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江口库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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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库区
丹江口库区：
半个世纪两次大迁徙
“舍小家，顾大家。
”江成华的声音陡然提高了八度，语气中掺杂了一份难以名状的情绪。
3月25日，他刚刚签订了一份关于移民搬迁的合同。
几天之后，他就要离开故乡，举家迁至湖北宜城邓林农场。
作为丹江口库区的一名普通百姓，江成华只是33万移民中的一位。
在南水北调工程实施之后，命运的指针将他们的人生指向了另一地方。
移民一直被视为政治中的“政治”，南水北调移民工程的进度快慢，甚至可以左右北京市民何时喝上一口丹江口水库的清水。
尽管过程艰难，但毕竟已经开始。
这一方面取决于移民政策的人性化，一方面取决于移民群体服从于大局的思想意识。
丹江口库区，半个世纪，两次大迁徙，不一样的历程，折射中国移民由粗放到细化、由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路径。
怀家沟村的一个下午
江成华终于签了4份移民合同。
这个下午，记者见证了怀家沟村的若干细节。
3月25日下午1点，张光荣、曾国平、郭勇、赵奎4位移民干部来到江成华的家中。
每个人手里提着几个纸袋子，装满了资料、合同。
这天，村民江成华终于提笔在合同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同意搬迁。
合同共有4份，分别关于外迁安置、线上资源补偿和土地解除、安置销号。
签了合同，意味着江成华在怀家沟村赖以生存的所有资源，包括户口，都没有了。
4份合同中，外迁安置和线上资源合同属于给江成华的补偿。
其中，外迁安置补偿合同显示，江成华将获得移民补偿资金74053.76元，江成华一家应在3月31日拆除旧房外迁安置，同时可获得每人2000元的现金奖励。
江成华有11.22亩线上挂果橘园，按6212元/亩的标准，获补偿69698.64元。
这并不意味着江成华就可以拿到这么多现金。
因为，在安置地湖北宜城邓林农场二分场，江成华建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屋，每层楼房88.47平米。
根据政策，国家对房屋补偿费用不足人均24平米砖混房屋补偿标准的移民户进行差额补助，江成华可获建房困难补助5477.67元，其余超出的面积部分需要他自己掏钱。
172米线，就在江成华房屋后面的山坡上。
这是丹江口大坝加高之后的蓄水高度。
怀家沟村是丹江口市均县镇库区边的一个村庄，全村共1300余人，因为南水北调，需要搬迁194户812人。
走进怀家沟村，颇费了一番脚力。
道路坑洼不平，记者所乘坐的四轮驱动越野车最后不得不中途停车，大家都下车步行。
年久失修的道路和沿途摇摇欲塌的土砖房屋，表明了怀家沟村的特征：
这是丹江口库区典型的移民村庄。
事实上，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长江委就派人在库区测量水位，划下172线，随后下达停建令。
时间仿佛在这里停滞，近二十年来，“移民”两字悬在库区百姓头顶。
江成华的房屋外面糊着泥巴，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物品，显得非常破旧。
而近邻杨云中的家更不乐观：
一面墙向前突出，几根大树形成支架，顶着它，树干中部再吊上数块篮球大小的石头，以此来延续房子的寿命，爬满四周的裂缝，可以伸进拳头。
“迟早要搬走，几十年都没有修过，”杨中云解释说：
“这套房子年龄超过了我的婚龄，现在，我最大的女儿都满25岁了。
”
村里的小学教室依旧还在，只是人去楼空，孩子们都搬到了镇上，现在，只有几户房屋更为糟糕的住户，在教室安家。
这个下午，怀家沟村即将搬迁的村民正在忙碌。
70岁的罗金才正在做一张床板。
60岁的江春林也在家整理行装，忙了一整天，大量的木板被捆扎起来，“要带过去烧”。
41岁的江正芬在晒着太阳，织着衣物。
门前摆放一堆木椅，散发着一股桐油气味。
江说，因为要迁入的邓林农场位于平原地带，木材比较贵，爱人李来平特地打了20把木椅，准备带往新家。
“你看，有个啥子嘛？
”江正芬向记者指着自己的家，她称它为“棚棚”。
早在五六年前，江正芬家的土砖屋就倒了，只剩下一面墙，两边用树干顶着。
江家没房住了，才在旁边盖了这个不过十来平米的小“棚棚”当卧室。
里面非常简陋，唯一值点钱的东西是一台电视机，还是1992年买的。
