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与朱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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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与朱子

武夷山与朱子游道

在旅游文化领域讲究旅游理蕴与艺术，称之为游道。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对旅游也情有独钟。

奇秀甲于东南的武大山水、杂五方之俗的地方风上人情和儒、释、道三家合流的文化氛孕育出了朱熹的游观意境。

本文试就其游道进行概括与浅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书史之外，酷爱山水’——悠游有度

宋代的经济、文化繁荣，旅游话动盛极一时。

风景佳处楼台、亭榭广泛建立，僧侣们在名山胜地开山创寺，修筑道路，旅游设施口趋完备。

士人漫游成风，甚至到了贫者也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的地步。

朱熹一生也爱好旅游，他曾说过:

“予少好佳山水异甚。

”又说“书史之外，酷爱山水”。

但朱熹不同于苟且于淫奢旅游生话的病态旅游者，他并未耽于游乐，讲求旅游适度，秉持中庸而不丧志。

他强调说：

“那个优游和缓，须是做得八九分成了，方使得。

”而且是“令稍稍虚闲，依旧自要读书。

”有一次，他打点行装准备出游，这时收到好友吕祖谦的来信说要来他这里，朱熹认为，中辍山水之兴，虽未忘然，但杜门省事，未必不佳。

正如清代董天工所说，在武夷山，朱熹“自辟（武夷）精舍，令从游者诵习其中，亦惟是山闲静，远少世纷，可以专意肆力于身心问学中，非必耽玩山水之胜。

”由此可见，朱熹不因游乐而废其时，只是把旅游作为学习、著述、讲学生话的调济。

二、“狂奴心事只风雩”——畅游有风

春秋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讲求旅游，形成了舞雩之风。

《论语·先进记载，暮春的时候，春服既成，孔子带着学生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在沂河洗洗澡，在求雨的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

它描绘了孔子学生们春游的愉快情景，这也是孔子及弟子们所向往的。

为什么孔子把登高山，嬉沂水作为志向呢?

这验证了他“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的话。

圣人往往比德于山水，孔子认为，山本身就象个宽厚的母亲，她出云播雨，繁衍鸟兽，滋生草木，有广泽人世之德；群山体大势高，稳重厚实，永不衰竭，有崇高之意与万寿之心。

大山是伟大、恬静、仁厚的，符合仁者的生话信条。

而“道”几乎接近于水，也就是说，水的形态变化多端、水的性质阴柔又刚强，它本身是一个丰富的知识体系。

它的流变符合智者的认知话动过程，自然为智者所乐。

朱熹仰慕孔子的那种游兴，承续其畅游的遗风，发出了“狂奴心事只风雩的慨叹，把孔子当作效仿的榜样，从而形成幔亭之风。

正如朱熹的朋友韩元吉所说:

“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里，去武夷一舍而近。

若其外圃，暇则游焉。

舆其门生弟子挟书而诵，取占诗三百篇及楚人之辞，哦而歌之，萧洒啸咏，留必数口，盖山之乐，悉为元晦之私也。

这说明朱熹居崇五夫时，就已把几十里外的武夷山当作后花园了，闲暇时常与门生偕游，徜徉泉石间，体会泛舟九曲，畅游诸峰的乐趣。

淳熙三板（1176年）朱熹主管武夷山幔亭峰麓的冲佑观及淳熙十板（1183年）在五曲建武夷精舍后，讲学论道之余，更是尽得山中之乐。

朱熹这样做并不象道士，遁藏山谷，服气如芝。

而是为了“以学行其乡，善其徒”，“元晦既有以识之，便咸自得其幔亭之风。

朱熹“近山思无穷，临水心未厌”，从观想武夷山水动静中建立起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他在《武夷精舍杂咏并序.仁智堂》中写道：

