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中看孔子的政治思想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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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有道，那么庶人不议。

”[①]这段话中孔子所说的“天下无道”的情形就生动地刻画出了春秋时期混乱的政治局面。

　　随着礼乐制度的崩溃，人们的道德也慢慢沦丧。

春秋是一个讲究实力的时期，凡是讲实力的时期，道德都是没有市场的。

　　面对如此混乱的社会，孔子作为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人，提出了一系列改造社会的政治思想。

　　二、孔子政治思想的具体内容

　　为了实现“天下有道”的政治理想，恢复文武时期的统一局面，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了以下四点内容。

　　一、要建设优秀的领导阶级。

　　孔子很注重政治生活中领导阶级的作用，他要求领导者必需第一在道德和修养上作出必然的成绩，不然就无法领导基层的民众。

同时，孔子把社会上的人分为两个阶级，即“君子”和“小人”，那个地址的“君子”和“小人”的意义与咱们现代意义上的“君子”和“小人”的意义是不同的，孔子那个地址讲的“君子”和“小人”实际是别离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君子”指领导者，“小人”指被领导者；

第二层含义是指道德高贵的人和道德低下的人，“君子”指道德高贵的人，“小人”指道德低下的人。

例如：

孔子说：

“侍于君子有三愆：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②]那个地址的“君子”确实是指领导者。

“君子学道那么爱人，小人学道那么易使也”[③]，那个地址的“君子”也是指领导者，“小人”那么指被领导者。

而大部份时候“君子”指道德高贵的人，“小人”指道德低下的人。

而这两层含义也是有着联系的，孔子以为领导者就必需有道德，即在道德上也应该是君子。

道德低下的人即“小人”就应该被道德高贵的人即“君子”所领导，也确实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④]。

这些在《论语》中是没有明确表示的，需要咱们在读《论语》的进程中细细斟酌。

　　那么，领导者应该如何做呢？

　　第一是要道德高贵，必需“以德治国”即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孔子说：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⑤]“共”通“拱”，这段话代表了孔子的“为政以德”的思想，孔子用天象比喻政治生活，领导者若是实行德治，民众就会像众星围绕北极星一样自动围绕着你转。

在那个地址孔子强调了道德对政治生活的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那么。

而孔子本人确实是如此的一个人，有人问孔子说：

“子奚不为政？

”孔子说：

“《书》云：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⑥]孔子确实是用道德来感染世人的，因此，孔子尽管没有活着俗政治上拥有权利，但在精神上却是一个领导者，孔子也正是希望那些活着俗政治上拥有权利的领导者也能像他一样，通太高贵的道德来领导民众。

　　第二，领导者要带头走正道，为民众做表率作用。

鲁国贵族季康子曾经向孔子请教治国的方式，孔子说：

“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⑦]领导者本人带头走正途，那么还有谁敢不走正道呢？

另外，季康子忧虑盗窃，问孔子如何办，孔子说：

“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⑧]领导者自己不贪图财利，即便奖励偷窃，也没有人偷盗。

季康子还把自己因此为正确的治国之道告知孔子，他建议“如杀无道，以就有道”[⑨]，而孔子却说：

“子为政，焉用杀？

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⑩]那个地址的“君子”指有道德的领导者，而“小人”指被领导者，从这三段话中，咱们能够看出，季康子是一个行为不端正，贪得无厌，而且政治头脑简单的人，他尽管居于君子之位，却没有君子之德，而孔子通过批评季康子提出了领导者应身先士卒走正道，为民众做表率，方能治理好国家的道理。

二、孔子提出了领导者治国的正确方略——“以德治国”。

　　孔子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11]在那个地址，孔子举出两种不同的治国方针——以政令和刑罚为核心的“法治”与以道德和礼仪为核心的“德治”。

孔子在比较这两种治国方针后以为法治只能令人幸免犯法，不能令人知道犯法可耻的道理，而“德治”比“法治”更有优越性，因为德治能使民众有知耻之心，从而在心中树立一个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该该做的荣辱观，如此民众在做某件事之前就会先用自己的荣辱观去衡量那个行为，从而得出一个正确的符合礼法的决定。

通过德治，民众不仅明白了是非，而且也会了解到领导者的用心良苦，从而达到“有耻且格”的目的，这确实是孔子的德治思想，具体来讲有两个方面。

一是要取信于民。

子贡曾经问孔子如何为政，孔子说：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又问：

“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去兵。

“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孔子回答：

“去食。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12]孔子以为“信”是治国的最大体的因素，是高于经济和军事的，他这番话说明了“取信于民”在以德治国中的重要性。

