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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关于“雌雄同体”的研究与争议、“雌雄同体”观在伍尔夫整个创作过程中的运用、她常用的文学意象以及该观点对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等。
一 关于“雌雄同体”
许多中外作家和女性主义者都曾探讨过伍尔夫“雌雄同体”概念，而且，他们的表述也不尽相同。
概括地说，以英美法为主的西方学者，大多以女性主义立场，从宏观的角度出发，主要在肯定伍尔夫“雌雄同体”观（也有少数学者持否定态度）的基础上，或对英语文学史中的“雌雄同体”女作家进行宏观考察，如卡罗琳·
赫尔布伦（CarolynHeilbrun）的《走向雌雄同体》（TowardsAndrogyny：
AspectsofMaleandFemaleinLiterature，1973），或从伍尔夫的性格和特殊经历出发研究她提出此观点的原因，如南希·
贝茨（NancyBazin）的《弗吉尼亚·
伍尔夫与雌雄同体幻想》（VirginiaWoolfandtheAndrogynousVi-sion，1973）、艾利斯·
凡·
克立（AlicevanKelly）的《弗吉尼亚·
伍尔夫的小说：
事实与幻想》（TheNov—elsofVirginiaWoolf：
FactandVision，1973）以及简·
诺瓦克（JaneNovak）的《平衡的刀刃》（TheRa—zorEdgeofBalance：
aStudyofVirginiaWoolf，1974）、林顿·
戈登（LyndallGordon）的《弗吉尼亚·
伍尔夫的作家生涯》（VirginiaWoolf：
aWriter‘sLife，1984）等，或结合其它理论来解读这一观点，如托利·
莫伊（TorilMoi）的《性／文本政治》（Sexual／TextualPolitics，1985）、马吉科·
米诺一品可奈（MakikoMinow-Pinkney）的《弗吉尼亚·
伍尔夫与主体问题》（VirginiaWoolfandtheProblemoftheSubject，1987）等都借用了解构主义的观点对“雌雄同体”观进行了分析。
在这些研究中，又以莫伊与肖瓦尔特（ElaineShowalter）的“争论”最为着名。
虽然肖瓦尔特的着作《她们自己的文学》（ALiteratureofTheirOwn：
BritishNovelistsfromBrontetoLessing，1978）仅从题目一看便知，她套用了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暗示自己对这位前辈的女性主义思想的继承，内容更是沿着伍尔夫关于女性缺席于英国历史与文学史的观点而进行的“补缺”工程。
但是，肖瓦尔特并不赞同伍尔夫的“雌雄同体”观，她在书中辟专章批判了这一观点，认为伍尔夫是在去性别化（desex-uation），是在逃避性特征（sexualdesignation），与其说这一概念是“富有成效的极致与完善”，不如说是“一个无性与不育的隐喻”。
伍尔夫是出于害怕而逃避固定性别身份才提出这个概念的，她陷入了超性别的整体论中。
莫伊的《性／文本的政治》针对肖瓦尔特的批评进行批驳，她借用解构主义的观点，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认为伍尔夫的“雌雄同体”观是对性别身份认同以及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二重性的解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伍尔夫的“雌雄同体”观所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上，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用这一观点对伍尔夫的单个作品进行解读，如对其传记小说《奥兰多》（Or-lando，1928）中带有双性特征的主人公奥兰多的解读，对其意识流名着《到灯塔去》（TotheLight-house，1927）的解读等；
一是将伍尔夫的这一观点与其他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如将伍尔夫的“雌雄同体”与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的交往行为理论进行比较等。
纵观以上研究，我们发现，关于这一思想的研究还存在一些空白点。
首先，伍尔夫最先表达“雌雄同体”概念时，指的是作家的创作态度。
