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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萝蕤
赵萝蕤：
才学兼备的“燕大校花”
言文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徐雁）
钱穆先生（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晚年于台北素书楼头写《师友杂忆》中到燕京大学一节时，尚不忘记上一笔旖旎的“燕大校花”往事，静夜浏览至此，想到爱美之心老夫子亦所不免，不觉对纸莞尔。
想到往昔曾膺“校花”之誉的青年女史，乃天开之尤物，人间之天使也，其命其运，种种人生遭际，岂无足以为今日女生之教训者乎？
青春易逝，红颜难驻，所谓“命”也者，人力究堪“运”乎？
若以“燕大校花”赵萝蕤女史为例，其命途运程所启迪于后人者何在？
一、试从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说起……
吾人初读《围城》，心头便悬一疑：
钱钟书先生（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何以于1944年开笔之初，先拿“知识女性”来开涮？
对那无名氏的点金银行老板之女，其运笔竟如当事人方鸿渐一般，对其早逝竟了无起码的同情。
书中写道：
鸿渐还在高中读书，随家里作主订了婚。
未婚妻并没见面，只瞻仰过一张半身照相，也漠不关心。
两年后到北平进大学，第一次经历男女同学的风味。
看人家一对一谈情说爱，好不眼红。
想起未婚妻高中读了一年的书，便不进学校，在家实习家务，等嫁过来做能干媳妇，不由自主地对她厌恨……
对高一女生的描写是如此，对大学文化程度的孙小姐，书中更是从头开始就没有什么好话说出来。
杨绛女史后来旁白道：
“她受过高等教育，没什么特长，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丑；没什么兴趣，却有自己的主张。
方鸿渐‘兴趣颇广，毫无心得’；她是毫无兴趣而很有打算。
她的天地极小，只局限在‘围城’内外。
他所享的自由有限，能从城外挤入城里，又从城里挤出城外。
她和方鸿渐是芸芸知识分子间很典型的夫妇……”
至于学历更高的的文学女博士苏小姐，钟书先生更是讽笔所指，绝无留情处。
杨绛批注说，“她的相貌是经过美化的一个同学。
她的心眼和感情属于另一个；这人可一点也不美。
走单帮贩私货的又另是一人。
苏小姐做的那首诗是钟书央求我翻译的，他嘱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
”
如此足见作品中借同船回国的留学生家属之口，对苏小姐的夸赞“学问那么好，还成天看书”完全是在说“反话”，而随后的一段补叙，更可谓别有作者的用心——
苏小姐“在里昂研究法国文学，做了一篇《中国十八家白话诗人》的论文，新授博士。
在大学同学的时候，他眼睛里未必有方鸿渐这小子。
那时候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
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见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
从前她一心要留学，嫌那几个追求自己的人没有前程，大不了是大学毕业生。
而今她身为女博士，反觉得崇高的孤独，没有人敢攀上来……”
方、苏两位是在1937年夏同船共归的。
推算其年龄，约莫在二十五六岁的光景，大致都出生在辛亥（1911）年前后，应该是直接能够享受到1919年“五四”运动“新文化”成果的先辈了。
屈指算来，出生于1910年的钟书先生，乃是与方、苏两位的同龄人，他们与稍后出生的郭立诚同属“五四青年”之列。
以当日的时代奔速，彼此大概还算不得是“两辈人”。
如此推算着说来，则《围城》为“五四新青年”一代做记录、造典型，其文学社会学意义将更进一个层次——
《围城》原是一部另类的“青春之歌”，尽管这是一曲令人唏嘘的人生悲歌。
二、再读郭立诚女史的《闲话校花》诸篇
多年前的一个上午，参观张家港图书馆毕，在其近旁“嫏嬛书屋”中，偶得台湾花莲郭立诚女史所撰《中国妇女生活史略》一书，其中《闲话校花》一篇，读后方知“校花”云者，乃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高等学府一大人文风景，颇堪一说。
1915年，郭立诚幸生于北京一个四代同堂的“书香之家”，成为辅仁大学中文教授、诗人郭琴石（家生）的女儿。
