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博物院讲解词(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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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摇篮
现在，我们来到了历史文化专题序列的第一个展厅——《文明摇篮》展厅。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自古就是人类生息、繁衍的重要舞台，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在这里不仅发现有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灵长类祖先的“曙猿”化石，而且还有中国最早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之一的西侯度文化遗址，另外在山西发现有早、中、晚三期绵延有序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达300余处，数量居于全国首位。
它们充分彰显出山西是探索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山西是各部族文化交融汇聚的重要地区，在这里发现的各种文化遗址多达2000余处，其中距今4500年前的襄汾县陶寺唐尧文化遗址，以其罕见的墓葬规模、森严的等级制度、象征王权的礼乐器、最早的观象台、以及“文”字和夯土墙等，展现出早期国家雏形，闪烁着华夏文明的曙光。
“文明摇篮”展厅分“远古圣火”和“华夏直根”两个单元，通过山西旧、新石器时代中具有代表性的古人类文化遗址及出土的珍贵文物，借助生动直观的场景和图表等，再现了山西史前人类艰难创世走向文明的历程。
考古学上把距今2、3百万年前至1万年前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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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期称为“旧石器时代”，这时的人类主要用打制的石器作为生产工具，以采集、渔猎为生产生活方式，群居而生。
目前，山西已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遍及南北，数量居全国之首。
其中，旧石器早期的文化遗存，全国共200余处，山西占150余处。
最初，为了生存的需要，原始先民们多选择依水而居。
于是，黄河、汾水、桑干河两岸留下许多古人类活动的印记。
西侯度遗址位于黄河东岸，距今约180万年，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代表，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之一。
遗憾的是，考古发掘中，我们没有发现古人类化石。
不过出土了三棱大尖状器、刮削器、小型砍斫器等石制品32件，以及古动物化石22种。
特别是，烧骨的发现为探讨人类用火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经过研究，发现的这些大批的古脊椎动物的化石有平额象、野猪、披毛犀、野牛、丽牛、三门马、巨河狸及鱼类等22种，它们属于泥河湾动物群。
证明在180万年前，这里的人类曾经生活在拥有广阔水域的森林草原环境中。
三棱大尖状器，原料为石英岩砾石，尖端有清晰的人工打击痕迹，断面呈三棱状，是早期人类常用的工具之一。
直刃刮削器，石片制成，广泛用于加工木器、骨器和解割动物等。
根据刃缘的形状，刮削器可分为直刃、凹刃、凸刃、圆刃等，是中国旧石器时代
数量最多、最重要的工具类型。
晋南麋鹿，古哺乳动物，偶蹄目，鹿科。
角似鹿，头似马，身似驴，蹄似牛，故又名四不像。
性温顺，以植物为食。
这是一个保存相当完整的成年鹿右角，第四叉的尖端略有残缺。
同样属于山西芮城的匼河遗址要稍晚于西侯度
遗址，大约距今80万年，经过上世纪60至80年代，对20多个考古地点的多次发掘，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
匼河遗址发现的石器体
积较大，从类型和制作技术上都比较简单。
这件是师氏剑齿象的臼齿，这两间分别是三门马的上、下颌骨。
我们的先祖也就是在与这些巨型猛兽的生存竞争过程中开创了人类初期的历史。
经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约距今20万年的时候，人类步入了旧石器中期，这一阶段的人类我们称之为“早期智人”。
