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略续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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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时国防建设的收缩幅度之所以会那么大，最根本原因还在于“缺钱”：
1980年中国GDP为3332亿美元，至1990年也仅为3638亿美元，当年外汇储备不过110．93亿美元。
实际上直到本世纪最初几年，如何“赚钱”和如何“省钱”都还一直是中国政府考虑经济问题的首要出发点。
即便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说，回顾几千年的历史，一直以来困扰中国的问题都始终是内政大于外交——外患无不是始于内忧。
对于一个业已敞开国门的国家而言，国内的稳定最终只能是建立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之上（当时有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和平演变）。
从这两方面讲，对于当时具体的国防项目的取舍，笔者自知没有发言权，但从总体大局而言，做出“国防为经济建设让路”的选择在当时的确是无法避免和迫不得已的。
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解决工业化问题，和所有的经济体一样，这就必须经过一个原始积累的过程。
从历史上看，原始积累的常规模式就是个由农业为工业作积累，再由工业“反哺”农业，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工业化算是“以农养工”的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同样，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一直在走这个路子，然而事实证明，在现代社会，这种积累模式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在中国，这套“积累——反哺”的反馈过程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相反却给农业工作制造了很多严重的问题。
当然，这里笔者所作的也只是个“事后诸葛亮”而已，正是近几十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才证明现代经济中“以农养工”搞工业化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
从现在的情形看，这个原始积累在中国是最终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来解决的。
1992年，随着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进一步放开，中国出现了经济过热的局面——不单是产品过剩，而且是产能过剩，当时的中国经济面临着硬着陆的危险。
作为应对措施，1993年、1994年两年，在收紧银行贷款政策的同时，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币贬值和制定鼓励出口的政策，开始将过剩的产能转向了国外。
从外部环境看，当时正赶上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和本国的资源进行产业升级。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发展；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集中资金与技术优势生产高端产品。
按照萨缨尔森的比喻，这种世界分工就是“最好的律师同时也是打字最快的人，却不亲自打字”。
单纯从个人感情上讲，笔者对这种国际分工并没什么好感，说白了发达国家就是冲着低成本去的，而所谓的低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人力成本（在服装之类的简单产业中尤其明显）——实际就是发展中国家贱卖自己的劳动力。
但是，发展中国家对此确实没有什么选择，市场经济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值差距是由潜在生产力供需关系决定的。
简单地讲，发达国家既能生产飞机也能生产袜子，而发展中国家只能生产袜子但又需要飞机，如此定价权自然就在发达国家手里。
这样的利润分配带来的一个远期后果就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
一个国家内部可以通过税收政策、社会福利，转移支付等手段来挫平高收入阶层，弥补低收入阶层。
但世界范围内不可能有这样的机制，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际间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要解决眼前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又没有太多的选择，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经就说过：
“我们准备好被剥削了，只是希望剥削得比较公平。
”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一起投入到了这轮全球化浪潮之中。
对中国而言，现在看来当时确实是抓住了一个机遇——对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优势在于人口素质较高；
就发展经济而言，传统东方文化的特性更为积极（相对说来，印度和东南亚人民就有些过干安贫乐道了，从经济发展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除了中国，日、韩也是正面的例子，以至于有“儒家资本主义”这种提法。
