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言语交际中的中日文化差异论文425.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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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言语交际中的中日文化差异论文425
引言
非言语交际是指言语行为以外的所有交际行为，是个人发出的有可能在他人头脑里产生意义的非言语暗示的加工过程，其信息更能真正体现说话者的意图。
文化规约不仅存在于言语形式，它还有另外一个载体———非言语形式。
“有的学者认为人们的直接交际活动中，30%的信息通过语言传送，70%的信息依靠非语言手段，也有的认为90%的信息来自非语言交际。
”[1]在中国，我们用点头表示肯定，摇头表示否定，但在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印度部分地区恰恰相反。
“笑”代表着快乐、愉悦，然而日本人的笑却另有深意，他们的笑有时表示迷惑、尴尬甚至是愤怒，在跨文化交流中常常令人摸不着头脑，导致文化中断的发生。
因此，非言语交际能折射出说话者强烈的文化特征。
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的行为举止蕴涵在某一文化的非言语表现形式中，并且文化通过这些动作形式的呈现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它的深层结构和价值体系。
本文将选取具有文化代表性的非言语行为来解读非言语交际中的中日文化差异。
一、非言语交际中的中日文化差异的表现
（一）体态语
体态语是非言语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眼神、手势、面部表情、体距、体触等。
面部是最原始的感觉和情绪的非言语传播者。
作为东方人，中国人和日本人的面部表情都不像西方人那么富于变化，但中国人的感情比日本人外露。
中国人不善于掩饰和造作，喜怒哀乐形于表、不控制情感。
日本人的表情比较单调，很少富于变化，而且变化也极细微。
中国人微笑常常是情感所致或为了强调谈话中的一些要点，特点是时现时消。
在《红楼梦》第四十回中，曹雪芹对不同人物的“笑”有一段相当精彩的描写：
贾母这边说声“请”，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
“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
吃个老母猪，不抬头!
”说完，却鼓着腮帮子，两眼直视，一声不语。
众人先还是发怔，后来一想，上上下下都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湘云掌不住，一口茶都喷了出来，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只叫“暖哟!
”宝玉滚到贾母怀里，贾母搂着叫“心肝”，王夫人用手指着凤姐儿，却说不出话来。
薛姨妈也掌不住，口里的茶喷了探春一裙子。
探春的茶碗都合在迎春身上。
惜春离了坐位，拉着他奶母，叫“揉揉肠子”。
地下无一不弯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姐妹换衣裳的。
独有凤姐鸳鸯二人掌着，还只管让刘姥姥。
“同是一个“笑”，但神态不一，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不同人物的不同地位、身份、年龄、性格……如宝玉的宠惯，惜春的稚气，黛玉的娇弱，凤姐的矜持与心计，主人们的放肆，下人们的抑制……无不各俱情态，却又恰如其分。
”[2]日本人的微笑非常复杂，高兴的时候不用说，悲伤的时候也以微笑示人。
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手巾》中描述:
母亲在恩师面前微笑着讲述孩子的死，然而手中紧握的手帕几乎撕裂了。
著名外国学者小泉八云对日本人的微笑进行了仔细观察分析：
一个日本人的保姆笑着跟别人报知丈夫的死讯，雇用他的外国妇女认为她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人。
”经过研究，小泉八云认为日本人的微笑如鞠躬、叩首那样，是问候上司、长辈后，表示喜悦的标志。
此外，微笑好似基于古代礼式的崇高礼节，被精心传授。
可是，日本人并不鼓励出声地笑。
与上级或平级交谈时，不管愉快与否都要微笑，这是礼法的一部分。
笑脸是心情最舒畅时的表情，因此，对于父母、亲属、老师、朋友等寄予自己好意的人，总是尽量显示心情愉悦的笑脸，已经成为生活的常规。
加之，让世人不断看到幸福的样子，给予他人愉快的印象，这也是生活的惯例。