早期智人的体质特征更接近现代人，经过长期的劳动经验积累，他们的石器制作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制作的石器类型逐渐增多，功能进一步分化，加工也日趋精细。
这一时期山西境内以著名的丁村和许家窑遗址为代表。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组场景向我们展示的就是丁村人的渔猎采集生活情况。
丁村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属于汾河的中下游，几十万年前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水资源丰富，生长着稀疏的山林和成片的草原，与今天长江中游汉水流域极为相似。
丁村人在这里与披毛犀、大角鹿、纳马象等动物一起生存。
丁村遗址1954年的发掘中发现了三颗属于一个约12岁儿童的牙齿化石，以及27种哺乳动物的化石和两千多件石制品，70至80年代的发掘中发现了这块小而的顶骨残片及1638件石制品。
丁村遗址出土的石器以这种“三棱大尖状器”最为典型，被学术界命名为“丁村尖状器”，它主要用于起土挖掘。
这种尖状器在山西、陕西、河南的一些遗址中也有发现，说明了一种文化的传承关系。
丁村人牙齿化石，牙齿化石3枚，同属于一个十余岁儿童个体的右侧上内侧门齿、上外侧门齿和下第二臼齿。
丁村人右顶骨化石，属一幼儿。
古人类学研究表明，丁村人与北京猿人和现代蒙古人种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
三棱大尖状器，渊源于西侯度、匼河的三棱大尖状器，在丁村人手中打造的近乎完美，因此被称为“丁村尖状器”。
它是10万年前汾河流域旧石器文化的典型工具，形似西方同时期的“手斧”，由大石片单项加工而成，三棱三面，庄重对称，使用功能和结构艺术兼备。
许家窑遗址位于山西北部阳高县，距今约10万年，上世纪的70年代出土了分属于10个个体的20件人类化石。
这里展出了其中的枕骨和上颌骨化石两件。
许家窑遗址是中国发现人类化石个体最多的文化遗址。
许家窑出土的石器体积大多比较小，以刮削器、小尖状器、雕刻器为主，它属于由周口店
北京猿人文化和泥河湾盆地早期文化发展而来的细小石器文化系统，与我们前面提到的西侯度、匼河、丁村文化所属的大石器文化系统在山西境内并行发展。
它们的这些区域性文化特色可能是当时的人类为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而形成的。
距今4万年前后，人类迈入了晚期智人的发展时期。
晚期智人体质特征与现代人已经基本相同，他们已经能够制造非常精细的骨角工具，会人工取火，还发明了最早的复合式狩猎工具——弓箭，原始的宗教和雕刻绘画艺术随着人类生活的丰富而出现了。
山西北部峙峪遗址的小石器文化和山西南部的沁水县下川遗址和吉县柿子滩遗址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峙峪遗址位于山西朔州市，出土了这块枕骨化石及石制品2万余件。
峙峪人已经学会借助骨角等工具间接打击产生石片的间接打击法，并掌握了钻孔和磨制技术。
峙峪遗址出土了大量兽骨，尤以野马和野驴碎骨最多，同时出土了这件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一支石镞。
石镞的出现意味着弓箭的发明，而弓箭的发明和应用反映了人类劳动技能的改进和狩猎水平的提高，是导致原始时代生产革命的重要里程碑.恩格斯说过：
“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
”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桑干河畔人们用弓箭和棍棒追赶野马野驴的狩猎场面。
石镞，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石镞。
弓箭的
使用，大大缩短了狩猎者与猎物之间的距离，是狩猎经济革命性的进步。
石墨装饰品，人类全部美的历程都是从原始人类开始的。
这件装饰品表明此时的中国古人类已发明了钻孔与琢磨技术。
刻划骨片，数百件骨片表面有刻划痕迹，表明当时可能已经有简单的数量概念和原始雕刻艺术。
石锯，多用宽石片的一边，从平整的一面向另
一面均匀敲成锯齿状，有的还带短把。
石核式刮削器，压制法产品，形状接近于废弃阶段的细石核，故名。
主要用于刮削、切割，一般为右斜刃，当是用右手使用的工具，首先发现于下川。
圆头刮削器，制皮工具，出土400多件，表明皮革制衣已相当发达。
斜边雕刻器，下川遗址出土雕刻器70多件，可细分为纵刃、斜刃、横刃、交叉刃和两端刃5个类型，它是迄今中国发现雕刻器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细石器是指形态较细小，采用间接打击和压制产生的石叶加工而成的石器。
