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2转基因食品的问题与危害离你我有多远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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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初将基因改制技术实际投入农业生产领域以来，目前美国农产品的年产量中55%的大豆、45%棉花和40%的玉米已逐步转化为通过基因改制方式生产。
目前，大约有20多种转基因农作物的种子已经获准在美国播种，包括玉米、大豆、油菜、土豆、和棉花。
据估计，从1999年到2004年，美国基因工程农产品和食品的市场规模将从40亿美元扩大到200亿美元，到2019年将达到750亿美元。
有专家预计：
21世纪初，很可能美国的每一种食品中都含有一定量基因工程的成分。
其它还有阿根廷、加拿大也是转基因农业生产发展迅速的国家。
我国已经开展了棉花、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等方面的转基因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尤其是在转基因棉花研究方面成绩突出。
然而，真正进行大规模商业化的品种却并不很多。
真正规模种植的只有抗病毒甜椒和延迟成熟西红柿、抗病毒烟草、抗虫棉等6个品种。
有专家认为，我国同样也存在着大量的转基因食品，市场调查显示，在我国市场上70%的含有大豆成分的食物中都有转基因成分，像豆油、磷脂、酱油、膨化食品等等，所以很多公众其实是在不知不觉中和转基因食品有了联系。
另外我国一些进口食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
在我国流行的快餐食品店麦当劳和肯德基的食品中，转基因的含量也都很高。
从表面上看来，转基因作物同普通植物似乎没有任何区别，它只是多了能使它产生额外特性的基因。
转基因作物有三个主要特点：
一是对原始的野生农作物具有灭绝作用，一旦种植了转基因作物，野生自然的农作物将从此灭绝。
只要中国种植一次转基因水稻，就再也无法恢复传统的非转基因水稻，这一点已被实践证明，不再属于理论问题；
（揭幕内参：
转基因植物对农田生态系统Agro-ecosystem的影响：
增加杀虫剂的使用抗性的选择和转运到可相容的其它植物中
产生新的农田杂草基因流和杂交
转基因植物自身变为杂草插入性状的竞争
产生新的病毒不同病毒基因组和转基因作物的病毒外壳蛋白的重组
产生新的作物害虫
病原体-植物相互作用
食草动物-植物相互作用
对非目标生物的伤害食草动物的误食
卫生危害:
（1）未进行较长时间的安全性试验：
基因化食品改变了我们所食用食品的自然属性，它所使用的生物物质不是人类食品安全提供的部份，未进行长时间的安全试验，没有人知道这类食品是安全的。
（2）产生毒素：
基因化食品能产生不可预见的生物突变，会在食品中产生较高水平和新的毒素。
Losey,J.E.等（1999）报道，在一种植物马利筋叶片上撒有转基因Bt玉米花粉后，普累克西普斑蝶食用叶片就少，长得慢，4天的幼虫的死亡率44%。
而对照组（饲喂不撒Bt玉米花粉的叶片）无一死亡。
转基因作物产生的杀虫毒素可由根部渗入周围，但尚不清楚会产生何种影响。
（3）过敏或变态反应：
基因技术会在食品中产生不能预见的和未知的变态反应原。
据报告，对巴西坚果产生过敏的主体也会对用该坚果基因工程化而得到的大豆产生过敏。
科学家把巴西胡桃的特性移植到黄豆上去，结果却使一些对胡桃过敏的人在摄取黄豆时有过敏的可能。
植物凝血素（Lectin）对有些害虫来说是有毒的，转基因食品不得含有此类有毒物质。
（4）减少食品的营养价值或降解食品中重要的成份：
基因化的目的是去除或灭活人们认为不需要的物质，这些物质可能是未知的，但它是基本的。
比如它有自然的抑制癌症的能力（Pariza,M.W.，1990）。
美国的研究资料表明，在具有抗除草剂基因的大豆中，异黄酮类激素等防癌的成份减少了。
基因化食品的虚假新鲜感迷惑消费者。
具有芳香、有光泽的红色蕃茄能贮藏几周，但营养价值较低。
消费者在购买水果或蔬菜时，仅依靠外观和质地，因此，不能准确判定该产品的真实质量。
营养物质在环境中自然循环受到转基因微生物的干扰。
（5）产生抗菌素耐药性细菌：
基因技术采用耐抗菌素（如抗卡那霉素、氨苄青霉素、新霉素、链霉素等）基因来标识转基因化的农作物，这就意味着农作物带有耐抗菌素的基因。
这些基因通过细菌而影响我们。
英国的研究显示，转基因作物中的突变基因可能会进入到生物有机体，突变的基因如跨越种群和转移至细菌，其结果可能会导致新的疾病。
虽然这种机会可能性很小，但如出现无法治疗的并广泛传播的对生命造成严重威胁的疾病时，其后果不堪设想。
荷兰科学家发表在《新科学家》杂志的试验结果称，设计一人造胃，对人消化转基因食物的过程进行模拟，发现DNA滞留在肠内，同时一些转基因细菌能够把自己的抗生素抗性基因转移给人造胃的细菌。
