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模式比较：理论和经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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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模式比较：

理论和经验

作者：

董梦琦

来源：

《南方企业家》2018年第06期

摘要：

本文从理论上，梳理了以发展中国家为背景的几种经济增长理论：

后发优势理论、现代化赶超理论、追赶假说、蛙跳模型；从实践上，总结了“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的经济增长经验。

以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的选择提供理论上和经验上的借鉴。

关键词：

经济增长；增长模式；亚洲四小龙；中国

美国经济学家ArvindSubramanian在《这是全球增長的黄金时期》一文中指出：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体的收敛速度加快了。

从战后到60年代，全球只有20个经济体平

均GDP的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1.5倍，但是80年代以来，全球约有80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

3.5倍于发达经济体。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用了100多年的时间赶超英国；而战后日本用了40年的时间赶超美国；20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用了30年的时间赶超日本，成功证明了工业化是经济得以增长和赶超的关键。

对于大多数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赶超。

赶超型增长理论综述

经济增长模型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

第一次是哈罗德-多马模型，主要强调资本在增长中的重要作用；第二次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是将技术进步看做是外生的，分为技术进步论和人力资本论；第三次是新增长模型，该模型试图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主要包括罗默的知识技术内生化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内生化模型，斯科特的资本投资决定技术进步模型，该理论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设法处理规模收益递增。

以上的经济增长理论多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经验进行总结，得出的结论也较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律。

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环境、条件与发达国家当时的经济环境相比，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以上的经济增长理论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未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结构上的差异，因此套用以上的经济增长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现实可能出现“水土不服”。

鉴于本文主要对比的是“四小龙”和中国的增长经验，所以下面重点梳理以发展中国家为背景的经济增长理论。

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

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于1962年创立了后发优势理论。

认为赶超国家的成功离不开后发优势的发挥，后起国在工业化前期的相对落后程度越大，其工业化起步的“大突进”

程度往往越高。

他认为，落后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表现出许多与先进国家不同的特征：

一个国家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的起步往往越是缺乏连续性，在其工业化程度中对大工厂和大企业的强调也就越明显；越强调生产资料而非消费资料的生产，其工业化进程中国民的消费水平就越低，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安排就会越激进，其工业化进程中农业越受到抑制。

M· 列维的现代化赶超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列维从现代化理论角度，指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与早发外生型现代化的条件有着明显的差异。

一是，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准备要比先进国充分得多，对现代化的认识要比先发国在开始现代化时对现代化认识丰富得多。

二是，后发者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鉴先发国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

三是，后发国可以在借鉴的基础上跳跃先发国的一些必经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技术方面。

四是，由于先发式国家的发展水平已经达到较高程度，这可使后发国对自身现代化进程有比较清楚的预测。

五是，可以在开放的国际条件下获得先发国资本和技术上的帮助。

论理论认为，不必照搬目前发达国家的某些模式，必须考虑各国实际和阶段性这些因素。

阿伯拉莫维茨的追赶假说

该理论认为不论是以劳动生产率还是以单位资本收入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与其增长速度都是呈现反向关系的。

也就是说，一国的经济越是落后，其经济增长的速度越高，反之亦然。

阿伯拉莫维茨指出，把握这一假说的关键在于“潜在”与“现实”的区别，因为这一假说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只有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才能成立。

三个限制因素是：

一是技术差距，二是社会能力，三是历史、现实及国际环境的变化。

“蛙跳”模型

伯利兹、克鲁格曼等的“蛙跳”模型指出，由于许多新技术在其诞生初期可能会缺乏效率，在技术发展变化的顺序上并不严格按照由简单到复杂的路径，可以跨越技术发展的某些阶段，进入国际市场与先进国家进行竞争。

“蛙跳”模型表明，先进与后进、发达与不发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既有连续性、累积性，又有跳跃性和更替性，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的兴衰交替，进一步解释了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现象。

亚洲四小龙经济体经济增长的经验总结外部因素

首先，二战以后，以美苏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长期对峙，但在不同阵营的内部则维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相互依赖与合作的局面，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选取日本、韩国、台湾为其亚太地区的战略重点；其次，二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全球产业转移的浪潮，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四小龙”转移，与此同时转移的还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正好为“四小龙”发展轻纺等劳动密集型工业提供了一个巨大的

海外市场，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海外扩张则无例外地促成了“四小龙”此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动力；最后，西方国家对“四小龙”的资本输出，加速了“四小龙”的资本积累，奠定了工业化基础。

同时，在贸易上西方国家还普遍对“四小龙”采取特惠制，为四小龙的产品出口西方国家市场提供了宽松的贸易环境。

内部原因

首先，亚洲“四小龙”拥有优越的地理条件。

“四小龙”都濒临海洋，交通便利，这是它们顺利发展外向型经济天然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其次，廉价劳动力优势。

全球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以及国际市场需求的扩张，为“四小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展出口扩张战略创造了条件。

但是以上内容仅能算是“天时地利”，还差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和”。

“四小龙”经济体的超高速经济发展依旧离不开制度建设，稳固而灵活的经济运行机制，保证了出口扩张战略、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

其还包括了一整套有利于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其中最成功的是采取了成功的外资政策，创造了有利的投资环境，施行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

发展演变

战后至60年代初期，是“四小龙”经济恢复与实施进口替代战略阶段。

战后“四小龙”主要把力量集中于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建设，加之美国的经济援助，为“四小龙”开展进口替代战略奠定了基础。

