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级演讲稿作文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领奖演说12400字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六年级演讲稿作文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领奖演说12400字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六年级演讲稿作文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领奖演说12400字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另外一位艺术家看出天上有另外一种权力，于是乐得在上帝的天国的下面做一名谦恭的学徒；
然而，那被写出的或被绘出的他对一切的责任，他对感知到他的工作的人们的责任，却比以往更为苛求。
但是，作为回报，创造出这个世界的却并不是他，也不是他指导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其基础来说是没有什么不确定之处的；
这位艺家只须比其他人更加敏锐地意识到世界的和谐，意识到
人类对世界所做的贡献的美和丑，并把这一点敏锐地传播给他的同胞。
而当不幸的时候，即使是在存在的最深处--陷于穷困、入狱、患病--他的稳定的和谐感也从未抛弃他。
但是艺术的一切非理性、它的令人目眩的特色、它的不可预知的发现、它对人的毁坏性的影响--它们充溢着魔力，不会被这位艺术家对世界的想像所用尽，不会被他的艺术概念或者他的拙劣的作品所用尽。
考古学家们并没有发现人类存在早期那些没有艺术的时期。
就在人类的熹微晨光中，我们从我们未能及时看清的手中接受了它。
而且我们也没有能及时询问：
给了我们这个礼物是为了什么目的？
我们要用它做什么？
那些预言艺术将会解体、预言艺术将比它的形式活得长久并死去的人们，他们是错了，并且将总是错。
注定要死的是我们--艺术将永存。
那么即使是在我们的毁灭之日，我们会理解艺术的一切方面和艺术的一切可能性吗？
并不是一切都有个名字，有些事情是不可言传的。
艺术甚至能使一个冷淡忧郁的灵魂激动起来，达到一种高度的精神经历。
通过艺术，不能够用理性的思维所产生的那种启示有时就来到我们身旁--隐隐约约地、短暂地来到我们的身旁。
就像童话中的那个小镜子一样：
你只要朝镜子里看，就会看到--并不是你本人，而是在一秒钟之内看到那个难以得到之物，谁也不能奔到那儿，谁也飞不起来。
而只有灵魂发出一声呻吟……
二
有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出了这句费解的话：
"
美将拯救世界。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陈述？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这只不过是话语而已。
这怎么会可能呢？
在嗜血成性的历史中美又何曾拯救过何人免于难呢？
使人高尚了，使人精神振奋了，是的--但它又拯救过谁呢？
然而，在美的本质之中却有某种独特之处，那是在艺术的地位中的一种独特之处；
即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说服力完全是无可辩驳的，它甚至迫使一颗反抗的心投降。
要想在既是错误又是谎言的基础上写出一篇外表上流畅典雅的政治演讲、或写出一篇刚愎自用的*，或勾勒出一套社会计划，或创造出一个哲学体系，这都是可能的。
但被隐藏的事物，被歪曲的事物，却不会立即变得显而易见。
然后一篇矛盾的演讲、*、计划，一种立场不同的哲学又为了进行反抗而聚集在一起--并且完全同样典雅流畅，并且再次产生效果。
这种事物之所以既被人相信又被人怀疑，其原因也就在于此。
重述不能触及灵魂的事物是徒劳的。
但是艺术作品却在自身之内拥有着自身的证明：
被设计出来或者被滥用的概念并不能忍受被用形象刻画出来，它们都轰然落下了，显出苍白的病色，不能令任何人信服。
但是那些将真理挖掘了出来并且把真理当作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力量呈现给我们的艺术作品--它们控制着我们，迫使我们屈服，而且从未有人似乎要反驳它们，甚至在未来的时代也似乎无人要反驳它们。