一张床板，一个小木柜，一台电视机，20把木椅，这几乎就是她一家将要带往安置地的全部家当。
争议与解决
村民的普遍心态是多争取一点补偿，在测量、登记时发生争议在所难免。
线上与线下补偿争议得到解决，亦是移民得以推进的重要方面。
怀家沟村1组45户村民的移民事宜，由丹江口市国土局和编办5名工作人员包片。
移民干部张光荣说，三峡移民平均每户要跑100趟，他们这里，一户要跑50趟。
算下来，平均一天要步行60公里。
进驻怀家沟村后，他们首要的任务是与搬迁户签订建房合同。
在安置地，搬迁户需要自助建房，同时，抓阄选房。
在张光荣看来，62岁的江成华算是好说话的，属于“识大体、顾大局”的村民。
2009年6月18日，江成华签订了建房合同。
紧接着，张光荣等人开始测量江家171米线下线上（注：
蓄水线为170米，测量时抛出一米风浪线，但房产量到172米）的资源实物，并一一进行登记。
这是一项相当繁琐的工作。
张介绍说，所有的实物指标都要进行核对，要看具体的东西，要一一登记和测量。
比如，橘园及橘树的数目，橘树又分大中幼三类、分为挂果和未挂果两种；房屋分正房、偏房、杂房，又分砖木结构、砖混结构；林木分为成材林、未成材林；其余，电视、电话、电视接收器、猪圈、灶台、粪池、坟墓等等。
“村民的普遍心态是多争取一点补偿，在测量、登记时发生争议在所难免。
”移民干部邱元生介绍说，线上资源如何补偿一度成为移民工作的最大问题。
邱元生是丹江口市2009年展开试点移民时驻村的市法院法官。
去年12月8日，他送走了第一批移民。
“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邱介绍说，比如，有的村民十几亩橘园，线上线下皆有，移民后，线上资源无法带走，他们要求获得补偿。
但当时，国家只对线下资源的补偿问题予以明确，而对线上资源没有说法。
2009年8月，湖北省出台新政，线上与线下补偿标准一样，线下资源由国家出资，线上资源补偿则由本地市镇两级政府负担。
对于库区任何一个县市来说，线上的补偿都是一笔庞大的资金，只能依靠贷款解决。
据估计，整个丹江口市贷款6个亿还不够。
另一方面，因为安置地建房进度太慢，又滋生了新的问题。
张光荣等移民干部所要面临的问题是，多数村民因少收了一季庄稼而讨要生活补助和误工费。
“这是当前移民工作的最大难题，”张光荣说，“拖这么久，现在基本上是围绕这个焦点。
”
时间与耐力的考验
移民工作的推进，与移民干部的人性化温情化的点滴渗透分不开。
这是另一个“移民”大部队，也是一个易被忽略的群体。
2009年5月中旬，国务院南水北调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向外界公布，中线通水时间从原定的2010年推迟到2014年。
其中，“移民及土地征迁工作需进一步落实”成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库区需移民搬迁33万人，这是中国近年继三峡移民之后又一个大规模的移民工程。
移民的进度快慢，甚至可以左右北京市民何时喝上一口丹江口水库的清水。
面对巨大的移民压力，地方政府均把移民当作“天字号”工程，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
压力层层转加，驻扎农村的移民干部负重前行。
2009年，丹江口市均县、六里坪、习家店三镇被湖北省列为移民试点乡镇，开展移民试点工作。
丹江口市出动全市120个单位，每个单位抽调3名干部，进驻村庄，全职搞移民工作。
自去年4月7日入驻怀家沟村1组以来，行走在山间坑洼不平的田间小路，挨家挨户做工作，是张光荣等移民干部日常生活的常态。
2009年3月30日，丹江口市启动了规模更大的“千队进村，万人入户”的移民工程，达到一名移民干部包三户的标准。
这是另一个“移民”大部队，同时也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群体。
一位移民干部对记者说，大家关注移民的艰难推进，却很少关注扎在农村推进移民工作的移民干部，以及他们身上所背负的压力，“事实上，我们如果没在预定时间说服移民搬迁，平时工作再好，也是白搭”。
邱元生是丹江口市2009年展开试点移民时驻村的市法院法官。
去年12月8日，他送走了第一批移民。
邱曾经是法院的一位庭长，也曾调解过一些矛盾复杂的案件，但是，他一开始也不顺利。
“其实，老百姓内心也早就知道要搬迁的”，邱说，做移民工作，从大的方面讲，老百姓对于南水北调这一国家工程都是支持的，只是在测量和补偿上，会有不同意见，他的工作大多数是要让他们明白怎么搬、怎么补偿的问题。
另外，库区也可能滋生不稳定因素，因此，移民工作需要更加细致和谨慎。
政府的指导思想是，不和老百姓发生任何矛盾，政策范围内，该补偿的坚决到位。
政策文明，需要更人性化的操作。