即便心如刀绞也要笑脸相迎，这是社会的义务。
与之相反，严肃、沉痛的表情，会使身边的人痛苦、不安，这等于失礼。
手是活动范围最广、活动幅度最大的身体部位，是非言语交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日非言语交际中，相同的手势，却有不同的含义。
例如合掌放在胸前的动作，在中国表示祈求、恳请；在日本表示感谢和抱歉。
大拇指和食指做成“o”型手势，在中国表示“OK”或“0”的意思，而在日本却可以代表钱的意思；竖起大拇指，在中国表示赞扬他人之意，而在日本则表示父亲、丈夫或男性的意思；竖起小拇指，在中国表示瞧不起他人、蔑视对方的意思，而在日本则表示女性、女朋友、情人的意思；食指伸直，将其在头一侧的太阳穴处划圈儿的手势，汉语表示动动脑子想一想，而在日本则表示精神上有毛病、发疯的意思。
（二）副语言和客体语
副语言亦称伴随语言，要素包括：
音型、音质、音量、发声等。
日语属于高低型声调的语言，讲话时不像强弱型声调言语那样音量、音幅变化强烈。
日本人从高声喊叫到低声细语，对音量和音高、语速都有意节制，日本人在情绪音的控制方面也十分注意，对打哈欠、咳嗽、打喷嚏、打呼噜、呻吟、打嗝等生理音的控制则更严。
而中国人则对以上两种功能性发声不是特别注意，甚至在公共场合亦是如此。
客体语指的是与人体有关的相貌、服装、饰物、气味、笔迹等，这些东西在人际交往中也有传递信息的功能。
俗话说，貌如其人，见字如见君。
从交际角度看，客体语传递的非言语信息，可以展示一个人的文化特征和个人特征。
中日客体语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中日服饰文化的对比上面，中国自古以来可以称得上“国服”的服饰应该是“唐装”。
唐装，正在成为服装的“中国名片”，用民族的符号和服饰的语言向世界自我介绍：
“我是中国人”。
中国作为四大古国之一，拥有几千年的文明史。
中国的文化经过历史形式的和思潮的演变，始终有一个一脉相传的内核。
宽大、随和、飘逸是中国传统服装的基本元素。
而唐装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自然也沿袭着中国文化的特点。
现代唐装是由清代的马褂演变而来的。
作为中国的传统服装，相对于西装外观挺括、线条流畅，穿着舒适，并且配上领带或领结更显得潇洒大方的特点，唐装的局部自然垂展，不加任何雕饰，整件衣裳全凭穿着者的风骨和气度撑着。
印花面料、小立领、中间扣的样式是唐装的典型模式。
日本最具特色的可以说是“和服”，属于平面裁剪，几乎全部由直线构成，即以直线创造和服的美感。
和服裁剪几乎没有曲线，只是在领窝处开有一个20厘米的口子，上领时将多余的部分叠在一起。
作和服的面料，仍然是一个完整的长方形。
由于和服的裁剪制作具有上述特点，所以在量体裁衣方面比较自由。
在制作和服时，较少为人的体型所左右，高矮胖瘦不同的人，即使穿着同一尺寸的和服，也很少给人以衣不合体的印象。
因为，它可以因人而异，在腰间调节尺寸。
和服虽然基本上由直线构成，穿插在身上呈直筒形，缺少对人体曲线的显示，但它却能显示庄重、安稳、宁静，符合日本人的气质。
不仅如此，和服同时也顺应日本的自然；日本绝大部分地区温暖湿润，因此服装的通气性十分重要。
由于和服比较宽松，衣服上的透气孔有8个之多，且和服的袖、襟、裾均能自由开合，所以十分适合日本的风土气候。
（三）环境语
环境语包括空间信息、时间信息、建筑设计与室内装修、声音、灯光、颜色、标识等，是非常重要的非言语交际手段。
中国传统的空间意识就是“天圆地方”、“上下四方”。
而日本人自古以来就具有明确的“内外有别”的意识，他们以自己为中心在周围画圈，区别“内”和“外”，并对于处于圈内的人待之以亲近，对于圈外的人待之以疏远。
在近体距离方面，与西方人相比，东方的人际距离要小，而同为东方人，日本的人际距离似乎又比中国人大一些。
在座位安排方面，现代中国人的席位顺序，一般以中央的位置为最尊贵。
如果围绕圆桌开会有2列以上席位时，则靠近圆桌的席位比较重要。
在日式房间内，背朝壁龛的席位是上座，如果没有壁龛，那么离房间入口远的席位是上座；在寿司店等日式餐馆里，座位往往围着厨师的操作台，这时面对厨师长的位置是上座，应让主宾坐在那里。
中国人在时间取向上采取向后看，也就是过去取向。
人们对过去怀着鲜明的崇敬，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往往是今天事情成败的重要参考。
而日本人在时间取向上一方面注重时间顺序，重视经验但与年龄无关；另一方面，又喜欢对未来做好计划。
在颜色方面，红色是中国文化中基本的崇尚色，它体现了中国人的追求和向往，象征着富贵、吉祥、喜庆。
而在远古时代的日本红色被称为赤色，代表血与火，是一种大凶之色，意味着灭顶之灾。
日本人对赤色似乎又包含着复杂的情感，日本自称日出之国，以红色的太阳图案作为国旗，说明日本人对红色还心存敬畏之感。
白色是中国文化中的基本禁忌色，体现了中国人的摒弃和厌恶，象征死亡、凶兆、悲凉。
