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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次国家教学成果的获奖的结果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还是很不平衡的，获奖的很大比例是在我国发达的省市，如江苏、浙江、北京、上海等，而我国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获奖的比例则很小，如云南、贵州、广西等省。
[2]因此，在奖励这些取得教学成果的高校的同时，国家也应该出台政策鼓励和扶持高等教育欠发达的省市，这样才能真正在做到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
3.李娜：
在第六届国家教学成果奖评对教学发展起激励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是我国高教界最重大的一个奖项，拿到这个奖，是学校教育教学的国家级成果的标志。
所以，在评选过程中出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比如为评奖而评奖，重申报轻建设，在申报材料下功夫，在实际应用欠推广，甚至出现个别人造假现象，这是违背这项奖项设立的初衷的。
在评选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到真实、公平、公开、公正，才能真正起到表彰的作用，才能真正促进高等教育教学水平的发展。
●贺祖斌点评：
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从创办之日起已经走过了20年，评选了六届，全国高等学校有数千项目获得奖励，改项奖励在高等学校和社会上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教学成果指的是反映教育教学规律，具有独创性、新颖性、实用性，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实现培养目标产生明显效果的教育教学方案。
获奖的教学成果代表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教学工作的最高水平，充分体现了近年来我国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
今年这届的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重点奖励具有创新性和推广应用效果好的成果。
这些成果能够针对目前高等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实施效果显著，具有创新点和应用推广效果。
在奖励成果的同时，我们更要看到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如教学结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
取得成果需要奖励，存在不足也需要改进。
二、北京大学自主招生试行“校长实名推荐制”
今年11月初，北京大学宣布2010年自主招生将在13个省（区、市）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获得北大“实名推荐”资格的中学校长可按分配名额推荐优秀学生，这些优秀学生将不同程度（如降分30分录取）享受“绿色通道”。
[1]到11月18日，教育部发出声明：
“北大的这一做法是对中国高考制度之改善的积极探索，为各类优秀学生提供了有益条件。
”北大此举的最大意义是高考制度改革做出了新的尝试。
1.廖容：
在社会呼吁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情形下，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项制度的推行是进一步推进自主招生改革的结果，其目的是探索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新模式，为不同类型优秀学生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提供平台和机会。
简而言之，就是能招收到更多具有潜质和特长的人才。
2.孟瑞：
北京大学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作为一项有意义的探索是利大于弊的。
首先，校长实名推荐制使那些综合素质更加全面、学科特长更加突出的优秀学生能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北大接受教育。
其次，北大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是建立和完善教育诚信体系的有益尝试，为不同类型优秀学生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
3.刘魁：
“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褒贬不一，在我看来，“校长推荐制”是招考制度改革的进步。
北大制定“校长推荐制度”的目的就是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新模式，探索之路出现一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对“校长推荐制度”本身的反对，而是应该充分研究怎样做才能保证制度公平、公正、有效的实施。
4.彭淑媛：
高考确有其弊端，常把一些堪称“偏才”和“怪才”的人才挡在了象牙塔之外，甚是可惜。
北大的做法，为这些人才提供了一个机会，但却需要有慧眼并且公正的人去运行这些权利。
从实际运行来看，校长们似乎也不敢贸然行动，一是害怕选错人，二是怕社会舆论压力、被误会。
所以，从北大方面、校长方面和学生方面来讲，都应把权利的细则、具体的要求考虑周全，才可能保障其有效实施。
北大试行的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这只是高考制度改革的一种新的尝试，我称之为“破冰之荐”。
目前中国教育存在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我们现行的高考制度。