移民工作的推进，与移民干部的人性化温情化的点滴渗透分不开。
邱元生说，在农村，移民干部都想了不少办法，比如，过年过节，给移民户买来一挂鞭炮、一副春联，提着一点礼品去串串门；平时，常到村民家中聊家常、套近乎；遇上红白喜事，送去一两百元礼金。
到了收获季节，邱元生会帮助移民收割。
“人都有感情，从陌生到熟悉，从对立到友好。
说白了，就是一点小恩小惠，拉近大家的感情。
”邱说。
武当文化与移民性格
对于移民的考验，是如何度过新生活的适应期，融入当地社会。
不管如何，新的时针已经开始走秒。
一只悬了近二十年的靴子终于落下。
进入2010年3月，丹江口市大规模移民正在进行之中。
这座因水而建、因坝而生的县级市，计划在今年8月31日前完成9个库区乡镇7551户、31293人的移民外迁安置工作任务。
算下来，每天平均有两百多移民走在告别的路上。
库区的人，对于移民一点也不陌生，他们中，相当部分的村民或者他们的父辈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移民，走过了半个世纪的艰难。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丹江口水库建设之初，库区就经历了一次大迁徙。
那是一个“大跃进”伴随“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
1958年10月，湖北、河南两省17个县10万民工以部队模式建制，挑着干粮和工具汇集丹江口工地，参与“腰斩汉江”大会战。
仅用了三个月，在当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的当天，成功拦截汉江。
随着丹江口水库水位渐高，湖北郧阳地区（今十堰市）和河南南阳地区三个县被淹，共需移民38万余人。
当时，对这一数量创世界纪录的移民如何安置，中央和省里并无方案，只是要求地方“想办法找出路”。
事后证明，决策者并不懂得移民工作规律，一切工作全靠政治宣传动员和行政强制力推动。
库区的此次大迁徙遗留了大量后遗症，部分被迁到外地的库区移民，历经磨难，有的辗转流离，最后还是回到了故乡，从零开始。
而那些固执地留在故乡的移民搬迁户眼看着水位不断抬升，淹没了自己的家园，而不得不逃离。
现在，对于库区百姓，平静而安逸的生活再次被打破，他们面临的是命运的再一次磨砺，重新出发。
“一方面，不愿意搬，一方面，又要支持国家建设”，在邱元生看来，库区移民经过情感的挣扎，绝大多数是服从大局的，老百姓的天平还是倾斜于国家的。
均县镇关山岩村村民卫良国在1974年就有过一次搬迁。
家里现在五口人：
婆婆、丈夫和两个年龄分别是9岁和1岁的孩子。
卫怕自己移民出去，生活会不习惯。
她说，库区山清水秀，空气清新宜人，经济收入较为稳定。
卫说，自己不想走是有道理的。
今年正月三十日，村干部带着村民去了安置地湖北枣阳探察，发觉没有想象中美好，“那里没有我们这么好的水和土壤”。
对于移民，中央的政策是“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
新的安置地，对于移民的考验是，如何度过新生活的适应期，融入当地社会。
卫还没有搬迁，就开始怀念起老均州城那时的繁华。
1958年开始修建丹江口大坝之后，老均州城被整体淹没，遗址就在山脚下的水库中。
古时，均州城是前往武当山朝拜的必经之路，有武当“九宫”之首称誉的净乐宫也被淹没在水底。
八百里武当，如今也成了库区。
丹江口市移民宣传组副组长陈华平说，明朝皇帝朱棣推崇道教，全国调集30万能工巧匠大修武当，库区百姓有不少人就是他们的后代，武当人的性格基因里，从来就有服从大局的观念，骨子里又受到武当山道教思想的潜移默化，“水无争而滋万物”，以柔克刚，性格坚韧、包容。
不管如何，新的时针已经开始走秒。
3月31日，记者见证了一场移民之旅。
几十辆车的队伍满载着移民和他们不多的家庭物品，向安置地宜城邓林农场开进。
33岁的文国英说，对于未来，她和她的家人还是有信心的，“只是猛然间要走了，还是觉得难过”。
新的家，地少，没有橘园，她或者去打工，或者学做生意，但都还没有想好。
不管如何，生活还得靠自己打拼。
在刚刚告别的家乡均县镇莲花池村，她的橘园今年还会挂果，也不会那么快被水淹，她觉得可惜，想能不能回来收一季，但随后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我估计不可能了，因为国家已经给了补偿”。
她又想起自己还有十几亩油菜地，花正开得美。
她决定在4月中下旬，回到莲花池村，收获最后一季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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淅川移民大记事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日，丹江口水库大坝破土动工。