而日本人将白色视为“神”的色彩，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认为只有白色是“洁净无垢”，人通过白色才能与神联系沟通。
黄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富象征意义中国人与黄色渊源颇深，中国人是典型的黄色人种，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称好日子为“黄道吉日”，即使人死后的去处也称为“黄泉”。
而到了现代，黄色开始与色情、庸俗淫秽联系在一起。
黄色在日本人的传统审美意识中是并不受青睐的，一直以来黄色和色情联系在一起。
中国对于“青色”有特有的象征意义，现在也称妻子有外遇而给丈夫“戴了绿帽子”。
日本的“青”却是一种跨度广泛的色彩，它包括了绿、蓝、青、灰，甚至近乎白色的多种色调。
青色作为有神灵依附的草木之色，象白色一样神圣不可亵渎。
二、差异的原因
“文化”一词现在已被人们广泛使用，它的含义和范围非常丰富。
“英国杰出的人类学家泰勒对文化的界定是这样说的：
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合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习惯。
”[3]在非言语交际领域中，正如在言语交际领域一样，离开了文化的特定社会语境是没有意义的。
文化和绝大多数非言语交际行为都是代代相传和后天习得的，都是长期历史和文化积淀而成的某一社会共同的习惯。
中日非言语交际之所以存在差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世界观和传统思想
世界观影响了我们认识的方方面面，因此它影响了我们的信仰和价值系统以及我们如何思考。
世界观是指一种文化对神、人类、自然、存在的问题、世界和宇宙生活、死亡、疾病以及其他能影响其成员观察世界的哲学问题的价值取向。
例如，中日文化中都包含了“耻感文化”，两种文化都重视名誉，知廉耻。
而由于受武士道精神的影响很深，日本人在遭受挫败或受辱后的表现则比中国人偏激许多。
即使在现代的日本社会，政界、商界、各种阶层、各种领域，在蒙受耻辱或有不洁之名后，仍有很多人采用自杀以做了结，以求得到舆论的宽宥。
又如牡丹有“国色天香”的美誉，中国人视之为国花。
因为自中唐以来牡丹就逐步积淀为富贵繁华、生活荣盛的象征。
而日本人把樱花选定为国花，因为樱花花期虽短，却开得绚丽多姿，从南到北，轰轰烈烈。
日本人正是崇尚樱花这种精神，认为人生虽短，也应像樱花那样，轰轰烈烈地干出一番事业。
在传统思想方面，众所周知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
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
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这充分体现了儒学在中国的主导地位。
何兹全认为，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孔子学说的核心概念是“仁”，儒家没有极端思想，儒家整体思想都是不偏不倚，都是无过、无不及的。
儒家的全部思想，忠、孝、仁、爱、信、义、礼等，都可以归之于中庸之道。
中庸的精髓，就是不过激，不不及，平庸、和平。
如果说中国在近代以前基本上是单一文化，主流为儒学的一脉相承，那么日本文化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思想的影响，但它的文化更多的被认为是复合型的。
神道、儒学、佛教和兰学和而不同，互相补充。
日本人生性好斗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又崇尚美感，日本人看待事物的这种矛盾性正好用菊与刀恰当地表现了出来。
非言语交际中的中国人的沉默受儒家的影响之深，体现了中庸之道，而日本人的沉默是在多种思想合体的结晶，体现着复杂的情感。
尤其是日本人的微笑更是克制自我，寻求和谐的心理体现。
（二）历史和地理位置
中国东临大海，南面、西面是高山，西北横贯茫茫沙漠，南面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青藏高原。
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国人的内向性，养成了独立自主、和平温顺的国民性格。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文化经历了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焚书坑儒与独尊儒术的秦汉时代，文化交融的隋唐时代，理学禁锢及其衰颓的宋元明时期，现代化前夕的清初至清中叶以及从鸦片战争到至今走过的自强之路，维新之路，启蒙和救亡之路，建国之路和改革之路。