如果类似结果发生在人和动物体内，就可能培养出功效最强的、抗菌素也无法杀死的超级细菌。
英国新食品和工艺顾问委员会就禁止一种用抗氨苄青霉素基因作标识的转基因改良玉米趋势饲喂牛，因其中含有的DNA仍保持原样，并有可能加速对抗菌素的抗药性。
（6）产生的问题不能进行追踪：
若不进行标识，我们的公共卫生当局就无力因出现问题发现其来源，潜在性的危害值得怀疑。
（7）副作用能杀害人体：
Mayeno,A.N.等（1994）报告，发生一种新的，不明原因的病症，主要表现为嗜酸性肌痛。
临床表现有麻痹、神经问题、痛性肿胀、皮肤发痒、心脏出现问题，记忆缺乏、头痛、光敏、消瘦（Brenneman,D.E.等，1993；
Love,L.A.等，1993）。
后查明系日本一公司生的基因化工程细菌产生的色氨酸所致。
食用者在3个月后发病，导致37人死亡，1500人体部份麻痹，5000多人发生偶尔性无力。
据测定，含量为0.1%便可杀死人体。
转基因食品对动物身体器官的损害，已经被英国知名生物技术公司的一份秘密研究报告证实。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普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怀疑：
1、产生毒素或增加食品毒素含量。
一些研究学者认为，转基因食品可能增加微量毒素的含量，严重的会导致某些遗传类疾病。
2、营养成分减少。
英国伦理和毒性中心的试验报告说，转基因食品中对人体有益的成份减少了12%至14%。
3、引起人体过敏反应，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
而天然食品却不存在以上的缺点，对人体是相对安全的。
我国食品安全专家叶永茂对此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转基因食品在理论上至少存在5大潜在危险：
产生毒素，引起人类致癌致畸或基因突变，导致人体产生过敏反应，引起食物营养结构失衡，使人体产生抗药性，使自然和生态环境失衡，现在欧洲许多国家因此抵制转基因食品上市。
”
经济观察报2月27日报道
转基因作物再起争议。
2月25日下午，国际性非政府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公布了其最新调查报告——《转基因作物的经济代价》。
2009年11月底，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获得中国农业部下属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安全证书。
这是中国首次为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书，也是全球首次为转基因主粮发放安全证书。
今年一月底出台的“一号文件”中也指出，要继续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抓紧开发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和生物新品种，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
此后，媒体与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作物的议论不断，讨论的焦点集中于转基因水稻的食品安全性，转基因作物是否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相关决策过程是否公开透明并保障了广大消费者的知情权，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是否会对我国的社会经济造成影响等。
近日在官方网站人民网所做的一项“您敢吃转基因食品吗？
”的民意调查中，5万参与调查的网友，有84.3%表示“根本不考虑，觉得没安全感”；
只有14.2%的网友表示“如果真的好，会考虑适当尝试”。
网络上流传着“抵制转基因，拒绝做小白鼠”的帖子。
不过，国内不少专家却大力支持转基因作物。
2月22日，农业部科技委员会委员、山西省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毅，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们为什么需要转基因——浅谈GMO的本质与必然》的文章。
文章指出，转基因是农作物新品种培育技术进步的必然，转基因技术是绿色农业成功的保证，转基因是提高中国农业竞争力的必需。
“我们需要的是用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转基因研究，大胆地使用转基因技术，推广一些已证明是无害的优良转基因作物品种，真正发挥其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