“我惭仁智心，偶自爱山水。

苍崖无古今，碧涧日千里。

”诗中委婉地表达了自号仁智堂主的朱熹既仁且智的博大心胸。

三、“弱龄慕丘壑，兹山屡游盘”——屡游不厌。

朱熹从武夷山五夫里到临安参加省试前，曾作《远游篇》：

“愿子驰坚车，躐险摧其刚。

”“朝登南极道，暮宿临太行。

睥睨即万里，超忽凌八荒”。

他提倡旅游，奉劝世人不要裹足不前，终日独守空堂。

诗中抒发自己年轻气盛，想游历四方的抱负和豪兴。

朱熹一生游踪遍及中国半壁。

但是后来当他的好友吕祖谦写信邀他游浙江天台山，朱熹倦游此山，说：

“书到令人愁，此山岂不幽？

何必赋远游？

”因而朱熹更多的是以武夷山五夫家或以武夷精舍为中心的近游。

他对所钟爱的山水不以一次游历为满足。

象离五夫家七里远的仙洲山密庵及武夷山景区都是朱熹百游不厌的地方。

密庵古木四合，泉石甚胜，绕涧百余步有昼寒亭，附近有瀑布，且住着高僧道谦。

朱熹多次登临且还师事道谦学佛理，并常在这里吃斋饭。

“弱龄慕氏壑，兹山屡游”盘，说明他常来这里游玩，甚至到了仙梦肯来游的地步。

他留下了大量的旅游诗文，描绘了仙洲山的险峻、密庵与昼寒亭的静谧及瀑布的奇绝。

朱熹不怕旅途的艰辛，往往旧游或重寻。

他曾与学友门人数人早发五夫潭溪，夜登建阳云谷山，冒雨登建阳龙湖山，一日行程百余里。

因为泉石的招引，使他忘记了旅途的疲劳。

他知道无数风光在险峰的道理，因而寄语后来人，勿辞行路难。

后来，他干脆在云谷山上筑“晦庵”，流连山间。

林泉之胜、思想的自由及归途还可采薇蕨、蔬笋等乐趣，使他苦游不畏。

朱熹具备如林语堂所说的胸中一幅别才，眉下一幅别眼，对旅游话动有较高的山水审美水平，故地重游每每有新的发现、新的感受。

他能够随着一路景物的不同，时序的不同，随处留情随处乐，因而就不怕旅途的辛苦和屡次重游了。

四、“便将旧友寻山去，更喜新诗取意成”——游辞有艺

朱熹游目聘怀，题诗唱酬。

他的武夷旅游诗雅赏风景，格调清新，情景交融，空灵轻逸，形神兼备，词意隽永，令人回味无穷。

首先，他善用比喻来摹写物态特征，使之精当、新颖、富有美感，既有形似之感，更兼传神之妙。

例如《天柱峰》中“屹然天一柱，雄镇斡维东。

”把大王峰比作天柱，突出了它的气势。

把密庵瀑布比成“白龙飞下郁兰人”，可谓形神俱显，活灵活现，令人心动魄摇，增加了艺术美感与诱人魅力。

其次，他善用衬托的手法描绘他物，以对所咏之物起陪衬或烘托作用，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

如《游密庵分韵赋诗得清字》：

“误落尘中岁序惊，归来犹幸此身轻。

便将旧友寻山去，更育新诗取意成。

晚翠乍看浑欲滴，寒流重听不胜清，个中有趣无人会，琴罢尊空月四更。

”通过寒流、四更月、辞官归乡、旧友，来衬托出“清”的气氛及无官一身轻而悠游、弹琴、赋诗、饮酒的闲适之情。

再者，朱熹还善用拟人的手法来话化毫无生命之物，从而闪耀出不凡的光彩。

如《九曲棹歌》描摹武夷山的玉女峰：

“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临水为谁容？

”把一座山峰人格化了，描绘成婷婷玉立插花打扮的少女，突出了玉女峰的神韵。

最后，朱熹旅游诗中也融入了丰富的典故和民间传说。

如《九曲棹歌》中有：

“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

”“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棹几何年？

”就用到了“仙人葬”的神话传说。

朱熹的旅游诗状物写景准确而形象，细致而生动，悠然与神谋，表现出作者精细的观察能力和运用语言的功夫，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五、“不学飞仙术，累累丘冢多”——穷游尽理