中国人在时间取向上采取向后看，也就是过去取向。
人们对过去怀着鲜明的崇敬，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往往是今天事情成败的重要参考。
中国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态度。
日本是一个岛国，它的历史也带有很深的孤立性印记，而且在近代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作为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圈中的一员而处于东亚文明中心的边缘地位。
优美、柔和的岛国地理条件与日本人热爱草木、热爱自然、带有女性特点的性格密切相关。
因此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人在服饰选择时偏爱朴素，淡雅的格调。
春夏秋冬四季变化显著且时有突发性的火山爆发、台风和洪水的气候条件与日本人易变、缺乏持久性的性格；所以由于这样的气候条件，日本人在时间取向上一方面注重时间顺序，重视经验但与年龄无关；另一方面，又喜欢对未来做好计划。
由于相对隔绝的岛国位置而形成的缺乏和不同国家交往这一独特历史体验与日本人在认知“自国”和“他国”方面常因担心自己处于较低位置而感到不安。
无论内心多么不平静，脸上都要表现出笑容，这被日本人认为是一种社交的行为规则和义务。
日本人厌恶的情感表露也不很明显，甚至可以说非常克制。
抑制厌恶的情感表露是为了维持个人的体面，这种体面的维持已经成为一种规则，渗透入日本人的语言和行为中。
由于日本人的愤怒、不满、悲痛、恐怖的情感表现过于抑制，所以通常个人情感很难被人理解。
日本人的这种掩藏真实情感的倾向，源于日本传统的“和”的精神。
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岛国，国民内部的联系比较紧密，他们总是尽量避免与同伴之间的摩擦，在情感的表露上采取克制的方式。
（三）家庭结构和风俗习惯
中日在家庭财产继承制度上有着明显的不同。
所谓家庭继承制是指一个文化模式中的家庭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家庭资源传递给家庭的后代，中国家庭财产实行诸子均份制，而日本家庭实行一子继承制。
日本的那种传统‘家’制度和观念构成了他们垂直的‘亲分子分’的特征；而中国传统家族继承制度使中国人具有系谱观念，形成其社会行为中的“差序关系”特征。
风俗习惯方面，主要体现在一些社会活动中。
日本人将送礼看作是向对方表示心意的物质体现。
礼不在厚，赠送得当便会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
与热心到朋友家或亲戚家做客、与主人亲如一家的中国人相比，日本人则有些过于注重礼节。
日本人接待客人不是在办公室，而是在会议室、接待室，他们不会轻易领人进入办公机要部门。
日本不流行宴会。
商界的宴会是在大宾馆举行的鸡尾酒会。
中国则可在办公室、会议室和接待室接待客人，为了表示欢迎还一定要大宴宾客。
日本人的行为举止受一定规范的制约。
在正式社交场合，男女须穿西装、礼服，忌衣冠不整、举止失措和大声喧哗。
而中国人虽然也注重这些礼仪规范，但要求并不太苛刻。
在中日的位置安排时有着不同的方式这就要归结于二者的风俗习惯方面了。
三、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启发
文化差异产生了非言语交际的不同意义和表达方式，我们非言语交际的重点应该放在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上。
非言语交际的目的是为了在跨文化交际中更好地传递信息，让对方了解说话人所表达的意思，从而辅助﹑促进跨文化交际的进行。
所以必须要注重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影响，尽量避免产生文化冲突，否则不仅不能帮助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反而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和不快，这就启示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要做到：
（一）行为举止，纳入教学
在目前的对外汉语教学中，一般比较注重言语方面的基本功，而非言语交际方面的知识讲授不够，所以学生进入社会后，尤其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活动中，面临具体文化差异往往不知所措。
这些文化差异其实就是时间、空间、沟通方法等方面的差异，更是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