在《一个五四姑娘的回忆》中，她说“五四”运动对其人生所造成的影响是：
不是“五四运动”，我不可能走出闺房，接受大学教育；不是“五四运动”，我不可能离开闺房，走进社会，独立奋斗了四十多年，凭着自己的力量找到我所珍惜的独立和自由——不接受异性的豢养，不受任何人的控制，吃自己的饭，用自己的钱，过自己的日子……
就是没有“五四运动”，家里仍然会叫我读书识字，至少要达到我家女孩传统的标准——读到能写会算，能够自己写信，不必假手别人。
如果我聪明肯读书，就会进一步把我培育成吟诗作赋的闺秀才女，像李清照一样，等候父母替自己找一个和赵明诚一样的夫婿，然后嫁过去和他闺中唱和，做一对神仙眷属，安乐尊荣的过一辈子……
据郭立诚在《抗战前的女大学生》中说，从“五四运动”开始，“女人们就纷纷走出绣房，争平等，要求参政权，要求和男生受同等教育。
所幸政府和教育家都很开明，毫不犹豫地允许她们的请求，于是北京大学首先打开大门，招收女生，其他大学也纷纷响应，从此小姐们和男生一样戴方帽子，有学士头衔……渐渐全国各大学一律都是男女同校，纯女生的大学也逐渐合并到其他大学去，抗战以后就没有纯女生的大学了。
”
她指出：
“那时候家长们虽然许女儿入学校读书，主要目的是为了找个好对象，并不是要造就她们成为人才，将来立足社会有所些成就，因此并不十分督促女儿用功，也不希望她们完成高等教育，只要有一张文凭做嫁妆就够了，还不希望他们出来做事，生怕她出来做事，有机会认识更多的男人，会节外生枝给家里丢丑。
出嫁之后，公婆丈夫更不希望她出来就业，他们认为叫女人抛头露面出去赚钱，是给男人丢脸，证明他无能不会赚钱，才靠老婆养家的。
”
郭立诚后来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1950年到台湾执教花莲师范学院。
历经社会播迁，人入老境，她方悟自己的人生之舟，其实正是在“五四浪潮”的冲击之下颠簸至此的。
当年，“女人就业机会比男人少，就业的范围小，也不能同工同酬，女人在某一方面有了些成就，经常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要用破碎的婚姻来换取一己的事业。
我的几位师友是如此，就连我自己也是如此”，感到自己人生所受的种种创痕，原来正是“五四”新思潮的赐予。
她说：
“转眼三十年过去了，如今人已入老境，回想起来当年走出闺房，追求独立自主，追求自己的成就，抱着万丈豪情要和男人分庭抗礼，要改正他们轻视女人的观念；多年的奋斗，只落得创痕累累，老兵不死，但如今仍然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并未退却。
清夜自思，冷静的检讨之下，才知道原来自己大半生都是受五四浪潮冲击的影响。
”
对于她自己道出的“破碎的婚姻”，2005年12月中旬，知名学人叶嘉莹教授在接受祝晓风采访时曾有一语涉及。
1953年，叶老师和他先生都到台北二女中教书后，就见到“原来在北京时我的一些老师、同学”。
其中就有当年在北平她家外院南房中借住过的许寿裳先生长子许世瑛，而郭立诚正是许世瑛的“第一个夫人”。
她是我父亲和我伯父的老师郭琴石先生的女儿，“许世瑛刚结婚的时候，没有地方住，就住在我们家的外院，那时我还在念中学，所以当时与这位许先生并没有来往。
后来我在辅仁念书，他也在辅仁教书，教男生班，没有教过我，但是很熟知我家情况。
这次在台北遇见他时，他就在台湾大学教书。
”
所谓“校花”也者，乃是男女平等受教育后的校园产物。
郭立诚在《闲话校花》一文说，所谓“校花”，至少要拥有“貌”和“财”两种本钱：
“盖无貌，只可算是‘校草’”；所谓“校花”者，“惟有有个活财神一样的老子，‘校花’才能花样翻新，天天换装，走在人前，永远光艳照人”。
因为“抗战前，社会虽然重视文凭，可是还不到非得大专毕业不可的地步。
一个男生，中学毕业就可以找到足可温饱的职业，家境不太富裕的，父母供儿子到中学毕业，就可不再入大学深造。
女儿将来又不养家糊口，更不要读什么大学了。
所以抗战前多数男大学生都是小康之家的子弟，女大学生的家境就更富裕些，只有富裕之家才会这样奢侈，叫女孩去读大学。
”
那么，这些娇贵写意的大学女生，通常又是如何“读大学”的呢？
大抵“住校生住的是学校里巧小精致的宿舍。
北京的女大学生，走读的，不是骑着漂亮的女单车，就是坐着家庭自用包车，再不然就是坐着电车到校，那时候电车也不像现在公共汽车这样挤，衣食住行的问题都很容易解决，而且她们至少也是出身小康，不必为生活担忧。
靠自己工读来读完大学的，可说是绝无仅有的了。
”其中：