朱熹旅游振策寻源，往往自到山中无往躅才肯罢休。

他在游赏山水中没有忘记探求人生和自然的种种哲理。

作为儒、释、道三教同山的武夷山，深山穷谷中有不少道士、释子。

一方面，朱熹心存仰慕，“飘飘学仙侣，遗世在云山”；另一方面对他们这种做法又不无表示怀疑，“我欲往从之，脱履谋非难。

但恐逆天道，偷生讵能安？

”他又说：

“眷言羽衣子，俛仰日婆娑。

不学飞仙术，累累丘冢多”。

作为入世的理学家，他显然不同意佛、道的出世偷安的做法，但对他们的人格还是持褒意的。

他说“是其绝灭伦类，

虽不免得罪于先王之教，然其视世之贪利冒色沉溺而不厌者，则既贤矣。

”

朱熹寄情于山水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态度的反映。

《论语·泰伯》里有孔子一句政治名言，叫“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朱熹浙东辞官归来退居武夷山讲学著述是他历来现实中四处碰壁后的另一种更深远的进取。

他的喟叹“吾道不行”恰如孔子周游列国后的“道不行，乘搓浮于海”的决绝之言。

好友陆游的诗“天下苍生未苏息，忧公遂与世两忘”吐露了对朱熹从此与世相忘的担心。

而朱熹的《感春赋》提到的“悟往析之明训”回答了他想通过讲经宣道救世的愿望。

朱熹寓学、寓教于游，让学生亲近自然，把旅游当作求知的课堂。

在《武夷图序》一文中，记录了他对“悬棺葬”进行的实地考察，“两岸绝壁人迹不到处，往往有枯杈插石罅间，以度船棺之属”，传为仙人葬处，披上了一层迷信的色彩。

朱熹则大胆指出：

“旧记相传诡妄，不足考信”，而认为它是道阻未通、川雍未决时夷落所居。

他在历史上第一次对悬棺提出了比较符合科学的独立见解。

朱熹认为世上万物皆有其理，通过旅游可以达到了健身的效果。

在游云谷诗中他吟到：

“沉何疴何当平，膏肓今自贬。

”他平生三伏天不再出游，而是躲进深山避暑，为的是不欲暑行劳人，力争不伤不损。

他穷游山中，往往循涧跻危蹬，披云得胜游，在游历观赏山水中领略玄趣，与月为朋与云为友，与环境合为一，从而达到物我相通、人人合一、独游不孤的精神境界，可谓因游及理，因景言理。

六、“共说新亭好，真堪妙墨留”——纪游不朽

朱熹观山临水有以诗文纪游的习惯，他在咏仙洲新亭的诗中吟到：

“若无诗律好，清绝不成欢”、“共说新亭好，真堪妙墨留”就说明这一点。

他孜孜以求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旅游诗，如《武夷精舍杂咏·并序》、《九曲棹歌》、《武夷七咏》、《过武夷作》、《游密庵》、《密庵瀑布》等等，为我们勾勒了宋代武大山水风景图，其中《九曲棹歌》更是被后世尊为武夷首唱的千古之作。

朱熹也留下了一些题赞。

如武夷山吴屯瑞岩寺为唐代高僧扣冰祖庭。

扣冰俗姓翁，名藻光，因能在严冬扣冰而浴，故称其抑制情感的“惺惺”之说与朱熹“灭人欲”之说相近，朱熹对其大为赞，并曾策杖寻访遗迹，除了写有《咏瑞岩寺》诗外，也留下了对配祀的唐、葛、周三将军的题赞，这些都表达了朱熹对这些神灵的崇敬之情。

朱熹在武夷山还留下了十几处之多的匾额和刻石。

水帘洞为武夷三先生刘子晕、胡宪、刘勉之讲学处，朱熹也曾在此受教，为纪念先贤，朱熹题有“百世如见”匾额挂于祠中。

在武夷山一线天附近，有“天心明月”摩崖题刻。

明月倍受朱子垂青，这大概是因其品行高洁及受月印万川启发，形成朱子理学“理一分殊”结论的缘故。

此外如还有五曲“逝者如斯”石刻，下梅邹氏家祠“爱莲堂”匾等等。

这些题刻给武夷山留下了永恒的历史文化魅力。

总之，朱熹对武夷山旅游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并形成自己的旅游之道。

他赋予旅游更多的主观感受，以前很少涉及的山水在他的笔下得到了反映；其旅游有审美能力与意境领悟上的精进；他的旅游话动融入个人、国家和民族的遭际，从而丰富了武夷山旅游文化的内涵。