伍尔夫在散文《赞助人和番红花》（“ThePatronandtheCrocus”，1924）中指出：
“一个作家是没有性别的。
”五年后，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具体而详尽地阐述了这一观点。
同时，她还称赞大文豪莎士比亚、斯特恩、柯勒律治、济兹、柯伯、兰姆、雪莱等雌雄同体的伟大作家，认为弥尔顿、本·
琼森、华兹华斯和托尔斯泰身上的男性稍为多了一点，而普鲁斯特身上的女性又稍为过了一点。
如果作家创作时能忘记自己的性别，作品才可能具有永恒魅力。
“任何作家在写作时只想到自己的性别是致命的，做一个纯男性或纯女性都是致命的。
人必须是具有女子气的男性，或是具有男子气的女性。
”伍尔夫不断强调的观点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都有两种主宰的力量，一种是男性的，另一种是女性的；
在男性的头脑里，是男性胜过女性；
在女性的头脑里，是女性胜过男性。
正常而舒适的生存状态，就是二者共同和谐地生活，从精神上进行合作。
由此可见，正如赫尔布伦沿着伍尔夫的这一概念对英国女作家进行考察，并得出结论说，伍尔夫生活其中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的大部分作家都具有“雌雄同体”的性格一样，伍尔夫的原意应该是，只有作家具有了“雌雄同体”的性格，才能创造出展示“雌雄同体”幻想的作品来，才能创造出不朽之作来。
其次，我们有必要将伍尔夫的“雌雄同体”观与其整个小说创作过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因为，虽然她正式提出“雌雄同体”观是在1929年，但是如果我们考察她的全部小说，就会发现，自第一部长篇小说《远航》（TheVoyageOut，1915）开始，她就在不断塑造“雌雄同体”性格的角色，至1928年的《奥兰多》，这一性格角色走向极致。
根据赫尔布伦的观点，这说明伍尔夫本人的确具有“雌雄同体”的性格，同时，她的“雌雄同体”观并非凭空而来的孤立产物，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是分不开的。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正处在风起云涌之时，广大女性深受影响，其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出现了一大批“新女性”（“NewWoman”），以反叛维多利亚时代培养起来的“家庭天使”（“theangelinthehouse”）形象。
“新女性”是当时的一个时髦用语，出现在各种文字记载中，其特点与伍尔夫小说中那些具有雌雄同体性格的女性角色如出一辙。
二 “雌雄同体”与伍尔夫的小说创作
“新女性”与伍尔夫笔下带有“雌雄同体”性格的女性角色非常相似，唯一不同的是，伍尔夫概念中的“雌雄同体”不仅仅只有女性，也包括男性。
伍尔夫小说中，具有“雌雄同体”性质的女主人公已经不再是备受称颂的“家庭天使”，而是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新女性”：
《远航》中的艾伦和海伦、《夜与日》（NightandDay，1919）中的玛丽和凯萨琳、《达罗卫夫人》（MrsDalloway，1925）中的萨利、《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夫人等等，阳刚与阴柔气质在她们身上都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结合：
既有男性的阳刚之美，又不缺乏女性的同情之心。
她们成为伍尔夫小说“女性共和国”（“women‘srepublic”）中最丰满最有魅力的“公民”。
玛丽虽然不是绝色美女，但身材匀称，穿着合时，透着女性的温柔。
同时，她又给人一个力气不小、办事果断的印象。
她的额头上已冒出两道若隐若现的皱纹，但这并非焦虑所致，而是喜欢思索的结果。
很显然，在玛丽身上，“某些非女性所特具的东西抵消了女性的那种讨人喜欢、给人抚慰与魅人心灵的天性。
”朋友拉尔夫非常钦佩这样的玛丽，称赞她的个性是“书籍和丝袜”（分别为男性和女性象征）的结合体。
那些与玛丽共事的妇女参政议政权论者（suffragists）也认为，她是刚柔相济的典范，她的温柔母性和劳动本色浑然天成。
玛丽是靠自己双手养活的人，她的面孔也说明了她作为“那种劳工大军普通一兵”的身份。
具有这种“雌雄同体”性格的玛丽，是伍尔夫小说中最能自给自足的榜样人物，也是她最肯定最赞赏的人物。
与玛丽年龄相仿的凯萨琳虽然出身不同，但同样具有雌雄同体的个性特点。
凯萨琳出身名门，外公是已故着名诗人，但她的悲哀在于，她被逐渐训练成为“一项伟大职业的一员”，即伍尔夫在散文《妇女的职业》（“ProfessionsforWomen”，1931）中所命名的“家庭天使”。