”文章说。
而绿色和平组织的这份最新报告，则总结了中国、美国等国家转基因棉花在内的转基因作物在田间的表现，包括对病害和天气更敏感，抗虫性和除草剂抗性不断增加，并不能提高产量，有些甚至出现减产等现象，并已经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
绿色和平组织经过调查指出，种植转基因作物，受益最大的不是农民，而是科学家和生物公司。
因为转基因技术具有专利权，科学家和转基因种子公司掌握着专利，将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
“绿色和平呼吁我国相关政府部门重视各地种植转基因作物的经验和已经出现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我国的转基因商业化政策，暂停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的商业化进程。
”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罗媛楠说。
附录：
《转基因作物的经济代价》摘要
1、中国转基因棉花失败案例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于1996年开始引进转基因棉花种植，目前已有10多年的种植历史，2007年中国种植转基因棉花面积达380万公顷，占中国棉花种植面积的69%。
但是目前，中国的转基因棉花种植过程中问题不断涌现，特别是2009年江苏省的棉花种植受病虫害影响损失严重，部分地区甚至减产绝收。
另据中国农业部发布的消息，2009年中国棉花的生产出现下滑，面积和产量减幅均超过10%。
由此可见，转基因棉花可能是造成此类问题的原因之一。
另外，转基因棉花的问题已经暴露，长期的安全性值得担忧，也将影响中国的棉花生产。
2、美国转基因大豆减产案例
据美国农业部的统计数据，在2008年美国种植的大豆95%是RoundupReady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达3060万公顷，产量达8054万公吨（美国农业部，2009）。
同样在2008年，美国的大豆产量由于产量阻碍造成的损失达400至800万公吨。
由此造成的损失比美国平均每年出口欧盟（370万公吨）或墨西哥（360万公吨）的量还多，甚至可能超过两者之和。
据估计，从2006年到2009年，美国的农民因种植转基因大豆而减产的量达3100万公吨。
在最近的4年时间里，由于减产带来的经济损失超过110亿美元（按农场价格9.65美元/蒲式耳计算）。
3、美国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问题严重
全球转基因作物商业公司巨头孟山都开发的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被设计为具有抗草甘膦（一种除草剂）的特性，但已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高温和干旱导致其除草剂抗性降低（Cerdeira&
Duke2006）。
孟山都与农民签订协议，在购买RoundupReady的同时，也要购买孟山都公司出售的除草剂“农达”（Roundup，主要成分为草甘膦）。
根据德州农民的投诉，在2004年和2005年，他们种植的转基因棉花由于草甘膦危害而损失惨重。
此外德州农民还指控孟山都明知棉花会受到草甘膦的危坏，但却没有公开此事实。
一个农民告诉路透社说“我们感觉孟山都一直都对我们说谎。
”另一个人说，草甘膦的危害使得他种植的RoundupReady转基因棉花的产量减少了近40%（Gillam,2006）。
4、美国转基因水稻污染事件
2006年8月，美国农业部的一则公告引发了全球大米市场的震动。
美国农业部称美国的水稻已经被一种由拜耳公司研发的未经商业化批准的抗除草剂转基因水稻污染。
由此引发的大米市场经济损失事件层出不穷。
整个美国大米行业的最大经济损失达7.41亿至12.9亿美元之多，其中包括对国外公司的赔偿费用和不确定的针对拜耳公司的法律事务费用。
但是，对于造成此次污染的原因至今没有清楚的解释。
5、加拿大转基因亚麻污染事件
在2009年，从加拿大出口到欧洲和日本亚麻种子中检测到转基因污染，引发了市场的崩溃，造成了加拿大农民的巨大经济损失。
欧洲的加工商和零售商同样也遭受了经济损失，很多国家的产品也被召回。
2009年9月，从加拿大出口到德国的亚麻籽首次发现转基因污染，市场也迅速作出了反应。
仅仅几天之后，萨斯喀彻温省的亚麻发展委员会主席的结论是“亚麻市场基本上已经崩溃”（Kuhlmann,2009）。
在年底，情况依旧没有好转，更多加拿大2009年收获的亚麻仍旧由于缺少买家而储存。
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较早从事转基因大豆与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以此透视中国社会结构和制度方面的现状。