明代周忱在他的《小西天游记》中说：

天下山川，好之者未必能至；能至者未必能言；能言者未必能文。

能至是旅游的第一境界，能至才能享受，才能领悟；能言，即善于向人说出旅游的审美体验和感受，为旅游第一境界；能文为旅游的最高境界，只有能文才能感受深刻，才能传之久远。

朱熹既能至又能言又能文，他的旅游话动已达很高的境界。

我们有必要对其旅游话动及其思想进行挖掘，对其遗迹进行整理、保护。

朱熹与道教与武夷山的情结

武夷山位于我国福建省北部武夷山市（原名崇安县）南郊，是我国素负盛名的风景名胜区，这里千峰竞秀，万壑争妍，既有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更兼备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及其所获得的“道南理窟”的尊崇称号，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的赞誉：

一是全真道南宗在此蓬勃发展，辐射四方；二是宋代理学自游酢、杨时、胡安国等大儒完成南移之任后，最终由朱熹集其大成，在此发展、成熟而建立了大本营，声名日重。

因此，从上述这两个因素出发考虑，我们不难发现：

武夷山之所以成为历史上的文化名山，其特殊的文化地位既取决于重要文化人物的影响，也取决于当地特定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环境。

在朱熹生存的公元1130——1200年间，伟大的中国正处于道教思想的广泛影响之下，而偏安一隅的政治际遇，又使得最能反映社会精神的文人学士，从追求理想、抱负的仕途中转移出来，寻找一种心灵上的宁静与雅致。

这一点，又正与流行的道家风情不谋而合，于是，名山大川，洞天福地，文人与羽士，名家与道流相偕而行，呼朋唤友的场景便显得情投意合，趣味盎然。

朱熹身为文人的一员，自然也不免此俗。

然而，纵观朱熹一生的居留所在，我们却不由发现，朱熹并不象其他文人雅士那样各地悠游，而是执着不已地在武夷山投注了儿近50年的光阴，这是为什么呢？

考其原因：

第一，武夷山风光秀美，山水俱佳，原本就很符合追求雅逸恬淡情趣的文人口味；第二，朱熹自14岁起就求学于武夷山中，渡过了他充实而美好的少年时光，因而对武夷山水有着挥之不去的深深依恋；第三，由于朱熹本人外示儒术，内慕道法，因此立志在这道源悠长、羽客甚众的武夷山著书立说，传授生徒，是再好不过的两得之举了。

可以说，朱熹在建立其学说的同时，即已对本土的道教文化兴趣盎然，这一点，在他的词作和行迹中无不一一透露。

最初，朱熹虽师从刘子翚以儒家经典为其学习的主要内容，但也对佛学、道学时有问津，甚至还受了禅宗风气的影响，“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

”直到绍兴二十三年（AD1153年），登仕不久的朱熹前往延平拜师李侗，认识到释老之说的漏洞所在后，才终于专心儒学，成为二程的四传弟子，儒家“道统”谱系中的重要人物。

但不久，仕途狭窄、政局变动、人事浮沉的击却粉碎了他心目中实现人生价值的最佳理想形态——做官，于是，这位儒学大师才最终从俗世中解脱出来，并在武夷山道教氛围的影响下，不知不觉地从钦羡与仰慕道家风情而转向追求飘然尘世之外的生活乐趣，最终铸就了朱熹与道教、与武夷山的不解情缘。

淳熙二年（（AD1176年），从浙东挂冠归来的朱熹开始向朝廷一再请求担任武夷山冲佑观提举的职务，终获批准，从而得以具体管理“第十六洞天”的道教事务，这是慕道的朱熹最直接接触道教的一个举措。