凯萨琳每天被没完没了、毫无意义的家庭琐事所困，无法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学习数学和天文。
不过，她的女性气质已经不再是传统概念上的了，她不仅有一副干事业的非凡头脑，而且做起事情来一是一，二是二，以讲求实际而闻名。
未婚夫罗德尼观察到她落座的方式“带着男性的惬意”，她的态度漫不经心充满阳刚之气，而非阴柔之态。
罗德尼认为，是凯萨琳的男性气质使他们无法继续维持下去，“是你的理性使我们吹了”。
换句话说，他们两人都有些自我中心，而罗德尼却把凯萨琳的自我中心看成是缺陷。
因为在他看来，女性的职责应该是抹煞自己的个性，尤其是要对男性表示同情。
伍尔夫研究者简·
维尔（JaneWheare）也注意到，伍尔夫把凯萨琳与其堂妹卡桑德拉的性格做比较时，将前者置于男性的位置上，而把后者则置于女性的位置上：
凯萨琳简单，而卡桑德拉复杂；
凯萨琳坚定而直接，卡桑德拉则含糊而逃避。
总之，她们正好体现了阳刚和阴柔气质的两个方面。
凯萨琳与玛丽在妇女参政权事务办公室喝茶时，玛丽也注意到了凯萨琳这一点。
作家将这样一个被关在深闺的女性刻画成具有雌雄同体性质的新女性，颇具深意。
新女性的个性是发展的，玛丽和凯萨琳那刚柔相济的性格魅力主要体现在其自食其力或对传统的反叛精神等方面。
在情感方面，两个人却都是比较谨慎的，这与比《夜与日》晚三年出版的《达罗卫夫人》中的萨利形成了鲜明对照。
少女时代的萨利性格豪放不羁，行事积极主动，对于真爱，她是勇往直前的，她向女友克拉丽萨大胆示爱，主动吻她。
在两人的相处过程中，萨利明显扮演了男性角色。
新女性既有像玛丽、凯萨琳、萨利那样的年轻女性，也有像《远航》中的海伦和爱伦小姐这样的中年女性。
尽管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海伦的性格魅力不减当年。
她机智、愤世嫉俗、悲观、疏离，既有女性特质，也有男性气质。
一方面，海伦充满了女性的同情和宽容美德，不仅像拉姆齐夫人那样把丈夫雷德利“惯坏”，承担起教导外甥女雷切尔的责任，还在于与自大自负的厌女症赫斯特相处时，她愿意照顾到他的自我中心，鼓励他与自己讨论他的未来，这就是为什么赫斯特能与她相处愉快的原因。
赫斯特视她为唯一一个能从他的话中精确体味他思想的女性，让他感觉到，与她说话就如同与男人说话一样自如，无论是两性之间的问题，还是平时难以启齿的隐秘，他都愿意与海伦分享。
但另一方面，海伦与拉姆齐夫人的女性气质又是有差别的。
海伦有个分析性的、理智的大脑。
她还是那个谴责自我中心、占有欲过强的“父亲”的代言人。
她认为，雷切尔的父亲威洛比利用女性就像利用自己船务公司雇用的那些当地人一样，随意支配其自尊。
他对死去妻子的感情只是用来掩盖这个事实：
即她在生时，他没有好好待她。
正如拉姆齐夫人把另一个性别完全置于她的保护之下一样，海伦的男性特质也非常明显，就连她的长相也反映出了这一点：
“她高大利落的身材使她像一个石头女人一样与众不同。
”
在伍尔夫看来，只有阴柔气质的女性是不完美的，同样道理，只有阳刚气质的男性也是有缺陷的。
因此，她笔下好些男主人公也常常兼有女性的阴柔气质，如《远航》中的特伦斯、《夜与日》中的亨利、《达罗卫夫人》中的彼得、《海浪》（TheWaves，1931）中的伯纳德、《奥兰多》中的谢尔等。
作家特伦斯的女性气质具体体现在他的“无私、富有同情心、高大、善解人意”等方面，因此海伦将他看成是聪明、诚实、有趣的典型代表；
旅伴伊夫琳也看到了特伦斯身上的女性气质，即女性的同情心。
因为，特伦斯对年长女性的态度是理解和欣赏，认为老处女爱伦小姐是一个特别好的人，生了一大堆孩子的瑟恩伯里太太就像弗拉辛太太的纯朴一样美。
特伦斯的同情心使他能够容忍小说中所有其他的角色，不管他们的性格和品行如何。
伍尔夫在此小说中主要是通过特伦斯来表达自己关于女性的观点，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特伦斯和雷切尔在海边悬崖上的对话：
他说对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非常感兴趣，认为过去的文学中对女性的描述是不准确的，因为那都是男作家从男性的立场出发来描写的。
于是，他“想写一本关于沉默的小说”、“关于人们不愿说的事情”，而这“沉默”指的就是女性的沉默，“不愿说的事情”即是女性不愿说的事情。
特伦斯的性格、气质和观点与自大狂赫斯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凯萨琳的表兄亨利虽然是个很不起眼的配角，作家主要是通过他的口来批评罗德尼的自我中心性格。
虽然他本人也比较自我中心，但当他与凯萨琳相处时，他会自动表现出女性化的一面，会体贴地问她：
“可是你不冷吗?