★１９５９年１月，淅川县确定上集为新县城城址，１９７０年底前县城居民陆续迁至新城。
★１９６６年３月２日至４月５日，淅川县首批外迁移民１４８６８人搬迁完毕，分别安置在原湖北省钟祥县大柴湖区和原荆门县。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８日，丹江口水库落闸蓄水。
月底，淅川县马蹬以下被水淹没。
★１９６９年５月４日至２３日，鄂、豫两省在武昌举行丹江口水库移民联席会议，提出了“远迁不如近迁，近迁不如就地后靠自安”的办法。
自此，淅川移民不再跨省安置。
★１９７０年７月２０日，丹江口大坝浇筑至１６２米高程，第一期工程基本建成。
★１９７１年５月，河南省博物馆、长江委考古队河南分队与淅川县文物考古队联合发掘宋湾下王岗古文化遗址，出土大量新石器时代文物。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淅川旧县城全部被库水淹没。
★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２日，丹江口—淅川１１０千伏输变电工程开始施工，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２３日，丹江口水电站向淅川供电。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２１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丹江口库区，并作出了“库区发展旅游也很有前途”和“要发挥山区优势”等指示。
★１９９２年６月２１日至２３日，由原国家计委、水利部、长江委和北京、天津、河北、河南、湖北等省、市组成的南水北调中线考察组对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进行考察。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３１日，时任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在时任河南省省长马忠臣等领导的陪同下，考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丹江口水库的水量、水质情况。
★１９９７年１月２５日，长江委，省、市移民办、淅川县政府召开联席会议。
将淅川县滔河乡姬家营村、老人仓村和淅川县老城镇的狮子岗作为外迁试点村，总迁人数为３６２０人。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市政府召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工作会议，成立南阳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协调小组。
★２００２年５月８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到淅川县考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和移民工作。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７日，南阳丹江情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８日，“北京大学博士林”奠基仪式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陶岔渠首隆重举行。
★２００３年８月８日，省政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水质保护工作会议在淅川县召开。
★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０日，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基尧率中线工程考察组到淅川考察。