因而也许真、善、美的那个古老的三位一体并不纯粹是我们在我们的自信的、实利主义的青年时代所以为的一种空虚的、褪了色的公式吗？
倘若如学者们所坚持的那样，这三棵树的树梢聚合在一起，但是真和善的过于显眼的、过于笔直的树干又被压坏，被砍掉，不被允许穿过去--那么也许那怪诞的、不可预言的、意外的美的树干将会穿过去并高飞到那个相同的地方本身，并同时完成这所有三者的工作吗？
如此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
美将拯救世界"
就不是漫不经心之语，而是一个预言吗？
毕竟，一位具有怪诞的启发的人，他被允许多人看。
而且如此看来，艺术、文学果真能够帮助今天的世界吗？
我在多年之后终于多少看透了这个问题，今天我想在这儿呈现给诸位的，就是这个小小的见解。
三
这个讲台远非是提供给每一个作家的，而且被提供的作家一生也只有一次，为了登上这个宣讲诺贝尔奖获奖演说的讲台，我并不是登了三四级临时性的台阶，而是几百级台阶，甚至是几千级台阶；
这些是不屈的、险峻的、冻结的台阶，从我注定要从那儿幸存的黑暗与寒冷之中延伸了出来，而其他人--也许比我更有天赋，更坚强--却死去了。
我本人在中央劳改营的群岛里只遇见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这劳改营被打碎成零零碎碎的大量岛屿；
在秘密尾随和怀疑的重负之下，我并没有和他们所有的人说话，有一些人我只是听说过，别的我只是瞎猜而已。
那些已经享有文名的落入那个深渊的人起码还被人所知，但又有多少人从未被认出过，从未在公开场合被提及过一次？
而且实际上没有人曾设法返回。
一整个民族文学留存在那儿，湮没无闻，不仅没有坟墓，而且甚至没有贴身衣裤，赤裸着，脚趾上贴着号码。
俄国文学没有一刻停止过，但是在外界看来却似乎是一片荒原！
在一片和平的森林能够长成的地方，经过一阵砍伐之后，却仍有两三棵侥幸生存的树。
我今天站在这儿，伴随着倒下的人的阴影，低下头好让以前的其他合格者在我前头通过来到这个地方，当我站在这儿，我又怎能推测他们想说的话并把这些话表达出来呢？
这个义务长期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懂得这个义务。
用符拉基米尔．索洛耶夫的话来说：
甚至锁着锁链我们自己也必须完成众神为我什计划好的循环。
频繁地，在劳改营的痛苦的激动中，站在囚徒的纵队里，当时一连串的灯笼刺破了阴暗的晚霜，这时在我们的心中就涌起我们想朝整个世界呼喊出的话语，倘若整个世界能听到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的话。
然后似乎是非常清楚的：
我们的飞黄腾达的大使会说些什么世界又会怎样用自己的评论来立即作出反应。
我们的地平线十分醒目地既拥抱着物质事物，又拥抱着精神的运动，而且在这个不可分割的世界上并没有看到不平衡。
这些思想并非来自书本，也不是为了表达清楚而从国外引入。
它们是在与现在已经死去的人们交谈中形成的，那是在囚室里和篝火旁，它们受到那种生活的考验，它们从那种存在中生长出来。
当外部压力终于稍微小了一些时，我的和我们的地平线变得开阔了，而且尽管是通过一个微小的缝隙，我们却也逐渐看见并知道了那"
整个世界"
。
令我们吃惊的是，这整个世界与我们所预期的、所希望的根本不同；
这就是说，并不是一个"
不是靠那个"
而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个"
不"
引向"
那儿"
的世界，并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世界，它看见一个泥泞的沼泽就会惊呼；
一个多么可爱的小脏水潭啊！
看见具体的领带就会惊呼：
一条多么精美的项圈啊！
相反却是一个这样的世界，一些人流着伤心的泪水，而另一些人则随着轻松愉快的音乐喜剧翩翩起舞。
这怎么会发生呢？
为什么会有这个裂开的隔阂呢？
难道是我们感觉迟钝？
难道是世界感觉迟钝？
或者是由于语言的不同所致？
为什么人们不能够听清彼此说的每一句清清楚楚的话？
词语再也不像水那样发出声响奔流着--没有情趣、色彩、味道，没有痕迹。
随着我逐渐理解了这一点，也在多年的期间一再改变了我的潜在的演讲的结构、内容和风格。
也就是我今天所作的演讲。
而且这个演讲与在严寒的劳改营的夜晚里所构思的最初的计划初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四