中国国内环境和周边环境都非常稳定，不像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民族、宗教冲突不断，各种“游击队”把政府军打得焦头烂额。
此外，中国政府属于“强政府”，具备极强的行动力，无论别人如何评价，但必须承认，在方向正确的前提下中国政府搞经济的效率是非常惊人的（就笔者所认同的一种看法：
西方国家社会体系的实质应该是由各个社会功能模块所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可以在少有国家干预的前提下自我管理运行；
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其社会体系更接近于一种“中心驱动”模式，这是由传承几千年的历史所决定的。
东西方两种模式只能说各有所长，而不能说孰优孰劣，拿所谓的“专制”、“民主”来套则更为荒唐。
事实上，就主要几个东亚经济体来看，除香港受英国影响外，日本的经济活动中政府的调控占到了50％，社会力量仅20％，其余由市场调节：
韩国的国家因素所占比例略低，但也有40％，社会力量占30％；
而在新加坡，社会力量调控仅占10％，政府比例高达50％。
这三个国家都不符合“小政府，大市场”的要求，而他们的经济成果却是有目共睹的，所谓“市场经济”，界定的关键不在于组织形式而在于运作方式）。
1993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就客观现象而言，可以拿“比较经济学”来解释。
所谓比较经济学，直接的表达就是各个国家在本国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强投入并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换，获得彼此的利益最大化。
这里，军事领域的一句名言同样也能拿来套用——“乞丐不和龙王比了”，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是拥有竞争力上的优势，掌握技术也好，自主创新也好，只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中国最早在国际市场形成竞争力优势的是纺织业这个低级别产业，除了人力成本外，上要优势就是前面提到的三条，再就是政府的出口退税政策。
谁都明白，技术含量越高的产业利润也越高，而产业所处层次越高，对经济的拉动空间也越大。
但是，高端产业的高利润伴随的是高风除和更长的利润回报期限，除非像核工业、航人业这类事关国家安全、不能拿一般经济标准衡量的产业，否则都需要一个既有的经济基础来支撑才有可能发展。
有了纺织业这个优势产业、获得了稳定的资金来源之后，这些钱又进一步投入到了来础建设和产业升级之中，到90年代后期，在更高一次的机电行业，“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形成了竞争力优势，至2004年机电产品出口额已经占外贸出口总额的54．5％，由逆差转为顺差，进而／2006年成为顺差主力。
至此再将中国制造与鞋于、裤”联系在一起显然已经不合适了，“以战养战”的良性循环由此迈出了第一步。
2001年“入世”之后，中国基本融入了国际大市场，在这种良性循环体系下，中国的产业升级一步一步地走了上来：
2004年中国造船业接单量达到世界第三，次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
2005年12月13日，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称，中国在2004年己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和其他信息及通讯产品的出口国。
2004年，中国在ICT（信息及通讯技术）产品上的出口额达到180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只有1490亿美元。
在产业升级的同时，基础建设也形成了良性循环：
获利——基础建设投入增加——进一步产业升级——再次增加基础建设投入……
现在看来，中国制造已经逐步从从单一的优势产业（都是较低级别的产业）拓展为一套低成本的工业体系。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低在人力成本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则拥有更完整的工业体系、更完备的基础设施和更高素质的劳动者。
上面的几组数据都截至在2004和2005年。
在下面我们会发现这两年应该可以算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性拐点：
2005年，中国贸易总顺差超过千亿，达1019亿美元，而2004年时则仅为319．8亿（另一说为321亿）。
贸易总顺差包含两块，即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90年代中国各个地方的政府都想法设法引进外资，引进来的主要都投入到了加工贸易中，原因是这一块投入成本低，无需自己建立销售渠道而且见效快。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加工贸易顺差中外资企业所占的比重通常都在7成以下（2000～2005年这6年分别为：
63．6％、67．9％、70．1％、74．l％、77．8％、81％），上文说“向发达国家贱卖劳动力”，主要就是指这一块，顺差很大但实际利润很小。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认定外资的标准和西方有很大不同，其中一条就是中方认定的外资方应以公司注册地为准而不以公司母公司注册地点为准，也就是说，中国公司在国外注册的分公司如果再回来和中国注册的公司合资也被算做外资公司（对中国外贸数据的统计国内外有时会有很大的差别盖源于此），所以那种“钱全被外国人赚去了”的说法也不能说完全正确。
长期以来，外资占大头的加工贸易一直是贸易总顺差的主要来源（2000～2004年的比例分别是89．l％、91．6％、88．2％、99．3％和98．6％），从2002年到2005年的加工贸易顺差分别是577亿、788亿、1065亿、1426亿美元，基本上每年增长35％上下，非常平稳。