”一边说一边会往火里加煤，并把椅子拖到炉栅边，然后帮她把斗篷放在一边。
凯萨琳本人对这些细事反而不大注意，所以亨利会自动地去做“一般说来归女人做的事情”。
这不仅反映出亨利女性化气质的一面，同时也反衬出凯萨琳男性化气质的一面。
阳刚与阴柔气质表现得尤为突出的是诗性小说《海浪》中的人物。
与特伦斯和彼得一样，男主人公伯纳德身上既有男性的冷静沉着，也有常常被认为是女性的多情善感。
换句话说，他集“男人的逻辑性”和“女人的敏感性”于一身，而且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六个人物——三男三女——都是伯纳德“雌雄同体”特质不同层面的展示，尤其是小说的结尾处，伯纳德的声音囊括了其他五人的意识，甚至最后充当了叙事意识本身，全部话语都在其中发生。
“如今我自问：
‘我到底是什么人?
’我一直在谈到伯纳德、奈维尔、珍妮、苏珊、罗达和路易，我等于是他们全体合而为一么?
我只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突出的么?
我不知道。
……我和他们是分不开的，当我这会儿在说这些话时，我就觉得‘我就是你’。
伯纳德觉得，他说话时额头上感受到了朋友波西弗坠马时受到的打击；
颈子背后感受到了珍妮对路易的一吻；
眼睛里满含了苏珊的泪水；
远远望见了罗达所见过的那根像一条金线般闪闪发光的圆柱等等。
换言之，伯纳德根本就是一个一体六面的人物，是阳刚与阴柔的代表，既是知识分子内维尔和自大狂路易，也是大地母亲苏珊、孤独者罗达和肉欲者珍妮。
六个人物之间根本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分开，正像福楼拜说“我就是艾玛·
包发利夫人”一样。
而身为作家的伯纳德，则像一张蜘蛛网似地把其他五人连接在一起。
可以说，小说反映出这样一种意识，不仅包括了“雌雄同体”的幻想，而且还超越了它。
三 伍尔夫的“雌雄同体”文学意象
伍尔夫小说中，许多男女主人公身上带有另一性别的某些气质，但总体上他们保持了自己性别的特质。
只是在男性的头脑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性的头脑里，女性胜过男性。
而且她用不同的意象来隐喻“雌雄同体”这一状态，《一间自己的房间》和《岁月》中用的都是一对青年男女坐进出租车的意象，而在《奥兰多》中出租车意象已经换成了人的意象和婚姻意象，即先为男性后为女性的奥兰多和他／她的婚姻。
《奥兰多》的出版只比《到灯塔去》迟一年，主题上的连续性非常明显。
该小说写于伍尔夫的实验写作最大胆、最有冒险精神的时期，即其艺术实验产生了她一生中最优秀小说——《到灯塔去》和《海浪》——的时期，可算得上是伍尔夫的一个异数，就像她和文学家（也是同性恋对象）维塔·
萨克维尔一威斯特（VitaSackville—West）的关系一样。
该小说以维塔为原型有特殊目的，伍尔夫想借此表示，奥兰多变性不仅再现了“雌雄同体”的一种表述方式，它同时也是伍尔夫把女作家写进文学史的方式。
《到灯塔去》中，丽莉发现了“母亲”（第一部分中的拉姆齐夫人）并且同时与“父亲”（第三部分中的拉姆齐先生）和平共处，被批评者认为是预期男女二元论（好斗的／自我牺牲的、理智的／情感的）的解决办法，而我们认为，这实际上就是“雌雄同体”性格同时出现在丽莉身上的原因。
《奥兰多》中，“雌雄同体”的具体体现就是主人公的变性。