高考制度改革对于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的指挥棒意义，是体现教育公平、社会公平的关键点。
目前高考制度改革正在摸索中进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引起社会对改革过程的理性分析与思索，也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下一步改革的顺利进行。
作为高校自主招生制度改革的新举措，在探索多元的人才选拔方式基础上，更要完善各项民主制度，使整个实施过程置于阳光之下，避免权力寻租。
“推荐制”是对中学校长个人信誉的依赖，是一个以个人信誉作保证的制度，强调校长在这项工作中的道德自我约束。
只有真正做到公平公正，才能真正选拔出一批素质全面、特长突出的优秀学生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
但如何对推荐入校的学生进行严格灵活的“因材施教”，也是高校人才培养制度改革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三、教育部部长更替引发民众对教育改革的期盼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10月31日经表决决定，免去周济的教育部部长职务，任命袁贵仁为教育部部长。
教育部长的换人引发了广大民众的关切。
新部长上任后，人民网开设《我给新教育部部长递个话儿》栏目,近17万网民参与了“你对新一任教育部长有何期盼”的网络调查，其中，“提高教师素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实现素质教育”、“提高教师待遇”、“治理‘校官’腐败”、“解决教育公平”成为网民“五大期盼”。
[3]
●评论：
1.徐秋玲：
教育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关注教育就是关注我们自己，关注教育部长换人，实际上也是关注当前的教育现状。
在周济部长任职期内，教育成就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但不容回避的是，存在的教育问题还是很多。
如教育评估引来的怨声载道，教育过度的行政化，教育的不公平现象，GDP每年都在增长，但上不起学的人（农民工子女）越来越多；
中国有世界最大的博士群体，但论文抄袭等学术不端越来越厉害。
这些都将成为新任部长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办全民满意的教育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新旧部长的交替上，但是我们仍然希望袁贵仁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贵人”，希望新任部长能够对中国教育做出更多的贡献。
2.马进：
袁部长在新上任后就提出要实现义务教育区域初步均衡，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纳入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划。
可见，对义务教育的关注就是对未来的关注，缓解教育公平问题将有利于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有利于基础教育更快更好的发展。
这些目标，是否能够如期实现，人民期待着！
3.兰香旭：
对于高等教育发展，袁贵仁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20余年间，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思考颇多。
他提倡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
他认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基础在大学，关键在政府。
政府要鼓励、支持大学改革和制度创新。
但是作为学者的学术研究和作为官员的政策实施是否能够统一？
我们拭目以待。
4.李娜：
“新官上任三把火”，袁部长在高等教育改革上十分强调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
虽然这一要求早有提出，但各地教育部门还未采取有力的措施来调整人才培养类型结构、专业结构，而且“就业难”现象依旧是高教领域十分棘手的问题。
因此，袁部长的这把“火”能否照亮高教改革的前途，我们期待着。
无可否认，周济部长任职期间有两大政绩值得肯定：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和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这是具有历史性的政绩。
[4]如果说上任教育部长周济工作的目的是实现“有学上”，那袁贵仁的课题就是实现“上好学”。
新部长上任,民众最大的期望就在于解决教育的积弊，为教育带来新生。
有高教观察人士日前发表文章，列出了袁贵仁面临的七道坎：
学前教育问题、发展不均衡问题、应试教育问题、职业教育问题、高等教育问题，以及新教育理念的推行和多出杰出人才。
[5]这“七道坎”可归结于三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教育的评价体系问题、教育的均衡发展和公平问题、教育的去行政化问题。
鉴于教育问题的错综复杂，需找到一个着力点和突破口，袁部长任重而道远。
我们希望这位有哲学背景的新部长，能为目前过于功利和量化的教育现状带来哲学的思辨，为解决民众关切的教育问题、为中国教育的转型创造出一个好的开局。
四、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关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2009年10月26日主题为“遵循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在杭州开幕，会议的来自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余所高校和教育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来自香港、澳门的代表及美国、日本的专家学者等近500人参加本次论坛。