而2005年，贸易总顺差跃上了千亿美元，这就表明以中资为主导的一般贸易至此己经结束了大额逆差，出口增速变大，进口增速减少。
就装备制造行业而言，金属加工机床2005年进口增幅降到了9．8％，2006年开始负增长……
从罗列出的这堆数字不难看出，以中国自身工业力量为基础的贸易模式在2005年之后己经基本可以独立完成“出口换汇——购买原材料和技术设备——再扩大出口”这一循环过程，中资开始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终于实现了一个质的下降。
同在2005年，国家外汇储备总额达8189亿美元，全年外汇储备增加2089亿美元，外储额首次超过了日本，居世界首位，之后又达到了现在的1．3万亿，国家手中的外汇已经从不足变成了过剩。
同时，全年各项税收总额达30866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至此，“赚钱”和“攒钱”已经不再是国家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了，可以说中国以出口导向型经济实现财富积累的原始阶段基本已经走完。
如果从互联网上查阅过去几年中每一年对下一年关于上述数据的预测，就会发现每次都是低估——这一积累阶段的完成速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计。
与此同时，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边际效应同样也开始迅速减弱。
从产业升级角度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过去以轻工业为主导己经逐步过渡到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阶段。
“虚拟经济”的兴起并不表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会轻易地让那些重要的战略产业向海外转移，过去总在说日本“以十多亿美元购买到了需要数千亿美元开发的技术”，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根本无法再现了。
且不说冷战的背景已经不复存在，仅在新的经济模式下，发达国家对技术专利的态度远比过去要认真，高端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甚至居于其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
如此一来，目前中国对美国的进口贸易中，除了农产品和波音飞机外，中国值得买又能买得到的东西开始变得少之又少。
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导向型经济和由此而来的超额外汇储备就无法继续为国家谋取更多的利益，相反，贸易顺差成了一种净损失甚至是国家经济的负担（早在2002年，这个观点其实就已在中国经济学界提出了）。
如是，再继续去牺牲环境、压缩消费（到2006年国内消费总额占GDP不到38％）来发展经济已经是很不合算也不合理的了，而拉动国内消费、改善社会福利、以“幸福指数”来替代GDP……这些都已是势在必行。
笔者听过这样一种说法：
“人民群众是伟大的，但有时人民群众也是不讲‘理’的”，其中这个“理”不是说觉悟而是指“理论”。
长远看，发展要得到认同只能是通过老百姓实际能感受到的利益，反过来说，那种一味要求人民“讲理”的“理论”也肯定不会是完善的理论。
2005年，中国经济由出日导向型向内需导向型转变的第二次转型已经浮出了水面，而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则是这一战略性转型开始的标志。
当时会议的焦点是“构建和谐社会”，这是一个更接近于道德范畴的提法。
如果从经济角度去分析，就是要将经济模式从积累型转变为消费型，将经济发展策略转变为内需导向型。
围绕这一战略调整，2006、2007年有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相继出台，农民工权益开始受到重视，外企开始增税，中企减税……到了今年7月23日，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2007年第44号公告，开始对加工贸易实施极为严格的限制政策。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所出现的变化远不止于这些，作为“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的战略方向也都随即发生了改变。
中国对外战略重心的转移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中美关系在中国对外战略中一直处于“重中之重”的位置。
随着金融和信息产业的不断壮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将层次较低的传统产业向运行成本比较低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由此掀起了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
美国在世界市场具有支配性地位，而中国自1993年以来凭借众多先天或后天形成的优势使得转移出来的这部分制造业最终聚拢在了中国，中美最终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经济共生”关系。
最初，在众多搞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国家中，中国的实力并没有多少优势，比之一些东南亚国家都还存在差距，因此中美交往中中国被动的成分还要大一些。
“9．11”事件之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就中国而言，经过几年的打拼，先天优势逐渐转化成了现实实力：
同一时期，俄罗斯经济在“休克疗法”中崩溃使中国得到了大量的廉价原材料和技术人才，之后金融风暴横扫东南亚，客观上又减少了中国的竞争对手。