生活了4个世纪之久的奥兰多，中途由男性变成了女性，随着性别的变化，他／她的性情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身为男性的奥兰多，其男性气质包括不为衣服费心、不屑于家务劳动、大胆粗旷以及鲁莽不羁。
一旦变为女性，她的女性气质也随之显露：
缺乏伍尔夫笔下通常只有男性才具备的虚伪和权力欲、“稍不如意就眼泪汪汪”、对数学一窍不通等。
男性气质也好，女性气质也罢，其实都早已集中在奥兰多身上。
尽管人蕴含着诸多的自我，或者至少含有男女两性的因素，然而由于奥兰多生活在一个只承认男女二元性别的社会中，他／她必须服从社会行为准则，使性别与性别身份保持一致。
因此，他／她呈现给世人的只能是单性别的特征。
具有雌雄同体气质的奥兰多寻找的结婚对象谢尔，在精神气质上也同样给人男女难辨之感，两人初次相见时的印象清清楚楚地反映出了这一点。
双方的气质与性别的矛盾性致使他们产生了某种疑虑，两人不禁同时惊喊起来：
“你是女人，谢尔!
”她喊道。
“你是男人。
奥兰多!
”他喊道。
“你能肯定自己不是男人?
”他会迫不及待地问。
她则会回声似地反问：
“你竟然不是女人，这可能吗?
如果不是谢尔表现出的女性气质，抑或奥兰多表现出的男性气质，这种“误会”或不确定感就不会发生。
与出租车意象一样，由男性变成女性的奥兰多实际上成为伍尔夫的一个文学意象，而将这个意象引向极致的则是她和谢尔的婚姻，它是伍尔夫“雌雄同体”思想最明显的隐喻。
虽然伍尔夫本人非常排斥现实中那种“男主外，女主内”、公／私领域截然分开的异性婚姻，并在许多作品中对它进行过讽刺和批判，但是婚姻又常常被她用作男女融合与和谐相处的隐喻。
因为她理想中的婚姻与传统婚姻是不一样的，看看奥兰多的婚姻状况就知道其区别所在。
奥兰多与谢尔相互吸引，是因为他们都发现对方身上具有男女双性气质，而且都给予对方充分自由。
“他们就这样不断地谈下去，直到奥兰多的脚面覆盖了一层秋叶，厚厚的，金红相间。
她站起来，独自走到树林深处，留下邦斯洛普一人坐在蜗牛壳中间，摆弄他的合恩角模型。
‘邦斯洛普’，她会说，‘我走了。
”’于是她就会走掉。
应该说，几个小时的独处就足够了：
她于是会高声呼喊“谢尔（默丁）”，而他则大声回应“奥兰多”，然后他们会热情地重聚在一起。
尤其是他们两人结婚后，谢尔几乎是缺席的，因为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航行在合恩角，奥兰多则呆在自己家里，过着与单身时并无多大差异的生活：
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维持着与朋友们的友谊，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欲望，她“最想做的就是写诗”。
这一切都说明，奥兰多虽然屈服传统婚姻的诱惑，成了别人的妻子，但是她仍然保持着只有单身新潮女性才有的自由、独立与个性。
即使受到了束缚，那也是一种自己高兴承担的束缚，这大概就是《一间自己的房间》所说的“最完美的幸福”状态：
既不需要反叛自己的时代，又不需要屈服于它，因为与时代的冲突只能创造出文学“怪物”。
谢尔因此而成为伍尔夫笔下完美丈夫的浪漫象征，因为无论是律师拉尔夫（《夜与日》）、政客理查德（《达罗卫夫人》）、学者拉姆齐先生（《到灯塔去》），还是失败者彼得（《达罗卫夫人》），他们都只是现实生活中的丈夫类型，都有“美中不足”之处，只有谢尔是理想的，也只能存在于幻想之中。
不过，《奥兰多》中有个不起眼的情节值得注意，即奥兰多最感孤独的时候是在原野中扭伤了脚踝，导致跛脚。