跨文化交际之所以产生误解或走向歧义，主要还是主观地认为对方和自己是按照同样感觉生存的，就会按照自己的民族文化作出一些行为或姿势，结果招致意想不到的失败。
在言语交际过程中应有相应的非言语交际行为的配合，否则就难以达到有效的交际交流目的。
要全面理解非言语交际行为在交际交流中的意义和功能，也必须结合言语行为，否则就是不太科学的。
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除了注重培养学生准确运用言语交际手段能力的同时，还应注重对非言语交际手段应用能力的培养。
在中国，教师视课堂为严肃正规的学习场合，教师很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学生也时刻保持对教师的尊敬态度。
老师总是在讲台上稳立或稳坐不动，沉着庄严，一本正经；学生也是姿势端正，目不斜视，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
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虽然有利于教师控制整个课堂，但它却不免有些呆板不活，枯燥乏味，不利于师生之间的交流，不利于课堂气氛的活跃和激活学生的思维。
在对日教学时：
我们可以学习日本的手势语来和对学生微笑，来表达亲和，争取建立良好的教学氛围，重视语言交际规则和非言语交际规则的教学平衡，注意适时传授非言语交际的文化知识。
在教学中将非言语交际行为纳入教学内容，向学生灌输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可将中日言语交际行为的不同作为话题让学生去搜集有关的信息，并在课堂上进行讨论，然后进行总结和归纳。
（二）补充调节，恰如其分
我们可以看出，非言语交际通常与言语交际是结合进行的，在不同的情况下起着不同的作用，非言语交际大致上起到补充、否定、重复、调节、替代或强调的作用。
一般来说，在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传达的交际信息发生矛盾冲突时，交际的人们更趋向于相信非言语交际。
因此，非言语的跨文化交际教学的核心应该是通过学习让学生有目的地了解中日文化的差异，了解非言语行为的文化特征，结合言语的学习，努力排除文化模式化和文化偏见对交际的影响，正确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人际关系，建立良好的相互尊重、平等交往的跨文化交际策略。
在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的面部表情，以及眼部动作对教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学生在课堂上对教师的讲课和提问很少有面部表情反应，教师无法直接从学生脸上得到足够的教学反馈。
因此，外籍教师常把中国学生这种积极动脑而很少面部显露的行为模式比喻为“热水瓶”———里热外凉。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礼仪，为了表示礼貌、尊敬、服从，人们常常避免直视对方；因为羞怯，在谈话时也常常回避目光交流。
但是，在外语教学的课堂上，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眼部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交际手段。
教师通过与回答问题的学生之间的眼部交流，向学生表明老师在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话，老师鼓励的眼神常常会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促使他较好地完成任务。
另外，老师也可以通过观察学生的眼部表情了解学生是否明白了所讲的内容，是否对所讲内容感兴趣等。
老师的服装应该整洁、大方。
整洁就是整齐、清洁，给人以清新、高雅的感觉；大方就是不要追求时新华美。
服装的式样也应庄重、明快和自然，颜色不宜太鲜艳、刺眼。
如果一个老师经常打扮得花枝招展、浓妆艳抹，那么，学生的注意力极易分散，并且，老师也很可能成为学生议论的话题，影响教学的效果和教师的威信。
但我们也并不主张老师总是穿着保守、不合潮流的衣服。
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学生们喜欢的是在衣着上有品位的老师，而且，老师的服饰上的适时的改变有时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教学中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人类除了使用有声言语和文字之外，还广泛地使用着非言语这种无声的言语进行交流，而且这种言语在交际生活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如果不能够正确地理解它，就可能产生误会，从而影响交际活动的正常进行。
