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50年代院系调整决定今日基本格局新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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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教育部于1951年11月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会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为精神，揭开了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的序幕。
“事实上，早在1952年之前，院系调整已经开始了。
”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副研究馆员钱益民介绍，1949年底到1951年间，京、津、沪等地的高校已有局部调整。
1949年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北大学的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
1951年5月，北洋大学和河北工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天津大学。
1951年，以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为基础，合并沪江大学音乐系、同济大学动植物系、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复旦大学教育系，成立华东师范大学等。
到1952年，以华北、东北、华东为重点的更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正式启动。
变革：
从综合性走向专科化
这一轮调整之所以必要，还有一个原因是，国民政府时期遗留着不少私立高校以及教学学校，要改制为公办大学，期间必然有一个撤并、接收的过程。
这一轮院系调整，主要是加强工科院校和单科性专门学院的建设。
除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少数综合性大学得以保留，其他综合性大学都被解体为单科性或多科性的工科大学。
在北京西郊，当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院系以及许多专业学校通过合并、新组建了8个专业理工科高校——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北京林学院和北京医学院，即所谓的“八大学院”（分别是今天的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
1952年暑期，“八大学院”正式招生开学。
根据陆栋的看法，这一轮调整之所以显得十分必要，除了解放初期工科生整体数量太少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国民政府时期还遗留有不少私立高校以及教会学校。
随着新中国成立，这些大学要改制为公办大学，必然有一个撤并、接收的过程。
从全国看，当时高校的布局和专业设置也不合理。
高校中，工程、师范、农林、医科等科系的师资力量和办学设施都比较分散。
多数院校集中在沿海城市，内地和边远地区较少。
据华东师范大学校史档案馆馆长朱小怡介绍，院系调整前，仅上海地区就集中了全国20%以上的高等院校，其中私立高校和教会大学占多数。
在院系调整前，浙大理学院的办学实力在全国大学中屈指可数。
陆栋说，浙大物理系此后的教员调动，完全就是“点招”——“哪些教授北上到清华、北大任教，哪个教授去科研院所参与国防科研，哪些教授去复旦任教，在方案公布前就由上级决定，分配的依据就是当时的实际需要。
”
“现在高等教育中的各种现象，好的或者不好的，在当时也都存在。
”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工作人员徐小楚介绍说，很多私立大学的发展就“良莠不齐”。
现在常常见诸报端的“学店”，在当时也并不鲜见，私立大学中，除了大家熟知的一些名校，有很多就是“学店”。
“当时学校分三个档次，第一档是当时的国立大学，第二档是教会学校，第三档是私立大学。
院系调整前，全国高校211所，1952年调整后为201所。
到1953年，又加强和增设了工业院校并适当补充师范院校，对政法、财经大学进行适当集中。
1955年,一些沿海的高等院校或专业被迁入内地。
其中一大标志性事件是，交通大学的大部分专业被迁到西安，成立西安交通大学。
经过这一轮调整，私立高校全部改为公立，各院校的性质和任务均较为明确，工科院校得到了发展，综合性大学得到了整顿，高等学校在院系设置上基本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
学科：
人文社科受损最严重
包括法学在内，一批人文社会科学在这一轮院系调整中被大大削弱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一批学科被停办或取消。
1952年院系调整，对中国高校原有格局改变很大：
医学、农学、法学、财经、政法等科目从原有大学划分出来，或成立单科学院，或进行同类归并。
所谓的“大学”，一般只保留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基本任务是培养科学和研究人员以及中等学校教师。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院系调整固然促进了理工科的快速发展，但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大学里的文科院系被大量裁撤，人文社会科学的办学实力被大大削弱，其中、社会学、心理学等一批学科被停办或取消。