相关学术论文包括：
《天使还是魔鬼：
转基因大豆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考察》等。
从中国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主宰中国人主粮的力量只有政府相关部门和有关研发机构。
其他的社会力量均告缺失，其中包括处于“无知之境”的消费者，缺少合法性发育不良的NGO组织，自身位于社会底层的农业种植者。
2009年11月27日，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
这是中国首次为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书。
作为转基因农作物上市最为关键的一环，安全证书的颁发意味着该品种的生产性试验结束并获得农业主管部门认可，技术方面的障碍基本扫除，接下来就可以申请生产许可证了。
已进入中国多年却很少为公众关注的转基因食品终于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并且导致争论的热潮。
以大米为主粮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和消费国，这是引发激烈争论的主要原因。
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闸门”一旦开启，人们必然要问：
食用这样的转基因主粮安全吗？
当下试验无害考虑了长远影响吗？
转基因作物对于生物多样性有所危害吗？
研发推广该品种的最大利益何在？
审批程序是否合法和透明？
国外资本集团有无什么企图？
……围绕着上述问题有人称“一场餐桌上的无硝烟战争已经打响”。
问题出在“悄然”而至
与任何新事物新产品问世一样，转基因产品也必然带来不同的看法和争论。
简单概括一下，持赞成观点的主要依据有：
（1）转基因技术可增加粮食生产、减少生产的投入，有助于解决世界范围的粮食问题。
（2）转基因农作物具有抗病虫害、抗除草剂的特性，可减少杀虫剂、除草剂的使用，有利于环境保护。
（3）转基因技术可以通过利用某些基因，增加食物品种，改善食物品质，使食物更加可口。
（4）转基因技术可准确地生产人类想要的动植物品种，克服传统嫁接及杂交技术的不确定性。
此外，癌症等顽症的治疗亦可望取得突破。
而持反对立场的观点则指出：
（1）转基因技术使不同物种的基因相互融合，而对其后果却无法控制，因而可能造成基因污染，引起生物安全上的问题。
（2）转基因食品可能存在毒性问题，对人的负面影响可能有很长的潜伏期，而其对人体的长期影响尚难以确定。
（3）某些人对转基因食品存在过敏反应。
（4）转基因食品的营养作用、对抗生素的抵抗作用、对环境的威胁等问题尚未得到证实或解决。
（5）一些实验已经表明了转基因食品的负面影响。
到目前为止，转基因食品尚未能从科学原理上被证明完全无害或确定有害，支持和反对双方都不能给公众一个明确的保证。
在这种情况下，依照国际惯例是将选择权交给消费者，由其自主做出吃或不吃的决定。
选择的前提当然是知情，是透明的决策过程和相关产品的标识制度，但是据报道：
“昨日上午（2009年12月1日），记者发现，在中国生物安全网公布的’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上，备受争议的转基因水稻、玉米‘悄然’出现在４３个品种的末三位。
如此“悄然出现”、“悄然批准”，公众何以知情？
又何以选择呢？
吃饭问题也是权力的问题
在科学技术尚不能给出确定答案的情况下，决定转基因产品命运的将只能是各国的社会结构性特征、制度安排、利益关系和文化传统了。
由此不难得知，关于转基因这一高科技生物技术的不同观点、争论和与之相关的各类政策、规则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本身的问题，而是有着各自潜在的、更为深刻和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原因。
在国际社会关于转基因的论战和博弈中，至少涉及到这样一些力量的较量：
国家利益——不同的国度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转基因作物的生产特别是贸易做出抉择；
开发转基因产品的大公司——无疑是这一新技术的最大获益者和主要推动力量；
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民（主要为发达国家中的富裕农民）——因其生产成本降低也是转基因作物的重要受益者，但是由于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地区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抗拒，他们也面临重新选择和调整种植策略的问题；