下川遗址距今2.4至1.4万年，通过这些精美的雕刻器和细石叶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石器制作工具已经非常发达了。
从下川出土的这些研磨盘我们能够感受到原始的农业正在萌芽之中。
吉县柿子滩遗址，是我国距今2-1万年前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一处遗址，柿
子滩遗址以其丰富的文化面貌，被列为“200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组场景向大家展示的就是柿子滩人的生产生活场面。
柿子滩岩画是目前山西最早的绘画作品，其内容折射出当时人们信仰崇拜与精神生活的一个侧面。
一副是以赤铁矿颜料绘制的女性正面裸体形象，高20厘米，宽17厘米；另一副高27厘米，宽44厘米，画面右侧为一只鹿，左侧似一个人手持武器正刺向猎物，描绘了原始人狩猎或舞蹈方面的情形。
现在，我们步入的是关于山西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华夏直根》单元。
大约距今1万年前后，磨制石器开始成为人类的主要生产工具。
经过长期的生产经验积累，人们学会了制作陶器，建造房屋，原始农业和畜牧业产生了，人类开始了氏族公社生活阶段。
目前，山西已经发现这一时期的各类文化遗存2000余处。
不仅区域文化自成特色，还是“中原古文化”与“北方古文化”两大考古文化区系的重要纽带。
石磨盘、石磨棒，这是一套距今约7500年的谷物加工用具，表明当时农业生产已居于重要地位。
1991年5月，山西省翼城县枣园村发现的“枣园文化”，距今有7000年的历史，遗址总面积达到2万平方米。
它属于考古学上的前仰韶时期的重要阶段。
它的发现，对于山西及周邻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确定是有重要意义。
枣园文化发现的陶器大多是泥质红陶，器表无花纹装饰。
另外考古工作
者还在这里发现了诸如陶锉、石刀、石斧等农业生产工具，这些反映出了当时山西南部地区的农耕文明的面貌。
距今5千年的山西，枣园文化因素被当时更为先进的仰韶文化所取代，西阴遗址就充分揭示了仰韶文化在山西西南地区的空前繁荣。
西阴遗址，1926年由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主持发掘，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独立主持的现代考古发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这次的发掘中，我们发现了这些绚丽的彩陶，它们主要是用来盛放食物或是取水的器皿。
大家所看到的这种由圆点、直线、几何纹、涡纹组成的类似的图案，这在仰韶文化中是最为典型的。
因为：
鲜花的“花”与中华的“华”谐音，有些学者认为，这就是华夏民族的“华”的源头。
到了距今45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山西的新石器文化呈现出异彩纷呈的面貌。
夏县东下冯、襄汾陶寺、长治小神、太谷白燕等地方类型构成了山西龙山时期的主体。
其中作为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已知规模最大的陶寺文化无疑是这一时期最为发达的物质文化遗存，从几十年的考古发掘来看，无论从空间上还是从时间上，进步的陶寺文化都与古史所载的“尧都平阳”非常吻合。
彩绘龙盘，龙，是中华民族的神物，数千年来始终有崇高的地位，至今我们仍自称为龙的传人。
陶寺龙盘的彩绘蟠龙，身体饱满而外张，沉稳而强
健，威严而神秘，是罕见的艺术珍品。
引人注目的蟠龙盘，与一批礼器性质的重器同出于大墓，决非偶然，充分说明在这个处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社会中，已经将龙作为崇拜的图腾。
华夏儿女的“龙的子孙”当渊源于此。
特磬，磬（qìng）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石质乐器，古人认为其声清脆悠扬可以通神达天，因称“天籁（lài）”。
它与铜制的钟，一起构成古代早期乐器的主体。
这是目前发现年代最久远的石磬，器型硕大，音响清越。
后世把这种单独悬挂的磬，称为“特磬”及“大磬”
土鼓，鼓是中国较早出现的传统乐器之一。
陶寺土鼓是一种非常有地方特色的乐器，其它地方尚未发现。
它也是中国鼓类乐器的最早标本；它以陶为腔，顶端蒙皮，出土于大型墓葬，还体现着墓主人的特殊身份。
最初的鼓，除了土鼓外，还有木鼓，后来出现了皮鼓。
陶寺遗址发掘总面积为1500余平方米，由这张陶寺城址图：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平面呈圆角方形的城址中，祭祀区、宫殿区、墓葬区分布有序。