曾参与华东政法大学校史编撰工作的韩信昌教授回忆，1952年6月，华东政法大学在调入8个学校的12个系的基础上成立，此后一年，又有一所高校加入。
和国外大学政治学、法学之间泾渭分明相区别，国内的政法学院从建校开始，“政”和“法”之间就有天然联系，这从这一轮院系调整中可窥得端倪。
1952年，新组建的华东政法大学教职员工总人数为283人，但其中，全校的正副教授加起来只有3人，讲师11人，其余均为工人和职员。
政法专科学院的大量课程，都以理论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为主。
比如当时学生进校就要修读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苏联联共党史等理论课程，与法制相关的专业课相对较少。
韩信昌解释，“政法”联系紧密也有客观原因。
“我国的第一部宪法1954年才正式公布。
所以1952年的时候，很多法学专业课没办法上。
且当时老师首先要思想正确，这导致很多民国时期在法律系上课的老师无法站上新讲台。
移植：
苏联模式取代英美模式
苏联教育模式下，大学一上午就要连排6节课，每天六七点就开始上课——连生活起居都要跟着苏联学习，这种硬搬照抄导致当时很多师生极不适应。
被不少学者称为“处方式”人才培养的前苏联教育模式，也随着院系调整移植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
针对行业需求来培养专门的人才，这一教育理念和解放前的大学形成鲜明对比。
同济大学离休教授朱照宏，1952年前曾在圣约翰大学任教。
他回忆说，在院系调整之前，中国旧有的高等教育办学模式不一。
比如，同济原来是德国人办的，所以德式教育痕迹明显，而圣约翰、清华采用的是美式教育，浙大也是英美式教育。
且当时的综合性大学实行文理科通识教育，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中以应用型的文、法、商科为主。
按照英美大学的教育模式，院系设置是自上而下，先办一所大学，内设若干学院，院下分系，系下又可分组。
国民政府时期又曾规定，一个大学至少要有三个学院，一个学院至少要有三个系。
简言之，旧模式下，大学是以系为基础单位作为培养人才的，院系都是实体性的行政和教学系统。
采取苏联模式后，被强化的概念是“专业”。
对大学来说，首要的不是系别，而是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来确定应设立哪些专业和达到怎样的规模，并规定高校各专业应该开设的课程。
高等院校依此组织招生和教学活动。
课改：
“重理轻文”传统悄然形成
经过这一轮调整，理工科教育“和上海的工业一样，从面向国外转为面向国内”。
在上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中，课程改革是一大“重头”。
1950年8月，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各系课程应密切配合国家经济、政治、国防和文化建设当前与长期的需要，在系统的理论知识基础上，实行适当的专门化……”。
就理工科而言，上海理工科的特点是由上海工商业自身依赖外资的半殖民地性质所决定的，原来的理工院校大量使用德日或英美的原版教材，经过这一轮调整，理工科教育“和上海的工业一样，从面向国外转为面向国内”。
“重理轻文”的倾向也悄然形成。
大学入学考生志愿准确反映出正在变化的社会风气。
1950年暑期招生中，有44.7%的考生第一志愿报考工、管、理；
第一志愿报考文、法、财经、教育的考生占总人数的22.25%；
报考医、农的考生为总人数的23.88%。
1952年夏，全国高校第一次实行“在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统一计划、统一考试、统一分配的原则下进行招生”。
包括上海在内的所有高校都进入统一的招生计划，考生按系科专业类别录取，录取后不得转院系，转学校，毕业生服从统一分配。
学分制从大学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学年制，规定大学本科学制一般为4年。
一个甲子之后的今天，重新解读院系调整这段历史，无疑会对今日我国高教改革所面临的阻力和障碍有一番清晰而透彻的考量。
1952年院系调整，固然是顺应时代大趋势的产物。
但不难发现，无论是如今大学严重的文理分科教育导致的人才创新力不足，还是产学研之间的脱节、工程教育无法满足企业的实际需要，甚至大学办学自主权的丧失——这种种棘手难题，也可以说是1952年院系调整引发的后遗症。
也正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又出现了第二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
图为华东理工大学的前身——华东化工学院的成立公告和院长任命书。
院系调整让大学有得有失
复旦大学：
应用学科见长的高校变为文理综合大学
“连同1949年8月以来的调整，新复旦共由20余所高等学校有关系科合并组成。
复旦很可能是全国院系调整中组合高校最多的大学。
记者姜澎
很多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认为，大学应该与社会热点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太功利地追逐社会的热点，大学要保持本身的独立性。
但是在上世纪初期，复旦大学其实是一所与社会需求有着密切联系的学校。
这一点，从复旦大学当时的专业设置就可以看出。
解放前复旦大学办得最好的学科是商科、教育、新闻等实用性学科专业。
而且复旦大学在西迁重庆北碚时期，因为战时西南地区的社会需求，学校特设了农学院，开办了农艺系、园艺系和茶叶专修科，这是当时的大学中为数不多的茶叶专业。