自太古以来人就是被这样制造出来的，使得他对世界的只要不是在催眠状态下被灌输送去的看法、他的动机和价值标准、他的行动和目的都为他的个人的和群体的生活经历所决定。
俄国有句谚语，"
别相信你兄弟说的话，要相信你自己的斜眼"
，而这就是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及人在世界里的行为的最可靠的基础。
在我们的世界伸展在神秘和荒凉之中的漫长时代里，在它受到普通的传播线路侵犯以前，在它被改造成一个单独的、痉挛地跳动着的肿块以前--人们在他们的有限的领域之内，在他们的社区之内，在他们的社会之内，最后又在他们的国土上，依靠经验治理着而无灾祸发生。
在那个时候，单独的个人有可能感知并接受一种普通的价值标准：
有可能将被认为是正常的事物和难以置信的事物区分开来；
有可能将残酷的事物和位于邪恶的边界之外的事物区分开来；
有可能将诚实的事物和欺骗的事物区分开来。
尽管散居各地的人民过着迥然不同的生活而且他们的社会价值往往惊人地不一致，正如他们的度量衡体系不一致一样，但这些不一致仍然只是令偶尔前来的旅行者吃惊，在杂志上以奇闻的名义报道着，对尚未成为一体的人类并不构成威胁。
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知不觉地，突然地，人类变成了一体--满怀希望地成为一体而且又是危险地成为一体--结果它的一个部分的震动和激动就几乎被同时传递到其他的部分，有时任何一种免疫性都欠缺。
人类变成了一体，但又不是像社区甚至国家本来那样固定不变地变成一体的；
不是经过多年的相互经验团结起来，既不是通过拥有一只单独的眼睛，那是只被亲切称之的"
斜眼"
，也不是通过一种共同的民族语言，而是通过国际广播和印刷越过一切障碍变成了一体。
大量事件雪崩似地降临在我们身上一分钟以后半个世界就听见它们的崩溅声。
但是按照世界的陌生地区的法律衡量这些事件并估价这些事件时所依赖的尺度，这却并未通过声波和在报纸的栏目中被传播出来，而且也不能够这样传播出来。
这是因为，这些尺度是在单独的国家和社会里在年代过于久远的过于特殊的情况下获得了成熟并被吸收的，它们不能在半空中被交换。
在世界各地，人们把自己辛辛苦苦得到的价值应用在事件上，他们固执地、自信地、只是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判断，而从未按照任何其他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判断。
如果说世界上并没有许多这样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那么起码也有几种这样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
一种价值标准是为了估价就近的事件，而另一种是为了估价远方的事件，苍老的社会拥有一种价值标准，而年轻的社会又拥有另一种，不成功的人民是一种价植标准，而成功的人民又是另一种。
这些背道而驰的价值标准不和谐地尖叫着，令我们目眩惶惑，因而倘若我们避开所有其他的价值也就不会痛苦，那就好像避开疯狂一般，好像避开错觉一般，而且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本国的价值自信地判断着整个世界。
我们之所以不把那事实上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看做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而是把那最靠近我们的灾难误认为那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其原因也就在于此。
凡是离开更远的事物，凡是今时今刻并不威胁着要侵入我们的门口的事物--尽管它发出呻吟，发出压抑的呼喊，生命由此毁灭，即使由此带来几百万牺牲者--我们都认为，总的看来都是完全可以忍受的，在可以容忍之列。
不太久以前，在世界的一个地方，在与古罗马人的迫害相比毫不逊色的迫害之下，成千上万的缄默的基督教徒为了对上帝的信仰而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在另外一个半球有某个疯子（而且无疑他并非孤身一人），他急速穿过大洋把我们从宗教解救出来--而且刀剑径直刺入祭司长！