这一细节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象征奥兰多从父权控制中逃脱，但是不太成功，它同时也隐喻奥兰多作为独立女性个体的“死亡”，即最终向传统社会妥协，在其中找到一个合法的位置。
因此，当前来拯救她的“浪漫王子”谢尔出现时，她说，“我死了，先生。
”奥兰多的婚姻至少表面上说明，她顺应了“成双成对”的时代要求：
“无论男女，人人都有一个命定的终身伴侣，他供养她，或者她由他供养，至死才分离。
”这也许反映出，伍尔夫对于女性在父权社会中保持个性独立与自由没有足够的信心，这只是她建构的乌托邦理想而已。
可以说，《奥兰多》是伍尔夫写作的分水岭，从此以后，她就致力于那个艰难的主题：
婚姻中不同个性怎样取得和谐。
另两个体现“雌雄同体”思想的隐喻是蜗牛和灯塔意象，它们多次出现在伍尔夫的作品中。
着名散文《墙上的斑点》（“AMarkontheWall”，1917）中的答案揭晓，趴在墙上的那个“斑点”原来是一只蜗牛，一个生命体，这个生命体可以说是集对立面于一身：
无生命的坚硬外壳保护并隐藏一个黑暗的、逃避的生命内核。
《海浪》中的伯纳德也提到，“在柔软的、发出异彩的灵魂上”形成了一个“情感无法对其产生作用的”外壳，也是这个蜗牛意象。
不过，在伍尔夫的全部小说中，出现得更多的不是蜗牛意象而是灯塔意象，而且总与大海联系在一起。
建立在岩石上的灯塔，无论形状还是材质，都给人带来“坚固、挺拔、冰冷”的印象，是巨大的菲勒斯塔，成为力量的象征。
与之相对的是柔性的大海，大海能纳百川，具有无限包容力，就像母亲，而连接二者的是灯光，就像《一间自己的房间》和《岁月》中一男一女坐进出租车的意象，或者像以奥兰多和谢尔为代表的婚姻意象，都是阳刚与阴柔的理想结合。
正常而又舒适的存在状态，就是这二者从精神上进行合作、共同和谐地生活之时，只有在这种融合产生之时，头脑才能变得充分充盈，并且使用其所有的功能。
这种沟通和融合就是法国女性主义大师波伏娃（SimonedeBeauvoir）所说的“互利互惠”（“reciprocalrelation-ship”）的关系，亦或是伊瑞格瑞（LuceIrigaray）所说的“可交换性”（“interchangeability”）。
四 “雌雄同体”观的意义与影响
伍尔夫的“雌雄同体”构成了她诗性态度和文学创造的基础，即她的非个人化。
《一间自己的房间》强调，要有创造性，男女之心灵必须要有某种程度的合作，而创造性行为就是朝向“雌雄同体”的运动，这是一个需要综合主体和客体使其合而为一的过程。
伍尔夫的现实景象大多是“雌雄同体”的，它超越了男女的机械结合，达到了一种精神的融合。
同时，“雌雄同体”还构成了她独特的文学方法，她凭借这些方法既阐述了自己心里那独一无二的经历，又获得“意识的多重再现”。
无论是在伍尔夫的散文、读书笔记或日记中，还是在长、短篇小说中，她无不致力于在承认两性差异的前提下达到平等相待、和谐共处，就像她的散文《为什么》（Why?
）中所建议的那样：
“为什么不将所有的人——不分年龄、性别、名誉、地位——都带到一起进行沟通，而不需要登上讲台，或宣读论文，或穿昂贵的服饰，或吃山珍海味?
”作为纯幻想（“purefantasy”），“雌雄同体”把人的心灵从对既定生理和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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