在大多数老复旦人的眼里，复旦大学的学生对于时政的参与非常热心。
而且学校也支持学生的这种对时政的关注和参与。
在解放后，复旦大学师生重返校园，开展了复校工作。
此时的复旦大学仍然承袭了学生积极参与时政的特点，复旦大学有1200多名学生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南下服务团和西南服务团等工作。
1949年7月29日，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
陈望道为副主任委员，周谷城为教务长，胡曲园为秘书长。
同时，开始进行部分院系调整。
1949年9月，浙江大学史地、法律、经济等系，暨南大学文、法、商学院，英士大学经济、法律两系，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并入复旦，复旦生物系海洋组则并入山东大学水产系。
1951年9月，大夏大学政治、法律两系，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经济、银行、工商管理、会计等六系并入复旦，复旦大学教育系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土木系并入交通大学，不久又从交大并入同济大学。
根据中央教育部和华东高校会议的决定，复旦大学进行了院系调整工作。
从1952年8月至9月底，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大同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南京大学、金陵大学、安徽大学、上海学院等高校的有关系科陆续与复旦大学合并。
复旦大学的中文系由复旦大学和沪江大学等四校的中国语文系合并组成；
外文系的俄文组即原复旦俄文组，英文组由复旦大学、沪江大学等四校合并组成；
历史系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组成。
但是史地系的地学人才调到了华东师大，造成了史学和地学的分割。
新闻系由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合并组成。
数学系：
由复旦大学数理系数学组及浙江大学等四校的数学系合并组成。
物理系：
由复旦大学数理系物理组及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五校的物理系合并组成。
化学系由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等七校的化学系合并组成。
生物系：
由复旦大学和其他三校的生物系及浙江大学的人类学系合并组成。
经济系：
由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等九校的经济系合并组成。
经济研究所则是原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
这次调整，连同1949年8月以来的调整，新复旦共由20余所高等学校有关系科合并组成。
与此同时，复旦大学一些系科也从复旦调出，与其他院校合并或组建新的学院。
复旦财经学院会计、统计、企业管理、银行、贸易和合作六个系及统计、贸易、银行三个专修科调出，组成上海财经学院。
农学院农艺、园艺、农化三系调至东北沈阳，新建沈阳农学院。
茶叶专修科调至安徽大学农学院。
法学院法律、政治两系与九所高校的法律、政治等系合并组成华东政法学院。
社会学系撤销。
复旦大学外文系德文组调出，并入南京大学。
院系调整以后，复旦大学成为一所文理综合的大学，主要任务是培养研究人才和高校师资，原来的应用性学科全部调出，保留和并入的都是基础理论学科。
基础理论学科集中了江、浙、皖、沪地区最著名的一批专家和学者。
当时，复旦有教授90人，其中一部分是国际或者国内非常知名的教授。
院系调整对于复旦大学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遇。
师资大换血，更新和补充了新锐的力量，队伍得到根本性的重组，尤其是原先相对较弱的数学和物理两科有了质的提升，形成了复旦数理学科高地和优良的学风，成为新复旦的学术传统。
文理两大基础学科的根基夯实了，这是日后复旦发展的关键一步。
但是原有的商学院、法学院、农学院都被调整到其他高校。
老复旦经营了半个世纪的学科被削弱了，不少老复旦人至今说起都满怀遗憾——比如，抗战后复旦大学率先设立了海洋学专业，但是在1949年复旦大学的海洋学科被调去了山东大学。
今天的复旦学科群里，如果有海洋学和农学，不是更好吗？
上海交大：
调出10位“两院”院士
盛懿
从1949年下半年到1956年，交通大学经历过大大小小8次院系调整。
其中，1951年和1952年两次大规模的调整，使学校传统办学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
交通大学在院系调整前共设3个学院17个系1个专修科和1个研究所，即理学院的数学、物理、化学；
工学院的土木、机械、电机、航空、造船、工业管理、化工、轮机、水利、纺织及电信技术专修科；
管理学院的运输管理、财务管理、电信管理、航业管理4个系，此外还设1个电信研究所。
1951年6月12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发文对交大院系进行调整：
电信管理系调整到电机系；
工业管理工程系调整到机械系；
轮机系调整到造船系，设轮机组；
纺织系与私立上海纺织工学院合并成立华东纺织工学院；
运输管理系调整到北方交通大学；
财务管理系调整到上海财经学院；
复旦大学土木系调整到交大土木系。
1952年，根据中央统一布置，又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
理学院的数学、物理、化学3系的师资、设备除留下工学院教学所需之外全部调整到复旦大学，部分师资调整到华东师范大学；
