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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计划是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中心展开的，苏联方面打算按照原来的意见，把援建中国的项目集中在中国的东北和靠近沿海的一些大中城市。
这样做，工业建设的各方面配套条件较好，企业上马快，见效明显，又可与苏联的工业建设相联系。
但是这时毛泽东有了自己的考虑。
他认为，如果把156项工程全部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大城市，对中国工业的均衡布局和国家建设的全面展开显然是不利的。
尤其是国防工业，都建在与正在打仗的朝鲜相邻的东北地区和易受美蒋飞机袭击的沿海大城市，更不妥当。
就在马上要确定“一五”计划的前几天，毛泽东把周恩来、李富春找到菊香书屋专门商量156项工程的安排问题。
毛泽东说，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我们要考虑中国的实际，不能完全按照苏联方面的意见办。
最后，他们确定了这样一个原则：
既要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又要有自己的主张。
中国自己的主张是什么呢？
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156个建设项目不能全部放在沿海和东北地区，要安排近一半到西部去。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与苏联方面进行了反复协商。
在中苏双方协商的基础上，最后决定：
106项民用工业企业的21项，要建在西部地区，44项国防工业企业中的21项，要摆在西部。
这一决策的实施使过去几乎没有工业的西部地区建起了一批轻、重工业。
其中，钢铁、电力、煤炭、石油、有色金属、兵器、航空、建材、电子电气等企业初具规模，并且初步形成了相互衔接的关系。
到了1956年，苏联经济建设中的弊端已经显现出来，此时毛泽东更感到，对苏联的经验绝不能照搬。
他认为，苏联人走的弯路，我们不能再走。
基于这一考虑，他对我国经济建设布局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索。
他看到，我国西部地区虽然已有了一些工业企业，但总体上看，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底子还很薄，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很大。
他说：
“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
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
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
在毛泽东的决策下，我国重新调整了经济建设布局，在新的经济建设布局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被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当时毛泽东特别注意把国防科技工业摆在西部地区。
“一五”和“二五”期间，我国的飞机、坦克、火炮、舰艇等重型武器生产基地都部署在西部地区。
西安、重庆、成都、太原、兰州等西部大城市也很快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
在那个时候，苏联经验几乎是神圣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照搬苏联经验，而毛泽东却敢于对苏联人说了“不”。
因为他是从中国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并且是立足于中国的，他思虑的是国家经济长远、全面地发展。
在核威胁下，毛泽东形成了一个中国未来作战新思路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周边局势。
1960年中苏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对我虎视眈眈；
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咄咄逼人，妄图反攻大陆；
中印边境发生争端以至中方被迫自卫还击；
美国在台湾海峡进行了核战争演习，疯狂扩大侵越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
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毛泽东并不害怕，他说：
“原子弹是纸老虎”，并不可怕。
同时，毛泽东也认真加以对待。
为此，毛泽东做出了两个选择：
第一个是中国也要搞一点原子弹。
他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毛泽东并不把搞原子弹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
他在1961年9月24日同蒙哥马利谈话时说：
我们也准备搞一点原子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
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
我们即使搞出来，也是一个指头。
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
”中国要用很少一点钱搞试验。
毛泽东认为，重点应该放在扎扎实实搞三线建设上，因此，他的第二个选择，就是搞三线建设，而搞原子弹也是合并到三线建设这一大框架之中的，是在三线搞原子弹。
所以，三线建设处于毛泽东战略决策的核心地位。
毛泽东是着重从战争、特别是打核战争的角度来考虑三线建设布局的。
他看到：
我国东北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全部在苏联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短程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打击范围之内，沿海工业城市也处在美蒋航空兵力打击范围之内。
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在苏美核武器威胁之下。
一旦战争爆发，即使敌方不使用核武器，我国大部分工业基础也将毁于一旦，而如果敌方使用核武器，后果会更加严重。
而西部地区则处于苏联和美蒋军事火力打击之外，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美蒋的武器装备，都还打不到西部地区，特别是打不到西南地区。
毛泽东的这个考虑，正好与军委总参谋部的考虑不谋而合。
1964年4月，军委总参谋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我国经济布局不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报告。
报告详细列举了全国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过多、交通枢纽和港口码头过于集中在大中城市及附近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关系到全军、全民和直接影响卫国战争进程的一些重大问题。
因此，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以防备敌人的突袭。
于是，毛泽东毅然决定，中止原来“抓吃穿用”的“三五”计划设想，从1964年起转而加紧进行战备工作。
他把他原来的发展西部的思路进一步强化，形成了把我国工业建设的布局全面铺开，造成沿海的一线、中部的二线、西部和西北部的三线并存，而把三线作为建设重点的新思路。
从1964年5月起，他多次就三线建设问题发表谈话。
他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战争。
在世界上存在原子弹时期，中国没有后方不行。
现在沿海地区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搬家是大搬家，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大学、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
总之，一线要搬家，三线、二线要加强。
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搞“三线建设”的主张，并且表示：
“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
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
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
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
”
毛泽东的讲话激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
大家一致认为，应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
从此，全国战备的气氛日趋浓厚，“三线建设”全面启动。
三线建设需要大量投资。
为了保证三线建设的投资，毛泽东指示，今后新建项目大多要摆在西部地区，现在就要搞勘探设计，不要耽误时间。
对沿海地区所有要求增加投资的部门，都不要批，以便把钱大部用到三线建设上去。
毛泽东依据他对于三线建设的总构想，确定了三线建设的方针，这就是：
三线建设要“大分散、小集中”，要“依山傍水扎大营”，要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条件确定建设项目，要使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
1964年，是我国搞原子弹最关键的一年。
围绕这一重点军事工程，毛泽东在过去已经调派了很多军队和科技骨干到西部地区的基础上，又调派了大批军队和科技精英奔赴三线，加强核研制基地建设。
核研制基地在三线地区的建成，为三线建设描上了最浓重的一笔。
毛泽东还亲自选将搞三线建设。
他在做出搞三线建设的决策之后，曾选派聂荣臻及不少将军去三线搞建设，一批国内最优秀的科学家如钱三强、邓稼先等也被选派到三线地区搞建设。