因食品安全的考虑拒绝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以欧洲、日本、韩国的消费者为主）；
以保护环境为主要目标的非政府组织（如以Greenpeace为代表的环保组织）——坚决而积极地抗拒转基因产品。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围绕着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产品，上述集团或组织依据各自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工具展开了被称为“全球食品战”的复杂博弈，时至今日仍方兴未艾。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转基因食品争战中处境独特，有西方学者用“拥抱”（embrace）一词形容中国对转基因产品采取的独特姿态。
从中国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不难发现，主宰中国人主粮的力量只有政府相关部门和有关研发机构，其他的社会力量均告缺失：
处于“无知之境”的消费者，缺少合法性发育不良的NGO组织，自身位于社会底层的农业种植者。
行政决策过程和高新技术开发都是权力的过程，二者相结合形成不无神秘感的知识－权力场域，这一空间是将普通民众排除在外的。
我们不时听闻一些“专家”对公众参与决策过程、发表意见的拒绝话语，而这种“内行”、“专业人士”的拒绝实际是站不住脚的。
转基因产品从来不只关涉科学技术问题，大众餐桌上的主粮当然不能由某个利益集团说了算。
消费者、农民、公民社会在转基因问题上的失语和无力，无不是中国社会结构性特征的反映。
至于有人认为，中国批准转基因主粮是美国操控的结果、其利用基因武器甚至可致我亡国灭种云云，我想就不值一驳了，美国再强大、再专横、再狡猾，恐怕也管不到中国人的餐桌上，中国人吃什么还是主人而不是外人决定的。
保证信息完整需要多元社会
许多外国人认为中国人胆大，在全球尚无一国以转基因作物为主粮的情境下，居然这么轻易、迅速地批准了作为13亿人主粮的水稻的转基因种植。
其实关键并不在于胆大胆小，而是在于决策机制不为人知，信息传播缺少透明，而这都与权力不受制约、权利无从保证有关。
如上所述，在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制度背景下，普通消费者实际上外在于知识－权力场域，即使通过转基因产品的标签制度将选择的权力交予消费者，他们就能够进行自主的选择吗？
他们有赖以做出正确判断的充足的信息吗？
他们具备选择的知识和能力吗？
更何况，科学至上的观念很容易使普通消费者对科技产品产生要么盲信要么恐慌的两极性反应。
而对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对专家权威的怀疑更会加剧这种反应。
科学神话亦完全可能崩溃于社会恐慌。
不知情的消费者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
另一种常见的反应是公众的冷漠。
转基因作物例如Bt抗虫棉、转基因大豆油、转基因番茄和甜椒等早在大约15年前就进入了中国，但却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市场上已有的转基因豆油的标签甚至不为消费者所知。
这是因为社会中存在着比转基因食品更为严峻和迫切的食品安全问题——三聚氰胺毒奶粉、“苏丹红”、“瘦肉精”……层出不穷的食物中毒、农药化肥污染、水资源污染、各类假冒伪劣食品和药品的直接危害，人们生活在一个高风险社会中，迫在眉睫的、直接危及生命的危险远比一种可能存在、尚未确知的未来危险更可怕。
公众能够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做出自主选择的前提是就某一新事物有多种不同的声音存在，是信息的完整、多样和充分传递，是可以参与和表达的决策过程，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社会，而这正是我们的社会所缺少的。
处于知识－权力场域之外的普通公众是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
在转基因领域，知识与权力的结合获得最为充分的显现。
而在其中公众不可能达致真正的知情，或者说他们的信息、经验和知识是片断或支离破碎的，无法形成完整的知识链条。
他们在面对转基因这种具有相当不确定性的陌生事物时的不知所措，正是被称为“基因暴力”（genepower）的知识－权力宰制公共生活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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