二是要教化民众，孔子以为，若是人民在经济上取得富足，就会追求安逸的生活，而人之因此为人，不仅要有物质上的欲望，更要有精神上的提高，这也是领导者进行“德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必需对民众推行教化政策。

冉有曾经陪着教师孔子到卫国去，孔子说：

“庶矣哉！

”冉有问教师：

“既庶矣，又何加焉？

“富之。

”冉有又问：

“既富矣，又何加焉？

“教之。

”[13]古时候由于地广人稀，诸侯国君们多数实行鼓舞人口增加的政策，人口多寡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大小的重要指标。

人口多了，那自然是第一让民众在物质生活需求上取得知足。

在物质生活需求上取得知足以后，就要进行孔子所谓的“教”，即教化，使民众在精神上有必然的提高，其最终的目的，确实是希望每一个人都维持自身的道德，从而达到“以德治国”政治理想。

　　三、孔子所提倡的“德治”的精神内涵是“仁”

　　孔子讲领导者要以德治国，而以德治国的方式是贯彻以“仁”为核心的政治理念。

“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孔子说：

“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

”[14]可见，“仁”是离咱们不远的，而且，似乎一伸手就能够够够得着，但他有同时说：

“假设圣与仁，那么吾岂敢？

”[15]孔子又不是仁者了，他一会儿有“仁”，一会儿又没有“仁”，这是这么回事呢？

咱们认真品读《论语》后，方才茅塞顿开，在“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16]中有一个十分关键的但很容易被忽略的字——“欲”，而在“假设圣与仁，那么吾岂敢”中孔子说他只是“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也是一个“欲”的意思，如此，咱们就明白得了孔子的“仁”，那个“仁”不是一个头衔，说某某人是个仁人，而是一种心理欲望和实际行动，这也是孔子“仁学”中最关键的，正如公西华所言“正唯门生不能学也”[17]。

孔子对“仁”的说明，最出色的莫过于对子贡、颜渊、仲弓、司马牛、子张和樊迟这六个学生的讲解。

子贡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18]颜渊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

“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19]仲弓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20]司马牛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

“仁者，其言也讱。

”[21]子张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22]子张又问孔子“五者”是什么，孔子说：

“恭、宽、信、敏、惠。

恭那么不侮，宽那么得众，信那么人任焉，敏那么有功，惠那么足以令人。

”[23]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

“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24]樊迟还有一次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25]由此可见，孔子的“仁”的核心是“爱”和“礼”，要以爱心对人，时常替他人着想，要以礼法克制自己，行为言语要谨慎，类似现代政治理念中的“以人为本”，孔子在那个地址看似是在教育自己的学生做人的方式，而实际是他的一种政治假想，前面咱们已经讨论过，孔子讲的“君子”有两层意义，孔子教他的学生做有德之人，即“君子”，他说：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

”[26]若是端正了自身的行为，从政还有什么困难呢？

孔子以为这种人就应该走上领导职位，而由这些拥有“仁”的君子来行政，就必然会实行仁政。

　　四、孔子政治思想中的治国工具是“礼”

　　孔子是一个十分知道“礼”的人，听说他小时候就把礼器当玩具玩，《史记》中记载：

“孔子为儿游玩，常陈俎豆，设礼容。

”[27]可谓天赋异秉。

他说：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献不足故也。

足，那么吾能徵之矣。

”[28]孔子关于夏礼、殷礼都很精通，但他以为夏、商、周的礼仪是一代比一代进步的，他说：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9]“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30]。

可见，他以为周礼是最为完善的。

　　“礼”是周朝典制的重要内容，“礼起源于氏族社会的风俗适应”[31]。

也确实是人类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期的适应法，这些适应法在进入王政时期后，被领导阶级加以整理改造，形成比较系统的制度，于是，夏有夏礼，商有商礼，周有周礼，“礼”成了国家稳固的一个重要保证，而“礼”通过了夏商两代的改良，到了周朝，通过周公的系统化，成为加倍完善的一种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要紧内容见于先秦典籍《仪礼》当中。

周礼的大体精神是“在各类典礼、仪式当中，不同社会地位的参与者都有各自不同的，严格的具体行为标准。

通过这些行为标准区别尊卑、亲疏、贤愚等社会范围，界定每一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具体位置，和谐全部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32]。

到了孔子时期，周公所作的“礼”已经完全崩溃了，社会进入了“天下无道”的时期，孔子在如此的社会里能够站出来，用一种“虽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力图改变社会现状，这种精神是咱们后世子孙们所应该仰慕和学习的。