相貌漂亮、人又活泼的小姐，自然被人捧为“系花”或者“校花”，其他的女孩子就跟着做了陪衬牡丹的绿叶，于是在校园之内到处招摇，凭空给大学生活增添不少韵事……男大学生要追“校花”、“系花”，而女大学生选男朋友可也有她们的尺度……清华、燕京是两个最洋派的大学，这两个大学出来的男生将来多半要出国留学，成了洋博士乃是意中的事，所以女学生都希望自己的男朋友是清华或燕京的。
她们还有一个选对象的标准就是他要有顾维钧的风度，胡适之的才情，孔祥熙的财富，要想找一位具备这三个条件的金龟婿真是不易，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位小姐真正如愿以偿，得到这样的“黑漆板凳”（英文husband的音译，意即“丈夫”——引者注）！
正因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女孩子能到大学读书求学者相当罕见，所以“一个女大学生不论是在任何人心目中都是稀罕的、与众不同的，甚至她自己也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因此不免有些‘狂’有些‘自负’，把‘到处逢迎’视为当然，却不肯深入思索想想为什么”，其实，“当时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对女大学生还是看不起的，“觉得她们不配做自己的对手，胜之不武而已”，甚至连“师长们对她们的要求不但不严格，简直有些纵容，所以大学女生程度一般都不大好，所谓好学生也不过是‘记问’之学而已，说不上什么特殊见解或成就……”
——“新”的是其表，而在文化意识之中，她们“仍然存留着不少的传统旧思想，因此表现于外的言行有许多矛盾，比如中学毕业的女孩一定要嫁大学生，大学毕业的女孩就不屑于嫁个学历和她一样或比她自己低的……”等等，以至于时人对这些“新派的女学生可说是毁誉参半”。
何兹全先生（1911年9月7日—2011年2月15日）在晚年自述《爱国一书生》之第六章《北大四年》中，也曾写到这一点：
“五斋是女生宿舍，在松公府对面路西。
女生宿舍当时是禁区，男生不许入内。
只每年开放一次，男生可以进去参观，我没有去过。
我们前后几年，史学系都是每年级一个女生，我们戏称曰‘单传’。
我们班的女生是孙媛贞，毕业后即无音息，现在也不知人在何方了……”，而“我那时前后班的同学，现在在海内外有成就的人不少。
如在我前的：
劳干、胡厚宣；我的同班：
杨向奎、高去寻、全汉升、李树桐；我下面一班的：
张政烺、邓广铭、傅乐焕、王崇武、王毓诠；再下一年的，王志玖、孙思白、任继愈等。
在美国的吴相湘，台湾《传记文学》的大主编刘绍唐，也是这一班或再下一年的。
这些人在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上或多或少大约都可以说是属于胡适、傅斯年一派……”
引文至此，也絮叨至此，则钟书先生于《围城》开篇先大涮女生一番，其时代氛围和社会心理已自大白，无须再揭。
至于其笔下有“抓一把男朋友在手里玩弄着”之“大本领”的清华女生唐晓芙，何以读的是“政治系”，至此也多少有了一些眉目。
三、“燕大校花”赵萝蕤的故事
“江山不断美人出，风流先领两三年。
”本篇单说比“北京大学校花”马珏小了两岁的“燕京大学校花”赵萝蕤（1912—1998年）的故事，其早年优渥坦夷，中、晚年坎坷曲折的八十六载风雨人生，实在予人观感多多。
钱穆先生在其《师友杂忆》中，追忆到抗战初期西南联大的生活时，有一节特别说到陈梦家，却也不忘带上如下这绮丽一笔：
有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
余在北平、燕大兼课，梦家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龟甲文。
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遂赋归予。
及是夫妇同来联大。
其夫人长英国文学，勤读而多病。
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文学各书，几于无不披览。
师生群推之。
梦家在流亡中第一任务，所至必先觅屋安家。
诸教授群慕与其夫妇游，而彼夫妇亦特喜与余游。
常相过从。
梦家犹时时与余有所讨论。
一夕，在余卧室近旁一旷地上，梦家劝余为中国通史写一教科书……余之有意撰写《国史大纲》一书，实自梦家此两夕话促成之。
其教学相长如此，亦可见钱老夫子对这一对知书识礼素养有加的人间佳偶，自有其优良美好之印象也。
20世纪40年代中期留学于芝加哥大学……（左为陈梦家，右为陈梦家之弟）
其中有关赵女史“勤读而多病”一说，则不难于吴宓先生（1894年8月20日—1978年1月17日）日记中求得一些实证。