凭借这股优势与机遇所形成的合力，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内建立起了“出日换汇一产业升级、基础建设一更高效的出口换汇”这样一个良性循环（多数一起搞出口导向经济的第三世界都没走到这步，要么己经垮了，要么还在继续贱卖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对外则凭借大量价格低廉的商品而成为平抑全球通涨的主力。
另一方面，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一场“通缩冲击”，格林斯潘顺势把美联储的利率降到了1％的超低水平，大量的美元被印制出来，全球经济一路走高，年增长达5％。
至2005年，被低通涨掩盖了四年的美元流通量过剩问题最终还是浮了上来，大量过剩的美元被用于炒作，期货市场平均价格被炒高了一倍——期货市场的作用原本是稳定商品价格，现在则成了价格波动的源头……。
从这个角度说，笔者并不赞成把现在美元贬值，石油、铜等物资的价格上涨归结成美国“遏制中国发展、掠夺中国财富”的又一个阴谋（相反这四年中国发展得很好）。
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美国向国家市场扔进了太多的美元，再深入一点则是为了弥补由于“双赤”经济使国内财政出现的巨大亏空。
截止到2007年4月25日，美国联储总资产8834．61亿，其中美国政府债务为7871．49亿，即美国中央银行资产近90％是政府债务。
联储总债务为8508．07亿，少于总资产，流动性过剩326．54亿。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世界货币体系的实质就是美元本位体系，这货币霸权就是美国霸权的基础所在。
一直以来，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都是基于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考虑来的：
其一是直接获利，就是要尽量地增发美元，走弱势美元的路子；
甚至不惜制造金融危机；
其二则是维持美元本位质体系，这需要美国负责任地增强实力，保持美元强势，维持全球金融稳定。
美国政们各个时期政策的制定正是在这两者间摇摆、平衡之后的产物，时而通过扩张获利，时而通过收缩来培本固原……总体看，这60余年的操作还是很成功的。
显而易见，现在的这种游戏是不能永远继续下去的。
欧盟、日本等几个大的经济体一直都在跃跃欲试，企图从美国手里再次分得铸币权——上世纪60、70年代美元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铸币权的部分流失。
美元一味贬值最终必然要断送掉美国的货币霸权，这丧失掉的不是眼前利益而是获利的体系，靠高油价以及美元贬值赖掉部分债务这些短期收益根本不能弥补这个损失。
就笔者的观点，以美国的综合国力论，现在就说美国即将“崩溃”显然是言过其实，但在这种情况下，从中长期讲，美国的确也需要出现一次周期性的收缩，以使美元恢复强势，确保货币霸权的延续。
这个大环境为中国的发展送来了最宝贵的东西——时间，美国经济周期性的衰退将为中国提供一次缩小与发达国家间力量差距的机会。
同时中美之间从动机上说，也有了进行战略合作的基础，比如在近一段时期台湾当局搞出的“公投”事件中，中美同时对***势力进行打压，其中的根源在于经济全球化使得可能发生的台海军事冲突的影响将会被放大到全球范围。
亚洲地区有3万亿的美元储备，其中仅中国手中就有1万多亿，对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忧虑将使得投资者不得不抛售手里的美元，这又会进一步加剧美元流通量过剩的问题，而这与美国实现“软着陆”这个长期利益是相背的，为了打消投资者的这种忧虑，美国必然的选择就是至少要在世人眼中和***势力“划清界线”。
2003年之后，中美关系基本上开始趋于稳定，到今天大的框架应该算是成型了。
我们这里说中美关系框架成型有两层含义。
首先，从中国的综合实力增强以及美国自身利于速求两方面说，在这段时期美国都不太可能选择和中国进行高强度的对抗，一旦这个框架被突破，对双方而言只能是双输的局面，两国间的战略博奕会相对理性。
其次，中国在中美关系中获益的上限已经明确了，在中国工业化走到重化工业主导阶段后，面对美国对高端产业技术的封锁和控制，在航空、电子、信息、制药这类领域，中国已很难从美国（当然也包括其他发达国家）再获得更多的技术或设备。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的对外战略也开始了新一轮调整。
2001年之后，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的是，中国在处理某些外部问题上已经不再那么低调了，在“韬光养晦”之外，“有所作为”的成分逐步提高了。
对此，除了可以用国力增长解释外，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既然中美关系框架业已确定，那么从国家利益上说，什么利益是可以在这个框架内部取得的、什么利益是居于框架边缘的，也就有了明确的答案，而后者的取得必然需要我们去主动进取。
框架的成型意味着两国对话、协调机制的完善和斗争中不确定性的降低，在这样的环境下，对很多问题反倒可以放开手脚。
西方国家间自冷战时期就存在这样一套内部协调机制，这使得在具体的利益矛盾中他们会有很激烈的斗争，但这种斗争又始终不会超越理性，能做到斗而不破，最终实现比较平衡的双赢。
在这一点上，西方国家确实比第三世界国家做得要好的多。
在中美关系逐步进人一个稳定期的同时，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战略合作又一次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重点。
2006年中国一东盟峰会、中非合作论坛的高调召开以及“和谐世界”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这一战略转变已经走到了前台，而事实上早在上世纪末，中国和第三世界的战略合作就已经逐步展开。
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最终取代了以西欧国家主导的殖民经济模式，世界政治格局随之重新洗牌，上世纪40、50年代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在这之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生活状况并未得到改善，甚至出现倒退现象。