　　孔子要用“礼”来治理国家，第一要做的确实是“正名”，子路曾经问教师：

“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

“必也正名乎！

”[33]子路感觉教师有些好笑，因为在那时的社会中要想“正名”确实是一件想入非非的事，他问：

“有是哉，子之迂也！

奚其正？

”这“名”怎么正呢？

孔子对子路说明说：

“名不正那么言不顺，言不顺那么事不成，事不成那么礼乐不兴，礼乐不兴那么刑罚不中，刑罚不中，那么民无所措手足。

”[34]因此说，孔子以为“正名”是治国的首要工作。

所谓“正名”，确实是成立一个名实相符的社会，社会的各个阶级都应该在自己的职位上尽心尽职，不得僭越。

齐景公曾经问孔子为政的方式，孔子回答：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35]即做君主的要有君主的样子，做臣子的要有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要有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有儿子的样子，孔子要成立的是一个秩序合理严谨的社会。

因为那时的社会是一个秩序混乱、礼崩乐坏的社会，季孙氏曾经用八佾的规模在庭院舞蹈，古时一佾八人，八佾确实是四十六人，据《周礼》规定，只有周天子才能够利用八佾，诸侯为六佾，卿医生为四佾，士用二佾。

季氏是医生，只能用四佾，他用八佾是典型的破坏周礼的事件，对此，孔子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发出一句响彻古今的名言：

“是可忍，孰不可忍！

”[36]可见，那时礼法的破坏程度有何等厉害，也正因此，孔子才提出“正名”的主张。

　　第二，除“正名”之外，孔子还提出要以“礼”为行为标准的思想，即“齐之以礼”的思想。

“礼”的实行有两条缺一不可的途径：

一是自下而上的途径，孔子在教诲他的学生子贡时说为人要“富而好礼”[37]，在教诲他的学生颜渊时说要“克己复礼”[38]，在教诲他的儿子孔鲤时说“不学礼，无以立”[39]，这确实是说民众自己本身要以“礼”为自己的行为准那么，要求人们做到“非礼勿视，非礼无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40]；

二是自上而下的途径，即领导者要以“礼”治国，即孔子所说的“上好礼，那么民易使也”[41]，“上好礼，那么民莫敢不敬”[42]。

领导者以“礼”为行为标准，民众就会效法，国家就会稳固，从而达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

　　三、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将孔子的政治思想归纳为四大块：

第一，要提高领导阶级的素养，要让那些有德有才的人去领导民众，而不是让像季康子那样的人居于领导职位；

第二，在治国方略上要以德治为全然原那么，而不是一味地以酷刑峻法来统治人民；

最后，要以“礼”为国家和公民的行为准那么，反对越礼的行为。

这四点是联系的，德治是实现“仁”和“礼”的前提，“仁”是德治和“礼”的精神内涵，“礼”那么是德治和“仁”的具体形式，而这三点的实行都有赖于领导阶级的素养的提高。

而且这四点是联系的，德治是实现“仁”和“礼”的前提，“仁”是德治和“礼”的精神内涵，“礼”那么是德治和“仁”的具体形式，而这三点的实行都有赖于领导阶级的素养的提高。

　　孔子尽管已经逝去两千连年了，但他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咱们后世子孙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咱们应当继承先人的优秀文化并予以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①]《论语·

季氏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页。

[②]《论语·

季氏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

[③]《论语·

阳货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页。

[④]《论语·

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⑤]《论语·

为政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⑥]《论语·

为政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

[⑦]《论语·

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页。

[⑧]《论语·

[⑨]《论语·

[⑩]《论语·

[11]《论语·

为政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12]《论语·

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页。

[13]《论语·

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页。

[14]《论语·

述而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15]《论语·

述而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

[16]《论语·

[17]《论语·

[18]《论语·

雍也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

[19]《论语·

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20]《论语·

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页。

[21]《论语·

[22]《论语·

阳货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23]同上。

[24]《论语·

雍也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25]《论语·

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页。

[26]《论语·

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

[27]【汉】司马迁：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新华书局简体字本，第1538页。

[28]《论语·

八佾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29]《论语·

八佾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30]《论语·

泰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

[31]张帆：

《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32]张帆：

《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33]《论语·

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页。

[34]《论语·

[35]《论语·

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页。

[36]《论语·

八佾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37]《论语·

学而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38]《论语·

[39]《论语·

季氏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页。

[40]《论语·

[41]《论语·

宪问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

[42]《论语·

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