本届论坛在“遵循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主题基础上分做强省一级高等教育、做强地方本科院校、做强高等职业教育等分论坛对高等教育领域相关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
[6]
1.王国亮：
我国高等教育通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已进入了新的时期，我国高等教育自身已经具备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良好基础和条件。
但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相比，中国还有很大差距。
因此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中国需要尊重自己的高等教育文化，需要根据中国具体的政治、经济和高等教育环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深化改革、不断创新，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强国。
“路漫漫兮其修远兮”，会议上一些教育大家提出的主题很尖锐的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存在的问题。
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会上提出：
“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
”这一言论，引起了各方的热烈讨论。
我认为，官员扎堆读博士，博士争挤着进官场现象的背后是利益在做怪，这种现象必须引起社会的深刻反思，从而推进高校改革和官员选拔任用制度改革。
“高等教育论坛”研究与探讨的成果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意义重大。
对现阶段我国来说，很多方面与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还有些差距，比如，“教育资源配置、结构布局和学科专业设置还不够合理；
教育教学观念、人才培养方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还不先进；
我们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在世界上居于前列的学科还比较少等等”。
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是极其迅速的，只要我们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现状，能够依据我国的国情，能够遵循规律科学的发展，我们一定能够成为高等教育强国。
到2009年，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已经举办了9届高等教育国际论坛。
一年一届的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在总结了过去高等教育取得的成果基础上，也为未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本届论坛是在中国高等教育处于转型时期召开的，所讨论的主题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因此有其特别的意义。
面对全球经济挑战，人才、伦理、技术、教学和就业方面的问题不断涌现，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一方面要更新观念、解放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
办什么样的高等教育？
如何办这样的高等教育？
”这几个大主题，努力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落实到做好高校各项工作中。
要增加投入，做强地方本科院校、做强高等职业教育，充分发挥、调动各类高校的积极性培养社会所需各类人才。
另外，会议中大家所关切的“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在官场”还是“中国最大的官员群体在高校”所指的就是学术权力市场化、高校泛行政化等问题，这些问题反映到我国高等教育必须进行体制改革，还原大学的本质精神，才可能增强高等教育实力，才可能加快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步伐。
五、90后英雄集体用生命诠释大学生的责任
2009年10月24日下午，湖北荆州市宝塔江段有两名小男孩不慎滑入水中，长江大学10多名大学生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救援——或奋不顾身地入水施救，或手挽手结成“人链”接应。
两名少年成功获救，3名施救的大学生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教育部决定授予徐彬程等15名同学“全国见义勇为舍己救人大学生英雄集体”荣誉称号，追授陈及时、何东旭、方招同学“全国舍己救人优秀大学生”荣誉称号。
此事件引发社会关于“价值”的广泛讨论，也再度引发人们对“90后”的重新认识。
“90后”大学生救人溺亡事件引发人们对被称为“非主流的、迷失的、自我为中心的、无社会责任感的”“90后”的重新认识。
一个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除了经济价值，还有道德价值和社会价值。
他们表现出来的坚忍、自强、互助的精神，并不比以往任何一代逊色。
当社会责任落到“90后”肩上时，我们相信他们承担得起来。
2.兰香旭：
回想一下，“90后”大学生可以为国争光，勇夺奥运冠军；
可以在抗震救灾、奥运、国庆盛典、世博会中身体力行，展现志愿者风采；
也可以结人梯救人。
作为“80后”、“90后”的大学生，我们虽然是有个性、有思想的一代，也有着自己的价值观，但我们并没有忘记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我们应该为有这样的“90后”大学生感到骄傲和自豪。
3.孟瑞：
匡扶正义、见义勇为本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多少年来，是激励人们与邪恶作斗争的精神支柱。