虽然从宋代的宫观制度来说，奉祠官员只领半俸，是个无人理睬的闲职，但就朱熹来说，奉祠得以批准，却是大大满足了他的诸多心愿：

一是清净的生活，一是治学的便利，而最主要的，则是得以更好地吸纳一些道教的思想资料，密切与道流的交往。

因此，在这一时期内，朱熹写下了诸多反映道教活动的诗文，试看其《武夷七咏·丹灶》：

仙人推卦节，炼火守金丹。

一上烟宵路，千年亦不还。

显然，这是有感道教旧事而发的诗作。

朱熹虽不是一位全职的道教信徒，但从诗歌当中却可以看出他对道教文化是相当熟悉的，以致运用起术语来驾轻就熟，得心应手。

同时，为了更好地与道流们交往，朱熹还常宿冲佑观内的观妙堂，并咏有《宿武夷观妙堂》诗二首，其一云：

阴霭除已尽，山深夜还冷。

独卧一斋空，不眠思耿耿。

闲来生道心，妄遣慕真境。

稽首仰高灵，尘缘亦当屏。

此诗则明确表达出朱熹对道教清虚明的心理状态和怡然自乐的生活状态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并希望在有限的生存岁月里，能够摆脱俗世的羁绊与束缚，达到精神上的永恒境界。

在主管冲佑观的数年间，朱熹虽致力于治学、论道，但仍不忘要悠游仙山，以求自乐。

淳熙五年（AD1178年）初秋，当朱熹祠职将满，与妹夫刘彦集，隐士刘甫共游武夷时，见九曲溪旋转曲折，隐屏峰下云气流动，顿然耳目一新，立即萌发出“眷焉此家山”的建屋初念和“仙人久相招，授我黄素书，赠我双琼瑶，茅茨几时建，自此遣纷嚣”的道家追求，这与道士结庐山中，讲求意境的举止，如出一辙。

淳熙十年（（AD1183年），朱熹奏幼唐仲友受挫后，便动工构筑精舍，当年初具规模。

在精舍的布局中，有专建的一间房屋供道流居住，其取道书“真诰”中语，命名为“寒栖之馆”，足见朱熹对道家的友爱。

此外，精舍的柴扉、钓矶、茶灶等，也皆仿道流所用，就连通往精舍的途径，也必须是择舟而入方可，俨然一派世外桃源，使得众友来访，皆叹其佳胜。

这样，朱熹一面讲学论道，一面泛舟九曲，畅游诸峰，时而刻石纪念，时而题诗唱和，己把文人的雅逸，道流的清净和自己对武夷山的热爱，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状态。

此后，主持着武夷山精舍的朱熹虽致力于讲学，但与道流的往来，却更加的频繁和亲近。

当时，道教南宗五祖白玉蟾住武夷止止庵，两处胜地相去不远，朱熹便常往拜访，既写诗歌抒发感慨，更取离“止止庵不数步”的晦庵为自己的别称，以示倾慕之心。

到了晚年，朱熹甚至还托名“崆峒道士邹诉”，对道教金丹派的奠基性著作《周易参同契》进行校勘、考异、作注，撰写了《周易参同契考异》、《阴符经考异》等著作，并将在道门中流传的大量的《易》、“图”进行搜集整理，编成《周易本义》和《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以致于白玉蟾对其大加赞扬，而净明忠孝道则干脆把朱熹当作一位神仙人物，认为“晦庵亦自是武夷洞天神仙出来，扶儒教一遍，晚节盘桓山中，文墨可见。

”（见《净明忠孝全书》卷四）可以说，朱熹对道教文化的关注，己极为深入，而他的析学体系的基本框架，也大多有取自道教的《太极图》。

但是，朱熹终究不是一个全职的道教徒，他对道术的研究，也有因“不得其传，无处下手”的内丹术而引为终身遗憾。

另外，朱熹还曾应冲佑观道士高文举之请，撰写了《武夷图序》，对武夷仙祖武夷君的来历，对道家盛传的“神仙葬处”、“仙人居所”的“船棺”、“虹桥板”等古迹进行了实地考察，以其博学家的思维作出了较为令人可信的解说，认为武夷君是以一部落之长，“没而传以为仙也”；而“船棺”、“虹桥板”等则是先前夷落居留的遗物给出了旧记“不足考信”的结论，这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最有见地、最具科学价值的判断，极具参考价值。

总之，朱熹身居名山，修学慕道，儿乎把武夷山当成自己身心的一部分，难怪庆元四年（AD1198年）辛弃疾提举冲佑观期间，与朱熹联袂入武夷寻胜，大发感慨说：

“山中之乐，悉为元晦之私也！

”此言一出，真才道尽了朱子与武夷、朱子与道教的一脉情缘。

朱熹的旅游实践与旅游思想

旅游在朱熹的生活及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朱熹一生酷爱山水旅游，生命情趣极其旺盛，其足迹遍历闽、浙、赣、湘四省的名山大川与风景胜处，且极讲究欣赏景物的理趣，留下大量的旅游诗篇。

