑部组织了何炳棣、何兆武、张岂之、刘桂生、李学勤几位著名学者的文章，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上。
几位大家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国学研究院和国学大师的怀念和敬佩之情，他们对清华学风的总结对今天的学术研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其一，朴实无华，严谨自律。
根据何炳棣先生的回忆，清华大学文学院过去就不追求大规模和单纯的数量，而一直坚持了小而精的发展思路。
而且，他认为，胡适先生在谈到清华文学院时，已经看到了清华文史哲学科发展的长处不在量而在质，也已经看到了清华的办学有一种比较淳朴的学风和一种严谨自律的态度。
显然这种学风和态度对于保持和不断提高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与办学水平，尤其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非常必要的。
就拿国学研究院来说吧，成立之初只有四位导师，即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之中只有一位博士（赵元任）。
区区四位导师，在今天看来规模的确不大，可谁敢说它“小”？
因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富可敌国”！
在国学研究院近百名学生中人才辈出，成果丰硕，如果没有这四大导师与其学生们，二十世纪的学术史将会重新改写！
其二，自强不息，追求完美。
这是清华师生们在人品和学品上追求的目标。
张岂之先生文中讲到的著名散文作家朱自清先生的一则逸事，是清华师生这种优良品质的一个很好的注脚。
根据上个世纪30年代清华的规定，教授们在校工作五年，就有一年的学术休假，由学校资助去外国访问进修。
朱自清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于1931年利用学术休假，在英国伦敦皇家学院和伦敦大学注册旁听。
据《朱自清日记》于该年记述，他有两次夜梦清华未能继续聘他为教授，理由是他在外国文学上的学养上尚有不足；梦醒，全身冷汗，深感不发聘书颇有道理，于是他更加努力利用在伦敦的一切便利条件，来提高自己。
俗语云：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所谓“不足”，并非真的来自清华校方的压力，而是朱先生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反映。
从清华人文学科许多著名学者、教授的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自强不息精神的闪光。
其三，东西文化，荟萃一堂。
这是清华校歌中的一句话，充分体现了清华学风和人文传统。
在清华学习、执教55年的刘桂生先生对此体会最为深刻，他总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重视外语。
这似乎毫无惊奇之处，但实际上清华的重视外语是与众不同、有其深意的：
清华把各门外语当做一个“整体”来重视，而不是把他们分别当做不同的对象或“主体”来重视，也就是把他们当做可以和中国文化进行比较、交流的对象来重视，其目的是为着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是一种“以我为主”的重视，也是一种“有体有用”的重视。
“体”自然是中国文化；“用”就是比较交流，以便使中国文化与各种外语所反映、转达的欧美文化二者交融互释。
往深处看，这种做法实质是为在中国培养一批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型文化精英。
历史系不仅要求学好一门外语，而且要求学好多门外语，至少是两门外语。
随着掌握外语的门数增多，学生的视野也便随之扩大，反过来又更加领会到多掌握几门外语的好处和必要性。
其次，多学科知识贯通。
仍以历史系为例，要求学生的知识要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多种语言（multi-language），这是基础；第二层次是多种档案（multi-archive）或多种文献；第三层次是多门学科（multi-discipline），即必须具备多种学科知识；第四层次是提出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在清华历史系建系之初，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为了帮助学生了解这一问题，曾在一次讲话中把“治史”比作“画龙点睛”，他说，如果把“历史”比作一条“龙”，那么，“龙”是用多种颜色——多学科知识“画”成的。
比如，“画骨架”要用经济学知识，“画肌肤”要用社会学或人类学知识，“画龙鳞”则要用“政治学”知识。
当这些都画完之后，“龙”似乎“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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