他按照他本人的价值标准对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进行推测。
一件事物从远处看，按照一种价值标准，似乎是令人艳羡的、欣欣向荣的自由，可是如果在就近看，并且按照其他的价值标准，就令人感到是那种要把汽车掀翻的令人狂怒的压抑。
一件事物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可能代表着一个难以置信的繁荣之梦，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却具有需要立即用罢工对其作出反应的疯狂剥削的那种使人激怒的效果。
自然灾难有不同的价值标准：
一场殃及二十万条生命的水灾似乎不如我们当地的一个事故那么严重。
个人受到的侮辱有不同的价值标准：
有时甚至一个反讽的微笑或者一个打发人走的姿式就是令人丢脸的，而在其他的时刻残酷的拷打也被当作一个不幸的玩笑而被原谅了。
惩罚和邪恶有不同的价值标准：
按照一种价值标准，被捕一个月、被放逐到乡村，或者人呆在里面吃白面包卷喝牛奶的隔离室，都打碎了人的想像并用愤怒充塞着报纸上的栏目，而按照另一种价值标准，判决二十五年刑期，四壁寒冰覆盖而里面的囚徒又被剥得只剩内衣裤的隔离室，为神智健全的人设的疯人院，以及无数的非理智的人，他们由于某种原因老是逃跑，又在边境遭到射击--所有这一切却又是司空见惯并为人们所认可。
而涉及到世界的那个外国的部分时头脑又是尤其平静，我们对那个部分实际上是一无所知，我们从那儿甚至得不到有关事件的消息，而只有几位记者的琐碎的、过时的猜测。
然而我们却木能因为这种两重性，因为对另外一个人的深沉的悲哀，对这种惊得发呆的不理解而责备人的看法，要知道人就是这样组成的。
但是对被压缩成一个单一的肿块的整个人类来说，这样的相互不理解却显示出迫在眉睫的猛烈毁灭的威胁。
面临着六个、四个或者甚至两个价值标准，一个世界、一个人类是不能够存在的：
我们将被节奏的这种不一致、被颤动的这种不一致扯开。
一个有两颗心脏的人并不是为这个世界而存在的，我们也将不能够在一个地球上肩并肩地生活着。
五
但是谁又将协调这些价值标准呢，而且又将怎样使这些价值标准达到协调呢？
谁将为人类创造一个阐释系统，它又是既适用于善行又适用于恶行，既适用于不可忍受的事物又适用于可以忍受的事物呢？
这些善行和恶行，不可忍受的事物和可以忍受的事物在今天是有区别的了。
谁将向人类说清楚何为真正令人忧郁、无法容忍之事，何为仅仅局部地擦伤皮肤之事？
谁将把愤怒引向那最可怕的事物而不是那更近的事物？
谁会成功地把这样一种理解转移到在他本人的经历的界限之外的地方？
谁会成功地让一个心胸狭隘、固执的人强烈地感受到其他人的遥远的欢乐和悲哀，感受到对他本人所从来体验到的种种方面或者蒙蔽的一种理解呢？
宣传、压抑、科学证明--这一切都是无用的。
但是幸而在我们的世界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手段！
这个手段就是艺术，这个手段就是文学。
它们能够创造奇迹：
它们能够战胜人的那种有害的特征，那就是只从个人的经验中进行学习，结果别人的经验徒劳地从他身边经过。
当人在地球上度过他的短暂一生的时候，艺术就把一个陌生的终生的经历的全部分量，连同它的一切负担、色彩、其生命的力量，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了；
它在肉体上再次创造出一个未知的经历，并允许我们拥有它，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东西。
而且不止如此，远远不止如此。
随着相当于数世纪之久的时间的逝去，不论是国家还是整个大洲都在重复着相互的错误。
这样一来，人们就会以为这是多么明显啊！
但并非如此，某些国家已经经历过、考虑过并且摒弃了的东西，却突然被别的国家发现是刚到的新闻。
这儿又是如此，我们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一种经验的唯一替代物就是艺术，就是文学。
艺术和文学拥有一种奇妙的才能：
它们能够超出语言、习惯、社会结构的区别而将一整个民族的生活传达给另一个民族。
它们能够向一个没有经验的民族传达一种持续许多个十年的严苛的民族磨练，甚至能够使一整个民族免于走着一条不必要的，或者错误的，或者甚至是灾难的历程，从而使人类历史少走弯路。
我今天从诺贝尔的讲坛上急迫地向你们提醒的，就是艺术的这种伟大而又崇高的性质。