通观其诗作一千三百余首，数量最多的是游山玩水咏物之诗，显露出浓烈的山水情怀，从中可以更全面地认识朱熹丰富复杂的思想。

朱熹的旅游诗篇，着重格物致知，明理见性，旨在领略自然与人生的关系、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使他的理学理论在实践中得到升华。

朱熹把旅游视之为生命中极为重要的活动内容，自称“平生山水心”，把旅游视之为扩大阅历、结交名流、增进学问、调解学习生活的重要途径，并将旅游视之为个体人格发展的理想之路。

朱熹说：

“游者，玩物适情之谓。

”钱穆曾评价朱熹：

“综观朱子一生，出仕则志在邦国，著述则志在千古，而其徜徉山水，俯仰溪云，则俨如一隐士。

其视洙泗伊洛，又自成风格，此亦可以窥见朱子性情之一面。

一、朱熹的旅游实践——生平山水心

朱熹一生酷爱自然山水，在讲学撰述之余，就去崇山大川及风景佳处旅游，一生足迹遍历闽、浙、赣、湘四省的名山大川。

《福建通志·列传》卷12《朱熹传》这样记载：

自号紫阳，箪瓢屡空，然天机活泼，常寄情于山水文字。

南康志庐山，潭州志衡岳，建州志武夷、云谷，福州志石鼓、鸟石，莫不流连题咏。

相传每经行处，闻有佳深壑，虽迂途数里，必往游。

携尊酒时饮一杯，竟日不倦。

非徒泥塑人以为居敬者。

朱熹一生做官的时一间很短，共担任九年的地方官和四十六天的宁宗皇帝待诏兼侍讲，而在书院讲学、著述达四十余年。

无论为官还是讲学著述，只要有空闲，便携朋友、学生去观光踏青，游历山水，其游兴之高，赏察之深，足履之勤，真可谓与其一生相伴，且“足以乐而忘死”。

对朱熹的游历，钱穆曾说到：

观朱子《送郭拱辰序》，又观朱子之游兴，且不论其生平踪迹所至与吟咏所及，其主南康，游庐山，未及见三叠泉，常以为此后之恨，文别集卷6与黄商伯有云：

“亲泉之胜，闻之爽然自失。

安得复理杖履，扶此病躯，一至其下。

仰观俯濯，如昔年时。

或有善画者，得为使画以来，幸甚。

’又曰：

“五老新瀑，曾往观否，梦寐不忘也。

”又曰：

瀑图韵谱，近方得之，图张屋壁，坐起对之，恨不身到其下。

”又《与扬伯起》有云：

“自鹿旧游，恍然梦寐。

但闻五老峰下新泉三叠，颇为奇胜。

计此生无由得至其下。

尝托黄商伯，陈和成摹画以来，摩莎素墨，徒以慨叹。

’此皆朱子晚年事也。

朱熹在《送郭拱辰序》中谈到：

然予方将东游雁荡，窥龙湫，登玉霄，以望蓬莱。

自西历麻源，经玉笥，据祝融之绝顶，以临洞庭风涛之壮。

北出九江，上庐阜，入虎溪，访陶翁之遗迹，然后归而思自休焉。

（送《郭拱辰序》《文集》卷76）。

《语类》107记曰：

梅雨溪流涨盛，先生扶病观曰：

“君子与大水必观焉。

《文集》卷6《钦清湍亭韵两首》诗云：

“知君更有刀头意，莫忘仙洲涧底间。

”