★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１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带领全国政协专题联合调查组来到淅川县，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工作进行调研。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５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考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库区移民情况。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６日，淅川县召开南水北调移民试点搬迁工作会议，拉开了首批移民搬迁安置的序幕。
涉及移民试点搬迁的有香花、马蹬、上集、金河、老城、大石桥、滔河、盛湾８个乡镇。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７日，河南省委、省政府在郑州举行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移民安置动员大会，动员部署丹江口库区移民安置工作。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６日至１８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深入我市考察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保护工作。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日至３日，省长郭庚茂、副省长刘满仓到淅川县调研移民工作。
50年来淅川的移民史
今年起，淅川将用5年时间完成15.6万人的搬迁，确保北方上亿人2014年吃上丹江水。
“高峰期每年的移民超过4万人，移民强度超过了小浪底工程和三峡工程，在国内外都是不多见的”。
1959年至1978年，丹江口水库初期工程淹了淅川县362平方公里土地，有500年历史的淅川县城沉入水底，20.2万人迁至他处，占动迁移民总人口的一半还多。
这是一部值得书写和记忆的移民史。
在将要续写的移民史中，国家提出库区移民安置“以人为本”，力避越搬越穷的现象上演。
2月2日上午，74岁的张建华陪着3个儿子在院子里唠嗑，逗小孙子，儿媳则蹲在地上织补渔网。
这是他们一家难得的团聚，平常时间儿子要出去挣钱养家。
他们是淅川县仓房镇沿江村的居民。
这个家没有院墙，抬眼望去便是水库，舀一瓢丹江水，走路用不了吸一根烟的工夫。
沿江村不像平原上的村庄一样聚居，农家都散居在柏树和野生树覆盖的山脊和山坡。
崎岖的水泥路，在你能看到农舍时就到了尽头，再走，便是陡峭的上下坡。
张建华和儿子儿媳住在一个院子里的3间堂屋和两侧的6间偏房里。
儿子们都没有搬出去，张建华说：
“政府说不定啥时候就让我们搬了，再说，这里找一个地方盖房很难。
”
沿江村并不富裕。
有的人家五六口人10多亩地，有的人家只有几亩地。
许多沿江村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水库养鱼、捕鱼。
10个移民试点村的人们马上要收拾东西搬迁，这里却风平浪静。
一位村民说：
“我们还没有接到搬迁通知，也没有做过动员，搬不搬、什么时间搬，还不知道。
”
张建华的房子和田地都在172米移民高程之上，他不知道会不会要求搬。
他说：
“只要安置的地方条件好，我肯定愿意搬。
”
172米高程距沿江村党支部书记万志斌的房屋根基可能有两三米。
他说，沿江村三面环水，上涨后更明显，山上的柏树种了三四十年，离张营渡口近，山清水秀大有开发农家乐的前途。
仓房镇移民办称，沿江村将来要整村搬迁，因为他们种的地、开的荒地都是林场的。
他们50年后又移民
沿江村有130多户，500余人，全都是返乡移民。
河南省南水北调办、省政府移民办主任王树山说，淅川库区15.6万名移民大部分属于初期工程移民。
这些移民有的是后靠，有的是从安置地返迁回来的。
丹江口水库初期工程移民从1959年开始，到1978年结束，历时20年。
其中，安置在青海省2.2万人，湖北省6.9万人，我省淅川县9.6万人，邓州1.5万人。
淅川县原移民办党委副书记岳文华说：
“淅川有青海支边移民、老移民和1~6批移民。
”
“老移民”是对1961年库区移民的通俗称呼。
当年，国家决定库区124米以下居民动迁。
时间仓促，“以水赶人”。
淅川26725人除了迁往邓县（今邓州市），就是投亲靠友。
正值壮年的张建华从李官桥携妻儿弃家去了邓县。
由于建不起房，生产生活困难，他和绝大多数移民都在丹江口水库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停建时返回原籍，临时搭庵棚等居住。
1964年，国务院批准丹江口水库初期正常蓄水位145米，移民高程147米。
“河南包迁，湖北包安”，于是，张建华一家在1966年迁往湖北荆门，这被称为“第一批移民”。