1938年3月初，在从长沙到香港，再由香港经越南海防向昆明辗转途中，吴宓与陈赵夫妇先后有同舱同车之谊。
一日方开船四五个小时，因船体剧烈颠簸，“宓尚可安卧，而萝蕤等已病，且呕矣”，想来是病于晕船之故也。
3月6日，在进入中国云南边境的滇越火车上，“与萝蕤谈英国文学，及刘廷芳夫妇之行事，有为宓所未知者”。
后又有记：
“圆通公园则红墙金瓦，绿树碧空，极似故都中央公园，宓殊爱之，屡独游。
或与诸友同游。
其后毛之水、程毓淮二君，租居园内。
宓更屡过，且与梦家夫妇，在二君室中茶叙……”，又有为推荐赵萝蕤担任云南大学英文讲师事，而至云大访问熊庆来校长。
其后遂有精彩笔墨云：
萝蕤到此即病。
宓三月九日由云南大学归，即至登华街联大女职员、女学生宿舍报命，萝蕤隔帷而语。
旋与其弟景伦同迁入陆军医院。
梦家导宓往探候……及梦家夫妇奠居于林同济寓宅之另一座房中，宓数往访，且与子水在其家晚餐。
萝蕤自治菜饭，叹言：
“淘米烧柴半日，已苦死矣！
”
梦家、萝蕤夫妇，寓居城内桂林街14号楼上。
房屋陈设均甚敞洁而华美。
宓间往访，与萝蕤谈文学，并借书与之。
萝蕤后（于）梦家，偕张遵骝来蒙自，宓亦迎于车站。
吴宓先生对于这一位女弟子的关心爱护，显然是诚恳备至的。
3月31日晚，吴老师将随西南联大文法学院迁往蒙自之前夜，在“共和春酒家”设宴告别贺麟、毛子水诸友好时，还特意请来了时任云大文法学院院长的林同济教授（1906—1980年）夫妇以及陈梦家夫妇等同席，“盖宓欲林君助萝蕤谋得英文教职也”。
作为主人，他周旋席间，竭力营造欢洽气氛，竟至散席时已有醉意了。
对于这一时期的生活，赵萝蕤在《我的读书生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也自有忆述：
从“七七”事变以后，我一直是失业的。
当时西南联大继续清华大学的老规矩，夫妇不同校……而且那时物价腾贵，金圆券不值钱，教书还不及当个保姆收入多，因此在联大的八年里我基本是操持家务。
我是老脑筋：
妻子理应为丈夫作出牺牲。
但我终究是个读书人。
我在烧菜锅时，腿上放着一本“狄更斯”。
至于钱老夫子所说的当年“燕大有名校花”一语，我于今春重读浦江清先生（1904年12月26日—1957年8月31日）日记时，无意中得一旁证：
那是一九三一年元月十三日晚上，在燕京大学姊妺楼，曾由陈仰贤同学将那位“燕京皇后”悄然指点给他一睹风华……推想当时情景，两人间不免还有所品评和议论，不过浦君未录其时私语。
至于“追逐有人”之说，如今时随境迁，已是指认为难了。
“我是老脑筋”，“我终究是个读书人”，“我在烧菜锅时，腿上放着一本狄更斯”……由赵萝蕤的自述，笔者似乎找到了解读其“才学人生”的一枚钥匙了。
（一）
《我的读书生涯》，是1994年春夏间，北京大学中外妇女研究中心为即将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发动征文时，年已八旬的赵萝蕤教授写出的一篇回忆录，随后收录在公开出版的征文集《她们拥抱太阳——北大女学者的足迹》（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版）之中。
当随后北大出版社后来要结集出版她的代表性论著文集时，这篇文章被冠于卷首，并以之为书名。
可见“读书”是作者最美好的回忆，也是她晚年所认同的自己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本原。
刘树森先生在《我的读书生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编后记”中说：
本书汇集了赵萝蕤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著述中择选出来的34篇文章，是作者个人的一部文集。
在文学翻译界、英语教学与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赵萝蕤先生均以其学术业绩闻名已久。
以其翻译成就而论，从30年代的《荒原》到90年代的《草叶集》，口碑历来不同凡响。
就教学建树而言，赵先生执教50余年，至今仍在指导研究生，受益者难以数计。
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有赵先生担任主编之一的两卷本《欧洲文学史》及其诸多文章行世，研究成果在很多方面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文集可谓赵萝蕤先生治学数十载的写照。
读其文章，可知其人，可领略其治学之道。