60 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转为出口导向战略。

“四小龙”经济体普遍国土面积狭小，人口有限，国内市场很容易饱和。

60～70年代正好处于国际环境大变革的时代，科技革命、越南战争、美苏冷战等等一系列有利的外部条件，结合“四小龙”自身的要素优势和出口导向战略，奠定了“四小龙”经济起飞的基础。

70 ～80年代初期，采取两种战略。

面临石油危机之后的各国贸易保护主义高涨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发展与“四小龙”相近的工业，“四小龙”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失去优势。

此时“四小龙”既保存了原有的出口导向战略，同时，也采取了进口替代的战略，拓展内需，自主创新，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这也是“四小龙”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目前仍然能够继续保持其制造业优势的关键。

80 年代以来，自由化出口导向战略。

面对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且国（地区）内的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涨。

“四小龙”各国

（地区）都在探索如何进一步拓展市场，发展经济，促进社会稳定、平等与全面发展的问题。

可以说该阶段的出口导向战略是前一阶段的深化，面临国（地区）内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

“四小龙”需要更加靈活的策略加以应对。

增长背后的挑战

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警告：

亚洲“四小龙”虽然依靠高投资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实现了快速的赶超，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

后来各经济体发展的实践证明高增长的背后确实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日本经济在石油危机之后戛然而止，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作用下，经济增速下滑严重。

首先，美国援助的丧失和普惠制的取消对“四小龙”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可低估。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和欧洲共同体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是当今世界经济局势变迁中的两个重要内容，对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也是一次现实的和潜在的挑战。

最后，外部危机导致高速和适度经济增长之间缺乏有效的过渡。

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总结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其经济赶超的实践经验有别于发达经济体增长理论和一般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40年时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惊人，2016年中国的经济体量是1978年的49倍。

这主要得益于：

20世纪80年代一系列的经济改革、高投资、加入WTO、以及全球在2008年之前强劲的经济增长。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好搭上了全球“第三次产业转移”的浪潮，得益于欧美和“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将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转移至中国。

当然除了对外开放，也离不开我国政府对内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可以说我国将近4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结果。

下面主要对我国内部的改革措施进行总结。

一个是政府层面，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需要招商引资，而招商引资主要靠的是土地批租的收入来推动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个是企业层面，通过股份制改革，确定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微观经济主体，明晰产权，使得投资主体多元化，激发企业的经营积极性，通过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发展，积极开展国企改革，为市场经济增添了活力。

在中国，经济活动始终是在行政区的边界内发生的，而且是行政区的政府被赋予的职责。

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基，将增值税作为分享的主体，有利于激发地方政府专注于经济增长，衡量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扩大税基，需要招商引资，促进资本积累，而招商引资需要当地基础设施的改善，改善基础设施的资金主要来自土地批租的收入。

这种依靠土地租金来积累公共储蓄，促进工业化早期资本积累的方式，不同于“四小龙”的美国援助，是中国特有的资本积累方式。

1989 年开始的企业层面的股份制改革，使得改制后的公司以独立商品生产者的身份活跃于市场，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使得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有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微观经济基础。

产权清晰的企业，具有经营权和投资权，激发了企业的积极性。

现阶段政府正在推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相信经过这一轮的国企改革，定将进一步释放企业的活力，助推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

目前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本条件和需求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成本条件的变化主要体现在：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明显放缓，沿海地区出现用工荒，制造业工资持续上涨；企业的融资成本不断上涨；教育的不断普及使得低技能劳动力的比重在不断地下降；货币超发、土地财政、工业用地的成本在上升；人民币连续多年升值（虽然最近开始贬值，但是贬值幅度不大），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泛滥，贸易摩擦不断。

需求条件方面，主要体现在出口下滑，这与当前的国际形势有关，也反映了中国的外贸企业处在全球价值链的最低端，较难抵御国际市场的变化。

货币超发导致国内房价、物价上涨的幅度要高于职工工资的上涨幅度，限制了消费需求。

而且消费群体需求出现分化，中高收入人群消费潜力巨大，国内的产品难以满足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层次。

但是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讲，受制于物流条件、收入水平、互联网平台设施建设的不足，消费潜力尚待挖掘。

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及建设释放的投资需求还在，并将继续拉动中国经济。

整体来讲，成本条件的变化更加剧烈，企业融资难、招工难、创新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企业。

需要国内的政策制定者正视这个问题，拿出积极的应对方案，只有快速地调整和适应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的经济方可继续维持高增长。

正如耶鲁大学的发展经济学教授拉尼斯在评价东亚经济模式时所说：

“东亚经济可以总结的最成功的经验和教训是：

政策制定者如何能使经济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

在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大概每一年都会有新的挑战出现，政府如何保持政策的灵活性，以更好地适应国内经济和私有经济的需求，对于应对挑战跨上新台阶至关重要。

”

结语

综上，对比“四小龙”和中国的发展模式，虽然所处的经济增长的国内、国际环境不同，所选择的发展政策也不相同，但是均实现了长达二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这增长奇迹背后的真正原因除了“天时地利”，最重要的应该就是“人和”，即政府政策的适应性、灵活性。

在现阶

段，危机过后各国（地区）面临着新的环境，必须正视困难，积极应对。

（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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