随后两年有了第二批、第三批移民。
3年时间，湖北荆门和钟祥接收了68867名淅川移民。
去荆门的移民属于整搬整迁，但是由于地界不清，和当地群众的争地等矛盾于1969年激化。
之后，政府决定将移民分散插队，这一做法使村民大批或整村逃回淅川。
张建华回忆道：
“我听说打架的事，觉得在那地方住不成，就逃回来了。
”
包括他在内的468名返迁移民就在水库边住下，4公里外的深水区以前就是李官桥。
政府不承认他们，因此没有户口，没有票证，没有粮吃，但是他们靠垦荒、打鱼生活了下来。
15年后，当地政府将该地命名为“沿江村”。
1969年，国家又决定将蓄水位提高到155米高程，长江流域水利办公室提出“移民远迁不如近安，近迁不如后靠自安”。
1971年，第四批移民10679人迁往邓县，其余在淅川县安置。
1973年，第五批移民24000人县内安置，或插队或后靠。
1976年，国家又将丹江口水库蓄洪能力提高到157米，第六批淅川移民25870人动迁。
绝大部分在本大队后靠安置，少数在本公社插队安置。
岳文华说：
“尽管有返迁，20年的移民总体上是成功的。
从无序流动、远迁省外到后靠自安、县内安置，移民工作越来越人性化，移民政策越来越好。
”
从青海到湖北大柴湖
青海支边移民，一度不被承认是丹江口水库移民。
这是淅川移民的特例。
1958年，丹江口水库开工。
上级让淅川县安置移民，但是县里没有具体实施办法。
1959年，淅川县决定从库区搬迁人口中完成8000人的支援边疆建设任务。
时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吃不饱饭。
当地适龄青年看到宣传发动，觉得离开家园不失为一条出路，于是，3.4万多名青年报名。
1959年3月，8008名青年带着配发的一件大衣、一套棉被，揣着2斤干粮、菜子等，拎着一两件农具如铁锨、锄、铡刀等，赴青海安家落户。
次年，支边青年的家属4709户、14334人随着迁去。
至此，青年支边共动迁移民22342人。
支边人员按军事编制生产生活，但是山大沟深不宜机耕，粮食减产，淅川带队干部在政治运动中又受到影响，这造成大批支边人员非正常死亡，大规模返迁很快出现。
据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大江北去》援引资料，这批移民死亡5400多人。
1969年时，留在青海省的只剩6000人左右。
这是一次特殊年代中的失败移民。
湖北钟祥大柴湖是移民迁移纪录片青睐的地方。
1966年~1968年，淅川44155人从美丽富饶的丹江岸畔走来，在一片芦苇森森的沼泽地里走过了近半个世纪。
这是常被汉水骚扰的无人区。
淅川移民来到这里以后，在芦荡里用芦苇秆儿抹泥巴盖起房子，开始建设新家园。
40年来，他们在荒地上开垦了近6万亩土地，人口增至近10万，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移民镇。
他们执著地保持着与故乡的最后一丝联系。
一直沿用着老家的地名，说淅川的方言，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与当地人不来往，不通婚。
因为家底薄、补偿低、居住条件差，如今人均收入仍低于钟祥市人均收入。
岳文华走访过此地上万户居民，他说，两省政府对移民还是负责任的。
湖北省一年扶贫2亿元，为缓解人多地少问题，迁出1万人到富裕村镇，一些工业项目也正在建设……
著名作家梅洁感叹道：
“淅川当年移民青海和大柴湖的历史惊天地、泣鬼神。
”
“我们关心民众的迁移问题”
据官方统计，由于部分出省移民返迁回流及人口自然增长，目前我省实有初期工程移民20.5万人，其中淅川县18.7万人，邓州市1.8万人。
河南省政府移民办主任王树山表示：
“初期移民人均耕地少，住房条件差，群众生活非常困难。
库周有5.1万人不同程度地依赖消落地维持生活，有6.7万人仍处于贫困线以下。
”
他说，初期工程移民的补偿标准很低，仅7070万元，人均只有560元，补偿与淹没损失形成巨大的反差。
据了解，当时各项淹没实物指标累计达7.4亿元。
淅川人民牺牲巨大。
王树山介绍，丹江口水库因坝体加高，淅川出现了二次移民。
这次移民充分吸取初期工程移民的经验教训，坚持以人为本，保障移民的合法权益，接受社会监督，确保“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
据了解，河南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征地移民总投资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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