而且文学又朝着另一个无价的方向传达着无可辩驳的、浓缩的经验，亦即一代代地传下去。
这样它就变成了民族的活的记忆，这样它就在自身之内保存着并且点燃了她的已经度过的历史之火，而保存和点燃这历史之火所采用的形式又免遭畸形和低毁。
文学就是以这种方式，和语言一起保护着民族的灵魂。
（近来有一种时髦的说法，即应该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差别，不同的民族应该在当代文明的熔化炉里消失。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对它的讨论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儿作如下说法是恰当的，即民族的消失，就如同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样，有着一个人格一张脸一样，会同样使我们贫瘠。
民族是人类的财富，是人类的集体的人格，最无足轻重的民族也有着其特殊的色彩，并在自身之内拥有着神的意图的一个特殊的方面。
）
但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受到权力的干涉而被扰乱，那就是太不幸了，因为它不仅仅是对"
印刷品的自由"
的侵犯，而且也是民族心灵的关闭，是将民族的记忆击成碎片。
这个民族就不再注意其自身了，它已被剥夺了其精神上的团结，而且尽管据说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可是同胞们却突然不再互相理解了。
一代又一代的缄默不语的人变老了，死去了，可从来连自己都没有谈论过，也不互相交谈，不对后人交谈。
当像阿赫玛托娃和赞加亭--他们终生都处于活埋状态--这样的人注定一直到死都要在缄默中进行创作，而又从未听到对他们的作品的反响，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一种悲哀，是整个民族的一种危险。
除此之外，在某些情况中一当由于这样的缄默而使得整个历史不再被人从整体上予以理解时--它就是整个人类的一种危险。
六
在各个不同的时刻，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人们曾进行了热烈的、愤怒的和微妙的争论，争论的问题就是，艺术和艺术家是否应自由地为自己而生活，或者应总是注意到他们对社会的责任并且不带偏见地为社会服务。
对我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左右为难之处，但我将避免再次引起这一系列的争论。
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个最令人赞叹的讲话实际上就是阿尔贝．加谬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我乐于赞同他的结论。
确实，俄国文学在几十年的期间展现了一种倾向，那就是不太沉溺于对自身的沉思默想，不是太轻浮地焦躁不安。
我并不耻于竭尽所能使这个传统再继续下去。
俄国文学长期以来对下述概念并不陌生，即一个作家在他的社会之内是能做许多事情的，而且这样做也是他的责任。
我们不可侵犯艺术家只是表现他自己的经历和内省而不顾及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权利。
我们不可要求艺术家允许我们侵犯他的这个权利，而是--责备他，乞求他，敦促他，诱惑他允许我们侵犯他的这个权利。
毕竟，他的才能只是有几分是他本人发展起来的，大部分则是在出生时像一件成品一样炸进他身上的，而这个才能的天赋又将责任强加在他的自由意志上。
我们可以假定艺术家并没有受惠于任何人；
然而看到下述状况却是痛苦的，即当他隐退进他的自我制造的世界里或者他的主观怪想的空间时，他就有可能将真实的世界拱手交到贪财的人的手中，如果不是交到卑劣的人、不是交到疯狂的人的手中的话。
我们的二十世纪已证明比先前的若干世纪更为残酷，而本世纪的头五十年并没有将其所有的恐怖抹掉。
我们的世界被贪婪、嫉妒、缺乏控制、相互的敌意等这些同样古老的穴居时代的情感撕得四分五裂，而这些情感又顺便拣起了诸如阶级斗争、种族冲突、群众的斗争、工会的争端之类体面的假名。
原始时代的那种拒不接受妥协已被变成了一种理论原则，并被认为是正统的美德。