显然，这已经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部落居住区。
陶寺遗址还发现了一处由11个形状各异的夯土柱基址组成的观象台遗存。
专家推测，古人利用柱缝观测日出，每一个柱缝都有对应的节气。
这里我们复原了其中的三根夯土柱，我们一起来观察柱子背后塔儿山主峰上的日出。
（观象台操作演示）这个时候就是每年的霜降时节。
古人的这一天文学的重要发现对于农业生产意义非凡。
这座76号墓是陶寺文化早期中一座规格较高的墓葬，墓主人是一位老年女性。
我们看她手臂上的绿松石饰品，它代表了当时女性的一种审美取向，也反映了其较高的身份地位。
由陶寺墓葬所反映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分层结构来看，社会中已有了明显的阶层，阶级社会已隐然成形。
陶寺遗址出土的丰富遗存中，扁壶是比较常见的器形。
不过，这件扁壶残片上有一朱书的符号。
这个符号的结构与甲骨文的“文”字极为相同。
这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可以明确其确切含义的文字。
从字的笔锋来看好像是用毛笔之类的书写工具写成的。
这足以证明陶寺时代已经有文字。
直口肥足鬲，这是陶寺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炊具之一，器形高大，袋足肥硕，极富特色，三个大袋足鼎立，既保持稳定，又贴近火源，方便实用。
釜灶，这是山西新石器时代晚期居民生活中极富特色的炊具，是灶具的联合器，既可节能，搬运又很方便，构思很奇妙。
这些玉琮、玉璧、玉佩、玉兽面、玉钺、玉戚等都是与王级大墓相伴而出的，反映了原始社会晚期王权的出现和阶级的形成。
玉琮，琮（cóng）是神权的象征。
外形四方象
征大地，层叠通往天空，内部圆孔象征天神与人间的通道，持有者可以将神的意志传达到人间。
玉钺，钺（yuè）即战斧，玉钺则演化为军事权力的象征物。
王者在重要会议、册命诸侯或出师征伐时，必持大钺。
甲骨文“王”字即象钺形。
玉璧，古人认为天是人间万物的主宰，玉璧被认为是天（圆）的象征。
拥有玉璧被认为是掌握财富的象征。
陶寺遗址的6座大墓中均置有“木仓形器”，及木豆、木盘，而且都使用了中国传统的榫卯结构和木板拼接技术。
这些木器的外部还有漆彩绘。
可见在当时，木器制作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工种。
陶寺文化融汇了周边诸多文化进步因素，具备了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综合形制，说明了当时最先进的历史舞台已转移到山西南部，它从各个方面已经具备了早期国家雏形。
它有力的证明了山西南部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一条重要的
“直根”。
在最近几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陶寺遗址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从百万年前的西侯度起步，人类稚嫩的脚步在一步步走入了文明大门。
三晋儿女还将创造怎样的辉煌？
请大家和我一起走进《夏商踪迹》。
夏商踪迹
游客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夏商踪迹》展厅！
很多人都听过“大禹治水”的传说。
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即位，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父传子，家天下”的奴隶制国家——夏，中国历史也由此迈入了文明时代。
然而茫茫神州，夏在何方？
学者们把目光聚焦在素有“夏墟”之称的晋南。
继夏而起的商王朝是一个国家机器比较完善，文明程度比较发达的国家。
山西南部黄河紧邻商王朝中心统治区，属于“王畿千里”之内。
在山西晋南发现的垣曲商城遗址，充分说明了山西南部是商王朝重要的经略要地。
与此同时，在山西吕梁沿线以及晋中一带还发现了一些方国的精美青铜器，它们既具有中原特色，又带有自己独特的民族风韵，虽然它们的全貌我们尚未知晓，但其在黄土地上的踪迹却依稀可辩。
本展厅通过“大夏之墟”与“殷商重地”以及“方国遗珍”三个单元，带我们一起去探寻山西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中华文明之源。
山西南部是《尚书。
禹贡》九州中的“翼州”之地，也是古文献中的“唐”、“大夏”、“夏墟”所在。
这里发现相当于夏代时期的二里头文化遗存
160余处，以夏县东下冯遗址最为著名。
夏县东下冯遗址位于涑水支流青龙河的上游，闻喜以南，夏县以北，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
从这张图版我们可以了解到东下冯遗址发掘时的状况。