由此可以看出朱熹对山水的热爱，因生病而无法前往的地方，就请人摹成画，可谓达到了死而不已的程度，足见其平生山水心。

这种心情在《自上封登祝融峰绝顶次敬夫韵》（《文集》卷5）中有淋漓尽致的表达：

衡岳千仞起，祝融一峰高。

群山畏突兀，奔走如曹逃。

我来云中月，历览快所遭。

扪天滑青壁，俯壑崩银涛。

所恨无十辖，一掣了六螯，遄归青莲宫，坐对白玉豪。

重阁一徙倚，霜风利如刀。

平生山水心，真做货食饕。

明朝更清澈，再往岂惮劳。

中宵抚世故，剧如千猥毛。

嬉游亦何益，岁月今滔滔。

起望东北云，茫然首空搔。

在这首诗里，朱熹自称“平生山水心，真做货食饕”，表达了他寄情山水的伟大情怀，对山水旅游的倾心热爱，这种情感伴随了朱熹的一生。

朱熹一生大部分时间住在福建，但其故里是江西的自漘源，其祖先从唐天佑年间就定居于此，九世孙为朱熹。

如今在漘源文公山上有朱熹的祖墓和他在1150年扫墓时亲手种植的杉树24棵，寓意24孝，现存16棵。

这里还有他手书的“廉泉”和“虹井”，以及朱熹洗墨池、清浊塘等遗迹遗址。

朱熹的足迹也遍布江西信州各地，如与玉山状元汪应辰讲学于玉山的“怀玉书院”，和余干籍宰相赵汝愚在东山书院讲学，至今仍有“朱子注《离骚》处”等遗迹。

江西上饶博物馆藏有他的紫阳遗墨碑，上留有他的手书“忠孝廉节”四字真迹。

尤其在江西铅山的鹅湖寺，朱熹、吕祖谦、陆九渊、陆九龄等在南宋淳熙二年（1175）相约讲学论辩于此，史称“鹅湖之会”，这是我国理学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

江西的《上饶县志》记载，朱熹“爱邑治南岩山水之胜，常寓其地讲学，多见题咏”，《广信府志》亦称其贤上饶南岩山水之胜，游寓其地，题咏甚多。

”

朱熹一生在福建住的时间最久，有50多年，可以说他70余年的人生岁月主要在福建武夷度过。

《福建通志·朱熹传》所载，朱熹“常寄情于山水文字”，遇山水佳处“莫不流连题咏”。

在武夷山，凡朱熹所游之处，均有文字作叙，在《武夷山图叙》中概述了武夷山的特色：

峰峦岩壑，秀拔奇伟，清溪九曲，流出其间，并为武夷山写下了五十余首诗作。

在朱熹所有的山水诗作中，《云谷记》是篇幅最长、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两千多字，收录在《文集》卷78，可谓朱熹旅游思想与情怀的具体体现。

篇中既详记山水形胜之绝，又随处表达自己对景物的见解，更写出了他乐而忘死的旅游观点和格物明理的旅游思想。

二、朱熹的旅游思想——格物致知，景物理趣

朱熹的游历生涯对其思想体系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朱熹在旅游中托景言志，触景议论，借景抒情，乐而忘死，其格物致知，景物理趣的旅游思想是对我国旅游文化的一大贡献，对中国旅游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朱熹的旅游及其思想问题，潘立勇教授、石明庆先生都认为旅游是朱熹对他的抽象而枯燥的理学学术生活的一种必要的心理调节和补充。

潘立勇教授在《朱子理学美学》中从心理学角度谈到这个问题：

朱熹在一生的学术道德生涯中，大部分心力为形而上的道德追求占据着，时时需要克己复礼，居静持守……如此的生活态势必相当拘谨，长期的忧患意识和道统使命感又必然使他的心理负受相当沉重。

然而就朱熹自身内在生命本性而言，仍是一个生命力极其旺盛的常人，这就构成了他人性结构中基本的内在矛盾，即形上的性理追求与形下的情感体验的矛盾，这种矛盾构成了一种内在冲突的张力，他门命中的活力也需要得到宣泄，于是登山临水便成了他生命中的另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成了他枯燥严谨的义理门活的必要补充。

综观朱熹一生的游历及其有关的诗赋、散文，关于旅游方面他有两句最著名的话：

平生山水心；乐而忘死。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旅游是朱熹生命中最重要的活动内容，同时又是他对理学理论的实践活动，通过旅游实践，朱熹对他所建立的理学理论的认识得到深化与升华。

研究理学与旅游是朱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二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相互促进的，旅游作为朱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朱熹的人生旅途和学问生涯中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他不但在旅游中培养理性，而且运用内心积累的旅游思想来印证治学问所获得的思想认识的准确性。

下面的诗作可以说明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