赵萝蕤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同他父亲赵紫宸先生（1888—1979年）以自己的见识和学识，给予她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赵紫宸出生于浙江德清县新市镇一个贫寒的家庭里。
1914年东吴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1932至1933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主讲中国文学。
回国后先后在东吴大学、燕京大学任教授，冰心、雷洁琼、费孝通等都为其门下弟子。
关于这个赵家祖居之地，赵萝蕤的印象是：
“那时我已和陈梦家结婚。
新市镇是水乡，物价低廉，生活极丰盛，天天吃的不是鱼就是虾。
又因无书可读，空闲太多，因此或在桥头看赶鸭子过河，或看着一担担蚕丝茧子从门口挑过……”，这是她1937年7月为避日寇战火，逃难返乡时的见闻。
五年后，她在1942年11月23日的《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发表了《浙江故里记》一文，对此故家之乡的人情民俗有过深情的纤细回忆。
1912年，赵萝蕤出生在杭州，从此她获得的是良好的家庭教养和优越的知识教育：
我在苏州圣约翰堂附近的幼稚园玩了三年，七岁进景海女子师范学校的一年级，并在童年开始学英语。
父亲1914至1917年留学美国，因此我一进小学不但学了英语，还开始学弹钢琴，完全是美国的那一套。
但是父亲又是个祖国文化修养极深的学者。
他怕教会学校不注重祖国语言的培养，又亲自教授我《唐诗三百首》与《古文观止》，而且吟诵起来像是在唱歌……12岁那年，苏雪林女士（绿漪）到我班上来教国语。
她重视写作能力，我的作文常常受到她的双行密圈……六年级时我的语文成绩被评为全校第一，甚至超过了高中三年级的同学。
十六岁了，赵家有女初长成。
1928年，豆蔻年华的赵萝蕤，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
她回忆说，“那时中文系的名教授很多”，有郭绍虞、马鉴、周作人、顾随、谢冰心等，她顿时优游在中国文学的海洋里；可是当二年级读毕，她却在美国籍教师的劝说下，转系读了英国文学，“那时的学校是很自由的；学生除上课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
我酷爱读小说，便从父亲的藏书中选读了狄更斯、萨克雷、哈代的小说，家里没有的就到图书馆去借。
后来桑美德教授开了一门小说课，我选修了，但是她要求读的小说，我差不多都已读过。
在大学的四年中，我选了多门音乐课，并继续学弹钢琴”。
1932年夏本科毕业时，赵萝蕤刚好二十岁。
于是在父亲的鼓励下，她投考了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学英美文学。
才貌双全的女生，自多人间偏爱。
自入清华始，赵女生就不断得到老师们的照拂和赏识。
她回忆说：
当时研究所除英语外，还要考两门外语。
法语及格了，德语却吃了一个零。
但是我英语考了一百分。
吴宓老师说：
“行，德语等入学以后再补吧。
”于是我被录取了，还得了一年360元的奖学金。
我对父亲说，“我不用花你的钱了。
”那时小灶食堂一个月才花6元，还有24元零花钱。
在清华大学三年，她听了吴宓老师讲授的“中西诗比较”、叶公超老师的“文艺理论”，以及美籍教授温德老师所开的各种法国文学课程。
由着自己的兴趣和学科指引的方向，赵萝蕤努力求学求知，而机会总是会给予那些不断努力进取着的有准备的人。
研学到第三年级时，良机天赐了！
应时在上海的戴望舒之邀，此前“没有作过任何形式的翻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只知一味读书”的赵女生，开始了艾略特长诗名作《荒原》的翻译工作，并在温德教授指导下，完成了作品“译者注”部分。
译诗在1936年由上海新诗社出版。
关于这位兴趣广泛的单身汉教授，赵萝蕤晚年在《我记忆中的温德老师》中描叙道：
温德老师法国文学的知识很丰富，后来我还念过他的波得莱尔、司汤达、梵乐希等课。
他讲课十分传神，通过他的讲课，也随着我的鉴赏日益成熟，我对波得莱尔的诗歌养成了强烈的爱好，甚至梦想到法国去留学……我想他最主要的活动还是读书。
他的头脑十分灵活，没有他不愿涉猎的园地。
他听说我在美国读了些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于是他也读起来，而且偏到一些次要著作。
我喜欢去找他聊天……