土木系全部调整到同济大学；
航空系全部调整到新成立的华东航空学院；
水利系全部调整到新成立的华东水利学院；
化工系全部调整到新成立的华东化工学院……
这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工作是由中央和各大区统一考虑高等学校的布局和系科设置情况下进行的。
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和实施，教职工、学生的调进和调出，器材、设备、图书、家具的调进和调出，进展顺利。
1952年10月，按《华东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设置方案》基本完成调整工作，并于10月15日按新的系科设置开学上课。
据不完全统计，交大调出的教师中有教授50余人。
其中，国文科教授王蘧常、化工系教授顾翼东、物理系教授周同庆等调往复旦大学；
国文科教授钱谷融、英文科教授邵秀林、数学系教授武崇林等调往华东师范大学；
土木系教授康时清、王龙甫等调往同济大学等等；
调出教师中有10人以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院系调整中，交大还调出图书86528册，其中线装书64155册。
学校珍藏多年的1908年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御赐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1万卷，5044册，1894年同文书局版本），1955年调至华东师范大学。
交通大学在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下，成为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
调整后交大机械类、电机类和造船类的系科得到了加强，交大人才培养的规模得以逐年扩大，招生人数从1950年的851人发展到1956年的2194人；
毕业人数从1950年的540人扩展到1956年的1350人，增长了两倍多，直接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大批专业对口的技术人才。
在肯定院系调整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当时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足。
正如时任高等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在1953年的一次关于综合大学的报告中谈到：
“在某些地方调整时未能照顾到某些大学的原有的优点与系科特长及其本身的需要，或者移重就轻，使其多年积累起来的能代表该校特点的教学基础失掉应有的作用，或者把某些重要系科连根拔掉，使该校其他相关系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受到影响。
”这段话用来概括院系调整带给交通大学的影响也非常恰当。
交大作为一所具有理、工、管结合的传统办学特色及优势的著名大学，被调整成为多科性工业院校，而且是“理工分家”格局下的工程教育，系科设置的减损和学科综合性的丧失，给学校整体实力带来较大的影响。
（本文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办公室主任）
师范大学为了150万师资缺口而成立
说起师范院校，就会提到上世纪50年代的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
有人认为，师范院校和新成立的一批专门性工科院校是院系调整的获益者。
但是也和大多数学校一样，院系调整中，华东师范大学人才有进也有出，几乎现在所有的大学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在成立之初几乎汇集了沪上所有高校的教育系。
华东师范大学是1951年以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为基础，并入复旦、同济、沪江、东亚体专等校相关院系组建起来的。
据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朱小怡介绍，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浙江大学、复旦、交大、同济、大同、震旦、沪江等校都有师生调入成立不久的华东师范大学。
而成立之初的华东师范大学，以圣约翰大学的师生人数为最多，因为圣约翰大学理学院、教育系都是成建制并入的。
其实，在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前，沪上高校几乎都有自己的教育系，成立华东师大的理由是“缺乏为了培养中学师资的高等院校”，而新中国，中学教师的缺口至少100万人，小学教师的缺口至少50万人。
华东师范大学的教育系就是整合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教育学科的力量成立起来的。
1952年，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大同大学、震旦大学四校教育系又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完成了沪上高校教育学科的集中。
孟宪承、刘佛年、廖世承等一批在全国教育系科中堪称一流的著名学者集中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为教育学科的发展积聚了力量。
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均有较悠久的传统，也集中了一批知名学者。