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因此用自己的观点考虑别国的行为是行不通的。
应该客观地审视其行动，即非言语行为。
（三）提高认识，巧妙结合
在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由非言语行为的误解引起的摩擦，甚至比言语误解引起的摩擦更为引人注目。
因此，除了重视言语教学的同时，更要认识到这种言语之外的、无声的言语的重要性及必要性，核心地位不容忽视，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在中日交流中正确地运用非言语手段，要做到充分了解中日非言语行为的文化特性；其次，非言语手段的运用要准确适度、自然得体。
要做到准确地传递信息，贴切地表达思想，非言语手段就要与言语配合协调一致。
还要注意非言语手段运用的频率、动作幅度和力度。
老师不应使用同样的声音、相同的音量来完成不同的教学任务。
例如:
给学生讲解新内容或布置新的教学活动时使用的音量就应略高于师生之间进行个别交谈或单独交流信息时所用的音量。
因为，总是使用同一种声音会使整个课堂枯燥无味，缺乏活力，而且在一些特别的场合，老师偶尔提高音量会收到戏剧般的效果。
结语
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不一定涉及正确与错误的道德问题。
因此要正确对待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加强培养对不同文化模式的容忍性，否则会产生文化偏见。
任何国家地区的非言语交际方式都应该得到尊重。
在非言语交际中，人们的面部表情、身体动作、姿态、空间时间界域的使用都带有浓厚的文化特征，了解这些非言语行为中的文化差异有助于避免或减少各种不必要的冲突和麻烦，从而能够更有效、更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同时任何一种文化都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并都遵循着自己内在的规律。
在我们了解非言语交际中的文化差异时，要尽力做到有海纳百川的气量、避免偏见、防止过于简单化或者盲目夸大差异，端正态度，从尊重文化差异出发，理智地对文化差异进行对比分析，这样才能真正掌握和灵活运用非言语行为，使我们成为成功的跨文化交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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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经过长时间以来的忙碌和工作，本次毕业设计已经接近尾声，作为一个本科生的毕业设计，由于经验的匮乏，难免有许多考虑不周全的地方，如果没有导师的督促指导，以及一起工作的同学们的支持，想要完成这个设计是难以想象的。
首先，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卓俊科老师，本篇论文的顺利完成离不开卓老师的悉心指导。
从选题时对我的教导到提纲的设计，从论文撰写到论文定稿，卓老师都始终给予我细心的指导和不懈的支持。
她深厚的学术功底、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蔼可亲的为师之道和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在此谨向卓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
其次，感谢大学期间各位任课老师在学习上给予我的指导和帮助，是他们在四年的本科学习中指导我们学习，指导我们如何做学问，教给了我们许多做人治学的道理，你们的高尚的人格和行为风范，是我学习的榜样。
最后，感谢我的同窗学友。
从开始进入课题到论文的顺利完成，许多可敬的师长、同学、朋友给了我无言的帮助，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我的心情无法平静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
虽然此文历经几次修改，但由于我水平有限，文中仍会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敬请老师和学友不吝批评指正，以使我更加深入地研究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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