素谙现代文学作品资源的姜德明先生，知道赵萝蕤早年写过不少白话新诗和散文，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争期间和五六十的年代“运动期间”，剪报都早已散失，“再也找不回来了”，感到十分惋惜。
在读到发表在1994年2月5日《文汇读书周报》上的本文以后，他特别赞赏其“为文的真诚”，说她的文章“淡雅朴实，没有多余的废话，但充满了丰富的知识和细致的分析、观察”。
为此姜先生对于北大版《我的读书生涯》没有“多收几篇散文”一事更感遗憾了，但作者的回答是：
“下一本就该是散文了”。
于是姜先生推测，也许她自己曾编选好了一部什么散文集了……可惜的是，至今未见有出版的任何音讯。
假如书稿确已成编，出版社再不印行的话，也许其问世就愈来愈无望了。
——因为不过十来年的工夫，眼见着中文阅读界的壮力军，已经从“读文字的一代”快速进化到“读图的一代”和“读数（数字化）的一代”了——他们越来越与伴随着白纸黑字长大的“读书世代”（父、祖先辈们）的学习传统绝缘啦。
（二）
赵萝蕤在《我与艾略特》一文中说，最幸运的是，她请老师叶公超（1904年10月20日—1981年11月20日）写了篇序。
“这篇精湛的序远远超出了我当时的水平，使译本生色许多，而当时的叶老师还是个才华出众的青年教授”。
有关这位“叶老师”，赵女生自然记忆深刻。
她在晚年所写《怀念叶公超老师》一文中说：
“我在燕京当学生时，曾在朗润园的草坪上演出过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1930年5月21日——引用者注），充当女扮男装的罗莎林，那时候听说过叶公超老师也来看了，并且有人指出：
‘呶，那就是他！
’”而，“当他的学生则是1932年以后的事”：
我是个拘谨怕羞的姑娘，严肃安分得像座山一样，而他那时还没有结婚（作者时间记忆有误，叶先生娶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袁永熹（贵州修水人，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与叶先生成礼于1931年6月30日——引用者注），我只是偶然到他那坐落在北院的家里。
他的屋里的书架遮满墙壁，直碰到天花板。
我上的课是“文艺理论”……作为老师，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不像后来我自己当老师时恨不得字字句句都早早准备好才上堂去。
他只是凭自己的才学信口开河，说到哪里是哪里。
反正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用十辆卡车也装不完的……我在请他写序时，他说：
“要不要提你几句？
”我那时年少无知，高傲得很哩，回答“那就不必了”。
现在想起来够多么愚蠢，得他给我提些意见，不管是好是坏，该多么有“价值”呢。
那家居生活场景的雅致，让这个书香之家出身并见过世面的赵女生也心有羡慕起来。
那个“家”在位于前铁匠营的一所开间宽阔的平房里：
“书，还是书是最显著的装饰品，浅浅的牛奶调在咖啡里的颜色，几个朴素、舒适的沙发、桌椅、台灯、窗帘，令人觉得无比和谐；吃起饭来，不多不少，两个三个菜，一碗汤，精致，可又不像有些地道的苏州人那样考究，而是色味齐备，却又普普通通，说明两位主人追求的不是‘享受’而是‘文化’；当然，‘文化’也是一种享受。
”
对叶老师的垂注置若罔闻，其实是有其特别的心理背景的。
赵萝蕤说：
如果说叶老师什么地方有点令人不十分自在的，也许是他那自然而然的“少爷”风度，当然决非“纨绔子弟”的那一种。
也许他的非凡才华使他有时锋芒毕露，不过绝没有咄咄逼人“拒人于千里以外”的味道。
人们还是喜欢听他那天南地的神聊。
我这位老师的“修养”是不凡的。
也许正是叶老师那点令一个拘谨怕羞而又严肃安分的女生，多少感到有些不自在的“少爷”风度和出众才华，使得赵萝蕤对这位老师多少缺少信任感，以至于“只是偶然到他那坐落在北院的家里”，这也许很令叶老师郁闷。
尽管他对于这位女弟子从来都是青眼有加的。
在流逝了多少个岁月之后，赵萝蕤还印象鲜明地铭记着叶老师当年赠送给他们夫妇的新婚礼物：
一个可作灯具的朱红色大磁瓶，一套带着硬壳的精装本哈代诗剧《统治者》，以及一个单人沙发床。
1932年9月，陈梦家由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刘廷芳教授推荐，入院学习。
在学业上很快为院长赵紫宸所看重，而一袭长衫，黝黑的脸庞中似乎成天散发着中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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