他曾选派彭德怀到三线去领导建设工作。
此外，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在中央，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主要负责人主持三线建设的日常工作。
在地方，先后成立了西南、西北、中南三个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均由该地方中央局第一书记担任。
从1965年起，我国开始把沿海一些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地区搬迁，当年新建项目则大多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区。
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
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快在西部和西北部地区建立起一个敌人战略核武器打不到的，能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实行工农结合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基地，进而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
三线建设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成效。
到1965年4月，中国的战略资源大多已经向西部和西南地区转移完毕。
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怕打大规模战争了。
1965年4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
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传话说：
“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中国将奋起抵抗，战斗到底。
不管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进得来，出不去，必将被消灭在中国。
”
面对苏联威胁，毛泽东提出小三线建设
中央决定搞三线建设不久，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全国很快就陷入了动乱之中。
在这种干扰下，三线建设中除少数项目仍坚持施工外，大多数项目处在了停工和半停工状态。
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后，三线建设又掀起了第二个建设高潮。
为了排除造反派的干扰，保证三线建设顺利进行，毛泽东决定对一些重点三线建设基地和工程实行军管，甚至直接派军队去施工。
同时，考虑到战争的威胁已经临近，为了抢时间，他要求三线建设的速度也要加快。
中央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提出了三线建设要与帝、修、反抢时间、争速度的口号。
面对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小三线”建设的思路。
这个思路就是：
各省特别是进行三线建设的各省，再建设成本省自成体系的“三线”，这样，既可以使“大三线”与“小三线”两个体系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大系统，也可以将三线建设深入到中小城市、县城乃至乡村，使我国形成支持长期战争的工业基础。
毛泽东此时的三线建设思路，几乎完全集中到准备打仗、准备打长期的战争上来。
毛泽东亲自决定建设“131”绝密工程
毛泽东考虑到，一旦发生核战争，我国要有一个隐蔽的坚固的能防核弹的又能对全国军事行动进行有效指挥的指挥部。
这个指挥部建在哪里合适？
毛泽东决定建在华中地区腹部。
毛泽东派人到华中地区反复考察后，决定建在湖北省咸宁市的高桥镇。
因为选定的日子是1969年1月31日，这个工程的代号就被确定为“131”。
高桥镇地处群山之中，周围林木葱茏，位置十分隐蔽。
建设的工程不大，主要是毛泽东、林彪的住所和警卫部队的宿舍。
工程分为三层，地上一层，往下有两层。
中层主要是作战参谋人员居住的地方。
地道两旁有100多套房间。
在主洞口，设有厚重的铅门。
地下工程还安装有发电机组，大型风力通讯设备。
65号居室，是专为毛泽东建造的，由书房和作战指挥部两部分构成。
指挥部的房间十分宽大，可以挂巨幅军事地图。
一旦爆发核战争，毛泽东就在这里指挥全国军民对敌作战。
“131”工程在当时的总投资是1亿3千万元。
这个数目在当时是不小的。
但是，如果当时不搞这个工程，中国就没有对核战争的防范力，因此也就没有对敌对国的威慑力，中国就存在被毁于核战争的危险。
在1964年至1980年长达16年、横贯三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中，国家在主要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
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上万人次民工的建设者，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
他们露宿风餐，肩扛人挑，用十几年的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星罗棋布的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其中一部分后来被称为西部脊柱，如攀枝花、酒泉、金川等钢铁冶金基地，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六盘水、渭北煤炭基地，长城、水城等大型钢厂，成昆、襄渝、川黔、阳安、青藏（西格段）等10条铁路干线，贵州、汉中航空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长江中上游造船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制造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
这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
三线建设，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的建设战略。
它凝聚了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当时复杂国际国内形势下的战略思考和筹划。
“三线建设”资料链接
关于三线建设的来由，需要追溯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当时，中国周边形势十分严峻：
1960年中苏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苏联老大哥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对我虎视眈眈；
美国在台湾海峡举行了核战争演习，疯狂扩大侵越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
如此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让中国人喘不过气来，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准备“打一场恶仗”的号召，于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响彻天南海北。
为了抗御外敌，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
他把中国大陆的国境线依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即受外敌侵袭的可能性），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战略后方，分别简称为一线、二线和三线。
所谓“三线”的范围，一般的概念是，由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三道线。
一线指位于沿海和边疆的前线地区；
三线指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后方地区，共13个省区；
二线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
根据当时中央军委文件，从地理环境上划分的三线地区是：
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
这一地区位于我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较理想的战略后方。
用今天的区域概念来说，三线地区实际就是除新疆、西藏之外的中国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
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一五计划。
一五计划是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中心展开的，苏联方面打算按照原来的意见，把援建中国的项目集中在中国的东北和靠近沿海的一些大中城市。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与苏联方面进行了反复协商，最后决定106项民用工业企业的21项，建在西部地区，44项国防工业企业中的21项，摆在西部。
1965年，“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这一伟大工程正式启动，其建设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投入之多、行动之快，在我国建设史上是空前的。
于是，一大批重要的工业项目动迁到崇山峻岭中。
三线工程一直持续到1980年，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高达二千多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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