通过对东下冯遗址的发掘，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夏代的房屋、水井、墓葬、制作陶器的陶窑等文化遗存，并出土了许多生产、生活用具。
其中，这几件青铜箭镞的发现向我们证明了在距今约4000年的夏代，我们的祖先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
我们一起来看这件陶甗，它是一件炊食器，古人利用它的下部盛水受热，利用腰部箅子上的通气孔来蒸煮上面食物，可以说它算是现代蒸锅的祖先了。
在山西夏文化的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了分布在晋中盆地、忻定盆地的另一支夏代文化——东太堡文化类型。
东太堡文化以太谷白燕遗址、太原许坦、光社、狄村、东太堡等几个遗址为代表，它们既有夏王朝典型文化的因素，又表现出较强的地方特征，因此，我们认为是与夏文化同时期的方国文化遗存。
我们来看这件太原许坦村出土的绳纹出脊三足鼎，我们把器物上这种像绳子一样的印痕，称为
“绳纹”，这种纹饰在东下冯遗址中非常多见。
从这件鼎的造型来看，它是一种青铜器的式样，可见青铜器的式样最早是由陶器发展而来的。
展柜里的这件造型奇特的器物，具有独特的山
西地域文化特色，学术界将它称为“灰陶绳纹卵腹三足瓮”，我们又称它为“蛋形瓮”，它是1956年从太原市光社村出土的。
研究认为，这种器型是由仰韶文化的尖底瓶与河套地区土著文化的蛋形瓮相结合而产生新器型，由于它既着地平稳，而且存放物品时还能通风防潮，因此，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古老的山西居民有很长时间都在使用它。
商汤灭夏之后，又一个奴隶制王朝兴起了。
商代是奴隶社会的上升与发展时期，它的国家机器更加完备，文明程度也更上层楼，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它孕育了我国灿烂的青铜文化。
我们一起来看这两件商代早期的大鼎。
鼎，是古代的炊煮或是盛食的器具。
进入青铜时代后，开始成为标志身份等级的最重要的一种礼器。
这是山西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大型商代青铜器。
在这两件铜鼎的底部有厚厚的烟炱（tái），因此，我们推测它们可能是“祭河”所用的。
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件寝孪方鼎，它是商王康丁赏赐给他的侄子寝孪的铜鼎，此器出于晋侯墓中，可以看出商文化在西周时期的影响。
商王朝在今天的河南境内建立都城亳都，将它的统治地区分成畿内和畿外两大部分，畿内由商王室直接统治，畿外是众多方国分布的地区。
山西南部紧邻商王朝的中心统治地区，属于“王畿千里”的范围，自然成为商朝统治的经略要地。
相传商朝的始祖契的母族就是居住在今天山西永济县的蒲州
老城里。
一条黄河挡不住山西与商王朝千丝万缕的联系。
1984年发现的垣曲商城遗址向我们开启了一扇了解这段历史的窗户。
垣曲商城濒临黄河，地理位置险要。
是一座较为完整的商代早期城址。
从这些图版资料上我们可以了解它的一个概况。
商城的最为独特之处在于它的西南角筑有夹墙，增强了军事防卫功能，也反映出高超的城垣营建技术。
我们推测，这里可能是商在黄河北岸的军事重镇，或者是与商王朝关系密切的某方国都城。
下面我们看到的这几件青铜器都是以饕餮纹作为装饰的。
饕餮纹是对动物面目进行夸张的一种纹饰。
古人用它来表现对动物图腾的崇拜，或是表现神权、王权的威严与神秘。
到了商朝晚期，山西中西部吕梁山和沿黄河一线存在着与商王朝若即若离的众多“方国”，这些“方国”在甲骨文中多见记述。
他们或与商相随征讨四方，或是经常征战。
在灵石、石楼、柳林和保德等地发现过大量商代晚期青铜器，其中容器类大多与典型的商代晚期铜器相同，而小件器物如剑、削、匕、刀等却风格迥异，带有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的特色，是灿烂的商代青铜文化中的精彩一族。
灵石县旌（jing）介商代墓是20世纪后期发掘的3座商代贵族墓。
墓中出土了百余件青铜器。
它们大多带有铭文和族徽，其中以“”（li）为多，另外，还有“羌”字铭文，可能北方“”族和羌
人都曾在这一带活动。
我们来看这件石楼县桃花者出土的直线纹簋
（guǐ），它的腹部和圈足所装饰的直线纹，在商代青铜器中较为少见。
这边中心展柜里的这件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叫作云雷地乳钉纹瓿（bǔ），它是一件盛放酒水的器具。
虽然制作这种青铜器的失蜡法已经失传，但是，从这件器具里我们不难理解商代的青铜制作已经达到何种登峰造极的程度。
这件形若蹲兽的器物是商代比较有代表性的酒器，我们称为“兽形觥”。
