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地区犯罪现状分析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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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年１至１１月起诉的被告人中外来人员有１５２２人，占总数的３２.７％，同比上升了４５.２％，20xx年有20xx年１至１１月有１９３７人，占被告人总数的３１.９％，下降了５.８％。

这四类人员的犯罪已成为我市治安的一大隐患，犯罪类型集中在侵财类案件，主要是盗窃和抢劫，在雨花台、玄武、秦淮等城郊结合地区尤为突出，如玄武区院办理的１１５名涉嫌抢劫的犯罪嫌疑人中有１０３名是外来人员，占９８.６％。

从１至１１月同期起诉数字对比看，无业、两劳人员人数在逐年增加，无业人员已超过被告人数的一半以上，这应该值得我们的注意。

、原省体改委副主任闫怀民受贿案，扬子石化公司房产公司总经理范启盛受贿１０１.０７万元案件等。

二、治理犯罪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近年来，我市政法机关认真贯彻“严打”方针，打击职能得到了全面发挥：

侦查机关调动了大量警力，超负荷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两级法院依法从重判处了一批犯罪分子，体现了法律的威慑力；

检察机关坚持从重从快方针，明显缩短了刑事案件的诉讼周期，迅速地办理一批重特大刑事、职务犯罪案件。

如“９·

１４”陈正平投放危险物质案，案发当日，检、法两家就及时地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公安机关在３天内将案件侦查终结，检察院在９月１８日收案后的第二天就向法院起诉，９月３０日开庭审判，犯罪分子在一个月内被正法。

政法机关对犯罪的高压态势有力地维护了我市社会治安的稳定，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在打击尤其是控制犯罪方面还存在的几个方面的问题：

１、执法理念还存在偏差。

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控制犯罪的理解存在片面性，单纯地以案件数量的升降衡量司法工作的好坏和专项打击工作力度的大小，客观上促使司法机关围绕数字做文章，放松了全面工作，忽视了对犯罪的预防工作，法律效果难以客观反映，政治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也难以统一。

在执法理念上的偏差主要表现在：

功能异化或者被削弱等都是导致犯罪增加的直接因素，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的治理措施力度不够大、效果不够明显。

虽然我们一直在开展诸如流动人口管理、创建无毒社区、预防青少年犯罪等综合治理工作，但打击、预防和综合治理等措施衔接还不紧，还没有形成统筹规划、有机结合、责任落实的合理格局，其直接后果就是对犯罪控制心中没有底，对稳定的追求往往通过经常地反复地打击来加以实现。

３、考核评估机制缺乏科学性。

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以打击人头数、查办案件数作为我们工作成果的衡量标准，以简单的数字相加作为考核评估的标准，却忽视了预防和治理的成效。

这种考核评估方法使一些部门和单位将人头数、案件数与经济利益、排名先后紧密联系，强调数字指标而丢弃预防和治理的基础性工作。

实际上，人头数、案件数的增加非但不能说明一个地区打击和预防工作做得好，相反却恰恰说明这个地区在社会治安方面还存在很多的问题，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

当然，有案不办，危害社会更是不允许的，关键是我们必须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看待刑事案件的发案率，而不应该片面地考虑数字的问题。

倘若一个地区社会秩序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发案率低则恰恰说明了我们的维护稳定的基础工作扎实到位，治理工作富有成效。

攀比人头数、案件数，结果是造成干警们超负荷地工作并承受极大的压力，不能实事求是地去开展工作，相反为了糊弄数字、应付上级而刻意搞许多脱离实际的花头。

除此之外还带来三个方面的负面效应：

第一是打击重点无法突出，办案单位将精力集中于办理简单的“一案一人一笔犯罪事实”的案件，因为这类案件办案周期短，投入少，却还有相应的人头数、案件数。

第二是打击不彻底，批捕一名犯罪嫌疑人后侦查机关就认为完成了任务，“人头数已经算过了”，不愿再将力量花在深挖余罪、补充证据和扩大战果上。

第三是增加了不必要的案件量和诉讼成本，轻刑犯的案件量大幅上升就是由此造成的结果。

为了要数字，有的随意启动刑事诉讼程序，把一些可作行政处罚的案件升格为刑事案件，更有甚者，有时出现公诉抢自诉的饭碗的怪现象。

三、犯罪的防治策略刑事犯罪是社会的毒瘤，是迟滞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

随着经济的发展，犯罪现象在一定时期内仍然突出，仅依靠打击是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的。

多年来打击犯罪的规律是：

打了一拨又一拨，铲了一茬又一茬，可谓层出不穷，源源不断。

因此，有效地控制犯罪的方法应该是打击和预防并重，两者有机地结合，就能有效地遏制和控制犯罪。

我们认为，今后政法机关要在犯罪控制上多下功夫：

１、转变执法理念，既要打击又要预防，打防并重。

就今后对刑事犯罪打击的重点来看，要继续突出对有组织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犯罪的打击力度，实事求是地从重打击，有一个打一个，绝不纵容姑息。

对量刑比较轻的刑事犯罪采取以预防和治理为主的策略，从而使刑事犯罪在整体上得到有效遏制，使刑事案件总量下降。

打击犯罪是不得已的，其付出的成本也大。

而预防虽同样要花费一定的成本，但相对于事后无可挽回的损失而言我们的付出还是必要的。

从这个角度看，预防对犯罪控制来说是经济的，与刑法的谦抑价值是相通的。

在当前社会犯罪处于高峰的状况下，预防犯罪显得更为迫切。

成功地预防一批犯罪行为的发生，降低刑事案件总量，这与我市创建全国最安全城市的目标是一致的。

反复地进行“严打”、专项斗争，社会对立面越多，不稳定因素就越多，而刑事案件数量随着打击的深入而不断地攀升，随着打击的结束而出现回落，只能说明犯罪的严重状态和处理方法不当。