前文中我们曾提到，东西方国家在经济运行上曾有两套各有优劣的组织形式，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在于因社会发展的滞后使社会力量不足以形成一套可以自行正常运转的经济体制，而他们的政府也不具备很强的行动能力（某些国家的政府连日常政令的下达实施都做不到如臂使指），因此无论表面上这些国家选择了怎样的政治体制，单从经济活动的组织体制而言都是“破而不立”的，而由于缺乏经济基础的保障，又使得这些国家的国内局势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这又反过来恶化其国内的民生状况，由此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难看的“死循环”。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又不得不把过去被赶走的“殖民者”重新请回来，以出售原材料来维持经济的最低标准运行，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西方国家对其前殖民地国家在政治、外交方面都还具有非常影响力的原因。
对于发达国家之于发展中国家，这里并不想过多地从道德角度来评判，笔者甚至愿意相信发达国家对贫穷国家减免债务、提供粮食和卫生援助是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的，至少应是其动机的一部分，毕竟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较高的文明阶段。
但是，仅从经济角度分析，西方发达国家高成本的工业体系意味着它与出售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剪刀差”是必然存在的，除非发达国家人民愿意大幅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当然，凭借发达国家高效率的农业，通过粮食援助的保障“边缘国家”民众的基本生存问题还是可以做到的，而现实也确是如此。
还存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其内部最初同样也没建立起有效的组织体系来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转，但发达国家仍旧愿意帮助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使之形成了一定的体系而不是孤立的“点”，产业链远比卖资源要长，情况自然比前面说的那种“死循环”状态要强的多。
抛开大国地缘政治不考虑，能有这种机会的国家必然要有丰厚的资源做基础才行，原因仍旧来自发达国家的高成本工业体系——由于成本高，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建立基础工业设施，除非特别丰富的自然资源作回报，否则支付上就无法完成。
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曾将国际贷款投入到基建上，而这种投入的回报往往是远期的，期间的维护费用因发达国家的高成本工业体系也是非常高的。
一旦国际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价格发生波动，这些工程往往就得半路下马，发展中国家会被逼到经济破产，最后发达国家还得减免债务。
因此，和发达国家“合作愉快”的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很多。
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对外战略的转向对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各项经济指标、国际政治影响力、综合国力等方面说，把中国归入通常意义的发展中国家其实并不合适，而算人均经济指标肯定也不能算发达国家，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应该和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都区分开来，单独算做一块，而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也不是简单的“南一南合作”或是“南一北合作”可以比照的。
2001年至今，世界范围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大大改善了出卖资源国家的经济状况，而制造业向中国的聚集使得中国成为这些国家最主要的顺差来源国，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二次转轨以及产业升级，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又一高潮已经开始，中国对原材料的引进会进一步增加；
另一方面，在为欧美国家大量提供低价消费品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从中国得到了质优价廉的机电产品。
这样的一“低”一“高”，使得“剪刀差”因为中国制造而人幅缩小了，这就使中国对外战略在发展中国家方向获得了突破口。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这一轮战略合作的基础更多地是立足于“利”而非“义”，在笔者看来这其中的的确确缺失了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的东西，然而必须承认，这轮合作的基础是非常可靠和牢固的——“义”的对象往往是对于某一特定的领导人或政党，而“利”则是而向个词家，对内部稳定性不好的国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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