它需要几百万人在无休止的内战中作出牺牲，它朝我们的灵魂鼓吹，像不变的、普遍的善良与正义的概念这类事物是不存在的，而且这类概念完全是起伏不定的、变化无常的。
因而这个规则也就应运而生--总是做对你的一方最有利的事情。
任何专业组织一见到有将一个部分折断的方便机会，即使这个机会是不劳而获的；
即使这个机会是多余的，那它也就当即把它折断，而不管整个社会是否会倒塌下来。
从外部来看，西方社会的巨大动荡不安正在达到这种程度，再超越一步这个系统就要不那么稳定，就要崩溃。
暴力愈来愈不为若干世纪的守法行为所强加上的限制所困扰，而是正在厚颜无耻地和胜利地阔步跨过整个世界，可又对历史多次显示并证明它什么也生产不出来这一点不感兴趣。
除此之外，广泛获得胜利的不仅仅是那赤裸裸的暴力，而且还有暴力的得意洋洋的借口。
世界正在被那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
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魔鬼--显然是上个世纪的一种局部地区的梦质的想像物--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爬过整个世界，骚扰着它们当时所不可能梦想到的国家，而且正在通过近年来的劫机、绑架、爆炸和纵火来宣告它们要震撼并毁灭文明的决心！
而且它们可能会获得完全的成功。
年轻人除了性经验之外尚无别的经验，尚未经历过多年的个人的苦难和个人的理解，他们在这样一个成长的时代里正在兴高采烈地重复着我们十九世纪的堕落的俄国错误，而又误以为他们是在发现某种新的东西。
他们肤浅地缺乏对人类的古老的实质的理解，用没有经验的心脏的天真的自信呼喊着：
让我们赶走那些残酷的、贪婪的压迫者，亦即政府，而新的政府（我们！
）在把手**和来复枪放在一边之后，就将会是公正的，通情达理的。
远非如此！
……但是那些年龄大的并通情达理的人，那些能够反对这些年轻人的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却并不敢反对，他们甚至拍马奉承，只要不显得"
保守"
就行。
这是另一个十九世纪的俄国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它称之为对进步的古怪警句的奴性。
慕尼黑的幽灵决非已退却到过去，它并非仅是个短暂的插曲。
我甚至斗胆说，慕尼黑的幽灵在二十世纪无处不在。
面对着一种突然复活的无耻暴行的猛烈进攻，胆怯的文明除了让步的微笑之外，并没有找到什么可用来进行反抗。
慕尼黑的幽灵是获得成功的人的意志上的疾病，它是那些沉溺于不惜以任何代价渴望得到的兴隆、渴望得到作为尘世存在的主要目的的物质福利的人的日常状态。
这样的人--而且在今天的世界里为数甚多--选择了被动和退却，只是为了使他们已过惯了的生活得以更长一点儿苟延残喘，只是为了不迈过今天的艰苦的门槛--而到了明天，你就会看到，一切都会安然无恙。
（但是永远不会安然无恙的！
怯懦的代价只能是邪恶，我们只有在敢于作出牺牲时才将获得勇气和胜利。
此外，我们又由于下述事实而受着毁灭的威胁，那就是这个在物质上被压缩的、被扭伤的世界不被允许在精神上融合在一起，知识和同情的分子不被允许从这一半跳到那一半。
这就呈现出一种未受遏止的危险：
在这个行星上各部分之间的信息的压抑。
当代科学知道，信息的压抑导致熵和完全的毁灭。
信息的压抑使得国际的签名和协议成为虚幻，在一个被捂住的区域之内不费任何代价就可再次阐述任何协议，甚至更为简单--把它忘掉，就好像它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一般（奥威尔对这一点有最高超的理解）。
被捂住的区域就好像不是在地球上的居民居住着似的，而是好像由来自火星的一个远征队所居住；
那儿的人民对地球其他地方没有一点理解力上的了解，他们抱着他们是作为"
解放者"
而来的神圣的信念随时准备去把地球的其他地方践踏在脚下。
二十五年以前，抱着人类的伟大希望，联合国组织诞生了。
可叹的是，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这个组织也变得不道德了。
它不是一个联合国组织，而是一个所有的政府平起平坐的联合政府组织；
在那些政府当中，有些是自由选举的，有些是用暴力强加上的，有些是用武器夺取的。
联合国组织依赖着大多数成员的唯利是图的癖好，戒备地保卫着某些国家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