1951年建校时，同济大学动物系和植物系并入，生物学科已经具备了很强的实力。
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圣约翰大学理学院（包括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浙江大学地理系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交大、同济、浙大、沪江、大同、震旦等校也有大批理科教师调入，理科各系的教师力量不断加强。
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华东师范大学也有部分学科和教师调出支援其他高校。
如体育系调至新成立的华东体育学院（现上海体育大学），成为该校建立的重要基础。
1954年，华东师范大学外文系改为俄文系，停办英文专业。
1956年，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并入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后成为中国音乐学院一部分），部分教授调往上海音乐学院，其中包括应尚能、刘雪庵、马革顺、钱仁康等众多名家。
此外，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多位专长应用研究的教师，如：
邵家麟、陈子元（现中科院院士）等先后调往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浙江农学院。
在办学中，当时师范类教育的办学理念也毫不落后。
比如，师范类的学生应该早上讲台，应该更多一点实践经验，这一点在现在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在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之初，甚至在国内各高校的教育系，这是践行了几十年的做法了。
据朱小怡介绍，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大夏大学和沪江大学本身就有附中，而且在综合性大学里的教育系的学生也常常去中学去兼职任课，既是实践又是勤工助学。
而上世纪5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孟宪承就提出，师范类院校是使学生能够获得智慧的创获教育，反对高等教育进行灌输式的教育，而是希望能够启发学生自己获得知识，并希望这能够成为一名教师的素质，使智慧的创获也能够成为师范类学生的素质，这一说法即使在现在也并不过时。
清华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前,清华大学拥有理、工、文、法、医五个学院。
清华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大致如下:
1）、文学院并入北京大学。
2）、理学院并入北京大学。
3）、法学院并入北京大学。
调整后的清华大学只保留工学院，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大学。
同济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前,同济大学拥有理、工、文、法、医五个学院。
同济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大致如下:
1）、医学院迁往武汉,成立同济医科大学。
2）、文、理、法学院等调入复旦等校。
3）、工学院测绘系迁往武汉,并入武汉测绘学院。
调整后的同济大学调入华东地区的上海交大、复旦、圣约翰等11所高校的土建系、科、组，遂成为国内最大的以建筑土木工程为主的工科大学。
浙江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前，浙江大学拥有文、理、工、农、法、医、师范七个学院。
浙江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理学院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并入复旦大学；
理学院药学系并入上海第一医学院；
理学院地理系分别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
2）、文学院人类学系并入复旦大学；
文学院、师范学院部分并入华东师范大学，部分与之江大学组建浙江师范学院，其余部分调入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等。
3）、法学院停办。
4）、医学院并入浙江医学院。
5）、农学院独立为浙江农学院；
农学院畜牧兽医学系并入南京农学院；
农学院森林系和东北农学院森林系合并为东北林学院；
农学院农化系并入南京工学院食品工业系。
6）、工学院航空系与中央大学、交通大学的航空系合并，组建为华东航空学院；
工学院土木系水利组并入华东水利学院；
工学院电机系电信组并入南京工学院。
调整后的浙江大学只保留工学院电机、化工、土木、机械四系，并入之江大学相关工科及厦门大学电机系。
中山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前，中山大学拥有文、法、理、工、农、医、师、研八个学院。
中山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工学院参与组建华南工学院。
2）、农学院参与组建华南农学院。
3）、医学院参与组建华南医学院。
4）、师范学院参与组建华南师范学院。
调整后的中山大学保留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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