真正把预防工作做到位，刑事案件数量相对减少就成为必然趋势，这才符合客观规律和稳定的要求。

就职务犯罪控制而言，打击和预防必须齐头并进。

一方面，我们将优化侦查机制，集中力量查办大要案。

针对当前职务犯罪跨地区、跨行业，案情复杂，牵涉面广，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日趋增强以及案件线索来源不均等问题，全市反贪部门应积极致力于在侦查指挥协调机制等方面的重大变革，探索和建立上下联动、横向协作的全市反贪侦查工作大格局。

一是建立侦查指挥中心，强化协调、指挥机制；

二是施行异地侦查机制；

三是形成全市反贪警力统一调配的机制；

四是坚持与纪委等职能部门密切协作，强化遏制腐败的协作机制。

另一方面，为适应职务犯罪预防的需要，从根源上治理腐败，使我市反腐败斗争形成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良性局面，我们需要建立健全有效的预防工作机制。

去年，我市成立了全市“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指导委员会”，进一步推动了全市性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发展。

当前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必须突出以下七个环节：

一是切实落实领导干部党风廉政责任制；

二是加快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的科学管理机制；

三是深入加强干部群各种政治思想教育；

四是全面推行“政务公开”、“企务公开”制度；

五是省市工委在国有企业中实行纪检监察委派制；

六是在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全面推行会计统派制度；

七是结合办案，做好个案预防。

打防结合，内外联动，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就能增强预防效果。

２、建议设立相应的刑事犯罪专职预防机构。

今年职务犯罪案件大幅下降，尽管有多种原因，但与职务犯罪预防机构的设立并发挥作用是分不开的。

受它的启发，我们也可以在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内部设立一个刑事犯罪专职预防机构，或在市综合治理办公室基础上，成立刑事犯罪预防局，并加强和完善相关预防犯罪的配套措施。

但应该看到，刑事犯罪的预防和职务犯罪的预防不能照搬其制度和体制，毕竟职务犯罪预防针对国家工作人员，主体单一且人数有限，而刑事犯罪预防却要针对所有的市民，各层面的人都有。

这样看来并不是面对刑事犯罪我们无法做任何预防工作。

前文所述，无业人员、农民、两劳人员、外来人员是刑事犯罪的主流，我们可以设想将刑事犯罪预防分为四个组，针对四种不同的人员，采取相应的措施分别预防。

如无业人员预防组，在掌握无业人员总体情况的基础上，深入到社区乡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文体娱乐活动、帮助其就业等，在物质上、精神上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使他们的“剩余精力”得到合理宣泄，而不致于去犯罪。

政法机关原先有一些综合治理的工作，也可以将它纳入到刑事犯罪预防工作中来，这样预防工作有系统性，便于指挥，同时也将有关的业务科、处从多头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搞好业务工作。

３、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估机制，以“三个效果”为依据全面衡量刑案预防工作。

长期以来，我们的办案部门将上级部门的考核办法片面理解为仅仅是个数字问题，由此造成凑数字、凑人头、等时间、搞“存货”等等为应付考核而疲于奔命的局面，而对刑事犯罪预防的许多基础性工作如对重点人口的管理等无暇顾及。

对于可捕可不捕、可诉可不诉的，检察人员碍于情面，考虑到相互配合，支持侦查机关，还是捕了、诉了。

结果付出了案件质量下降，群众不满意的代价。

因此，要以科学全面合理的考核办法，引导基层合理分配警力，加大防治工作的力度。

对此，市院郑鄂检察长曾经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多次强调办案必须始终注重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取其一舍其次都是不可能实现“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的。

我们的检察工作必须始终坚持把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服务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

我们的工作也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

４、转变刑事政策，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防治轻刑犯。

对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免予刑事处分等轻刑犯，在目前已占了所有刑事案件的七成以上，这已经表明目前的刑事政策的打击指向偏向了轻刑犯，打击重点不突出，应当加以调整。

目前应对青少年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初犯、偶犯，可以与被害人和解的犯罪以及边缘性犯罪实行宽松一点的刑事政策，在公诉阶段大胆地采用不起诉，在审判阶段大量地使用罚金刑来代替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以尽量减少或避免刑罚的负面效应，实现刑法的谦抑价值，减少司法资源的消耗。

采用追究刑事责任的手段不是调整社会矛盾的唯一方法，刑法的调整方法必须与经济、行政和道德的调整方法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调节社会矛盾。

当前应当建立和完善一整套与刑法相衔接的简易行政处罚制度，采用各种手段预防轻刑犯的产生，避免大量刑事案件拥入司法程序，节约司法资源，缓和社会矛盾。

５、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提高预测水平，为预防提供工作依据。

犯罪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环境下，会有不同的变化发展规律。

及时分析各时期的犯罪发展规律、准确地预测犯罪的发展趋势，为犯罪预防提供信息，能使预防工作更为主动、更有针对性。

当前我市一个突出的矛盾就在于失业问题，无业人员已占犯罪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要采取发展的手段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对无业人员的犯罪预防应综合运用多种配套的手段进行，如加快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率；

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帮扶社会弱势群体；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保护平等竞争；

加强基层社会控制力；

创造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的机会，减少对无业人员的“感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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