但是，随着社会的转型，人们的价值取向也随之发生极大变化，很多人抱着“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看客心理。
长江大学生为我们树立了见义勇为的典范，他们用绚丽实际的行动告诉我们，我们的社会还有救，人性还活着。
仅从生命的价值比较的话，三个大学生与两名少年的性命是无法对等的，但是三名大学生的舍己救人行动却创造了除了挽救生命更大的价值—就是唤醒了国人的精神，这些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但是，虽然震撼于三人的英勇行为，同时也为他们的牺牲感到非常的惋惜，安全教育仍需重视。
舍己救人、英勇献身，很多英雄事迹可歌可泣。
而当一群“90后”结人梯扑进江中营救落水者，更是使人肃然起敬。
不同时代造就不同个性的群体，“80后”、“90后”，他们具有时代的特点，身上烙上了时代的音符，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确曾做过备受争议的事情，但不能因此就狭隘地认为年轻一代都不行。
从北京奥运、抗震救灾、国庆盛典到接人梯救人不仅证明了“90后”是勇于担当、值得托付的一代，而且向世人展现了一种薪火相传的力量，那就是见义勇为、舍生取义的民族精神。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首先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激励和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使他们成为人才之前首先成“人”。
进一步引导社会正确看待大学生英雄集体和“90后”一代，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引导当代青年勇担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
六、大学生就业问题再度成为焦点
大学生就业难，最近几年一直被社会各界关注。
2009年，610万大学毕业生作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要力量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同时，就业难引发出的“被就业”现象，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等问题，使得大学生就业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
国家、地方、学校纷纷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大学生就业：
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国家促进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公告》；
中央安排就业资金420亿五项措施促进毕业生就业；
23个省份出台文件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
全国总工会和教育部联合启动“阳光就业行动”；
优先征集大学生入伍等。
今年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造成工作职位缩减，全球失业人数猛增2000万至2.1亿。
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使得应届高校毕业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了寻找更好的就业发展机会，大学生必须要了解整个劳动市场，了解职位的职责要求，提高展示自我的能力和技能。
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大学毕业生也不应该恐慌，进行准确的自我定位，突出自身的优势，找准坐标，顺利就业。
2.李娜：
在当前就业难的困境下，某些高校为了提高就业率而产生“被就业”现象。
首先，从“就业率”的作用来看，它是高校评估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教育机构制定大学生就业政策的参考依据。
我们应当认可“就业率”本身存在的价值。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反对高校单纯为了提高就业率而采取“被就业”手段的这种行为。
这一事件反映了高等教育在管理制度、专业结构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存在的弊端。
如果各相关部门不及时解决“被就业”问题，该现象会不断蔓延，最终给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3.廖容：
13万大学生应征入伍，可见大学生参军热，与考研热、公务员热一样，折射着他们在多重压力下做出的多元选择。
军人也是一种职业，国家给予军人一定利益回报是正常的。
现在国家和各地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大学生入伍，就是给予军人的正当利益。
因此，在高校大学生就业难的背景下，优先征集大学生入伍，于国于民于己都是十分有效的举措。
我曾经在10月份应中央教科所《大学》（学术版）杂志社的约稿，对大学生就业问题做了一期《困惑与选择——“大学生就业问题”讨论》的学术沙龙，全文在2009年第11期发表，文中对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作了深入的讨论。
年复一年，大学生就业难这一难题一直没有解决。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大学生自身素质方面的原因，也有高校培养机制方面的问题，社会以及用人单位也难逃其责。
当然，高校的扩招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大学生就业的压力，但是大学生就业难说到底是高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的各方面的素质、能力和社会发展需求相脱节的问题。
大学生并非是真正的过剩了，而只是相对过剩，是结构性失业。