它不仅纹饰精美，装饰华丽，并且怪兽龇牙咧嘴处就是酒器的流部，设计构思巧妙，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这件骡簋因为上面装饰有骡子的图案而得名。
它为骡子传入我国的历史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这件盛酒器名叫“鸮（xiāo）卣（yǒu）”鸮，
是一种古代鸟类，由它可以看到凤的雏形。
大家下面看到的这件造型奇特的器物是“龙形觥（gōng）”，它的整体宛如一艘停泊在水波里的龙舟，最为可贵的是，在这件酒器上我们发现了鼍
（tuo）纹，也就是鳄鱼纹，这在我国尚属首次发现。
据此，有研究者大胆推测，在距今三千多年的商代，我们脚下的这片黄土地沼泽纵横，气候湿润，适于
鳄鱼生存。
这件龙形觥，是我院收藏的一件国宝级文物。
“商人好酒”，于是，有了以上这些精美奢华堪
称艺术珍品的酒器。
其实，商代的酒器种类非常多，按照功能可以分为饮酒器、盛酒器、调酒器、挹酒器等等。
我们面前的这个展柜展示的就是商代的各种酒器。
我要为大家重点介绍的是这件云纹铃觚，它的圈足内系有一个小铜铃，移动它的时候，铜铃就叮当作响，极具北方草原特色。
时至商代晚期，商统治区周边的小方国与商为敌。
烽烟四起、战事频繁的时代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些形状各异的兵器。
我们来看这件铁刃铜钺，它的铁刃是用陨（yǔn）铁锻打镶嵌而成的，这是我国目前最早使用陨铁的一个实例。
繁荣的奴隶制经济下，商王朝创造了更多、更精美的装饰品、歌舞乐器等奢侈品供贵族享用。
这两件装饰弓所用的金饰品，告诉我们当时的人们已经学会了运用锤揲之法，而且商代的手工业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这件造型独特的笄（jī）行器是商代妇女审美意识的见证。
这件舞铙（náo）是中国最早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
它的全身布满链环，既（即）可打击发声，又可摇动作响，极富北方草原文化（民族）特色。
酒宴奢华，歌舞狂欢，见证了商的兴盛，也最终葬送了商王朝。
我们《夏商踪迹》的参观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参观我们的《晋国霸业》展厅。
晋国霸业
山西简称“晋”，这是因为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这块土地上曾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诸侯国—晋国。
晋国建立于周初，称霸于春秋，结束于三家分晋。
关于晋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武王克商，西周建立，其后成王即位，分封诸侯，为了巩固周王朝的统治，他将唐地封于其同母弟叔虞，史称“叔虞封唐”，其子燮父改国号“唐”为“晋”，从此开启了晋国六百年的基业。
其后的晋国历代君侯励精图治，开疆拓土，使晋国逐渐强盛。
周室东迁，文侯首功；城濮之战，践土会盟，更是确立了晋国的霸主地位。
晋国称霸近一个半世纪，至春秋晚期公室衰落，六卿专权，最终导致“三家分晋”，韩、赵、魏变法图强，称雄战国，位列七雄之尊。
本展厅分四个单元：
“河汾骄子”、“晋都新田”、“晋阳赵卿”、“青铜华彩”，展现了六百年间晋国的辉煌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艺术成就。
第一单元
第1组
“河汾之东，方百里”是古史对晋国始封地
“唐地”的记载，然而早期的晋国究竟在哪里？
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家在翼城、曲沃交界处发现了面积约10余平方公里的天马—曲村遗址。
20世纪90年代又在遗址中发现晋候墓地并出土了一批铸有晋侯名号的青铜器。
考古学研究排出了从改“唐”为“晋”的燮父起，到护送平王东迁的晋文候共九代晋侯序列。
它不仅确立了晋国始封地，弥补了晋国早期编年和史实，而且为著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西周列王的编年提供了重要的标尺，因而被列为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
1.叔夨（yú）方鼎（说明牌附铭文拓片。
高27
口长18.5口宽16.5厘米。
）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14号墓出土
鼎腹内壁铸铭文8行48字。
其大意为：
某年十四月（周历），王在成周举行盛大祭典，并赏赐叔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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