这个时候，政府就要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性的问题，从全局的角度来考虑，用什么样的政策，怎么把人吸引到需要的地方去。
同时，高等学校也要时时关注社会的发展动态以及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根据市场以及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来开设专业、设置学科、课程，尽力做到培养的人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要做好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而不是制造掩耳盗铃的“被”字闹剧。
另外，大学毕业生本人也要努力培养自己的就业能力和素质，提升就业竞争力。
总之，大学生就业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七、南方科技大学（筹）创立触及大学制度改革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2009年9月10日被深圳市政府正式聘为南方科技大学的校长。
他的到任，也意味着持续一年多的国际猎头公司全球选聘南方科大校长告一段落。
然而，前进之路并非坦途。
疑惑在于，在中国的国情之下，带着“去官化”、“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理想上路的朱清时能否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急驰，或者说急驰多久？
1.孟瑞：
在中国科技大学担任过十年校长的朱清时曾多次呼吁，停掉以行政为主导的高校评估方式，改变高校官样化、行政化。
深圳市代市长王荣鼓励朱清时说“放手去干，你全力以赴，我就全力支持”，这给了新校长很大的鼓励。
[7]朱清时曾是中国少见的敢于公开和教育部唱反调的教员，这一次他高调提出要给南科大“去行政化”，实现“教授治校”，这给高校教育改革带来了一丝期盼。
2.徐秋玲：
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界来讲，深圳立法保障南方科技大学的大学自主权成了今年的热门的话题之一，也触及了大学制度改革。
谈到大学制度改革的时候，有三方面的期待：
一个是更多的学术自由，一个是大学更自治，一个就是教授治校。
3.马进：
如今高校行政化趋势已经严重影响了学术的繁荣与发展，甚至演变为官本位，权利凌驾于学术之上，这也造成了高校难以培养出杰出的大家和创新型的人才。
朱清时的治校理念，就是要让高校真正在懂得学术的人的治理下，实现教授治校的理念，还学术以清白，弘扬大学之自由精神，创新教育管理体制，回归教育本质，让充斥在校园之间的浮躁之风远离这片净土。
宁静可以致远，专注方能治学，让高校真正成为治学的天堂，育人的圣殿。
今年7月我带队到美国考察了9所著名大学，其中有一句流行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普林斯顿董事掌权，哈佛校长当家，耶鲁教授做主”。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必须有其核心价值：
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
中国高校目前最大的受制因素是泛行政化，学校的外部和内部管理体制都存在泛行政化趋势，以至于学校这样一个学术机构不能完全按照教育的规律来办，而是以行政化的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管理。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
”这一精辟概述揭示了“大师”与“大楼”的辩证关系，大学之大是她由于拥有很多大师，而不是拥有很多的大楼或者说是大官。
朱清时提出的“去官”，“去行政化”很合乎民众对高校的期盼。
当然，高校改革绝非只是大学自治脱离行政干预这么简单，中国高校教育的改革也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行政过多的干预仅仅是制约高校教育发展的一个因素，财政的支持、学术精神的回归、大学灵魂的重塑都是试验中将要面临的难题，我们期待深圳高校教育改革的南风能够吹遍华夏大地，结出累累硕果，南方科技大学办学模式能给中国大学创立一个标杆。
八、“钱学森之问”成为教育的一道艰深命题
2009年10月30日，我国航天之父、一代科学大师钱学森先生辞世，全国各界深感哀痛。
在科学泰斗远去之际，安徽11名教授公开致信袁贵仁：
直面“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一时成为中国教育界关注的焦点。
[8]“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为何会有“钱学森之问”，如何解答“钱学森之问”,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中国现行教育制度过于注重应试教育，不够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这样就使得很多学生产生了依赖思想，造成对事物缺乏独立见解，人云亦云。
更造成了很多学生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及创造精神，因循守旧，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难以适应强烈的社会竞争，更不用说是成为杰出的大师级人才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缺乏创新的精神，或许就是老先生提出“钱学森之问”的原因了。
2.彭淑媛：
“钱学森之问”更引发了我们对现今培养模式的反思，在传统的保守的培养模式之下，何来成就出杰出的人才？
我国大学本科教育4年，有着非常严格的课程培养体系，如果要打破这样的传统培养体系，实行新的培养模式，就需要从理念上解放思想，在高校自主办学的权力范围内，学校制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实现的模式都要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创新，才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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